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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天琳《七层塔顶的黄桷树》

傅天琳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七层塔顶之上一棵黄桷树在风中寂寞地摇曳着，忽而伸直手臂，充满希望，忽而将手臂缩回，却并不沮丧。这就是本诗作者为我们塑造的一个孤独者的形象。在这里，黄桷树只不过是诗人所选用的一个象征意象，它既是诗人自己的化身，又是无数在灾难中生存，在痛苦中追求的人的象征。诗人通过对黄桷树的客观透视，对黄桷树性格的描述，对自己得出结论说：尽管活得有些别扭，可以说是绝处逢生，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执着的追求精神。

诗人先以“晾着的衣衫”作比，用宽广无边的旷野为背景，在这空旷的田野上空，飘荡着一件衣衫，尤其是“高高”一词，更增加了衣衫的飘忽感和寂寞感。然后诗人用猜测的口吻，叙述了黄桷树的生存的来历。这段猜测有着深刻的寓意，如果我们认为诗人是在以黄桷树自喻，那么，这猜测便是诗人自身的经历。是在两个外在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黄桷树才得以在七层塔顶生长，这对黄桷树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没有丰厚的土壤，没有水和营养的来源，只能在大自然的风电雷雨之中求生，因此，她的“丫枝稀疏”，显得单薄而无力，即便如此，黄桷树仍以它的躯体来为麻雀筑巢打穴。诗人在这里讴歌的是一种无私的献身精神。黄桷树在风中摇曳，你说它是在挣扎也罢，舞蹈也罢，总之在这既无根基又无目标的现实中生存是蹩脚的生存，但它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绝不会死去。这是对于黄桷树顽强精神的赞颂。

傅天琳《七层塔顶的黄桷树》

七层塔顶的黄桷树

像一件高高晾着的衣衫

拖着它寂寞的影子

许是鸟儿口中

偶而失落的一粒籽核

在砖与灰浆的夹缝里

萌发了永恒的灾难

而它稀疏的桠枝上

麻雀吵闹着

而它伸直的手臂

像要抓住破碎的云片

并不破碎的盼望

它盼望什么呢？　我不知道

犹如我不知道

它摇曳的枝叶

是挣扎，还是舞蹈

是的，它活得多别扭

但绝不会死去

它在不断延伸的岁月

把孤独者并不孤独的宣言

简括地说，“七层塔顶的黄桷树”这一意象，写出了有着不幸遭际并在异常环境中生长着的一类人，隐喻着一种错位的、被扭曲的人生。

全诗共分五节。第一节写“黄桷树”的形象，突出它的“错位”和“寂寞”。黄桷树当然应该生长在大地的土壤上，不管这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但严峻的现实是，它竟被置于“七层塔顶”，“像一件高高晾着的衣衫”。这是非常荒谬的现象。于是，离开了家乡(土壤)、离开了同伴(树林)的黄桷树，只能寂寞地投下它孤单的影子。第二节写“黄桷树”的遭际，表现了命运的难以捉摸及其造成的个体的不尽的苦难。鸟儿的口偶而洒落一颗树籽，便注定了黄桷树一生的命运。对鸟儿来说，它完全是无意的，并不明了它的无意将造成怎样的后果。但正由于此，才暗示出命运充满着随机性、偶然性和巧合性。黄桷树只能在“砖与灰浆的夹缝里”求生存，它的一生意味着灾难。第三节写“黄桷树”在灾难中的盼望。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它发育不良，只长出“稀疏的桠枝”。然而最大的痛苦还不在于此，而在于麻雀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它形成的鲜明对比。它在逆境中还没有泯灭希望，还想抓住什么，寄托什么。可是，一切都是茫然的幻想。第四节写“黄桷树”的矛盾。它在盼望，但盼望什么却不为人知；它在“摇曳”，但这是苦难的挣扎还是自娱的舞蹈？　同样难以理解。它的内心世界是锁闭的，与人隔绝的，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矛盾，它不能畅快地活，但也不会绝望地死，它永远处于半死不活的尴尬境地。第五节写“黄桷树”所寓示的人生意义。它的半死不活状况历史地存在着，就像“七层塔”作为古老的历史遗迹存在着一样。作为一棵树它永远是孤独者，但作为一种人生的象征却“并不孤独”，它能在人间找到众多的认同者和共鸣者。因此，它存在的意义在于把“宣言写在天空”，激发起人们对自身或他人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这也就是本诗所揭示的意蕴深广的人生主题。

与以树写人的题旨相契合，本诗艺术上的最主要特点是移情于物。“拖着它寂寞的影子”，“萌发了永恒的灾难”等，都明显地投射着诗人主体的情感。黄桷树在人的对象化、情感化过程中，与人的形象和命运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同一。“像要抓住破碎的云片/捎去/并不破碎的盼望”则更进了一层，诗人的情感和想象赋予黄桷树以人的追求与内心欲望，从而在心理层次上建构起人与树的象征关系。当然，诗人“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掌握着恰当的分寸感。也就是说，诗人并没有将物我浑然一体，而是保持着对象与主体之间一定的审美观照距离。如诗人点到“盼望”，但“它盼望什么呢？我不知道”，这就从上面的情感的观照转入这一节的理智的思考，从情感的移入过渡到意义的发掘，作者移情于物，体现了女性情感的细腻和富于想象的特征；而强调作为思考主体的“我”的存在，则又表明诗人追求哲理性的一贯志趣。

在语言的运用上，本诗注意口语化。全诗不讲究诗行的整齐，诗节的匀称，诗句的押韵。作者追求的是语从口出，自然天成，但我们却能从看似随意的诗句中体味到诗意的浓缩，从异常朴素的语言中感受到清新的气息和力量。其原因在于，诗人不在语言的句型和形式层次上下大功夫，而在语言的内在意蕴层次上追求新巧和诗味。

一首诗的产生或发动，可以是思维之泉受某种意识的作用从内部不期然而然地冒涌，也可以是外物的偶然触发启开了感知主体情感与思绪的阀门。女诗人傅天琳的《七层塔顶的黄桷树》当属于后一种情况。旷野里七层的高高的古砖塔顶上，生长着一株黄桷树，这奇特的景观，打动了观物者的诗心。于是，这一物理性的自然现象就引发了一场有着丰满人文含义的心理事件，由于这一心理事件的发生与演展，作为观照对象的自在之物——一棵生得不是地方的树，也就被赋予了通灵的精神意识，呈现出它的悲剧性的生命情状，并用她无言的姿势，诉说她勃郁的生命感觉、无奈的悲情、难耐的隐秘的愿望和绝不放弃的生存意志。正如同诗题所描述的特异客观景象攫住了诗人的视线，触动了她的善感的情怀，这首诗让我们读后久久难以释然。一种强烈的生命感，突破了惯常的咏物抒情的模式，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同情欲，以仁爱的心态关注世间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处于厄境中的生命。这里的生命感是双向互动的：观照对象身上的被诗人所发现所着色因而被我们认同而成为存在的生命感（本位的），与诗人自身源于深刻的个体生存经验的已定型为一种人格内容的生命感（利他的），在以我观物、物我交流中融贯成一个相互赋形、相互对视、相互诠释的有感染力的审美张力场。

诗一开头用一个比喻把咏叹对象拟人化了，紧接着用一个转喻（“影子”由“衣衫”递进而来，实为“身影”）渲造出有几分苍凉意味的气氛。它使一幅景致成为一个生存事故，叫人不能不严重地关注。作为一个进入了人的视野的生命体，“七层塔顶的黄桷树”意味着生存的错位、反常，特定个体的被悬置以及由此带来的形影相吊的孤独与寂寞。既脱离群体又失去了大地和土壤，这一棵黄桷树身处厄境的遭遇，除了她自己无法不感到悲凉，除了让注目于她的人们倾注同情，它将会以怎样的行为语言翻译命运为每一个生命体所设置的存在的意指呢？

第二节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棵黄桷树所承受的“永恒的灾难”，正是体现为“偶然”形式的冥冥中被播弄的结果。冲突也就成为必然：生存位置非由自己选择，生命的本能的趋群性却不会改变，被抛、被错置的生命个体，她所代表的类的生存愿望往往比顺境中的凸现得更其强烈。“许是鸟儿口中/偶尔失落的一粒籽核/不偏不倚/在砖与灰浆的夹缝里/萌发了永恒的灾难”，对树的推想，实乃对人生命运的体味。第三节诗中诗人一定投注了她最痛切的人生体验（傅天琳曾因家庭出身而被血统论打入低人一等的孤绝处境）和最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蒙受过苦难的人更知道所有的生命都需要温还必须需要理解），她一定是蘸着泪水写出这样的令人心颤的意象：“而它伸直的手臂/象要抓住破碎的云片/捎去并不破碎的盼望”。虽然接下去的一节诗，已忍不住站了出来的抒情主体并不说透这“盼望”的内涵，但是我们不难想见一个个体无辜地被命运从类体中离弃出来后她的全部的愿望是什么。诗人有意不说出来，正是让我们从正常境况中去体知那在厄境里的同类，这也是对我们大家身上保留的人情味的一次测试。诗人当然知道，这活得很“别扭”的黄桷树，它摇曳的枝叶，既是“挣扎”，又是“舞蹈”，那是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自我生命能力及存在价值的确信。它的“绝不会死去”的顽强的生命力，在诗的最后一节里随着岁月而延伸，诗中多次出现的矛盾的竟象，加强了诗艺的张力，而首先体现着生命意志与命运的安排相搏战的宇宙张力。诗的最后一节，再一次用矛盾法肯定、张扬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这里的生命体的确是个“孤独者”，但它的宣言“并不孤独”，就因为生命的生存权利、求发展的意愿却是同等的和共同的，也是永恒的，尽管我们总是把这至关重要的一点给遗忘了。

读青年女诗人傅天琳写于80年代初的《七层塔顶的黄桷树》，我们不会不想起因政治灾祸而历尽磨难的老诗人曾卓写于70年代的《悬岩边的树》。那也是一棵被扭曲的树。它被“奇异的风”吹到了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岩上，即陷入了孤立而危险的生存境地，它是那样地孤独。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表达了它对群体的依恋和对知音的渴望，而这也说明一旦被抛逐到边缘位置反而能冷静地审视和对待对它来说只能是灾难的环境，它懂得了真实的可贵并选择了它作为精神的支柱。这也是一棵不向命运屈服的树，似乎矛盾的因素统一在它身上：它“寂寞而又倔强”；它那被风扭弯的身体“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显然它并没有放弃生的权利，也不曾熄灭向上的意志。联系曾卓在五十年代政治冤案中的遭遇，我们不难理解《悬岩边的树》是他和他那受难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形象写照。树的遭际象征着人的遭际。《七层塔顶的黄桷树》在主题意向和艺术处理方式上正与前者相近。都是借写树来写人。从树的不幸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失误所造成的人的不幸。从树的姿势我们看到了人的尴尬、创伤及复杂心灵世界。然而两诗又有不同：傅作的树是实有的观照对象，而曾作的树却是在观念中抽象之后的产物，因此前者是因景而生情，而后者是缘情而造象，虽说两者在将主观情志、形象记忆、内在视象托之于客观外物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从诗歌本体讲，曾作是纯粹的象征诗（整体象征），而傅作既运用了象征（局部的）、隐喻手法，而又更多咏物抒情的成分。从结构、语言、形体、肌质方面看，曾作的诗艺更为炉火纯青，全诗更为完美。但奇怪的是，《七层塔顶的黄桷树》因为抒情主体的意识背景（源于私人的经验和痛楚）要扑朔迷离一些（不象曾卓的诗，人们熟知它的所指），所以更能形成一个形而上的层面，即人们由这一奇异的树而深思到共时的人类和社会生存版图上个体的生存问题，甚至对一些有领悟力的读者而言，它以一帧静穆的生存肖像启迪你对存在的憬醒。

通过比较我们或许更接近了这首诗。同时我们也再一次认识到诗的本质：给情感或思想以形体；借此言彼，利用事物的相似性，运用象征、隐喻、比拟、暗示等手法，以实写虚，以虚写实，曲折而对应地把事理说得富有意味，将意义体系隐藏在形象体系背后，作家从而在想象和思维的双轨运行中完成创造，而读者则通过“还原”语言形象的双重意指和再造催动内知觉的运动以获得审美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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