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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理论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近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李大钊身上。1907年,鉴于“中国(文坛)之萧条”,鲁迅热情写作《摩罗诗力说》,“别求新声于异邦”,向中国人首次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摩罗诗派”,赞扬拜伦“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赞扬这个诗派“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人,绵延至于无已”,“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然后悲愤地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热切盼望中国能从横扫封建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得到启发,产生自己的“精神界之战士”。1916年,李大钊创办《晨钟报》,又在发刊词《“晨钟”之使命》中热情介绍这些“摩罗”中的“青年德意志派”,赞扬他们“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而“德意志帝国之统一,殆即苞蕾于彼等热烈之想象力”。热切盼望中国青年能够“闻风兴起”。“青年德意志派”早就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乃是十月革命前能为中国文坛提供的最好的镜子和榜样。李大钊的文章又名《青春中华之创造》,发展了泛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摩罗诗力说》,进一步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迎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见“五四”文学革命)。( 张 海 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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