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老刘的心灵鸡汤，每天都能收到这样的好文章！

方方老师，我之前是理解和支持您的。

我佩服您顶住各方压力，在疫情期间坚持记录个体所遭遇的不幸和悲惨。在重大的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看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听到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您的日记，给了那些不幸的人一个情绪发泄和情感共鸣的平台。

所以，我对您没有偏见。当网上有人抨击你时，我倒觉得他们别有用心、过于狭隘。

直到昨天，事情变得有点诡异，您的日记集结成册为《武汉日记》，在美国德国出版并上架，而这也是武汉解封的第一天。

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出版本来很正常，但您的这波操作请原谅我不能理解。

3月25日，您完成最后一篇日记；4月8日，您的日记英文版即在亚马逊上架。

60篇日记，20多万字，不到半个月时间……我咨询了出版行业的朋友，参考跨语种出版流程——从翻译到注释，再到体例、设计、信息核实、编辑校对、排版印刷上架，您这本海外版日记可谓“神速”。

神速，且时机“恰当”，恰巧赶上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疫情问题上攻击中国、起诉中国甚至向中国索赔之时。

记得早期您说过有人“约稿”。是否可以推断，向您约稿的正是海外组织？您从一开始就计划在海外出版这些纯个人的日记？

那么，关于您这本策划已久的书，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所谓“日记”，具有“当时”的时效性和个人角度的微观特质，如要集结出版，某些内容必定要加注释，有争议的、没定论的、被误解的、还有已经补救和改变的……

请问您完善和补充了吗？如果没有，书名将“方方日记”改为《武汉日记》是为了文学价值还是眼球效应？还是别的目的？

这些个人日记能代表武汉？您问过武汉人民的意见了吗？

曾经有人对您的日记常用词做了统计，说你悲观厌世道听途说蛊惑人心。我当时认为他们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个人日记，可以“正”也可以“丧”，可以“乐”也可以“悲”，记录生活表达情绪是基本自由。

但当这些充满个人偏好和情绪的文字，被贴上一个城市的标签，以出版物的形式放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会被怎样解读？被怎样利用？

这些问题难道您没想过？还是说，这就是您的初衷？

时至今日，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这样，期待病毒和疫情的源头有一个明确说法。是，就认；不是，绝不背锅。

但即使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还没敢定论，您的这本《武汉日记》副标题却写明“From the Original Epicenter”——来自源头震中，“震中”本意指地震，这里没有提到“疫情”二字，但结合书名和内容，不难理解。

这么精心设计的副标题，是为了急着向英语世界的人宣告“疫情源头就是武汉”吗？

您和您的出版商，为什么比科学家还急着下结论？

把并未科学定论的结论放在封面，您呈现的到底是写实文学还是虚构创作呢？

在预售官网上这么介绍您的日记：

社会不公、腐败、滥用职权、系统性政治问题阻碍了对传染病的反应。（social injustice, corruption, abuse, and the systemic political problems which impeded the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您的日记写在武汉封城期间，其中大部分完稿之时欧美疫情还没有大爆发。别说欧美人，当时很多国人对抗疫情况的认知都有着局限性，对政策和措施报以悲观和抵触的态度。

然而随着欧美日韩疫情的整体严峻和局部沦陷，大家对抗疫的认识在最近一个月不断发生变化，大部分人的认知已经重置。

方方老师，您本人是否也对日记的某些部分有新的回顾和感受呢？这些变化如实呈现了吗？

您在武汉疫情初期对ZF处理不当的揭露，意义是正面的，有存在的价值。

但当举国抗疫走过最艰难的阶段，并面对来自西方世界各种形式的质疑和抨击时，您依然沉浸于“揭露”。如果只是自媒体立场、代表个人观点无可厚非，但您急匆匆的把这些纯个人渠道搜集的信息披上半官方的外衣，呈现给世界。

在之前，尽管您的日记内容很多是“听说”，但我一直相信您没有刻意造谣。

您讲的是真话。问题是，您的真话只讲了一半。

通过你的武汉日记，西方世界的人民将看到李文亮医生入院、殉职……但看不到李文亮医生的训诫被撤掉、相关官员被撤职，也看不到李文亮医生被评为烈士，从官方到民间都将永远缅怀他。

他们将看到医院里没有空床位，病人躺在走廊的地上，但看不到火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之后，如何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他们更看不到四万多医护人员奔赴湖北，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救助患者。

他们将看到您的“一个医生朋友（或殡仪馆熟人）告诉我又死了多少人”，但看不到有很多高龄患者、重症患者被治愈后含着热泪出院。

他们将看到这里的人民“物质匮乏，生活无着”，但看不到这些问题得到迅速解决的过程和结果。

他们更加看不到，无数医生、护士、警察、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如何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尽忠职守、牺牲小我、默默奉献。

只讲了一半的真话，还是真话吗？如果放在日记里、自媒体里，我认为它依然是。但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传播于全世界，就会比假话更加可怕，因为它们已被假以“事实”之名。

方方老师，我曾以为您直言是因为爱和责任。现在我想问，您真的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吗？您知不知道当外面的矛头指向这里，受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依然坚信，这个时代需要包容不同的声音，尤其在极端民族主义大举爱国旗帜之时，反思和批评值得珍视。

但我欣赏的反思，饱含着爱和希望，而不会藏着私利，不会别有用心，更不会落井下石。

我赞同的批评，是“我爱你，我希望你更好，所以我要讲真话”，而不是带着优越感的指摘，不是“我就知道你做不好”的轻蔑和俯视，更不是“我恨你，我不但要骂你，还要集结全世界来骂你。”

方方老师，在最后一篇日记里，您写道

您的“战斗”，为谁而战？您跑的路，指向何方？您信的“道”，是什么道？

此时此刻，我依然称您为“老师”，因为我曾欣赏您的勇气和执着，不知您的回答是否还值得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