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跟毛泽东学调查研究》

《民报》上的一条消息，使立志“汗漫九垓，遍游四宇”的毛泽东动了巡游湖南的念头。他与好友萧子升一拍即合，两个身无分文的“游学先生”走访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行程900多里。

身为师范生的毛泽东办起工人夜学，但前来报名的人却寥寥无几；弄清了广告失败的原因，夜学终于办起来了，却发现工人们听课的积极性还是不高。通过调查，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建党初期的毛泽东，选择了安源路矿作为他深入无产阶级中间解剖的第一只“麻雀”。在矿井深处，毛泽东问正在工作的工人：“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做一天挣多少钱？”

 利用回家乡养病的机会，毛泽东对韶山附近的农村作了广泛的调查。他了解到，中国佃农的劳动和生活，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佃农都要苦得多。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兴起的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根据对湖南农民运动调查研究的结果，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理直气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便着手展开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拟定了一个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归之公有”的土地纲领，成为指导秋收暴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在革命形势走向低潮时发动的秋收起义，在敌人的“围剿”“堵击”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起义军何去何从？毛泽东多方调查关于湘、鄂、赣地区的有关情况材料，经过分析比较，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最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聚和发展。

 攻占了遂川，毛泽东亲自到遂川县农村的商业中心草林圩，找中小商业主谈话，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商业经营情况。在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冷清了多日的草林圩，终于又“复活”了。

 习惯了在山沟里与敌人“打圈子”的红军，在城市里能站稳脚跟吗？在“辛耕别墅”里召开的调查会，使毛泽东制定出了争取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

 得知即将召开的闽西一大代表对当地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毛泽东提议：推迟开会。他同代表一起对闽西的政治、武装斗争、土地阶级、工农业生产和物价等问题展开调查。在闽西苏家坡，毛泽东深入群众了解苏维埃政府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毛泽东坦言：“我对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于是，利用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他在寻乌县城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整理出了一份“最长篇幅”的调查报告。其中商业方面的内容就有3万余字，这为红军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对他多年的调查研究活动也进行了理论总结。在总结的成果——《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此后不久，毛泽东又深入上杭、兴国等地展开调查。

 就在毛泽东在寻乌城里进行他“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前后，赣南闽西一带的土地斗争也汹涌澎湃，不断向前发展。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赣南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陂头会议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内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农民热烈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此间，中共赣西南特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相继宣告诞生；同时，红六军和红二十二军也相继建立。

 新的局面迅速打开了，毛泽东信心百倍。然而正当这个时候，一种无法回避的干扰，也正向毛泽东袭来。

 这种干扰来自中共中央。由于城市暴动的接连失败，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向忠发，而实权则掌握在李立三手中。4月3日，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向红四军发出指令，命令毛泽东和红四军立即放弃那种“严重错误的”“分散的去武装农民的策略”，而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范围内扩大主力红军，要把每一支枪都集中到红军手里，做好攻打城市的准备。

 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十分清楚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变更情况，但从一封封辗转而来的指示信和文件中，他敏锐地感觉到，中央领导“左”的思潮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呢？寻乌调查得来的事实说明：形势很好，但任务仍很艰巨！这种在党内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不肃清，革命要遭损失！

 毛泽东决意写篇文章，给头脑发热的人头上浇点“冷水”，清醒一下。

 在寻乌进行的调查研究让他了解了很多实际的情况，也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干脆把文章的题目叫作《调查工作》。

 豆花般大的油灯下，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他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许多同志都成天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

 他大声疾呼：“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毛泽东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联系当时一些忽视调查研究的不良现象指出：“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他精辟地得出结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联想到当时党中央在李立三“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脱离中国实际，动不动就照搬马列“本本”和苏联模式，要在中国各革命根据地开展“反富农斗争”，组织什么“国营集体农庄”等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整个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不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所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当时红军党内正在学习、贯彻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的一系列决议。针对学习中那种机械照搬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和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毛泽东的这些话，这些论断，实可谓切中时弊，掷地有声。

 这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写成后，当时曾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印成小册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形成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遗憾的是，由于敌人的多次“围剿”，《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失传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山乡官山村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调查工作》献了出来，经中国革命博物馆鉴定、确认，才使这篇文章重放光彩。1961年1月，当毛泽东再次看到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章时，喜出望外，高兴异常，激动地说：找到它就像找到我失散的孩子一样重要。1964年，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泽东同意了，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并专门写了一篇按语，说：“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作‘本本主义’。”1991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时，补上了这篇《反对本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