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东 苏长恒 丨21世纪的社会交往如何打破“数字鸿沟” | 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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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社会交往如何打破“数字鸿沟” 

王治东丨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苏长恒丨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原题《数字化时代的“普遍交往”关系及其实现逻辑》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社会背景下的交往关系演化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将试图厘清马克思“普遍交往”理论的内涵，并结合时代特点分析数字化社会背景下交往关系的变革逻辑，对数字化时代交往关系普遍化进行可能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化时代通向“普遍交往”的具体现实路径。

理解马克思普遍交往理论的三重构架

交往范畴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全过程，在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马克思对交往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侧重。总体来说，在马克思那里，“交往”指向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历史上交往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交往关系的最终归宿在于：“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进而实现“普遍交往”。“普遍交往”作为交往关系的未来图景，意味着“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可见，马克思认为，“普遍交往”实现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第二个前提是狭隘地域性转变为地域整体性，第三个前提是无产阶级的普遍化。“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实现的重要参考维度，它立足世界整体性的全球视野，力图实现人类的解放，着眼类群共生共存的理想交往状态。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一）在交往关系历史变迁中定位“普遍交往”

在交往关系的历史变迁历程中，普遍交往是交往关系的未来图景。从唯物史观来看，一定的交往关系始终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应。交往关系的演化从根本上说需要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交往关系演化整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然交往。自然交往是人类最初的交往阶段，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在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狭窄范围内展开。在此阶段，交往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成员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社会交往关系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

二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异化交往。异化交往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交往关系演化的必然趋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分离，人的交往关系开始摆脱自然形式，演化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交往。此时，人的独立性看似完成，然而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物化，形成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此时，“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

三是后资本主义时代，即朝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交往。普遍交往是全面交往的最终实现。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过程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仍然会导致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其实质是人类交往关系的异化。要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交往关系的异化，“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可见，普遍交往作为对异化交往关系的全面否定，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以达到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生产资料的过程，这是人类社会交往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

（二）在人的本质构架中考察“普遍交往”

从主体的维度看，“普遍交往”同时意味着社会交往关系向属人本质的复归。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认定为人的类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交往主体已然背离其属人的类本质。一方面，人“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就在于他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劳动分工的生产条件下，满足肉体的基本需要成为人从事生产劳动的唯一目的。另一方面，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反过来奴役、压迫工人，使主客关系发生颠倒。这种背离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显然不符合普遍交往的要求，因为普遍交往意味着交往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普遍交往关系下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交往关系从作为手段的存在向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复归。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片面地将交往关系作为其增殖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交往关系是一种被迫交往形式。马克思认为，普遍化的交往关系是以交往形式本身为目的的。此时，交往本身成为人的一种新的需要，交往关系由此摆脱资本、货币、商品的统治和束缚，原本“人”与“物”颠倒的异化的交往关系遭到扬弃。此外，这个过程是个人本位交往关系向集体本位交往关系的复归。“普遍交往”是一种“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人的本质是在“共在”中实现的，它意味着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存在普遍利益与共同性。马克思并不否认“现实的人”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但他强调个体利益是在人的社会性交往中实现的，个人自由发展恰恰在强调公共性的普遍交往过程中完成。在集体本位的交往关系中，交往个体摆脱了利己主义驱使下的竞争关系，代之以人与人之间集体协作的自我联合关系。

（三）从世界历史角度把握“普遍交往”

在全球化视域下，“普遍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旨归。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异化交往的基础上，认为世界历史以人类“普遍交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

“普遍交往”指向地理意义上的交往整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交往关系就是“普遍交往”的最终实现。一方面，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产力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全球扩张是“普遍交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在“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另一方面，普遍交往的最终形态并不仅仅表现为全球范围内交换关系的实现。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因而，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但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终结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为交往关系普遍化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但资本主义并不能使普遍交往得到实现。首先，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世界交往存在局限性。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各民族、国家间的交往一般表现为以某一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交往，这显然不符合普遍交往平等、自由的价值追求。其次，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发展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张力，资本的无限积累意味着其对地理空间扩张的无限要求，这同人类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之间产生矛盾。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会在世界交往有限扩张中走向灭亡。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必然对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出要求，这也是“普遍交往”关系在世界历史维度下形成的内在逻辑。

普遍交往只有在历史最终转变为世界历史，即实现社会主义主导下的交往关系普遍化之后才能实现。不能将“普遍交往”简单等同于世界交往，“普遍交往”要求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在打通民族国家间地域限制的基础上，摆脱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交往形式，力图实现全球范围内交往关系的平等化、自由化。

 数字化时代“普遍交往”的变革性要素

马克思认为，“普遍交往”是交往关系的理想状态。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交往关系的数字化变革蕴藏着通向“普遍交往”的变革性要素。

（一）数字化时代生产力迅猛发展成为“普遍交往”的物质起点

交往关系的生产特性决定了生产和交往之间不可分割的重要关联。一方面，任何交往关系从实质上说都是由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的，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当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交往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时，这种交往关系就必然走向反面。另一方面，主体间的交往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社会性交往活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普遍交往的物质起点，“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数字交往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为实现“普遍交往”的起点。数字化生产作为数字交往关系变革的核心，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生产主体即劳动者来说，他们不再是仅仅从事机械劳动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具备一定数字信息技能的体脑劳动相结合的劳动主体；对生产资料来说，机器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对生产对象来说，作为用于社会生产的自然资源，其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近年来，数字化生产规模扩张、增速迅猛、结构优化，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点。具体来说，其一，数字化生产关系成为三大产业发展的新动能。通过将数字经济同传统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将制造业与服务业相融通，产业数字化转型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新增长点。其二，数字经济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创造力。依托线上平台，个体自主创业门槛降低，为创新型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可见，数字化时代，“普遍交往”的实现在物质生产层面上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

（二）数字化时代私有制瓦解趋势成为“普遍交往”的逻辑前提

“普遍交往”要求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资料私有制给予彻底改造。一方面，“普遍交往”指向的高社会化程度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私有化力量之间存在巨大冲突，要化解这种冲突，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另一方面，消灭私有制是消除异化交往关系的根本要求。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在两个对立阶级之上，这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剥削、压迫、异化交往关系的根源。

数字化时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有瓦解的趋势。这一趋势不是对简单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关系本身的否定，而是针对建立在不平等剥削关系基础上的私有制关系的扬弃。物质生产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为瓦解私有制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首先，数字技术革命从要素变革、行业变革两个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一，要素变革体现为数字信息这一新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环节的广泛渗透。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参与到价值生产过程中。谁能占有更多的数据资源，谁就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在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的新的发展模式下，数字经济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得以产生。其二，行业变革体现为数字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发展进程中的广泛渗透。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融合，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驱动力量。其次，数字化技术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重构。数字化提升了资源配置的准确度。通过数据的高速传播，传统资源配置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数字化还提升了资源配置的广泛性。数字技术支撑下的资源配置结构是网络状、多节点的。人人都是数据资源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避免了资源过分集中到某一生产企业手中。

数字化时代隐含瓦解私有制的阶级力量。数字鸿沟下，同资本相对立的社会群体愈发“无产阶级化”。表面上看来，主体阶层多元、异质，一致的革命动机难以形成，无产阶级难以凝聚。不过，从本质上看，碎片化的身份背后，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多样化的无产阶级群体正走向新的“联合”。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广泛、彻底的数据监视，使多样性的社会群体无一幸免地遭遇更残酷的剥削。多元的群体由此形成了共同的政治诉求。对此，奈格里和哈特提出了“诸众”的概念，重塑了无产阶级的联合性。与统一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无产阶级概念不同，“诸众”更强调无产阶级的包容性。尽管数字化时代生成了多样性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仍然能够找到连通性、共同性的革命诉求，形成对抗资产阶级的新的革命力量。而这种不同社会群体的联合，无疑成为助力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动力。

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数字鸿沟难以逾越。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经济层面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在各种活动中利用互联网的机会及其使用方面的差距”。这种数字鸿沟既存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国家之间，同时也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当中。一方面，当今世界依然存在没有条件接入互联网、参与到数字化交往当中的人群，因而这些人几乎被隔离在网络世界之外；另一方面，即便是有条件参与“数字交往”，不同社会群体、阶层在交往过程中，由于交往圈层、交往目的和行为的差异，也会形成纵向的隔阂，导致社会交往圈层化、封闭化现象加剧。如此，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导致数字鸿沟难以弥合。

（三）数字化时代人的本质复归成为“普遍交往”的价值旨归

“普遍交往”是交往关系达到全面丰富、全面自由的状态。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从交往的维度看，理想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面丰富的交往关系，在此情况下，每个人自由全面的交往关系是一切人自由全面交往的前提。交往关系向人的本质复归要求作为交往主体的人摆脱主体异化，并在此基础上扬弃交往关系的异化状态，这是“普遍交往”的实现条件。

数字化时代的交往关系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创造出的交往关系新形式，为人类个体个性化实现、人的本质复归提供条件。其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参与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有所缩减、劳动强度有所缓和，有助于交往主体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的自我异化状态。数字技术能在极大程度上承担目前人类从事的职业，由此将人的身心从被动的高强度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充足的闲暇时间。马克思曾肯定了机器对于扬弃异化劳动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被机器所代替，那么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的异化劳动也将被机器生产所代替，由此使“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数字化时代，交往主体摆脱异化的愿景更为清晰。数字化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能够替代绝大多数职业，这不仅仅局限于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机械劳动，更包括翻译、律师、医生等具有复杂性、高专业化的脑力劳动，从而大大减轻了交往主体自身的职业负担。

其二，由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转型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深刻地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关系向人的本质复归的重要环节。生产关系作为交往关系中最具基础性的存在，决定着社会整体交往关系。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异化的交往关系以交换价值为交往目的，以交往本身为手段，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使人受制于物，构建起原子化的虚假关系。数字化时代，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对直接劳动过程的替代，交换价值将不再是交往行为的唯一目的，马克思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同时，“互联网”“物联网”等交往形式将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以进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由此，交往行为从作为手段、工具的存在变成了目的本身。

其三，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类本质是在集体中实现的。数字化时代为自由、平等的交往关系提供技术支撑，有助于形成个体成员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的集体联系。这种集体联系不是基于某一特定外在权力中心的束缚而形成的强制性的集体意识，而是产生于数字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共同关注、共同兴趣的焦点。这种交往模式既“鼓励每一个个体平等参与……吸引每一个个体参与到社会交往中来……包容和鼓励个人的全面和个性化的发展”，又“不忘培养人们之间一种基于相互理解的共同意识”。同时，“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交往方式，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摆脱“个人主义”“中心主义”的模式。例如，区块链技术利用点对点网络模型，使每个节点之间平等、有序地获取或共享资源。由于区块链能够公开透明地记录各个节点所产生的任何数据，一旦数据信息写入区块链，单个节点无权篡改此数据，这就在技术层面上保证了数字化交往的平等、公正，在使用者间建立起彼此信任、依赖且相互协作的交往关系。

（四）数字化不断创造和延展“普遍交往”的社会空间

“普遍交往”以世界范围内交往关系的实现为空间前提，数字全球化构成“普遍交往”的空间起点。长期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当中，这是以往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巨大挑战。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全球化趋势呈现出全新的态势。

一方面，在以数字为主导的全球化阶段，参与全球化将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独有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倡议各国“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依托数字平台进行跨境交流贸易的成本远远低于传统跨境贸易，在此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骤然上升，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以往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数字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小企业甚至个人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往的全球流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而数字化将更多、更广泛的国家连接起来，使全球化更加充分地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在数字化驱动下，各国各地区的交往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领域。依托数字化平台，人们可以进行学习、合作并获得新技能，同时也能进行线上娱乐互动，除了物质交往以外，精神交往也将更加丰富。

数字化时代通向“普遍交往”的可能性

数字化时代为普遍交往创造了新的可拓展的空间形式，也架构了更多的交往平台，为普遍交往的实现带来技术的可能性。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作为数字化时代交往关系发生变革的生产性和治理性维度，彰显着数字交往的诸多可能。数字化时代通向“普遍交往”的前途很美好，但道路很曲折，需要面对诸多问题，其可能性程度取决于问题的克服程度。

（一）交往形式再生产是实现“普遍交往”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

数字化时代的交往形式从主体、媒介、空间三个层面进行再生产。首先，交往主体的再生产体现为去中心化平等主体的生成。有学者认为，以网络空间为媒介有利于实现去权威化的交往关系，从而让个体在社会关系中得到个性的实现。数字化交往关系“意味着传统神圣物的退场，自我崇拜成为每个个体内心的新神圣物。”数字世界的核心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化，计算机要完成的不只是处理信息，更重要的是实现智能，它需要围绕某个人或群体，形成一套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交往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时代中的个体都能成为中心。在多维交叉和去中心化的交往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关系，人的社会联系更加多样，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将得到培养。

其次，交往媒介演化成为比特化的新型中介。数字交往区别于现实交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交往中介的差异。人的交往活动是沿着“主体－客体－主体”的模式展开的，其中的“客体”即交往的中介。在传统交往关系中，交往中介经历了从行为中介向语言、文字中介的发展。而到了数字交往关系中，行为交往和语言文字交往开始被以比特为中介的交往所替代。比特将所有的存在物简化为“1”和“0”进行存储、计算和传输，建构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以比特为中介的交往是交往中介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传统交往方式中，语言、文字作为交往中介往往依附于厚重的纸质媒介，这并不易于保存和携带，而比特能以光速传输大量信息，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物理世界的时空限制。

此外，交往空间发展成为无界化的云端虚拟平台。数字交往是在数字世界这一虚拟空间中展开的，人在数字交往状态下“在场”的真实性能通过“社会在场感”得到充分反映。而人们的“在场感”往往受到交往过程中反馈速度、语言沟通能力，以及交往对象的面部表情、神态、肢体动作等非语言线索的影响。在这些社交线索足够充分的情况下，“在场感”将摆脱地域空间的限制从而得以实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从仅仅依托文字交流的网络社交，到图片、表情包介入的图文结合式交流，到如今5G技术支撑下得以实现的实时视频对话，再到未来有望通过VR技术，使交往主体的虚拟交往过程有更为逼真的触觉、视觉、嗅觉体验，交往关系正逐渐向“无界化”发展。总之，交往的空间边界将逐渐消失，形成全球化的虚拟关系网。

（二）生产性变革是数字化时代实现“普遍交往”的根本动因

数字化时代生产性关系的变革是交往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环节。近年来，许多传统产业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进行了全方位、全链条升级，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全面提升。在产业互联网中，随着新一代通信技术同产业经济的深度融合，产业关系逐渐走向融合发展。其一，就构成产业链的各环节关系看，数字技术支撑下的产业关系将逐步走向全链式发展。通过智能通信、智能控制、分析等数字化装备，形成了人、机全面互联的自动化网络，有助于实现协同全过程的产业链条，使产品从设计研发到规模化生产，再到销售服务环节这一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产业关系得以形成。其二，就横向产业关系来看，全面融合发展将成为一、二、三产业间关系的新走向。万物互联的时代，是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时代。实现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关系，是数字化时代产业关系的归宿，也是产业关系演进过程的必经之路。

以生产性关系为核心驱动，社会整体交往关系发生重大变革。其一，就支付关系来说，移动支付平台为人们的生活消费提供便利。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人们外出消费无须携带现金、银行卡，只需要一个移动终端，便能实现“扫码支付”。其二，就消费关系看，在移动通信技术的加持下，大量消费新机遇出现。如大量线上消费平台产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消费习惯。而新技术也带来了多样的消费关系。未来，在5G技术的加持下，医疗系统将实现远程诊疗，通过长距离实时控制医疗器械，云端手术成为可能。此外，新型消费关系还存在于娱乐消费领域。体育消费、音乐消费可通过VR技术体验完全的在场感，不论消费者身处何地，都能参与各种跨地区的娱乐消费。

（三）治理性变革是数字化时代实现“普遍交往”的必由之路

在数字经济关系新形式的驱动下，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依托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治理方法手段，交往关系在治理性维度发生重大变革，社会治理效能实现“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从粗放到精准、从程序化反馈到快速灵活反应的转变”。数字化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支撑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数字化治理是数字化时代交往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交往关系以“智治”为抓手，有助于构建协同化、平台化的社会交往综合体。数字化治理模式下，社会大众、行政机构、企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开放的数据平台为共同中介，以合作治理为共同导向，搭建起数据信息来源、数据信息处理和数据信息决策一体化的治理平台，使传统的政府垂直化管理模式向扁平化治理转变。另一方面，数字化治理为抵御新一代数字技术带来的交往风险提供渠道。当前，数字网络安全问题为社会整体安全带来挑战，个人数字信息泄露引发的隐私问题、人的数字存在涉及的信息茧房、网络舆情失控等问题，对数字化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四）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实现“普遍交往”的重要路径

尽管当今世界还很难实现社会主义主导的交往普遍化，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普遍交往带入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以个人为本位的交往逻辑，以“共同性”逻辑在利用资本的基础之上驾驭资本。在处理国家、民族间交往关系的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共同体共赢、共生的整体价值。数字化时代，运用数字技术这一新的发展动能探寻“普遍交往”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构建数字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普遍交往”的现实举措。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在数字信息技术支撑下，开辟以人类社会整体性、共同性为导向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新道路。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在数字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国各地区人民只有倡导共赢共生，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在经济上要加强各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融合。中国在迈入全面数字化时代的进程中，也要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中国方案，让各国共享数字红利，促进国家间交往关系平等互惠发展。此外，承认各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差异应当成为数字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逻辑前提。应当着力攻关网络信息核心技术，抵制个人主义、中心主义的价值渗透，在文化价值上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宣扬群体意识，强调世界公民的共同利益，使各民族文化在数字化、信息化的浪潮中能够得到自由、平等、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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