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钊 | 学术论辩与生态美学中国话语的创造——评程相占《生态美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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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书评
【导读】《生态美学引论》是曾繁仁、程相占主编的“生态美学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充分展示了作者如何在与国际知名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艾伦·卡尔森、李泽厚等人进行学术论辩的过程中构建生态美学,提出生态实在论、文弊、生态智慧C、自然的自然化、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生态魅力等一系列标志性概念和理论命题,为生态美学贡献中国话语。该套丛书既区分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异同,又展示了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之区别,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中国生态美学因其独特性而成为国际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程相占 《生态美学引论》 中国话语
由曾繁仁、程相占主编的“生态美学研究丛书”于今年5月正式出版,该套丛书共有三本,分别是《生态美学引论》(程相占著)、《西方生态美学史》(程相占等著)、《环境美学概论》(程相占主编)。本文试图在这套丛书的整体框架中评述程相占所著《生态美学引论》。
该书主要由作者自2013年以来发表的关于生态美学的22篇文章整合而成,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论文集,因为它重视各篇文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整体系统性。作者在统合文章脉络的过程中,在各章节之间做了许多衔接工作,使得阅读更加顺畅。由于每一部分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问题而写成,并作为文章而单独发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因此,作者也更乐于把他的
这种著述方式称为“土豆模式”,而非笛卡儿式的“树干模式”。[1]269-230读完《生态美学引论》,笔者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程相占是在与国际知名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艾伦·卡尔森、李泽厚等人的学术论辩中构建生态美学,创造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并非自说自话,亦非“国外流行国内摹仿”。
首先,与伯林特论辩,讨论生态学与美学的合理联结问题,解答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难题。
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上,伯林特严肃质疑了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即生态学与美学联结起来是否合法?有没有必要构建与环境美学平行的生态美学?[2]许多对生态美学持批评意见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持有这种疑问。
该书第一章《美学何以是生态的?》与第二章《美学与生态学何以合理地联结?》便是对这种质疑之声的直接回应。程相占明确指出,生态美学作为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具有六条合法途径:第一,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危机及其催生的生态意识,催生了包括美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型;第二,生态学提供的生态知识能够深化人们对于审美对象的解释与评价,重塑审美体验;第三,生态学催生了现代生态伦理学,能够改造人们的审美情感;第四,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价值,引导人们从生态健康角度重新看待审美价值,对审美破坏力保持警惕;第五,生态学的核心关键词“生态系统”揭示了人的本性是生态存在,为生态美学构建生态本体论提供基石;第六,生态学确立的“有机体—环境”互动关系研究范式,为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内在地发挥了解释效力。
程相占从历史事实层面到学理逻辑层面揭示了生态学与美学之间的联结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伯林特的质疑之声,增强了生态美学的说服力。不过笔者认为,一种合理的联结肯定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而非单向的。但是,程相占的论述策略似乎是单向的,他仅仅强调生态学如何向人文学科输出,如何影响美学,并未论述美学以及生态美学对生态学有何影响。如果生态学与美学的联结是单向的,那么它就是“一厢情愿”,说服力会打折扣。实际上,美学以及生态美学理念对生态学也有一定影响,以利奥波德为例,他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时,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3]这意味着,美也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考量,美学对生态学也有一定影响。讨论美学以及生态美学如何反向影响生态学,应该是生态学与美学互动的一部分,这无疑会进一步增强生态美学的说服力。
其次,与卡尔森等人辩论,讨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解答生态美学在美学学科中的定位问题。
从逻辑上看,在为生态美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以后,另一个问题紧随而来,即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是什么?这其实是关于生态美学的定位问题。比如,卡尔森认为,生态美学在环境美学框架之内,是环境美学中的一个理论要点而已;伯林特认为,环境美学已经比较成熟,没有必要再建构生态美学;还有一些学者如薛富兴等人认为生态美学就是环境美学,只是在中西方学术界的称谓不同而已。“名正则言顺”,如果无法澄清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那么生态美学的合法性依然遭受质疑,我们也无法对生态美学进行适当定位。
该书第八章《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如何分辨?》和第九章《生态美学何以超越环境美学?》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程相占梳理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5种不同立场,他既反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无关,也反对把生态美学视为环境美学的一个分支,更反对把两者等同起来,而是主张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环境美学是就‘审美对象’这个理论角度立论的:审美对象是艺术品还是环境?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立论根基是人的生态存在与生态思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导下进行审美活动’?”[1]140从词性的角度来看,“环境”是一个表示实体的名词,“生态”是一个修饰行为方式的副词。因此,环境美学从审美对象角度立论,其外延是指对于各种环境的审美欣赏;生态美学是从审美方式角度立论,其外延是指各种带有生态意识的审美活动。由此,这就从学科根基上区分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
实际上,适当地区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也是整套丛书的一个潜在目的。该套丛书同时收录了《生态美学引论》与《环境美学概论》,就是为了从整体上比较“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系统地辨析两者的异同。《环境美学概论》共有四编,分别探讨“环境审美对象论”“环境审美方式论”“环境审美价值论”“环境审美设计论”。[4]对比这两本专著可以发现,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环境,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环境之外,还包括一些艺术,比如,生态文学、生态电影、生态艺术等,因此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既非完全对立关系,亦非相互包含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恰当地区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对生态美学进行适当的定位,有助于促使两者相互参照、借鉴,从而走向双赢。
尽管程相占努力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区分开,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正在加速融合。一方面,环境美学受生态学、生态伦理学以及生态设计思想的影响日益加深,如《环境美学概论》所揭示的那样,环境美学在“环境审美方式论”“环境审美价值论”“环境审美设计论”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审美因素,比如,重视环境欣赏的生态方式,在环境欣赏时重视各类环境的生态价值以及在环境设计中重视生态设计理念。另一方面,生态美学积极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成果,与环境美学的重叠度越来越高,比如,环境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交融美学、科学认知主义、肯定美学、审美适当性等——均被吸收到生态美学理论建构中。诚然,在中国生态美学建构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中西学术界交流不频繁,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彼此间独立性较强;然而,随着近些年中西学术交流持续深入开展,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融合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过多地融合在一起,那么强行区分两者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再次,反思李泽厚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讨论生态美学的美学观与研究对象,解答中国生态美学的创新性问题。
李泽厚作为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在国际美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实际上是以“美—美感—艺术”为研究中心,这与生态美学的美学观和研究对象不同,而且李泽厚曾发文批评生态美学,认为生态美学是“国外流行国内摹仿,较少原创性格”,属于“无人美学”。[5]如何对实践美学做出回应,是生态美学亟须解决的问题。
该书第四章《生态美学的美学观与研究对象》、第五章《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点》以及附录一《中国生态美学的创新性建构过程及其生态人文主义思想立场》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程相占认为,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是按照“美—美感—艺术”三元模式来研究美学,按照这种模式来看,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态美”。然而,“生态美”实际上是一个误导性概念。与实践美学的三元模式不同,程相占提出了“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体验”的三元模式,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生态审美”而非“生态美”,由此建构出生态审美的四个基本要点,即审美交融模式、生态伦理观念、生态学知识与生态价值准则。
此外,面对李泽厚对于中国生态美学原创性的质疑,程相占列举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生态美学并非“国外流行国内摹仿”,而是在未了解西方生态美学的情况下开启的创新性发展历程,并在与西方学者对话、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将中国生态美学推向国际学术界。此外,该套丛书同时收录《生态美学引论》与《西方生态美学史》,其目的也是将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发展情况进行对比,从而展示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各自发展特点。《西方生态美学史》统揽了西方生态美学70年发展历程,剖析了西方生态美学三条建构路径,即哲学思辨、生态艺术理论与环境实践,并专章论述了利奥波德、约瑟夫·米克、瓦西里·勒班陀、卡尔森、高主锡、格尔诺特·伯梅、保罗·戈比斯特、罗尔斯顿、赫尔曼·普瑞格恩、埃里克·克拉克、希拉·林托特、马尔科姆·迈尔斯12位学者的生态美学思想,从宏观上呈现西方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6]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生态美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既可以用来回应‘西方环境美学’——它是一种不同于‘环境美学’的‘生态美学’;又可以用来回应‘西方生态美学’——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学’的‘中国美学’”[1]60。正因为中国生态美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才能够成为国际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在学术论辩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树一帜的标志性概念,为生态美学贡献中国话语。
学术论辩的目的不是争输赢,而是推进生态美学研究。程相占在参与学术辩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命题,包括生态实在论、文弊、生态智慧C、自然的自然化、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生态本体、关怀美学、审美暴力、审美应该、审美事件、生态魅力等,这些概念和命题大都是首创,推进生态美学理论知识的有效增长。
提出标志性概念并非创造一个新名词那么简单,这些标志性概念背后都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和现实针对性。比如,第三章提出了“生态实在论”,基本内涵是指“由生态科学所描述的、所揭示的自然现象都是真实的、实际存在的;其基本思路是:整个宇宙可以视为一个无比巨大的生态系统整体,地球生态圈则是这个生态系统整体当中的微小部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是地球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结果,每种生命形态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自然选择的根本机制就是生命对于环境的适应”[1]57。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美学是以“先验观念论”为哲学基础,生态美学若想批判并超越现代美学,必须寻找一种不同于“先验观念论”的哲学根基,由此程相占提出“生态实在论”,试图为生态美学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比如,第六章从国家雾霾治理实践当中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自然的自然化”:“天气本来就是自然现象,但是由于过度人化而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存,所以,必须通过人为的方式将之重新自然化,即‘自然的自然化’。”[1]101“自然的自然化”实际上是针对实践美学提倡的“自然的人化”而提出的,它强调在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自然的人化”不是“美的基础”,而是“丑的根源”,真正“美的根源”则是“自然的自然化”。同时,这一命题也是对“自然再野化”这一种新兴的生态修复运动的美学回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根基。
不断概括提炼国际生态美学构建中出现的中国话语,是推进中国生态美学走向国际的重要步骤,也是学术自信的显示。该书的核心内容曾经被作者以英语论文的形式在国际期刊上正式发表。作者有8份成果被卡尔森写入《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环境美学”词条的参考文献。[7]卡尔森还在国际英文期刊《东西方哲学》发表英文论文《东方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之关系》,明确提出“借鉴中国生态美学发展环境美学”[8];他还在国际美学顶级期刊《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上发表英文论文《环境美学、伦理学与生态美学》,重点阐释了该书第五章关于生态审美要点的论述,并给予高度评价。[9]由此可见,作者在构建生态美学时所提供的中国话语,已经得到国际学者的一定认可,并在国际学界产生较大反响。
当然,《生态美学引论》也存在一些欠缺与不足。第一,虽然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与命题,但是其中许多概念与命题尚未得到深入展开。如果一本理论著作能够创作出一个独特的概念或命题,那么它就极有价值,然而该书在不到30万字的篇幅里,提出了一系列颇具首创性的概念与命题,可想而知,它很难对这些独特的概念与命题都做出有力的论证。正如程相占所言:“笔者构想的《生态美学原理》,将是这些关键词和理论命题的有机整合和系统化。”[1]16让我们一起期待《生态美学原理》一书能够对这些标志性概念和命题给出令人信服的阐释与论证。第二,虽然提及生态美学的现实关怀,但是并未推进生态美学走向实践领域。生态美学自诞生之初,就是一门关怀现实的学科,该书在导论“关怀生态危机的美学”与结语“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转型”中,都强调生态美学的现实关怀,但是整本书思辨性强,实践性弱,除了第六章关注现实的雾霾天气之外,更多地局限于书斋之中。甚至该书在最后一章讨论生态美学的三大发展方向时,只是强调要借鉴并吸收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成果;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要实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生态转化;并未提及生态美学的实践取向。这与西方生态美学不同,实践是西方生态美学建构的重要路径。纵观《西方生态美学史》一书可以看出,利奥波德、约瑟夫·米克、高主锡、赫尔曼·普瑞格恩、保罗·戈比斯特等人都具有一线的环境管理与设计实践经验,而且他们还能够将生态美学理论融入实践之中,推动生态美学走向实践领域。这两点固然是本书的缺陷与不足,但也将是生态美学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