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禾等

（《读书》2016年10期新刊）

这本书提出的是一个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要特别强调“新”字。全球史研究进入中国比较晚，在国外也在开展之中，进入中国以后有很多的误解，还有一些是属于旧瓶装新酒。这本书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全球史和世界史不是一回事。我们试图开辟一个新思路，就是不仅仅只看当前，而是一直推到五百年之前，从五百年的跨度来看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怎么形成的。

这本书虽然是一个文集，但它不是会议论文集。所有的文章都是新的研究，是我们这些年通过研讨会的形式，还有私下交流、互动，不断地修改，使它成为一本完整的研究集子。

正确认识西方文明等级论，对于探讨世界秩序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刘禾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旨在以跨学科的角度深入剖析、解释现在地缘政治与双重结构及其历史渊源，开辟了一套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具有鲜明的特色，具有原创性。本书还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不仅涉及全球史的研究，而且将文化研究纳入其中，并将我国的历史置身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进行研究，不仅有宽泛的学术视野，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另外，该书分析了现有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并有力地批判了欧洲文明等级论。尤其是刘禾借助联合国创建初期中国代表张彭春之口，深入剖析了欧洲文明等级论的帝国主义逻辑和民族主义倾向，将西方文明等级标准放到了人权普遍的对立面，这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文明等级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知识结构的核心部分。这一百年来，我们的知识和思想，好多是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下面生长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了，如果从晚清开始则时间更长一点，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在忍痛进行自我批判。他们知道这种批判有的时候会有失我们民族的尊严，但是文明等级这个参照对于我们到底负面作用大还是正面作用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它长驱直入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这一百年里文言文消失了，古老的话语表达方式消失了，我们越来越融入刘禾说的世界村。我们自己文明内部的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下子这一百年就变了？我记得汪晖和李零的文章里面涉及了这样一些话题，有一些论述还很深入，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觉得借用外国的语境、思想和资源可能还不都是投降。这里面尤其可以鲁迅先生为例，鲁迅晚年的时候，就避免了在文明等级论里面来思考问题，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鲁迅的个案可能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一方面批判，一方面建设。

鲁迅

如何激活我们民族固有的资产，尤其是弥足珍贵的这一部分，这是几百年来多少代人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中国未来的文明应当是取今复古，其实这里面也有着面对帝国主义文化遗产，中国人怎样来思考它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面，刘禾特别提出来一个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重新对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提出一个新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早期的革命史研究的某种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经过后现代、后殖民的一系列的，包括现在全球化的各种各样理论或者各种各样现实的冲击之后，我们反过来对以往的历史的重新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正如刘禾在文章里面所透出来的，实际上有助于为当今中国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是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或者是国际法遗产方面的角度。

还有一方面，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文明等级论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于西方的方方面面所有事项做一个看起来好像是总体性的批判。这里必然会涉及一个所谓对现代性，对有的作者提出的启蒙现代性考量的问题。批判文明等级论，是不是就一定要把西方所有的一切都打到一个地方性里面去？或者打到一个种族性里面去？而且在文明等级论里面包含着一种普适性的东西，这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我们这样的一种批判，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面，一些读者如果不是特别理解这样一个批判的含义的话，会不会走向对中华文明的过度阐释？

这本书对于国内学界来讲，意义在于怎样做一个合作的项目；怎样经过反复的讨论，多年的总结，做一个主题性很强的，同时又各自非常优秀的个案研究的论文集。我觉得它在这方面应该对学术，对思想各方面都有促进作用。

我们现在讲文明论都不会忘记在“文明冲突论”这样一个语境里面看问题。特别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在冷战结束，在宣布“历史终结”以后，我们今天重新谈文明论的问题，一方面是对这样一个支配了近代世界秩序，支配了世界权力的分配、权力的均衡关系，加上思想学说的一个批判性的感想；另一方面中国有自身的传统文明论，也会加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在这样一个多层次、多层面跟文明相关一系列的话语讨论中间，怎样来定位，怎样来引出新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持续讨论的话题。包括重构我们的文明论，是否能避免帝国主义的逻辑、民族国家的逻辑。避免了这些之外，可能性在哪里？这本书的读者对于它的直觉应该是，它是一个批判者，是具有强烈挑战性的一部论著。它是不是完全从后结构主义出来？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它有相当多的历史分析、个案分析。我个人的感觉，它是一个历史把握。我觉得一种话语和实践的生成、演变的历史逻辑，几乎贯穿了书中所有的论文，所以它跟通常的解构是不完全一样的。

这样一种不完全是解构历史分析的论述，除了它的批判性以外，它的建构性和建设性在哪里？我想这在一些读者的视野里可能会被忽略。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刘禾的文章中最后提到这样一个问题，由此看来，在经典的文明标准衰落之后，人权当然是要重新定义的。人权究竟是否最终成为西方世界新的文明标准呢？怎么观察这样一种规范性，怎么从一种具体的历史经验里构造出来，把它变成一个普适性的话语实践？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话语？从张彭春本人来讲，他试图建构一个新的人权。那么从联合国几次的人权声明里面可以看到，它是不断协商、不断争论的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个规范历史的建构，做一种历史批判的分析，我觉得是一种还原、一种了解，而不是把它作为给定的、不可挑剔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学术来讲，就是怎样把这个学术研究、历史个案研究、历史方法跟某种问题结合，这是一种规范式的思考，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和建构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具有很大潜力的方面。

张彭春

我想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应该会产生比较大的争议，但正因为有争议，所以它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从前面生产的过程可以看得出来，刚刚前面他们也讲到，就是这里面的统一性是比较强的，或者说聚合性比较强。但是也让我产生了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团队的合作里面没有挑战的声音、特别不一样的声音？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并不是对我们公认的常识做一个什么样的解释，而确实是对很多观念提出了挑战。那么在这样的挑战过程中，包括各位作者在内，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想法？另外就是从这个团队的组成来讲，是不是也应该考虑，把一些可能有不同想法的人吸收到这个团队里，能够使这个项目在产生的过程中就已经在回应着一些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从大的方面来讲，我还是有一些质疑。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概念比较大，特别是从一四九二到一九九二年这五百年，在用这样一些概念的时候，我们有把一些东西固化的倾向。另外，唐晓峰那篇文章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表述，他说地理大发现同时也是一个欧洲文明的自我发现。但是这个欧洲文明的自我发现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也应该是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五百年前的欧洲文明或者说和二三百年以前的欧洲文明，与现在的西方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就像萨义德的《东方学》所讲的，东方学把西方之外的所谓的东方本质化了、固化了。如果中国算是一个他者的话，是不是也不能把他简单地本质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研究，我们要做得更历史化一些。

孙郁也提到，这里面还有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做了很好的阐述，文明等级论是在十八、十九世纪，随着学科化的发展比较明确地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文明等级论是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理论？还是说它包容在或被涵盖在其他的理论中，或者说它和其他的理论是怎么相辅相成的？我想我们一般接受的，就是我们原来是在一种所谓社会进化论的名目之下来接受文明等级论的，其实这里面回到的不是对文明等级论的评价问题，或者是对它的历史建构认识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对文明进化论的整体的认识和评价问题。这本书非常好，它对我们的这些认识提出了挑战。

我思考的是文明论的问题，我想的是现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创建时候的政治背景和时代背景，实际上它是一个学科批判。这本书里没有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地理学里面有一个火药味非常浓的专业，就是政治地理。“政治地理”这个词真正登场的时候是十九世纪末，登场人物是德国的世界现代人文地理的鼻祖拉采尔。他写的一本名著就是《人类地理学》，这个词现在我们不用了。人类地理学非常具有人类学、动物学的特点。他又提出一个概念，我们今天翻译成地缘政治，这个地缘政治是火药味非常浓的地理学分支，是列强的地理学，是列强如何争霸世界的地理学，或者是列强之间进行博弈的一个分支。所以他讲地理学基本研究的单位是什么？国家。现代国家概念产生后，和它相适应，在人文世界开始把国家建成一个地理学研究最基本的单元。好的国家，文化属性高的国家就得扩张，没本事的就等着别人向你来扩张，所谓的地缘政治地理学开始就是这么出来的。还有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就是英国的麦基德，讨论在世界上称霸的问题，这个思路在西方一直有，一会儿是边缘说，一会儿是海权说等等，整个学说的目的就是争霸世界。要做地理学的学科批判的话，这的确是那个时代一个非常大的背景。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etching by Johann Lindner, 1892）

经过希特勒之后，“地缘政治”这个词被人们改成“政治地理学”，但是其中难免还有这样一些东西。政治地理学，弱国几乎没有这个东西，强国特别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做学科批判的时候，就可以和大时代建立起关联。十九世纪是各种学科纷纷建立的时候，过去只认为是科学思想的诞生，忘了还有大的历史时代、政治时代的背景。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解读这些理论，比如欧洲中心论、殖民主义等等，都可看到学科当时的影子。所以文明等级论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从这个角度，可以重新反思许多问题。

政治地理学和体质人类学，梁展的文章有一节专门谈到了。这本书的确是互相对话，晓峰提到的地理学本身的谱系，提到的政治地理学和体质人类学，正好是梁展文章的内容。

我跟唐老师的角度不一样，我想这种地理学最早可能是起源于帝国探险。历史上有很多探险队，我关注这方面的东西多一点，比如俄罗斯为了打通远东通道，投资一些探险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营造了这样一个学科，紧紧和政治相联系，和帝国意义、扩张意义相联系。

我自己的一些研究是特别希望反省现代世界、现代历史的，我觉得特别要摆好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在整个现代史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处在文明等级底层的国家，而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秩序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历史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在试图加入世界秩序、变成这个世界秩序之中的一员的过程中，我们丢失了很多东西，而且对于所加入的这个世界秩序的本身——我说的这个世界秩序不光是用枪炮组成的，而且也是用知识和科学组成的——没有真正的了解，只是把它当作权力的一部分。这方面需要很好地反思，反思这个世界秩序作为知识范式来讲，到底代表着什么。

可能这本书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西方只有这么一种话语。我们要时刻牢记，话语是在话语场中存在的，是有很多对抗性的。但是某一些特定的话语，会在一定的特殊场合下跟一些利益、强权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非常具有强制力的话语。当然我说这个西方的话语并不是一种，比如说我们这本书里面的写作很多是受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但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传播学的过程。我们不能说西方这一套话语是通过透明的手段过来的，这其中有很多变形。比如说有一种是属于知识垄断。在清末的时候，中国人对西方了解比较少，知识垄断就得以可能，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就把伦理学去掉了。后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出版的时候有中国人要译过来，但是受到新文化支持者的劝阻。还有一种就是有人生活在西方的某一个社区里面，这个社区里流行的东西就成为他对整个西方的概括。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方主流的话语是民族国家或者是民族主义的话语，世界主义只是很小的边缘的话语，在犹太人中间比较多。还有进化论，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被认为是在整个西方十分流行的一种具有压倒性的话语，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扭曲了西方的形象，变成了我常常说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现代自我。中国现代自我里面有非常强大的进化论的东西，还有世界主义的东西。世界主义还有很多变形。西方有一个很大的话语政治，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知识垄断，或者说是一种误用，导致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更强大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自己。所有这些东西就遮蔽了我们想象另外一种世界的可能，或者是一个全球的可能。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批判性的工作，就是要颠覆，把笼罩我们眼界的东西打碎了，对历史有另外一种想象的时候，你才可能跟西方商讨出一种让人变得自由平等的更好的东西。

2001年9月11日站在世贸中心前的一名男子（Photo: DOUG KANTER/Getty Images）

首先祝贺这本书的出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贡献。因为说到底，文明等级论、现代化论、某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底色的进步论都是支配今天的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很进步，其实很多思想还在十九世纪那一套东西里面。提醒我们自我注意，也是因为我们会太接近那一套我们曾经反抗的秩序，我们现在也接近，很多基本的价值观很容易受到这个影响。

现在要是我看这个题目的话，我觉得是“世界失序与文明等级”，这么多的战争和失序，不断地以文明的名义进行的野蛮的战争和宰制，你可以说是秩序，也可以说是失序，现代没有秩序。欧洲想要形成秩序，今天英国要退欧，很可能下一步就是英美同盟，或者又出现了什么轴心世界，我们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还是知道，这一套东西的底色根本还是在十九世纪大转变之后所形成的基本秩序。我觉得这个秩序没有完，而且这个秩序使得原来我们可以运用和思考的资源变得没有可能。我们知道现在东海、南海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性。比如说今天讲到琉球的问题，琉球在历史上维持的那个模糊秩序有二百多年，邓小平说的搁置争议有三十年。现在我们都要按照这一套新的清晰的秩序来界定内外和边界的时候，反而冲突变得不可避免，这都是典型的十九世纪旧政治秩序变成新政治危机的根源，我们还以为它是我们的解决之道。可是我们忘了，我们在那么长的时期里面，在这个区域当中，那个我们说它是模糊的秩序，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受了今天这一套所谓形式主义的国际法、主权秩序的绝对权威性的影响，才使得我们失去了那个平衡的可能性。我们为什么不能去重新思考这些秩序？

我觉得现在政治秩序里面，也就是说当西方列强进入到非西方世界，尤其是进入到亚洲或者是东亚这个区域的时候，尤其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有几个要素我觉得很值得讨论。除了讲知识和学科，我想其实这本书的基本精神是跟近代思想里面探索突破这个秩序的思索是一脉相承的。

举个例子，章太炎的思想中，“进化、公理、唯物、自然”，这四个都是文明秩序典型的支柱，他说要把这些重新作为我们思考的对象。还有“五无论”，这些都是对于文明等级论的批判。所有基本的观念都已经在里面了。他后来提出“齐物平等”，讲“破除名相”，就是打破今天这一套知识分类学所提供的霸权。这一套知识的霸权，构成了一个所谓的秩序，这个秩序背后全都是失序的，只有形式上的“秩序”，所以不断地产生冲突和战争。在所有的领域里面，把这个冲突尖锐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也可以说接续了近代以来很多的思想家、知识分子的思考。刚才提到鲁迅的思想，这是一个类型。刚才也讲到有没有一个另类的出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思考的前提，而且他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政治性的语境和政治思考的可能的方向，这是一个方向，我曾经把它叫作否定的公理观，它是否定的，它要提出自己的公理观，但它也是从解构、批判的意义上过来的。

第二个方向跟中国革命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它转化后在中国这个世界里面产生新秩序。但是中国革命试图借鉴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包括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以来延续的某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向，换句话说，建立一个新的普遍主义，那在政治上是它的对立面。这里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了同构性，我们可以看瑞贝卡·卡尔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讲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潮、近代启蒙理念跟文明等级论之间存在的这种关联。但是在破除的过程中，也包含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如果讲国际法的秩序的话，朝鲜战争以后，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实这一套跟国际法直接相关的理念，的确包含了对欧洲国际法的学习，但同时又是否定，还是重构。因此如果说近代世界有一种所谓秩序性的萌芽的话，这些秩序性的要素并不只是欧洲殖民主义所创造的那个形式的秩序直接的物质化，不是说这个秩序变成了一个东西，我们以为有了。恰恰是在这个反抗、博弈和斗争当中产生出力量，所以这是它的另外一个政治的可能性。尽管中国革命当中有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个后革命、反革命的思潮，但是如果任何人忘记二十世纪对这个秩序的抵抗，从中重新梳理出里面的那些要素和可能性，我们可能又真的就回到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当中去。现在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小，是非常大，很多层面在再造这个秩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确实需要挖掘、形成真正的秩序。要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失序的背景下形成的那些新的秩序诞生的正面的萌芽里面找到这些要素，我想是这本书反思问题的另外一个意义。

第三，确实当代世界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不完全是十九世纪或者是早期的问题，要完全想用旧的方式，回到任何一个模式上可能都不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地理发现、海洋理论，内陆的关系都被贬低了。所以整个欧洲关于无限的思考、普遍主义的思考，都是跟海洋连在一起的，所有的内陆都挺差的。国际法的很多的要素都是从海洋法里面发展出来的，内陆的国际法的资源在后来构筑国际秩序当中其实很弱。今天呢？金融化、电子化里面新的秩序是新的失序，黑客的世界、政府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力量在那个电子世界、网络世界里面互相竞争。所谓的边界，所谓的主权，所谓的你我之间的这一套边界的博弈关系，就好像当年的西班牙海盗、英国海盗、荷兰海盗，包括他们的国家，互相竞争，形成的一套国际法的秩序，这是和刘禾已经做过了梳理的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失序和什么样的秩序？今天整个问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是文明等级以变异的方式还渗透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的确是一个关乎现实的问题。

*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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