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孟凡坤、吴湘玲丨重新审视“智慧城市”：三个基本研究问题——基于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丨2022年第2期

Original 孟凡坤、吴湘玲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08-28

收录于合集 #研究综述 18个

重新审视“智慧城市”：三个基本研究问题

——基于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

◉ 孟凡坤吴湘玲

【摘要】智慧城市（smart city， SC）既是城市发展、治理和转型的全球性模式，也是城市研究中“异常复杂”的理论关头。尽管实务界和学术界对智慧城市的关注与日俱增，但研究尚存在碎片化、模糊性和分歧性等障碍，且国内对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研究成果鲜有回顾。利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以246篇英文文献为分析样本进行编码，自下而上地回答了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带来哪些结果？如何发展智慧城市？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起源于三种全球性趋势的交融，并形成了“技术—知识—治理—整体—组成”的概念谱系；（2）智慧城市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多样性的积极和消极结果；（3）智慧城市产生了以“发展起点、发展速度、发展逻辑、发展方案、协作模式和主导行动者”为主的复杂方法体系。英文文献整体上呈现出“规范性→批判性→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发展趋势，是一个“系统性的不稳定”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凝练出未来研究的重要议程：构建智慧城市治理的一般性研究框架；揭示“地方化”与“全球化”的经验、比较与联系；讨论消解智慧城市消极结果的策略方法；增进智慧城市的应急管理研究。本文试图发展出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的结构化知识地图，加强与英文文献的对话，为推进中国本土智慧城市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智慧城市；概念谱系；发展结果；方法体系；系统性文献综述

【作者介绍】孟凡坤（通讯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mfk1997@whu.edu.cn；吴湘玲：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437633612@qq.com。

【引用格式】孟凡坤,吴湘玲.重新审视“智慧城市”:三个基本研究问题——基于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2):148-168.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研究设计

（一）方法与资料

（二）文献特征描述

三、什么是智慧城市？

（一）概念的起源

（二）概念的认识

四、智慧城市带来哪些结果？

（一）智慧城市的积极结果

（二）智慧城市的消极结果

五、如何发展智慧城市？

（一）发展起点

（二）发展速度

（三）发展方案

（四）发展逻辑

（五）协作模式

（六）主导行动者

六、进一步讨论

（一）规范性流派

（二）批判性流派

（三）经验性流派

七、研究议程、贡献与局限

（一）未来研究议程

（二）研究贡献与局限

一、引言

城市研究（urban research）是现代学术中建立时间最长的跨学科研究之一。城市成为科学研究者探索知识、技术、生态、权力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重要场所。近些年来，城市实务界和学术界一直致力于解决“城市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这一重要议程。基于此，城市贡献、传播和吸纳了各类新治理方案：全球城市、低碳城市、韧性城市、知识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等。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智慧城市（smart city， SC）最受瞩目，作为一项快速政策（fast policy）范式在世界广泛传播。几十年间智慧城市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城市治理政策与发展模式，以及城市现代性的隐喻，并形成了一个“全球话语网络”（global discourse network）。总之，智慧城市代表了世界范围内城市改革运动中一个重大概念的转变，也代表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生态、技术、政治与经济过程。智慧（smartness）正在重塑当前与未来的城市议程和话语。

从全球视野来看，美国、欧盟、日韩、东盟、印度和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城市将智慧城市作为主要的发展、治理和转型范式，并积极投入大量资源，努力将其自身转变为更富智慧的实体。中国将智慧城市视为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战略驱动模式之一。2012年起，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了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等政策目标，开展了多批政策试点。习近平强调“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快建设智慧城市”。COVID—2019、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背景因素，更是加速了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进程。城市产生了一种“智慧性”（smartmentality），城市对智慧的实现负有责任，遵循不同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城市则被隐含地定义为“智慧偏离”。

随着实务界如火如荼的研究，最近20年来英文智慧城市文献实现了指数级别的增长，是多学科的交叉议题，被认为是“新的、有希望的，但充满分歧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智慧城市充满着模糊性认知和结构性分歧，文献对智慧城市的评价和理解呈现出“二分性”（dichotomous nature），即设计和发展智慧城市存在相异的假设和原则。智慧城市研究陷入了“支离破碎、缺乏凝聚力”的困境。进一步而言，智慧城市的可行性、收益和潜力存在着诸多争议，尽管投入巨大，但智慧城市仍无法实现其最初的目标。这种碎片化、缺乏共识乃至相互冲突的知识迫切需要重新建构有关智慧城市的对话。所以，我们“需要从头开始重新思考智慧城市”。对此，一些学者为建立智慧城市共识性工作做了大量努力，例如从实务层面，安小米研究团队（IEC智慧城市系统委员会—智慧城市术语工作组）积极建立智慧城市全球共同体共识，制定了国际标准IEC SRD 63235《智慧城市系统—概念构建方法论》。但从国内学界视野来看，尚缺乏对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研究的系统回顾，相关综述类研究仅对中文文献进行梳理或提供局限性较强的文献计量研究。然而，国内智慧城市“内源性”理论研究不足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扎实而系统的理论指导。

基于前述背景和讨论，有必要对英文相关文献研究开展引介和综述。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什么是智慧城市？（2）智慧城市带来哪些结果？（3）如何发展智慧城市？选择这三个问题的原因在于：第一，这是智慧城市研究所必须要回答的基本问题；第二，英文文献有关智慧城市的模糊认知、分歧见解和碎片知识主要体现为这三个基本问题，并对其展开了异常激烈而极富洞见的“大讨论”，这三个问题基本涵盖了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三，这三个问题暗含和折射着智慧城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耦合逻辑。目前国内外文献对这三个基本问题尚未进行系统梳理，而本文则为一个问题取向的文献综述，主要是做一个细致的“拼图”工作。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形成对智慧城市研究的结构化、全景式认识，发展出英文文献智慧城市的知识地图，从而帮助学界理解这一“异常复杂”的理论关头（theoretical juncture）。在三个研究问题的综述基础上，本文还尝试对智慧城市的研究流派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的重要研究议程，寻求与中国智慧城市研究与实践的联系。本文旨在把握智慧城市研究动态，加强与英文相关文献的交流与对话，以期增进国内学界对智慧城市问题的理解，拓宽国内当前理论研究的视野，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发，发现智慧城市研究的更多可能性，从而激起更多国内有关智慧城市的讨论。

二、研究设计

（一）方法与资料

因有关智慧城市的文献纷杂繁多，在Web of Science上无条件搜索主题词“智慧城市”多达19 943条文献，故本文遵循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对智慧城市相关英文文献进行收集、锚定和回顾。与传统叙述性文献综述（traditional narrative reviews， TNR）相比，系统性文献综述更具结构化，通过标准化程序识别、筛选和评估文献，尽量避免主观成分，减少基于主观标准的样本选择偏差，明确“基于标准的选择”过程，从文献事实和文本证据中开展综述，适合处理丰富但有效文献相对分散的研究议题。SLR已经从医学领域广泛拓展应用至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在“多学科联系”且知识较为碎片的智慧城市领域，本文SLR的使用是合理且有效的。

智慧城市是一个多元学科对话的平台，本文主要关注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尤其是活跃在智慧城市领域的计算机科学多关注于智慧城市新技术、系统和工具的开发和应用，这些领域的文献并不侧重于智慧城市理论的研究，而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则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全面的观察性视角。因此，本文进行了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案设计（见图1），以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可重复的结构化文献收集、筛选和分析过程。

（1）文献收集。本文使用了国际流行的PRISMA（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首选报告项目）的文献收集方法，即满足研究领域、主题、方法、数据库、发表年份等条件的文献才会被选择。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SCI”引文索引中以“Smart City”为主题词进行了检索，共得到3 184条数据，接着将文献限定为“Article”，语言限定为“English”，不限定研究方法，一共得到2 773条文献数据。

（2）文献筛选。通过对标题、摘要、全文的依次筛选，并沿着高被引文献和综述文献中所引用的并不被WOS或SSCI所收录的文献和一些其他形式的文献，共得到可供分析的文献样本246篇。这些文献基本涵盖了智慧城市领域的经典文献、高被引文献和前沿文献。

（3）文献分析。针对三个基本研究问题，对收集的246篇文献进行统一编码，形成基于文献文本内容的编码分析表，类似于“扎根理论”的逻辑，自下而上地涌现出英文文献对这些问题的知识体系，形成一系列支撑综述的证据链，进而开展文献回顾和述评。

（二）文献特征描述

哪些学者活跃在智慧城市研究领域？哪些期刊成为智慧城市议题的重要平台？哪些关键词语在智慧城市研究当中最受关注？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提取了246篇文献的要素特征，并进行了基本的量化描述，以窥见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研究的基本面貌。

1.关键期刊分布

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类领域的期刊：（1）城市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城市》（Cities）、《城市科技杂志》（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可持续城市与社会》（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剑桥区域经济与社会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城市地理》（Urban Geography）、《欧洲城市与区域研究》（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城市研究与实践》（Urban Research & Practice）等；（2）技术创新与信息化领域的权威期刊：《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远程信息处理与信息学》（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国际信息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3）公共管理领域的权威期刊：《公共管理评论》（Public Management Review）等。这些权威期刊的关注表明了智慧城市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主题，也反映了智慧城市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2.关键作者分布

本文统计了英文智慧城市样本文献的主要发文作者，可以发现：第一，在样本文献中，欧洲学者、发达国家学者对于智慧城市关注较多，这呼应Mora等学者的观点，即欧洲学者是对智慧城市研究发展的最大贡献群体；第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学者在样本文献中的占比较少；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文献中，美国学者的占比并不算高，其原因可能在于美国学界更关注智慧城市的技术领域，以及美国科技公司贡献了大量有关智慧城市的“灰色文献”。

3.关键词语分布

本文统计了智慧城市样本文献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治理（governance， 23次）、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18次）、技术（technology， 15次）、智慧治理（smart governance， 14次）、创新（innovation， 11次）、信息通信技术（ICT，11次）、可持续城市发展（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10次）、战略（strategy， 9次）、智慧城市主义（smart urbanism， 8次）、可持续城市（sustainable city， 7次）、参与（participation， 6次）、协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6次）、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6次）、话语（discourse， 6次）、政策（Policy， 6次）、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 6次）、案例研究（case study， 6次）、大数据（big data， 6次）、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 6次）等是英文智慧城市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

三、什么是智慧城市？

（一）概念的起源

在讨论概念定义之前，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总结的问题是，智慧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智慧城市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用以描述美国西部高效自治的新城市。根据编码分析可知（见表1），英文文献认为有关现代智慧城市概念的起源总体上与三种全球性趋势相关。可以说，智慧城市的出现肇发于这三种趋势的交织、重叠和融合。

其一，源于高度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high modernist urban planning）。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小汽车的日益普及和公路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蔓延式发展及其带来城市空间范围急剧扩张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兴起新城市主义运动（The Movement Of New Urbanism），旨在通过减缓土地消耗、道路拥挤和过度建设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以回应城市蔓延问题。紧接着，90年代初的“智慧增长”（smart growth）思潮继承了新城市主义的愿景，强调通过土地使用功能组合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城市紧凑型发展。这一类文献认为智慧城市脱胎于新城市主义尤其是“智慧增长”。

其二，源于城市控制论（urban cybernetics）的城市科学理念。工业革命后，城市规划者和工程师一直进行着城市运营和管理科学化的尝试，城市控制论成为驯服和治理城市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兰德公司等智库机构试图将其国防规划的专业知识应用在美国的城市问题上，以往用来模拟核战争结果的计算机模型成为理解城市经济过程的复杂的和面向未来的方法工具。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及其在城市中的应用，增强了实现城市科学化的可能。基于此，“有线城市”“网络城市”“数字城市”等理念纷纷提出，特别是“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概念的出现。在这一趋势下，学者们认为智慧城市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Gibson等人的著作《技术城邦现象：智慧城市、快速系统、全球网络》。这一类文献指出智慧城市是对以往众多城市科学概念的演化与继承。

其三，源于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的延伸。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城市治理从管理形式向企业形式微妙转变，注入技术要素的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如竞争城市、创意城市、可持续城市、绿色城市等得以涌现，这类城市政策或理念强调基于市场化的增长模式，往往涉及经济增长和创新，城市旨在吸引投资和人才，而忽视公共利益，将企业作为政策执行的伙伴。同样，智慧城市被视为企业组织在庞大市场中获得主导地位与谋求利润的战略模式，是城市企业主义最新的“高科技”变体。

（二）概念的认识

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对其概念的“各持己见”。文献中甚至可以找出近百种定义，尚未形成一个充分共享的概念定义成为英文文献的共识。然而，智慧城市概念详细谱系的缺乏阻碍了学界对智慧城市研究议程的理解和重构。因此，本文对英文智慧城市文献中的概念定义进行了编码和统计（见表2），发现主要存在五种充满“竞争性”的概念化视角。

1.基于“技术中心”的视角

这一视角认为，技术是智慧城市的决定性要素。智慧城市侧重于城市“硬”基础设施（交通、通信、能源、建筑、安全等）的技术进步。其中，通信技术作为城市数字神经系统发挥着核心作用，数据充当“强制通行点”的角色，综合指挥和控制中心则是智慧城市的基本标志。城市在这一过程中被物化为一系列的城市仪表板、传感器、网络或集中控制室。Batty等就提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定义：“利用各种信息通信技术升级城市现有（或老化）的基础设施，集成城市的组成系统和功能，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最终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及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在这一视角下，智慧城市与智能城市并没有明显区别。它将数字技术嵌入所有的城市功能，形成“感知和行动”的复杂系统。因此，技术决定论者将智慧城市视为一个技术主导的城市乌托邦（technology-led urban utopia）。

2.基于“知识中心”的视角

持这一视角的学者否认了技术作为“智慧”的核心驱动机制，认为城市“智慧”是指知识，技术只是实现工具。该观点下的智慧城市侧重于“软”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发展人力资本（知识和教育）和社会资本，认为应当开发、培养和创造知识型经济所需要的人才、知识和技能。智慧城市是“旨在提高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态、物流和竞争力的知识密集型和创造性战略的结果”。有学者强调需要重新定义智慧城市为“知识密集型的”（knowledge-intensive），而不是“技术密集型的”（technology-intensive），智慧城市的概念必须根植于“基于地点、经验和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不稳定环境中居民的城市知识”。

3.基于“治理中心”的视角

受到西方治理理论的影响，这一视角（尤其是公共管理学界）关注于治理过程和利益相关主体间的互动，强调多方合作（multi-cooperation）是实现城市智慧化的核心，即不同城市行为者网络之间的有效的生产性互动。在这一视角下，“智慧”指的是通过运用ICTs来吸引人力资本以及动员各方行为体（组织的或者个人的）之间合作的能力。Nesti认为智慧城市代表了一种治理模式，其基础是地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公民参与、实验性创新和制定地方政策的整体性方法。在此基础上，一系列研究发展出了“智慧治理”（smart governance）、“智慧城市的治理”（governance of smart cities， SSG）和“智慧城市治理”（smart city governance， SCG）的治理理念。

4.基于“整体理解”的视角

这一视角试图整合“各执一词”的概念观点，将不同视角定义间的共识性要素进行提取，提出了一些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定义。Caragliu等认为智慧城市是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传统产业（交通）以及现代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投资将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高生活质量，通过参与式治理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智慧管理。这一定义得到了英文文献的广泛引用。进一步地，Yigitcanlar等基于“输入—过程—输出”的因果逻辑，将城市本身作为“资产”，尽可能地将智慧城市的驱动因素（社区、政策和技术）和预期结果（生产力与创新、治理与规划、可持续性与可及性、宜居性与幸福）整合到一个综合性多维概念框架中（见图2）。

5.基于“组成要素”的视角

由于智慧城市概念化的困难，不少学者转而强调智慧城市的组成元素。例如，一组欧洲研究人员指出智慧城市应包括智慧经济、智慧移动、智慧治理、智慧环境、智慧生活、智慧公民，并据此对70个欧洲中等城市进行了排名，这一观点和分类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引用，最终发展为“欧盟智慧城市车轮”（EU's Smart City Wheel）（见图3）。Nam和Pardo认为智慧城市应包括技术（硬件基础设施和智慧技术）、人（软件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和制度（治理、政策和法规）（见图4），这一分类的观点在学界同样流行。这些组成要素也成为进行智慧城市评价的标准。

综上所述，智慧城市概念在这五个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扩展，尽管技术中心视角在智慧城市研究中占据着主导，但是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概念的挑战。从认同度较高的“技术中心”视角逐渐纳入更丰富的目标、手段和主体。但是概念定义的开放性也出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隐忧。Haarstad就指出智慧城市是“空能指”（empty signifier）的“教科书”，即这个概念没有实质性的含义，它只是被各怀想法的主体所构建的话语，更确切的是应将其理解为“一种战略、一种论述或一种构建政策的方式”。

四、智慧城市带来哪些结果？

近年来，智慧城市受到越来越多文献的批评和质疑，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不仅缘于其概念生产的模糊，更在于智慧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多样性结果。智慧城市往往被视为是基于证据、常识、客观和非政治性的模式，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忧虑智慧城市倾向于一个沾沾自喜的“城市标签”，质疑智慧城市发展的有效性和无害性。他们认为智慧城市需要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进行解释，呼吁更具批判性的研究。基于此，相关英文文献逐渐形成了继城市主义、新城市主义之后的智慧城市主义（smart urbanism）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呈现出巨大的理论张力：一方面，智慧城市有着雄心勃勃的政策承诺和鼓舞人心的未来愿景；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发展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缺陷和潜在风险。所以，本文系统化地总结了智慧城市发展带来的结果。根据编码分析可知（见表3），文献中主要呈现出一系列多样性的积极和消极结果。

（一）智慧城市的积极结果

1.带动经济增长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智慧”为城市增加了重要的价值和资本，通过数字平台促进了按需工作的快速增长和创意产业的发展，为创业和商业机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提升了城市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IBM反复强调智慧城市关键要素是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应对2008年经济大衰退的优先战略选择。欧洲和美国的城市也将智慧城市作为后衰退时代下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例如，南欧国家将智慧城市视为是解决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案，以寻求经济衰退后的城市转型以及缓解政治合法性危机。一些实证研究更是发现，实施智慧城市政策的欧洲城市比欧盟平均水平增长更快，专利申请更加密集，而且政策强度与城市经济绩效相关。

2.增强公民参与

传统治理方式已难以驯服城市的复杂性，但是智慧治理突破了有限的数据规模和计算能力，架起更包容、更便捷的社会沟通管道，实现更智慧和更民主的决策。在智慧城市中，公民被赋予了交流、协作和参与城市治理过程和机制的权力。智能技术支持和促进了公民参与重要的民主活动和地方决策，反过来，良性的社会关系又有助于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在旧金山和首尔，开放数据和参与式服务设计激发了公民参与，产生了积极公民意识。所以智慧城市可能是形成“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良策。

3.促进可持续发展

智慧城市依靠智能技术产生关于城市如何运作的数据，特别是在能源（生产、分配和消费）和交通方面，并利用其来降低城市生活产生的各种成本和浪费。智能技术的应用被视为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城市能源效率的关键因素，因此，智慧城市也被称为“城市可持续修复方案”。有学者认为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目的在于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可持续的城市并不是真正的“智慧”。“可持续性”已经被联合国和欧盟等重要组织和众多（欧洲）城市视为智慧城市的基本目标和积极结果。所以，这些学者提出“智慧可持续发展城市”（smart sustainable cities， SSC）的概念术语试图来替代智慧城市，以强调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

4.提升城市运行和管理绩效

智慧城市发展在于实现多领域（交通、能源、医疗等）的效率目标。一方面，智慧城市会极大改善甚至解决“城市病”。新技术发展通过支持交通控制、能源生产、犯罪监控等创新方案增加了城市系统的智能化。另一方面，通过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为城市政府治理提供了原材料，形成“实时城市”（real-time city），城市运行的全过程将可视化实时呈现给城市管理者，更好地描述、建模和预测城市过程，模拟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结果，以一种更细颗粒度、动态的、互联的方式使得城市变得清晰、可知和可控，从而提升政府的决策效率和效能，以及改善公共服务交付的绩效。资源配置优化将基于无可辩驳的数据逻辑而不是政治家的决定，城市管理者是超越“零和政治”的冷静决策者。因此，有学者将智慧城市归结为一个致力于提升城市系统效率与效益的技术服务和政策干预的工具箱。

5.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

智慧城市最理想的结果是引导人类无风险地走向一个全新的城市世界。通过收集的数据、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和紧急性响应服务，降低城市的犯罪率和减少混乱，使城市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提升城市的公共安全水平。例如，在波士顿和布鲁塞尔，智能技术正以多种方式简化行政执法行动，从跟踪、搜索和检测嫌疑人到通过识别犯罪热点来积极预防犯罪。

（二）智慧城市的消极结果

1.增长技术官僚式城市治理

技术官僚式城市治理模式的基本假设是：集中的、多面的和动态的证据基础提供了对城市过程的客观描述。借此，城市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被有效监测和测量，城市管理者可以识别和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但是对于技术治理的依赖，首先会加剧技术官僚简化主义（technocratic reductionism），即任何复杂的城市问题都会被简单地视为技术问题，简化为待定分析的数据形式，忽视了塑造城市生活及其发展方式的文化、政治、政策和资本等更广泛的影响，使得数据和算法主导的规划决策优先于竞争性的民主政治，从而掩盖了那些在数字表现中不可见的城市冲突和问题；其次，这种技术官僚治理模式还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通过引入特定技术参数区分了“好”和“坏”的城市或公民，给城市留下了新的道德秩序，从而成为“霸权话语”；最后，智慧城市发展依赖于专家精英知识和“大数据”产生的归纳性知识，容易忽视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嵌入性的本土化知识，而这种知识对于城市的理解往往更为深刻。

2.城市治理公司化

大量数据表明，智慧城市市场规模逐年扩大，是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因此IBM、思科、西门子等大型科技公司一直寻求使其产品成为智慧城市核心的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过程，公司成为问题框架和决策过程中强有力的参与者，从而导致了城市治理公司化，造成了一些问题。首先，对于这些公司提供的技术方案的依赖，会造成“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平台和供应商，特定企业在技术方案提供上拥有垄断地位；其次，新自由主义下的智慧城市服从于以牺牲使用价值、社会需求和公共产品的牟利投机策略，它积极促进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成为企业获利的营销品牌和口号，城市空间沦为“私有化”；最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无法兼顾智慧城市的本土化和异质性，更偏好于一种同质化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这造成智慧城市的“水土不服”，进而导致城市治理和转型的失败。

3.忽视城市社会与加剧冲突

批评者认为智慧城市发展会使得城市愿景被简化为技术或商业愿景，而社会愿景被排除在外。首先，智慧城市忽视了城市公民的需求，将注意力从公民的真正问题上转移。Kim指出韩国松岛的智慧城市倡议缺乏“规划者的‘社会’意识”；Datta对印度第一个智慧城市Dholera的研究发现，城市建立在高科技公司所构建的技术乌托邦的想象中，忽视了边缘群体的利益。商业驱动的智慧城市传达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导致商业目标优先于社会目标。其次，智慧城市发展会形成“智慧鸿沟”，因为它要求“智慧公民”的强迫性形成，人们必须愿意适应并生活在智慧城市中，公民对自己适应这些持续变化的能力负责，而科技文盲、穷人以及更广泛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智慧城市的话语之外，从而导致高度不平等的城市社会和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最后，智慧城市缺乏社会包容性和具有反多元性，有实证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并没有真正建立促进公民参与和表达的机制，而是对公民进行“清除”“分类”和“干预”，带入偏见和歧视，从而阻碍了公民社会的自主性成长，例如在西方世界，预测性警务收集的犯罪数据反映了长期以来按收入和种族划分的制度性偏见，从而加速城市社会分裂。

4.强化城市控制

智慧城市致力于降低城市社会运行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倾向于建设一种“纪律机制”，以定义“正常”和识别“异常”。因此，智慧城市中的技术无边界侵入城市空间和生活中，从而扼杀了公民隐私权、保密权和言论自由，以建成“全景城市”（panoptic city）。据此，Krivy认为智慧城市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所提出的“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城市化身，并通过“二阶控制论”（second-order cybernetics）进行实现。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智慧城市的整体关系模式形成了一个无缝衔接的“控制频谱”（spectrum of control），实现了实时监控。这种实时监控技术体现为三种类型：传统的监视和控制技术、监测和控制的预测技术以及监视和控制的心理政治技术。在智慧城市中，人们无法逃脱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从而建立了对公民的永久监督，催生温顺的公民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公民被剥夺了自主性和自由，进而形成“环形监狱”。

5.增加城市脆弱性

与提升公共安全水平这一积极结果相矛盾的是，被用来降低城市不确定性和治理风险的智慧城市却会增加新形式的脆弱性和风险，其安全性堪忧。智慧城市一旦出现技术失控或系统故障，对于城市系统将是破坏性的，这样的现代城市案例不胜枚举。因此，有学者指出智慧城市正在创造一个“有缺陷的、脆弱的和可攻击的城市”。Kitchin 和Dodge总结了智慧城市的脆弱性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软件安全性和数据加密薄弱、使用不安全的遗留系统和不良的持续性维护、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入侵的连锁效应以及人为失误和职业道德风险。这些内生性的安全漏洞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黑客）所攻击和利用，从而滋生网络恐怖主义。更可怕的是，智慧城市漏洞的消除与安全的维护，迄今难以确定相关负责人或主体。以至于Townsend对智慧城市持悲观态度，他甚至认为智慧城市自我毁灭的种子已经内置在其DNA当中，智慧城市失灵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五、如何发展智慧城市？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智慧城市似乎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有机过程，是正在进行的“结论”，这暗示着智慧城市是城市自然发展的必然形态和趋势。Desouza 等人批判了这一观点没有考虑到创建智慧城市有意的努力。虽然智慧城市运动席卷全球，但近30年的文献表明，对于如何成功设计和实施支持智慧城市发展的路径，仍然缺乏清晰的解释。通过文献编码分析发现（见表4），智慧城市发展的方法体系可以归结为“发展起点、发展速度、发展方案、发展逻辑、协作模式和主导行动者”六个方面。

（一）发展起点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适合）发展智慧城市？有学者主张在新城和新区“从零开始”（from scratch）。他们意识到智慧城市与现有城市的社会技术环境不兼容（例如基础设施的老化和碎片化、法律法规限制等），在旧城市零碎的改造会不全面，且付出的成本极高。相反，在以往缺乏城市居民和基础设施的“处女地”则更易实施大规模的技术方案，这将拥有更少的障碍，并通过一系列的公私伙伴关系（PPP）创建。这种从零建设的模式也被称为“绿地式发展路径”（greenfield development pathway）。因此，这些研究关注韩国松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斯达尔、葡萄牙普兰尼特谷和印度古吉拉特邦等绿地式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Angelidou总结了在新城开展建设的好处，包括：明确的目标、整体性发展过程、战略地点的优良选择和标准方法的复制等。但这一类智慧城市发展仍需较长时间，以至于有关其建设的政治意愿在政治周期中逐渐减弱。例如，松岛市经过了十多年的投资建设，却仍然是一个“进展中”的项目，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批评。

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城市寻求智慧城市方案，有学者呼吁学界应该关注“实际存在的智慧城市”（actually existing smart city），即智慧城市如何在一般城市扎根和融合。换言之，智慧城市各要件应当整合到现有的城市治理结构与环境当中。Shelton等指出松岛等绿地式智慧城市是例外的和非常规的，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按照跨国科技公司的集中计划在白板上进行建造，旧城市已经完全足够容纳目前的人口和活动，所以重点应放在重建退化的城市，在旧城中建设会更具合作性、创新性，以及更低的建设成本和更容易获得资金。这些学者和研究更关注一般城市的智慧城市发展经验和改造过程。他们强调目前智慧城市尚未有“最佳实践”进行模仿，城市规划者应当因地制宜，进行地方化设计。

除了城市物理实体空间的智慧化建设和改造之外，还存在基于技术平台的智慧城市（platform-oriented smart city）。智慧平台集成了来自城市内各种“组织孤岛”的数据。Desouza等通过阿姆斯特丹、曼彻斯特和特拉维夫的案例发现，基于平台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上相较于其他模式似乎更加成功，提供了更高的参与度和透明度，以及更低的建设成本。IBM公司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就是一个“系统的系统”（system of systems）的平台观点。这一企业在2010年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建造了智慧运营中心平台（CICC-RJ），将来自30多个机构的数据流汇集到单一的数据分析中心，形成一个大型控制室，以管理和监控城市。

（二）发展速度

应该以怎样的速度推进智慧城市发展？一种答案认为智慧城市需要革命性的改变（transformative change），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智慧城市思维。学者们认为城市仍然停留在20世纪的治理模式，需要迎头赶上智慧城市发展的潮流。变革性的语言常常用来形容智慧城市发展的紧迫性。这种方式也被称为“智慧休克”（smart shock），即将“智慧”的理想、技术和政策快速、系统性和大规模地整合到城市当中。这一方法强调智慧城市的“计划性”，即有明确定义的智慧城市规划架构，从而有助于保持低风险投资、提升效益和便于实施。

另一种答案则认为智慧城市应当采取增量优化（incremental optimization）的方式，不推崇制定明确且长期的智慧城市规划。这种观点认为智慧城市是零散组装起来的，强调智能技术对现有基础设施系统和治理流程的实际适用性和相关效率优势，同时也暗含着对智慧城市更冷静的评估。这种观点强调智慧城市战略在过程中制定，而不是一步到位。一些研究指出智慧城市话语忽略了通过多个增量和较小规模的变革发展智慧城市，它应更多涉及政府、企业和公民无数举措与干预的渐进实施。Dowling等通过对悉尼和墨尔本的案例，发现智慧城市往往是以翻新和零敲碎打的方式形成的，采用积少成多的策略，城市的智慧化过程如同“星星之火”，而不是激进的转化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零敲碎打的方式是有效的。

（三）发展方案

什么样的发展方案适用于智慧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解决方案。IBM、微软、思科、西门子和ABB等大型跨国科技公司一致认为引入完备的ICT方案是实现智慧城市发展唯一考虑的因素，即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摄像头获取实时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处理、加工和分析数据，实现知识的生产、城市管理的决策以及城市问题的解决。对于使用哪些智能技术以及技术使用的时机和优先事项，Lu等基于13项关键技术开发了智慧城市发展的技术路线图。

大量研究忧虑技术方案无法应对智慧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在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中，Hollands指出技术不能自动改造城市，更进步的智慧城市需要关注人。进一步而言，技术发展迅速，但是技术的社会接纳却较为缓慢，所以技术方案的应用与实施需要均衡的适应性过程，以实现“社会-技术协同”（socio-techno synergy）。近年的文献中基于社会-技术视角（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的整体性方案愈发受到重视。研究认为，智慧城市治理并非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议题，必须将其视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变化的过程。换言之，智慧城市中的各类技术方案虽然愈发先进，但是它们的采用不可能以线性方式发展，因为许多社会层面必须同时成熟和配套，以使智慧城市解决方案适应现有的世界，例如用户的偏好、法律标准、规划要求、隐私预期、行动者网络和社会实践等。所以智慧城市发展应该被视为社会技术转型的结果。

具体而言，Carvalho在绿地式智慧城市的案例基础上，认为智慧城市需要进行战略利基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以促进技术学习和社会嵌入。一些学者则是构建了包括技术因素在内的智慧城市综合性驱动模型，例如，Chourabi等提出了管理与组织、技术、治理、政策、公民和社区、经济、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等八个内外部因素的模型。实证研究则发现人口密度、环境污染、研发支出等对智慧城市发展有着显著影响，这进一步指出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变量。不仅如此，还有研究对整体性的发展方案进行了具体的步骤设计。Letaifa基于蒙特利尔、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三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总结出了SMART模型，即设计战略、调动多学科资源、项目拨款、实施清晰的路线图和技术改造。

（四）发展逻辑

什么样的发展逻辑适用于智慧城市？Angelidou通过对15个城市规划的分析发现，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智慧城市项目都遵循“自上而下”的发展逻辑。政府或企业定义了智慧城市发展的长期愿景和战略框架，并在过程管理中进行领导和协调，政府教育、约束和告知公民即将到来的转型计划及其长期影响。公民只是智慧城市的用户、测试者或消费者，并不是决策者和核心参与者。这种方式能够提供对智慧城市项目相对一致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形成规模经济。

更多的学者反对智慧城市自上而下的发展逻辑，强调智慧城市向“自下而上”逻辑转变的重要性。这种观点提倡开源城市主义（open-source urbanism），呼吁公民的广泛参与，反对集中式干预和规划，强调进化的视角。这些研究认为智慧城市发展的逻辑是利用不断发展的技术和行动机会，在“没有规划的规划”（planning without a plan）中逐步自下而上形成，智慧城市是一个由城市实验室（urban laboratories）组成的进化过程。

Letaifa则指出智慧城市既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自下而上的，它应允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这些研究认为智慧城市发展需要“双管齐下”，即遵循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混合型逻辑。纯粹的自上而下观带有家长主义的风险，而纯粹的自下而上观则显得混乱以及缺乏长期愿景。这两种逻辑是互补的，并不是对立的力量，其结合可以增强不同城市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协同效应。学者们从实际（欧洲）城市案例中印证了这一想法。例如，英国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和米尔顿·凯恩斯的智慧城市作为一种“反规划”（anti-planning）形式出现，它不是从国家直接强加的，而是由国家、地方和国际环境所共同塑造的。维也纳市不仅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方面的平衡，还通过自上而下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发展进程。

（五）协作模式

什么样的协作模式适用于智慧城市？大型科技公司十分推崇双螺旋协作模式（double-helix model of collaboration）。他们认为智慧城市发展需要一种狭隘的协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合作只发生在政府和向政府出售其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服务提供商（企业）之间。

然而众多学者指出双螺旋协作模式难以提供智慧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智力资本，将大学（研究机构）作为协作模式智力来源的三螺旋协作模式（triple-helix model of collaboration）逐渐兴起，以克服智慧城市发展的局限。Leydesdorff和Deakin指出城市向智慧城市的转型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政府政策、大学学术和企业战略的综合结果。在“知识中心”下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学在知识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当着知识中介、知识守门人、知识提供者以及知识评估者的多重角色。维也纳市就通过三螺旋协作模式实现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进步的智慧城市需要在企业、政府、社区和城市公民对信息技术使用之间实现平衡。随着公民以及社会组织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参与及其重要性的增加，学者们呼吁应该建立一种基于“大学机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力量”的更加开放包容的协作生态系统，四螺旋协作模式（quadruple-helix model of collaboration）逐渐受到关注。有学者基于四螺旋协作模式设计了智慧城市的参与式方法，试图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智慧城市的知识生产中。前文所述的维也纳市正通过增加公民的决策参与，试图从三螺旋协作模式向四螺旋协作模式转变。

（六）主导行动者

谁来主导智慧城市发展？纵向上来看，主要有两种行动者及其主导形式：国家（中央）和地方（城市）。

倡导国家层面主导的学者认为，国家拥有最高级别的协调和资源分配的能力，能够建设一个公共平台，从而提升战略的有效性。国家能从宏观上把握智慧城市发展的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行全国性推广。Kur等指出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智慧城市框架和不同城市需求的多样性，导致城市间系统的不兼容，所以智慧城市应该向智慧国家（smart nation）转型。

更多的研究则支持地方层面主导智慧城市发展。智慧城市并不是由普遍逻辑指导的，也不是以标准化或线性的方式发展的。实际上，智慧城市是一个突出城市轨迹的独特性过程，不是盲目模仿规划、锁定最佳模型和一孔之见的解决方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知识有地理上的“黏性”，即城市如何发展智慧城市所需要的相关知识更多地掌握在地方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经验无法移植和进行相互学习，一些学者利用地方上的共性要素识别出智慧城市的“多样性”。例如，Meijer提炼出“地方合作知识潜力”和“问题领域性质”（包括民主制度和文化、物质环境等）两个情境变量。Drapalova和Wegrich根据地方智慧城市中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的强弱区分出“公民中心型”“企业俘获型”“政治脱节型”和“政商合谋型”四种类型。但有研究发现智慧城市政策在本地化的过程中，真正的适应过程往往难以发生，他们只是将“智慧”对已有措施进行标记，却不进行实质的转型。

从横向上来看，主要有三种行动者及其主导形式：企业、政府和公民。

（1）企业主导。这一模式可以定义为由技术供应商销售的愿景、解决方案和服务决定如何构建和运行智慧城市。在西方世界，企业是智慧城市话语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提供了专业知识和创新方案。IBM和思科是智慧城市领域公认的企业“思想领袖”，它们将智慧城市包装形成“故事”，力图将其智能技术方案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强制通行点”。Sadowski和Bendor指出智慧城市是一种“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y），企业通过构造城市危机、建立城市改造的框架和形成解决方案将智慧城市想象落地。截至2013年，IBM已经参与了2 000多个智慧城市项目，思科也在全球120个城市进行了不同规模的部署。这种企业主导模式在学界备受批评，但Kummitha认为文献低估了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在智慧城市中的重要作用。

（2）政府（国家）主导。这一模式可以定义为由政府（国家）设计和实施智慧城市规划的模式。由于智慧城市是一项长期、耗费巨大的工程，所以政府政策在培育和发展智慧城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学界共识。Hatuka 和Zur提出了“智慧社会城市主义”（smart social urbanism）的概念，他们认为智慧城市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源于领导力的缺乏，城市政府应该加强“结构化的决策过程”“对城市环境的敏感性”以及“对城市社会需求的敏感性”，建设性地引导智慧城市发展。

（3）公民主导。这一模式可以定义为将公众参与或社区价值作为建设和维护智慧城市基本特征的模式。一些文献批评智慧城市过于以国家和企业为中心，呼吁“以公民为中心”，公民应被视为智慧城市项目实施和获益的核心行动者，在智慧城市中担任着城市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者、共同创造者和通信技术用户等角色。近年来，欧盟出台了一些政策（例如2020年《呼唤智慧和可持续的城市》），试图增强公民对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所有权，满足通过数字机制表达的“公民需求”。

不过，如何平衡参与智慧城市发展的行动者的不同期望？有研究认为缺乏合适的治理安排成为智慧城市转型的最大障碍，智慧城市需要一个适当的治理系统或网络来连接所有力量以促进决策，并最大限度地提升其社会绩效、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城市行动者间合作网络（纵向和横向）的实施和发展对智慧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这部分学者呼唤更为开放、包容和积极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负外部性和摆脱路径依赖。但在智慧城市治理网络当中，公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应采用程序或制度性机制加强对治理网络的问责。例如，通过公开治理网络决策的结果和引入评估机制增强行动者间的横向问责，以及成立智慧城市问责和监督机构，以增强纵向政治问责。

六、进一步讨论

智慧城市伴随着科技革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公民社会、风险社会等多股新老潮流交汇在城市场域兴起而迅速展开，并日益成为一种流行的城市分析和实践方法。从上文“问题取向”的文献梳理工作中，我们可以窥见各式各样甚至是异常庞杂的理论知识在智慧城市研究中相互碰撞、缠绕和排斥，城市规划、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鱼贯而出”，并试图占据一席之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智慧城市论域”。在这一复杂的理论关头，主要存在三种秉持各具特色知识风格的研究流派，即“规范性流派”“批判性流派”和“经验性流派”。三种研究流派进行着智慧城市的知识累进，同时也贯穿于“三个基本研究问题”的回答。在前文综述基础之上，本节进一步尝试对三种智慧城市研究流派的知识主张、理论结构和发展趋势展开交代。

（一）规范性流派

该流派植根于技术进步对于城市发展的未来愿景中，持有强烈的技术乐观主义。他们围绕着所谓的“成功故事”和“最佳实践”展示了智慧城市的巨大潜力和积极形象，认为智慧城市是基于证据、常识、客观和非政治性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应对城市间高度竞争、经济性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城市风险等多样化挑战的技术集合性解决方案，应该成为全球性城市规范（urban norm）。“规范性流派”的基本假设在于“智慧改善城市”，即技术、算法和数据可以解决紧迫的城市问题。其话语常常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传感器、ICT、技术、数据、企业、自上而下、价值中立、算法、系统、最佳实践、效率、变革、基础设施、创新、未来、全球化、智能化、应用、架构，等等。城市控制论、系统理论、复杂性理论和技术执行理论等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他们对于智慧城市定义的理解往往是“基于技术中心的视角”，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结果也多论述了积极结果，并倾向于提供“新城—革命式改变—技术解决方案—自上而下—国家主导—政企主导”的智慧城市方法体系。“规范性流派”充满着规范性假设和乌托邦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市未来的战略愿景，而不是对当前环境的现实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规范性流派”吸取了其他流派的观点而在不断发展。由于招致“批判性流派”广泛而激烈的批评，“规范性流派”逐渐将“人”纳入其知识结构中，主张通过智能技术开发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公民的创新能力。但“规范性流派”的内核仍然是“技术决定论”，技术发展是目的，先进技术嵌入城市结构，一切城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提高人的能力也是技术进步的副产品。

（二）批判性流派

2008年Hollands在其论文《Will the Real Smart City Please Stand Up》中指出智慧城市可能只是一个“沾沾自喜”的标签，实际上是城市企业主义的新伪装。他呼吁应该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和进步的智慧城市。自此之后，一系列批判性文献开始涌现，表达了对“规范性流派”日益增长的担忧和不满，质疑了智慧城市的存在意义和持有强烈的悲观主义，形成了“批判性流派”。这些文献的基本假设在于“智慧塑造城市”，即城市是被技术、算法和数据塑造的。该流派的学者们主张将智慧城市的焦点从“技术”转向“社会”，即智慧城市不是一个技术进程，而是一个社会进程，智慧城市的目的应从“技术决定论”转向培育城市的公民主体，并挖掘智慧城市背后“权力-知识”关系。该流派的话语一般包括价值、公民、资本、新自由主义、不平等、歧视、权力、不公、社会、政治、利益、控制、自下而上、压迫、排斥、民主和包容，等等。“批判性流派”沿袭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福珂“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批判城市理论（critical urban theory）和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等理论。具体而言，该流派学者关注智慧城市带来的消极结果的理论演绎，解构智慧城市背后的意识形态，认为智慧城市被政治利益和精英经济所俘获，尤其是在高科技跨国企业主导下的智慧城市中人民无法受益。因此，该流派积极提出了企业版本的替代方案——公民智慧城市方案，强调公民主导、自下而上的发展方法。激进的批判者甚至认为智慧城市“无可救药”，希望提出完全替代智慧城市的可能性方案。

（三）经验性流派

近年来，联合国通过和推动了一系列智慧城市全球倡议，例如2015年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16年的《新城市议程》，从而加速了智慧城市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也引发了第三种研究流派的蓬勃兴起。尤其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193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诺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方式。“经验性流派”主张超越“规范性”和“批判性”视角，从更具经验性层面理解智慧城市，从而摆脱使用典型的例子和一刀切的叙述。Wathne和Haarstad就指出智慧城市不是天生好的或坏的，它应该被理解为重构地方背景和重塑地方解决方案之“杠杆”的多形态城市战略。“经验性流派”秉持着理性主义或现实主义，呼吁将智慧城市研究聚焦于“智慧落地城市”的经验研究，即关注智慧城市的设计、过程、机制、组织、行动者、话语、策略、方法、政策、治理和细节等，认为技术并不是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多重价值的手段和中介。政策流动性理论（urban policy mobilities）、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理论、组织理论、多中心治理等更实务性的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他们主张对智慧城市开展广泛的实证研究，从“实际存在的智慧城市”中探索经验。该流派的学者们更多通过整合性的视角理解智慧城市，他们往往认为智慧城市是一个基于治理中心或者基于整体理解的概念，意识到它能够带来多样化的积极或消极结果，并主张通过全面性的、差异化的、混合性的、地方化的、比较性的和试验性的方法体系发展智慧城市。

虽然不同学科介入智慧城市，并产出了大量的知识，但智慧城市仍然属于一个新颖的且不稳定的研究领域。在246篇智慧城市样本文献中，有明确理论基础的文献相对较少，这也与其他最新相关文献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理论基础的缺乏、学科间的边界被打破和研究流派间知识的交汇融合，都意味着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性不稳定”的研究领域。

在时间维度和发展趋势上，我们可以发现最近20年来，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研究经历了三种显著“性质”的文献变迁过程，即呈现出“规范性→批判性→经验性”的研究演化趋势（见图5）：“规范性流派”最先兴起，其次是2008年后“批判性流派”的发展，最后是2015年前后“经验性流派”的异军突起。当前这三种研究流派呈现出“齐头并进”的趋势。

七、研究议程、贡献与局限

不得不承认，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国际层面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治理和发展叙事。智慧城市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讨论技术、组织、治理、转型、权力、知识及其关系的具有研究旨趣又颇具现实价值的学术论域。相关的英文文献在智慧城市领域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智慧城市是一个充满碎片化、模糊性和分歧性的复杂“理论关头”。总之，我们发现，智慧城市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知识论域，大量跨学科知识的交织使得智慧城市研究变得复杂多变和难以捉摸。所以本文为“重新审视智慧城市”做了一定的工作，选择了三个基本研究问题，并系统性总结了智慧城市的概念谱系、结果谱系和方法谱系。进一步地，阐明了“三个基本研究问题”背后的知识流派，尽可能地结构化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研究。本节将简要讨论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凝炼出的四个未来的重要研究议程，并总结了本文的研究贡献与局限性。

（一）未来研究议程

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发现仍存在一些不足，这也指明了未来的重要研究议程。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智慧城市研究议程值得进一步关注，结合中国现实发展情景，这些议程也为中国未来智慧城市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方向。

第一，构建智慧城市治理的一般性研究框架。“智慧城市治理”和“智慧治理”作为新兴的城市治理模式，将治理知识体系引入智慧城市当中，引发了英文文献的关注。但是学者们对于这两种治理模式的理论边界并不清晰，研究文献较为零散，智慧城市治理结构、体系、系统、能力、限度、过程、机制和绩效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和足够的讨论，尚未形成“完整画面”的体系化认知，需要新的理论定位和拓展。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智慧社会”“智慧城市”等国家智慧化治理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注意加强理论体系建设：“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提炼和建构一个普适化和一般化的理论框架，以形成一种新治理范式，进入“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视野展开理论对话，并返回经验现实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中层理论，增进对“治理”及其转型的理论贡献。

第二，揭示“地方化”与“世界化”的经验、比较与联系。尽管英文文献呼吁学者们开展“经验性”研究，但却仍显不足，尤其是在世界经验（一般化经验）和地方经验（特殊性经验）之间没有找到一种平衡。英文文献大量讨论了“全球北部”（global north）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关注伦敦、纽约、柏林等全球城市，并试图总结智慧城市的全球化（worlding）经验，这种经验一般是普遍主义和可复制的。但随着“全球南部”（global south）智慧城市的强势激增，“知识殖民主义”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地方化（provincialising）研究呼吁从全球“边缘”重新构建起智慧城市理论，这些文献常通过个案研究对智慧城市的多样性进行理解。“世界化”和“地方化”的紧张关系意味着我们对两者的经验、比较和联系需要进一步深化。作为全球智慧城市第一大国，学界亟待总结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经验，并与国外经验进行对话和比较，进而进一步对内建好新型智慧城市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城市政策流动性理论可为这一议题提供理论基础，未来也可利用个案研究、过程追踪法、定性比较分析、扎根理论、政策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等方法开展实证研究，进而对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揭示。

第三，讨论消解智慧城市消极结果的策略。英文文献对智慧城市发展的消极结果进行了激烈批判，本文将其归结为五个方面。在这一领域，学术界提出了“问题”，但消解问题的策略讨论并不充分。中国面临着智慧城市发展的诸多消极结果。例如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老年群体在融入智慧城市生活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智慧鸿沟”，包括数字鸿沟和知识鸿沟。这一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实务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20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希望建立应对老年人“智慧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但是，学界对此关注并不足够。未来学界需要着重研究消解智慧城市消极结果的治理策略，以增强智慧城市发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第四，增进智慧城市的应急管理研究。城市因其人口、要素的集聚性以及交通网络的连接性而成为风险积聚的中心。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2019）、牵动人心的“7·20”郑州特大暴雨等灾害已经表明：降低城市风险，提升城市韧性，推动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发现智慧城市在这些灾害中呈现出微妙的张力：一方面，智慧城市在新冠疫情中通过“健康码”等智能技术有效地实现了疫情防控和降低风险；另一方面，在“7·20”郑州特大暴雨事件中，“无电无网”的城市瘫痪导致的智慧城市决策迟滞，使得智慧城市本身成为一种风险。因此，学界亟须增进智慧城市与韧性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尤其是讨论如何将“智慧”与“韧性”两种要素进行耦合设计，并嵌入城市治理结构中，从而形成“韧性智慧城市”（resilient smart city， RSC）。

（二）研究贡献与局限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发展出了一个可深化和可扩展的英文文献智慧城市结构化知识地图。具体而言：第一，本文通过量化编码，自下而上地、系统化地回顾了英文文献智慧城市研究中最重要的三个基本问题，总结了智慧城市的概念谱系，识别了智慧城市的积极和消极结果，梳理了智慧城市发展的复杂方法体系；第二，本文总结了英文文献智慧城市主要的三种研究流派：“规范性流派”“批判性流派”和“经验性流派”，并发现了整体的研究趋势，即“规范性→批判性→经验性”的文献变迁；第三，本文为推进未来的智慧城市研究提出了四个重要议程：构建智慧城市治理的一般性研究框架；揭示“地方化”与“世界化”的经验、比较与联系；讨论消解智慧城市消极结果的策略；增进智慧城市的应急管理研究。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因智慧城市文献较多，本文主要选取了同行评议的学术性期刊论文，除了公开发表的正式文献，还有大量有价值的非正式文献，这些文献广泛发布在学术会议、白皮书、网站和国际组织文献中，因此本综述工作难免挂一漏万。第二，本文从智慧城市三个基本问题的整体出发，没有对具体的研究主题、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演化趋势等内容进行细化，实际上智慧城市研究的子内容都有较大的挖掘价值。本文在概念梳理中形成的“技术—知识—治理—整体—组成”的五种视角，这些视角下所形成的具体研究焦点和内容，本文没有具体展开。第三，限于篇幅，本文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回顾英文智慧城市文献研究，没有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未进行中英文文献的比较分析。这些内容将在作者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虽然智慧城市涌现出丰富的学术文献，但我们认为智慧城市研究仍然处于研究成长期，知识结构尚不稳定和不成熟，有着巨大的学术推进空间。智慧城市的发展是一项跨学科、跨界域、跨市别、跨国别的任务。智慧城市必须通过跨学科的知识重建、更新和对话以推动政治与政策重建，推动智慧城市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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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歌、孔繁斌丨政策目标群体的身份建构逻辑——以户籍政策及其改革为例

高学德丨公共服务绩效、公众期望失验与公民满意度

王俊、朱静敏、刘颖丨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融合协同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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