5000普通人合拍纪录片，真实记录疫中无名者的“余生一日”｜草地•访谈
曾创作过《我的诗篇》《第一次离别》的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和“大象”团队打算以一种特殊的创作方法记录疫情中的无名者。号召大家拿起身边的设备，将镜头对准一切值得记录的人和事，拍下2月9日这一天内平凡或不平凡的片段——他们打算用这些最真实的生命片段拼出真正扫描中国的全景式纪录片《余生一日》。
疫中无名者的“余生一日”
专访抗疫纪录片《余生一日》导演秦晓宇
首发：“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ID：xhmrdxwx）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博令
庚子年关，病毒来袭，大家放起了足不出户的“长假”，窝在家中关注着一条条疫情信息，本该热闹的春节变得比工作日更宁静。
曾创作过《我的诗篇》《第一次离别》的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和他的团队“大象纪录”也在线上讨论着如何记录疫情下的中国。
本雅明的纪念碑上有这么一句话，“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随着武汉封城，无法奔赴前线拍摄，心有不甘的秦晓宇和“大象”团队打算以一种特殊的创作方法记录疫情中的无名者。
受电影《浮生一日》启发，他们全网征稿，号召大家拿起身边的设备，将镜头对准一切值得记录的人和事，拍下2月9日这一天内平凡或不平凡的片段。他们打算用这些最真实的生命片段拼出真正扫描中国的全景式纪录片——《余生一日》。
2月9日当天，有近5000人加入他们的拍摄计划，后来共回收了3000多份素材。这其中有对疫情影响下城乡变化的专业记录，也有对一线医务工作者与志愿者的工作记录，还有受新冠病毒侵害患者的情绪记录……无数日常的点滴汇成公众所生存的大海。
目前，这部纪录片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3月上线。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副刊记者和秦晓宇就《余生一日》相约问答。
秦晓宇
草地：怎么想起做关于此次疫情的纪录片？
秦晓宇：记录是为未来著史，因为我们总是健忘。这次事件覆盖之广，影响之大，需要被记录，让我们在未来不会重蹈覆辙。
很多媒体从宏观角度进行报道，一些拍摄团队会去最一线的地方，但对疫情中的普通人少有关注。
他们生活状态、真实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所思所感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些也都是有意义的，值得去记录。
草地：为什么给纪录片取名《余生一日》？
秦晓宇：这次疫情不仅影响了宏观的社会，也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余生一日》首先是普通的一天，不是任何纪念日。而“余”在古时有“我”的意思，“余生一日”可解释为“我生命中的一天”；其次，是“劫难”中的一天，“劫后余生”给我们生存的真实情境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呈现出来；最后，这是希望重生的一天，人类总在遇到问题，也总在解决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类从山洞走到了现代文明。
我们有反思的力量，有希望的力量，我们在反思中获得重生。
反思和希望能让我们有一个尽可能好的愿景，这个愿景包括个人，也包括宏观社会。我们有了对自我的思考，社会也应该有宏观的思考。也许这样的觉察会让类似的悲剧能少发生一点。
如果我们在《余生一日》中既能有对“劫难”一日真实的、全景式的记录，又有对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记录，最后还有觉察和反思，也许就是此片的意义。
草地：当大家的焦点都在疫情防控最新进展上，比如医院的救治情况、确诊患者的数据变化等，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些焦点之外的内容？
秦晓宇：我们总是盯着漩涡中心，恰恰有可能忽略一些视角。媒体正在记录公共空间发生的事情，而私人空间一般来说不会进入新闻报道。一些家庭内部发生什么样的事，大家也不会了解到。
这99%的非核心事件同样在构建疫情下的社会。另外，私人空间中发生的事情往往能呈现老百姓的生活重心，正是每一个普通家庭，每一个平凡人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这次灾难之巨我们才能如此深刻地体会到。
草地：这些视角都很独特，能阐述一下您对灾难叙事的理解吗？
秦晓宇：我们之所以觉得这次疫情是劫难，是因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大难关。不仅仅是承受生命之重的一线医务人员和被隔离的病人，绝大多数人虽然在家，没生病也没被隔离，但其实也是疫情“受害者”。
灾情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普通人在一种非常状态下的日常生活，是每个人身边的人和物。
比如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用冰量十几万立方米的一座冰雪乐园，因防疫要求，门可罗雀，现在正渐渐融化。曾经的西安南门，不管白天黑夜，人流如织，现在大街空荡荡，有一种奇异的科幻感，让人觉得失真，这不是我们生活和熟悉的城市。这是一种劫难，是相对宏观的劫难。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变化也是劫难的表达，不管处于什么时代或发生什么变故，每个人都要过柴米油盐的日子。
因为疫情，我们的生活不得不做一些调整，各种各样荒诞的、温暖的，或者有意思的调整——比如有爱好攀岩的小孩在家里桌子上练习，登山运动员在家里墙上打眼开始训练……就连按电梯都出现了各种发明：用卫生纸、用牙签，还有的用瓜子、打火机，这些是相对微观的劫难。这些都是你没有看到过的生活。
草地：为何选择以这种形式收集素材？
秦晓宇：疫情真正引起重视是从钟南山说人传人开始的。当我们开始讨论怎么去拍摄的时候，整个武汉已经封城了，紧接着病毒开始在全国各地扩散，相关交通限制也接连发布。
我们团队成员当时也都各自回到家乡。一开始的设想是每个人号召自己的朋友们拍摄一些家乡的素材，后来觉得不够丰富。这么大的一次疫情，对不同的行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比如影视、餐饮行业受到巨大冲击，但部分互联网公司效益反而有所增长……
疫情造成的影响特别复杂，我想尽量记录下来，但是仅凭我们去拍摄远远不够。
2月初，我们想到可以借用《浮生一日》的创作形式来实现拍摄目的，向大家征集一天的生活片段作原始素材，让他们基于自己的角度保留真实的生活和感想，我们汇聚起来进行后期加工完成作品。
全民记录的方式能最大程度规避摄制组模式的主观和局限，以最宽广又极入微的拍摄，实现真正扫描中国的全景式纪录。
其实纪录片导演很少会运用这样多元的、自发的、自觉的记录方式。但每个人都应该是时代的记录者与反思者，这种方式会格外有社会意义，能让大家意识到自己是记录的主体。
如今手机的普及，人人都有随手记录画面的可能。短视频又如此火爆，大家的拍摄手段或拍摄技术比“非典”时期都有不小的提升。
草地：征集来的素材质量可能与专业团队的拍摄有差距，如何保证成片的质量？
秦晓宇：这是一部全民纪录片，和专业拍摄者的纪录片不太一样，它的弱点同时也是特点。大部分素材都由没有经过专业摄影培训的素人拍摄，画面没经过刻意设计，能呈现真实的质感。
真实，正是这个片子的核心。此外，这种方式本身就有很特殊的意义，我们是自己记录自己，而不是被他人、被纪录片团队或新闻媒体去记录，在我印象里我国的纪录片中还没有用过这种方式。
哪怕大家拍摄技术有一些问题和瑕疵都无所谓，最核心的还是内容。此外，我们与拍摄者一直在沟通，尤其是拍摄当天的24小时我们几乎都在交流，首先是让大家尽量多拍，拍完以后自己可以做一道筛选，给大家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拍摄的时候要稳，能保证素材的可用性。
草地：这些素材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片段？
秦晓宇：相当多的素材，都打开了我对生活宽广的一种认识，远远超乎想象。比如关于无聊，有一个姑娘做了一种面食，就是“无聊”两个字，摆在面前的盘子上，还加了一个惊叹号。她一边吃着饼，一边跟朋友语音聊天，这样一个记录，是关于和无聊对视。
一名从宁夏“逆行”到湖北支援的大夫，一个五大三粗玩摇滚的男人，去了以后感到恐惧，害怕死亡，担心疫情不能结束，这跟我们心中的医生形象还是有些出入的。他会让我觉得这个感受是很真实的，医生也是人，他是英雄，去了一线，但也会有常人一样的害怕，也有自己的情绪，这种真实让我几欲落泪。他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群体不仅是救死扶伤的英雄，还是一个普通人。
还有一些突发的明显不是彩排的镜头，比如一个妈妈接了一个电话，要下楼收快递，然后女儿就跟妈妈发生了争执。女儿责备妈妈这段时间不该让人来，接着又表示要陪妈妈一块去，叮嘱妈妈跟快递员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是一个“突发”事件，生活中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场景相信你我都很熟悉，不同的是疫情让母女角色互换。类似这样的一些突发片段还有不少。
草地：您准备用怎样的逻辑将这些素材组织起来？跟《浮生一日》的思路有什么区别？
秦晓宇：我们会将征集来的素材集结成一部电影作品，《浮生一日》是成功的先例，它没有故事线，只是单纯地把素材聚集在一起构成一个作品。我们要来创造一种结构，让这些碎片化的素材既各自成立，又能汇聚一体，至于怎么建构，现在还在讨论。
我们的作品跟《浮生一日》不太一样，《浮生一日》基本没有一个真正的主题，涉及方方面面，所以需要用一些线索来让这个片子能够集中。这次拍摄的是疫情之下的一日，它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结构性因素，能够把所有的人和事统一起来。将所有的内容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整体的力量就能够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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