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警察——外部思想与内战

阿德里安·里斯金

关于废除警察的大量讨论涉及针对暴力犯罪的非警务应对措施，但大多数警务工作与暴力犯罪无关。大部分（也许是全部）警务工作都是经济性的——旨在阻止劳动人民使用生产性财产直接满足自身需求——以保持公地的封闭性。这项工作意味着警察以令人吃惊的方式与经济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在废除警察制度的背景下，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未被讨论，这将引发我们社会通过工作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式发生巨大的、几乎难以想象的变化。警察制度的终结很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这表明，鉴于其利害关系的严重性，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我所说的警察是指任何被社会授权通过单方面使用武力（包括故意造成痛苦和死亡）来执行法律或其他社会规则的人。如果允许他们伤害他人以执行命令，但不允许人们自卫反击，那么他们就是警察。从这个意义上说，警察的存在是为了应对暴力，这一点与警察的其他职能相比争议要小得多。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都同意，对暴力做出潜在的暴力反应是适当的。目前关于废除警察后应对暴力的许多讨论都集中在社区组织和实施的解决方案上。不难想象，社区成员愿意组织起来应对社区内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就像乌瓦尔德事件（注：2022年5月24日发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乌瓦尔德（Uvalde）罗伯小学的校园枪击案，40名警察面对18岁的枪手，束手无策90分钟，21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小学生。）和其他许多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一样，警察的介入往往会阻止这种自然反应。

社区组织是主张废除警察的人解决暴力问题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也是讨论的最多的一种方法，但对于非暴力犯罪的应对措施（例如非法侵入），却没有那么多的讨论。我指的不是潜伏在别人的院子里，而是为了生产目的侵入禁区内的生产性财产——以满足入侵者的人类生存需求。在公园里露营、在无人居住的公共或私有财产上蹲守、拒绝被驱逐，以及其他形式的可能被称为 "为了生存而非法侵入 "的行为。

所有这些行为现在都是犯罪，警方通过暴力手段来禁止这些行为。但在社区中，人们并不太愿意执行禁止非法侵入的法律。人们对无家可归者营地的看法千差万别，但有组织的社区清除行动却闻所未闻。反流浪汉的私刑行为也有，但更多的是暴力者对无权无势者施加暴力，而不是执行非法侵入的法律。很少有人愿意因为不向房东交房租而驱逐邻居。

很难相信非法侵入法在废除之后会有什么意义——好像原本就有谁来执行这些法律似的。人们会以某种方式聚集在一起执行他们现在不愿意执行的法律吗？也许私人土地所有者会雇佣私人保安将擅自占地者驱逐出他们的财产，但人数对他们不利。现在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执行法律，只有极端的单边暴力威胁才能使法律像现在这样有效。无论是公共财产还是私人财产，都有太多闲置或未充分利用的地方，也有太多的人可以生活在这些地方，他们需要生活在这些地方，因此私人保安在经济上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无论什么反非法侵入的规范都必须建立在人们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们对警察的恐惧之上。这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仅洛杉矶市就有 4 万英亩的公园，另外还有无数闲置的市属地产。下县有 100 万英亩的公园。私人拥有的高尔夫球场、空置公寓和房屋随处可见。如果没有警察的阻止，无家可归者和他们的积极支持者可以很快占据或在这些土地上建造永久性住房。寮屋居民可以占用现有的空置住宅。无家可归现象几乎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私人保安怎么能以经济的方式取代警察现在扮演的角色。即使有任何团体，无论是否有报酬，都愿意投入这项工作，如果没有警察的阻止，他们也必须做好准备，对他们执行反非法侵入法的必然暴力企图做出暴力回应。为什么有人愿意为了房东的利益而这样做？

而无法驱逐的以前无家可归的寮屋居民，只是业主（其中包括持有自用住宅抵押贷款的银行）在废除警察后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之一。如果没有警察来驱逐他们，怎么会有人付房租或按揭呢？同样，世界上没有足够的私人保安来对几乎所有不是房东的人执行非法侵入法。很难想象社区团体会为了房东和银行的利益，组织起来强行驱逐与自己经济状况相同的邻居。如果没有警察暴力的威胁，阻止人们在开阔的土地上居住，或者拒绝支付目前的住房费用，那么房东作为有偿行业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没有了警察，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免费的住所。

不仅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居住，而且他们还可以将自己的居住空间用于任何他们想要的目的，只要它足够符合社区标准，能够被邻居接受。例如，我的一位邻居周末会在自家后院经营一家深受当地人喜爱的大型餐厅。她和她的家人既做饭又卖酒。这里没有卫生检查、税收或其他政府强加的成本，因此他们收获了工作创造的所有价值。而这目前是完全非法的。如果她是租来的，这肯定违反了她的租约，并有可能被治安官暴力驱逐。无论她的房子是租来的还是自住的，她都有可能被洛杉矶市政府提起扰民诉讼，其结果必然也是由治安官暴力执法。

但是，如果没有警察来执行她所违反的法律，她就可以公开经营。在没有暴力风险的情况下，她有可能辞去官方认可的工作，全职经营这家餐厅——如果她没有住房成本，这个计划的收益会更好，但在废除警察后，她不会这样做。每个想把自己的生活空间用于生产的人都可以公开这样做，而且潜在用途的范围和价值都是巨大的。社区不会组织起来禁止这种活动，因为它几乎让我们所有人都受益匪浅。我邻居后院的餐馆每次开门都爆满。

另一类警察执行的与暴力无关的法律与食品生产有关。即使到了 20 世纪初，鸡和其他小型鸟类、猪、兔子、山羊和牛等食品动物在美国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也无处不在。这些动物将家庭残羹剩饭、虫子和杂草变成优质蛋白质。食物也可以在城市和农村的空地、湖泊、溪流、树林、海洋中狩猎或采集。如今，几乎所有这些直接自给自足的劳动要么被明令禁止，要么被警方强制执行的法规严重阻碍。

这些反共用的法律阻止了正规现金经济之外的大量自给性劳动，这并非巧合。无论制定这些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目前的作用都是迫使人们向财产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保留他们创造的所有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警察来执行这些法律，我们就会看到当地食品生产的伟大复兴。就像没有人执行非法侵入法一样，很难想象当地人会联合起来对他们的邻居执行反共用法。没有警察，这些法律就无法实施。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例子——职业许可要求、知识产权法、卫生法规、分区限制、反假冒伪劣法、税法、义务教育、规定财产维护美学标准的法律——所有这些最终都由警察来执行，而这些都不是邻居想要或可以对邻居执行的。废除后，这些限制将消失——影响难以预测，但影响的程度却不是。它将是巨大的。

许多此类经济法律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要求人们在用金钱支付和冒着遭受警察暴力的风险之间做出选择。目前，人们无法逃脱这些法律编织的网。要么交钱，要么受伤。要想获得必要的金钱，只有两种合法可靠的途径：一是打工挣钱，从而被剥削；二是剥削打工挣钱的人。除非人们能够完全依靠他人的劳动生活，否则除了剥削或痛苦，他们别无选择。

然而，在被废除后，随着警察和他们的暴力的不复存在，所有使大多数人只能从事雇佣劳动的法律也都将不复存在。人们将有一系列的其他选择——其他谋生方式。例如，为什么工人们不接管他们的工作场所，把所有的利润留给自己？谁会阻止他们呢？为什么要在快餐店工作，把大部分钱交给某个老板，而实际上经营快餐店的人可以在自己之间分配利润？我无法想象人们会愿意为工资而工作，而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为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的股份而工作。为什么他们的邻居，当地社区，会组织起来阻止他们？无论哪种方式，餐馆都提供食物，而且在工人的控制下提供食物可能会更好。

大量商品化劳动力的存在依赖于警察。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需要完成的任务，就可以雇人来做，这就需要警察暴力的威胁。如果没有警察，有钱人就无法实现他们的一切愿望——他们的房子在设计上就只能由工人建造和维护，假定存在现成的劳动力而不是工人，那么那极少数人的群体就无法居住。邻居们会自愿互助帮着维修房屋，但每个人只能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每个人都住在按人头计算的房子里，这并不是问题，但很难想象人们会愿意贡献自己的个人劳动来维护一栋只住着一个家庭的豪宅。

如果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金钱本身就会变成另一种东西，其价值肯定会低于目前。如果人们必须说服其他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而不是依靠警察暴力的默许（但却是非常真实的威胁）来强迫他们，那么他们需要花钱完成的工作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富人必须学会平等地对待他人，而不是将他人视为臣服者/主体。彻底的平等和财富作为个人权力来源的有效终结是废除警察制度的合理结果——废除警察制度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这不仅关系到警察暴力的可能受害者，其生命濒于险境，而且关系到财产所有者以及至少部分依靠他人劳动而生存的所有人。废除警察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将远远超过 1865 年无偿废除奴隶制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双方关于废除警察的讨论大多（也许是全部）集中在暴力犯罪上。但归根结底，这并不是障碍。拥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在乎针对任何人的暴力，他们只在乎自己。他们的整个计划都依赖于对受害者的暴力控制，在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谋杀和强奸几乎无关紧要。

废除主义者对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处理暴力的每一个可能的问题都提出了务实而令人信服的答案，而且我毫不怀疑他们能够、将要，而且大多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永远不会让任何人相信资本主义可以在废除警察的制度中幸存。它不能。

如果我说：我不知道如何摆脱警察——如果我知道，他们早就走了。那是因为我认为，仅仅因为关系到资本主义本身的存亡——因为论据充分、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有足够多的人希望这样做，就废除警察，那就太危险了。废除警察将是一场革命。这需要一场革命来实现。

Title: End of Policing Means the End of Capitalism

Subtitle: Some Likely but Rarely Discussed Economic Effects of Abolition

Author: Adrian Riskin

Topics: abolition, police, police abolition

Date: August 24, 2023

Source:https://chez-risk.in/2023/08/24/the-end-of-policing-means-the-end-of-capitalism-some-likely-but-rarely-discussed-economic-effects-of-abolition/

——文章不代表译者立场

《内战导论》选摘：分子层面的革命：外部、暴力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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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鉴于生命形式并不知道男人和女人、政治存在和赤裸生命、平民和军人之间的划分；鉴于任何中立者对于生命形式的自由游戏来说仍构成了一个党派；鉴于生命形式之间的这种游戏没有开始和结束可以被宣布——它仅有的可能的终结是世界的一种物理终结，这不是任何人能够宣布的；尤其是，鉴于我知道没有人能在一个过度危险的世界的进程中不因绝望而失去自制力。

注α：“暴力”是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事物。我们做为颓废者是第一次知道这种罕见之物：暴力。传统社会存在盗窃、亵渎神明的行为、诱拐、献祭、损害与复仇等各种意识。现代国家，僭越了判决的困境，因而仅仅能动用违法和惩戒的观念对法律作出纠正。但是他们当然懂得，频仍的战事正在国外发生，在本国境内则要用独裁主义对身体进行规训。事实上，只有最怯懦的帝国社会的原子——Bloom——才将“暴力”看作一种潜伏在无数面罩之下的激进、特殊的邪恶：这种邪恶与身份关系重大，为是的完全彻底地将身份清除。对我们来说，暴力在根本上是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今天我们要重新把它夺回。

当生命政治开始谈论诸如“高速公路上的暴力”之类的交通事故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对帝国社会来说“暴力”这一术语仅仅是指：死亡是它自己的职能。社会伪造了这个暴力的否定概念，为的是抵制在它之内仍然能承载某种强度和负荷的东西。帝国以越来越明确的方式在所有细节上将自身作为暴力来体验。当帝国处处对暴力穷追猛打，它不过是在表达它自己想要去死的欲望。

注β：虽然谈及内战会让人心生厌恶，然而一旦参与内战人们就会为它分配一个外部的地点和时刻。因此你才有了“法国内战”（1871），西班牙内战（1936—39），阿尔及利亚内战，也许很快就会有欧洲内战。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注意到，法国人，展览着对于他们到来得非常自然的阉割，例如将美国的“内战”（Civil War）翻译为“脱离联邦的战争”（The War of Secession）。这么翻译是要表明他们无条件地站在胜利者一方的决心，而一直以来，这个始终矗立着的胜利者，都是国家。给内战一个开始、一个结束和一种领土限制的习惯，会给予正常的秩序一个例外，而不是视内战为时间、空间中的无限变形。丢掉这种习惯的唯一方法就是看穿人们用手遮住它的那种诡计。

记住，那些镇压哥伦比亚游击战争的人在60年代初期是如何先发制人地为他们想要封锁的历史时期扣了一顶“la Violencia”（暴力）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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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的历史是它与自己的不可能性斗争的历史——是它被自己用以防备这种不可能性而征用的丰富技术压倒的历史。相反，帝国则是对这种不可能性和这些技术两者的假设。更准确地说，帝国是自由国家把内部翻到外部的转向。

注α：现代国家的官方历史也就是正式的法律的宏大叙事：集中化、统一化、合理化。同样存在一个反-历史，它是不可能性的历史。这是一个需要细察的历史——对大量不断生长的实践的挪用，为支撑虚构而置入的装置——为了我们能掌握帝国的谱系。换句话说，帝国的历史并不是从现代国家停止的地方开始的。帝国从一个确定的时刻开始（1914年）允许现代国家以一种纯粹的外观、一种无生命的形式继续存在。这里的不连续性不在于从一种秩序到另一种秩序的翻篇，而在于将时间切分为两条平行线，在于对一致性平面的异化，仿佛国家有两个历史。

注β：我们所说的把内部翻到外部指的是一个耗竭的系统的最后可能性，它向自身折叠，以至于机械地坍塌在自己身上。外部成为了内部，现在内部失去了限制。先前被明确界定的在场现在成了无处不在的飘渺的可能性。被从里到外翻出来的东西不再以一种确定的、集中的方式存在，而是保持在目力所能及的悬浮状态。这是系统最后的策略，是它最没有价值的时刻，与此同时，也是攻击对它最无能为力的时刻。自由国家像一个皇帝将自己折叠起来的这种操作可以被这样解释：自由国家发展了两种亚制度的实践，对人口进行控制和牵制。一方面是警察的存在（就这个术语的原意来说：“警察密切关注人的幸福……密切注意生活”），另一方面是公共宣传，它贴近和渗入一切，但独立于每种生命形式。每一个这样的实体或代理机构事实上都是一套实践和装置，它们不具有真实的连续性，仅仅起到了对人口的聚敛功能——首先是对它的“身体”，其次是对它的“灵魂”。对社会所定义的幸福进行监控以及维持公共秩序都是巩固权力所必需的手段，是自由国家最经济的方案。从18世纪到19世纪，警察和公共宣传都以既服务于又超越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方式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才成为自由国家向帝国过渡的关键。接着我们见证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借助于以战争功能的视角将它们彼此连接起来，以及以一种相当独立于民族国家的方式，这些亚制度实践产生了两个超级帝国机构：警察成为了生命政治，公共宣传被转化成了景观。自此以后，国家不会消失了，它毫不费力地降格为一系列跨领域的自发实践：景观，生命政治。

注γ：由于维也纳会议终结了“百年的和平”，自由主义的设想在1914年崩溃了。当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变发生时，每个国家都发现自己被全球性的阶级斗争分成了两半，所有关于一个国际秩序的幻想都看到了它们的末日。在全球内战中，两极分化的进程裂解了国家的疆界。如果还能看到任何所谓的秩序，那也不过是超级大国。

注δ：如果说帝国是现代国家的不可能性，那么它也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能性。非殖民地化是帝国的建立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是超级大国的一种扩张逻辑。非殖民化意味着：打造一条新地平线，比古老制度更有效的亚制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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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由国家把内部翻出来转变成帝国，人也从一个被法律分割的世界来到来一个被规范所极化的空间。幻想党是这一由内到外的过程的反面，它自我隐藏。

注α：幻想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外部转移到了内部。从内向外翻发生得悄无声息，像一个小偷在夜里出没。一眼望去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只不过被如此之多的熟悉之物的失效突然袭击了，过去的部门再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正在发生的事会突然成为沉重的负担。

神经衰弱不厌其烦地让人区分公正与不公正 ，疾病与健康，工作与娱乐，犯罪与无辜，正常与异常。但我们要明确指出：这些区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它们并没有被压制住。它们仍在那里，不过它们无关紧要。规范并没有废除法律，它仅仅是避免了法律，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征用了它，令它服务于自己内在的运算和管理的实践。当法律变形为规范的力-场，它就失去了最后的超越性的痕迹，以后仅仅运行在不确定的更新状态和例外状态。

例外状态是法律的常规。

再也不存在可见的外部——再也没有一个纯粹的自然：古典时代的疯狂，古典时代的伟大犯罪，或者伟大的经典无产阶级那一公正与自由的故乡。这些都消逝了，这主要归因于它们失去了那种吸引人的想象力。外部消逝了，这是由于今天的每个外部事物都处在被生命政治组织起来的一个点上。疯狂、犯罪或饥饿的无产阶级不再居于一个被定义的或被意识到的空间，他们不再形成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居住区，无论有没有围墙。这些术语被社会磨损成一种可逆的形态，一种暴力的潜在因素，一种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可能性。这种怀疑让持续的社会化成了合理的，完善了微观装置的控制。生命政治并没有直接宣布对人和事物的统治——相反，它是对可能性和可能性的条件的统治。

一切事物都在外部拥有它的资源——首先是违法，同样还有悲伤和死亡——但当它被执行，因此也吸纳了一个被整合的群体时，它也就主动地消除了这些外在性——允许它们再次流通成了唯一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生命政治中并不存在死亡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只是谋杀和它的流通循环。经由统计学，经由对死亡和生命个体的生存需求的数据收集（失学儿童、印度尼西亚人的惨状、工厂事故、全体埃塞俄比亚人、车祸中丧生的名流），整个因果关系的网络嵌入了每个生命的有机体。这是一种死亡即凶手的医疗意识：人们无非是想问，伴随“脑死亡的尸体”的大量涌现，这些很早以前就已经失去生命的“活死人”，如果不靠一座器官银行通过器官移植来人工维持生命迹象，如果他们不能带着生命迹象渡过剩余的时间，那该怎么办？实际上，到处都不存在一个可以鉴别的外部了，既然一个出口成为了所有存在的必要条件。

法律让部门和学院建立了其优势，限制人们对它的反抗，防止人们认出是它给予一个秩序世界以形式和延续性的。法律不停地命名和列举什么是法外之徒。法律说它法外。法律的就职演说首先是要排除它自己的基础：主权国家，暴力。但是标准规范只能运行在没有基础可言的基础上。它没有记忆，而是尽可能紧密地贴近当下，时常声称站在内在性一边。法律给了主权国家的外在一张荣耀的面孔，标准本身却是无头的——这就是为什么每次都不过是一个国王的头被砍了下来，而这却令人欢欣鼓舞。标准并无神圣性和地位可言，它散布了一个僵化迟钝的空间，在那里进行不可见的表演。在这里，没有人能够被排除或驱逐到某个明确而切实的外部。所谓的“排斥”，按照标准，只是普遍的“接纳”的一个形式。因此，除了一个单一的、孤立的场地，不再有任何东西，我们是同类但被折射到无限大的细微差别之中，而一个没有限制的综合政体建立起来，将生命形式之间的游戏限制在最低的强度水平上。在这一空间，一种不可理解的整体代理获得了统治，溶解、消化、吸收和消灭了所有先验的他异性。吞噬一切的内在化进程——将一切事物削减得无影无踪——建立了它的全球部署，目标是将世界变成连续的生命政治组织。一直以来，标准就是这种监视。

在由标准所统治的政体之下，没有什么会是正常的，一切都必须被标准化。在这里发挥功能的是一种主动的权力的示范。标准在它自身的范畴中产生了一个，如人们所说的，实体的现实。揭露这一模式，从来就不代表不从属于这一模式。在由标准所统治的政体之下，否定性从来不是被如此辨别的，它仅仅被削减为对标准的违抗这一单一关系，成为对全球生命政治的漏洞修补。否定性，这种力量甚至不被假设是存在的，而是在逻辑上被抛弃了，被认为是消失的。这不无道理，既然幻想党是这个不存在外部的世界的外部，那么位于一个提出了连续性的世界的中心的本质上就是不连续性。

幻想党所在之处，是一种围攻，一种潜能。 

注β：无法证明，在申根协议之后标准如何把法律包含在内，而不是考虑旧有的欧洲领土国家如何“废除”自己的边界。边界的废除意味着废除了对现代国家最为神圣的一面，但不意味着国家自行消失的进程，它反而是国家的永久自我修复（如果情况允许的话）的可能性的标志。在这种意义上，当边界被废除，海关检查站却根本不会消失，事实上却扩张到所有地方。帝国边界成了“移动的”海关检查站，可以随意设置，即兴演出，在领土的任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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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真正的幻想党人的道路上，我们无疑会遭遇那些可怕的寄生虫，即职业革命家。既然上世纪唯一美丽的时刻都被贬称为“内战”，那么他们一定会继续指控我们为“统治阶级通过内战瓦解革命的阴谋”（马克思，《法国内战》）[48]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只相信一点“分子层面的革命”，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内战在差异化方式中的开展。职业革命家——他们重复的灾难几乎都使他们自己丧气——首先会把我们污蔑为半吊子和叛国者。他们想让我们认为帝国是敌人。对他们的这种愚蠢，我们的回答是，帝国不是敌人，而是敌意。击败帝国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要将它作废；如果有必要，我们甚至可以无视帝国的政党，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建议：“全面起义，就我们所见，应该是模糊难辨的；它的抵抗绝不应该像有形的身体那般具体，否则敌人会从其核心直接调动足够的武力来粉碎它，并带走很多囚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人们就会失去信心，认为事情已经注定，进一步的努力也是徒劳的，从而放下武器。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的关键点是：当越来越浓重的雾霭形成一团乌云，那么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一道闪电。这些被注意到的点主要存在于敌人的威胁的侧翼[…]它们不应该以核心为目标，而应该围绕着蛋的周边啃咬蛋壳。”（《战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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