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杰远 | 乡村教育的主体性何在 | “中国乡村教育百年：历史与未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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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主体性何在

孙杰远 | 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教育学部部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乡村教育应在文化选择中重塑主体性与自觉性》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孙杰远教授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振兴成为关键。乡村教育振兴意味着教育在培养人才、创新文化、改造社会等重大价值功能方面的充分实现，在根本上关系着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振兴。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而优先发展乡村教育首先要探明乡村教育的文化选择。这是因为，人才培养通过文化介质得以实现，同时，乡村教育本身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价值，选择什么文化、发展什么文化体现着乡村教育的基本品质，乡村教育的文化性深层地决定着乡村教育育人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实现。故而，乡村教育的文化选择也成为判断乡村教育发展与振兴的一个内在标准，是否具有文化选择能力及具有何种文化选择能力，体现了乡村教育本身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性。

乡村教育的文化本质

教育在价值上存在两大指向 ：人及文化。前者以促发现实之人的生命进步、培育新人为要义 ；后者以选择、传承与塑造新文化，推进文化进步为要义。两种指向互为前提，辩证统一。教育的文化价值指向在根本上通过培育新人而实现，亦即文化生命借人之生命而得以延续和发展，人之生命的不断进步即意味着文化之生命的不断进步；教育的育人价值指向根本上亦须通过推动文化进步而实现，没有文化进步，则没有人的进步，新文化孕育新生命，新文化成就新人类。有价值的文化才能延续传承，有价值的文化才具有育人价值，教育必须在复杂多样、深幽博广的文化世界中作出文化选择，选择标准亦即文化之于促进人的生命进步和培育新人的价值性，由此教育必须对文化本身作出价值判断和活力评估。而且，教育本身处在文化世界之中，教育的文化选择、文化实践和文化价值皆发生于特定文化世界，受该文化世界的影响和制约，教育作为具体实践又指向特定人群，因此，教育两大价值指向及其实现是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互动统一。

乡村教育发生于乡村文化世界，指向乡村社会及其成员，乡村教育的本质实为促进乡村社会成员生命进步，因此，乡村教育必须作出正当合理的文化判断与选择 ；同时，乡村教育必须通过培育新人方能实现乡村社会与文化的改造。这就是近现代以来无数教育家进行乡村教育变革所秉持的基本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发起的乡村教育实验均是如此。时至今日，教育与文化的现实问题与挑战依然在现代乡村教育变革中存在，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乡村教育文化失调，这正在消解乡村教育的现实价值结构和教育文化品性，成为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内在症结。乡村教育振兴不仅要化解教育文化失调，更要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化解乡村社会文化失调，最终推动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构建与振兴。

乡村教育的乡村文化选择

乡村教育顾名思义乃乡村的教育，亦即发生于乡村、围绕乡村、推动乡村进步的教育。乡村教育必须有积极的坚定的乡村文化立场和乡土文化自觉，确立乡村文化价值取向。乡村文化植根于乡村大地，源自乡村主体实践，蕴含着乡村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体系。乡村文化积淀乡村历史，融于乡村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体现为乡村人特有的文化性格和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场域与文化规范。因此，乡村教育的乡村文化立场与文化自觉，首要的便是价值立场与价值自觉，亦即对乡村文化独特性及其内在意义体系的价值尊重和价值确认，由此可化解乡村教育在文化价值认同上长期存在的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失调问题，改变鄙夷乡村文化价值的现象。进而，乡村教育需要在文化介质选择上形成正向稳定的乡村文化资源，基于乡村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进步之需，作出正当合理的文化价值判断，选取优秀、有价值进而是有生命活力的乡村文化，丰富乡村教育文化系统，在乡村大地上深植乡村教育文化基因，发展乡村教育文化生命，从而弥合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断裂，使乡村教育回归乡村文化，使乡村文化重回人的生命活动、文化记忆和情意归属。

乡村教育的乡村文化选择具有乡村文化发展和乡村人类培育的双重价值属性。中国乡村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和道德文明的生动展现与活水源泉，乡村文化选择不仅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意味着在新时代立德树人上将发挥的重要作用。乡村教育中的立德树人任务，需要依托乡村文化资源和乡村社会实践，以乡村文化资源孕育新时代乡村道德文化的新生命，又通过新时代乡村社会实践生产新时代乡村文化样态，实现互动共生。乡村教育不应成为塑造城市文化性格儿童之场域，更不应使人产生贬斥乡村文化价值的行为，而须在深层上培育儿童的乡土情感、乡村价值取向，促进乡村社会文化认同的积极建构 ；要使人认识到，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皆为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而出、积淀而成的价值体系和智慧系统，皆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因此，在此意义上，乡村教育又是超越乡村空间限定的教育形式，它是一种面向全体公民的文化与价值教育，应成为中国公民教育的内在重要构成，进而形成全中国社会普遍的乡村认同，构建社会全体参与的乡村振兴共同体，实施全民参与的乡村振兴行动。

乡村教育的民族文化选择

中国乡村教育是中华民族教育的组成部分，中国乡村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沃土和实践场域，在文化意义上，乡村不能被视为中国社会之边缘，乡村教育理应作为中华民族教育之重心，肩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大责任，进而担负培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使命。因此，乡村教育要在价值取向的上层位阶上，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心理与情感的促成作为其最高文化选择，进而在乡村教育文化介质中始终保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和主导力量，这也正是以乡村振兴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不能培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乡村教育，是低质量和缺失民族文化性格的乡村教育。

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国乡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又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结合，乡村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复合性特征。亦即乡村教育同时具有传承和创新中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乡村教育必须合理地建立起少数民族文化选择的基本向度。乡村教育需要在具体历史背景和实践条件中，实事求是地将不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地融入乡村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不同民族学生平等、互助、团结的学习与交往共同体，营造多样共生、充满活力的学校文化生态。为进行科学正当的文化选择，乡村教育必须进行必要的文化批判与反思性实践，剔除那些不利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更正和改进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文化陋习，发挥乡村教育对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能动作用。

归根到底，乡村教育是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培养新时代中国公民，其根本性特征是培养乡村儿童应有的民族情感，塑造乡村儿童的民族心理结构，树立正确的民族价值观。这种情感、心理和价值观共同建构起乡村儿童的民族文化性格。鉴于此，必须消解长期以来乡村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应试文化取向和单纯的智力教育文化取向，使乡村教育回归促进人的情感培育、心理发展和人格健全的价值本性，此为乡村教育立足教育之本性而必须坚守的文化选择。乡村教育文化应是一种以情感、心理和价值观教育为中心，并与智力教育融合共生的教育文化样态。

乡村教育的现代文化选择

乡村教育文化传统有其积极优良的面向，然而不能否认，也有淤积已深的文化弊病，如教育观念封闭老化、教育思维简单固化、教育行为循规蹈矩及对于现代教育文化的抗拒性思维习惯、被动接受型文化行为等。这些文化弊病积淀为乡村文化的消极维度，成为制约现代教育变革与振兴的文化因素。纵观百年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承认，城市教育在现代化维度上具有超前性，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因素，乡村教育在教育现代化价值追求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尤显疲软。思维固化、思想封闭和观念陈旧乃是乡村教育深度变革和深度现代化的主体性困境。因此，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首要命题，应该是乡村教育现代化自主性的觉醒，其关键在于塑造并发挥乡村教育文化自决力、文化自觉力和文化选择力。

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质是教育现代化，此为中国百年教育探索、变革和发展的根本主题。教育现代化的深层是教育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的现代化，一言以蔽之，即教育文化的现代化意味着乡村教育文化体系和文化习惯的现代化建构。然而，乡村教育文化的现代化选择必须是理性而正当的自觉实践，这种文化选择内含主管部门、实践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判断力、文化审美能力、文化鉴别力与文化价值需求，因此，乡村教育文化现代化选择又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它必须对现代教育文化加以批判性分析和吸收，积极建构“中国乡村的”教育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乡村教育文明传统、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中国民族教育文化传统等必须成为乡村教育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尺度，因而，教育现代化本身便是“中国化”“民族化”和“乡村化”的。由此，乡村教育方能构建具有乡土特色、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现代乡村教育文化模式，中国教育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乡村教育振兴才是真正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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