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山｜供需双侧视角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困境及实践路径

摘　　要

一

引　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严峻性、风险性加剧，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所带来的挑战，我国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中长期战略。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概念。“十四五”规划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打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依赖国外市场的旧模式，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兼修”，实现国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良性循环新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国家已从战略高度密集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由此，近两年学界对新发展格局及其构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时代背景、意义与主要特征，厘清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辩证关系，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简新华、程杨洋将发展格局界定为国民经济循环的状况以及国内外经济循环的相互关系，并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保持供需数量平衡、质量匹配、结构协调。任保平从分工的角度定义新发展格局，即通过改善和调节劳动分工结构，促进我国传统分工体系向以国内分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分工体系的转变。黄群慧提出“阶段—模式—动力”的三维理论解释，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由推动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发展格局转向内外经济循环相互促进、协调平衡的发展格局。刘志彪指出，扩大内需—虹吸全球资源—发展创新经济—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逻辑。程恩富、张峰提出，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强调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经济发展新结构。

第二，辨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内在关系，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与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刘鹤认为，国内循环是基础，而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黄仁全、李村璞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依存度、关联度和感应度进行测度，得出我国经济国内依存度均值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结论，以此说明我国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有较大提升空间。林毅夫指出，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和经济发展规律，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将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发展的必然。周小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问题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形成动力充沛、内部协调、循环通畅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张二震、戴翔提出，新发展格局在经济循环的“重心”上有了新变化，必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胡洪彬也认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新发展格局的两大核心主线。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重点，要借助高水平对外开放力量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三，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学者们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内需、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充分利用外资服务、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等方面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路径。王永瑜、吴玉彬认为可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提出通过资源赋能、产业赋能、消费赋能、开放赋能等范畴推动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

可见，学界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已明确指出供给侧与需求侧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现有研究更加侧重于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阐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从需求方面以及供需协同方面对新发展格局进行阐述的较少。事实上，供给与需求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只注重供给，而忽视了需求，无法形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循环，也就无所谓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可见，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能片面从供给或需求的单一角度来理解包括新发展格局在内的经济发展问题，更不能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实践中，欠优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不平衡的需求水平、供给与需求的错配都可能制约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因此，既要从供给侧角度研究如何提升新发展格局的水平，又要从需求侧角度研究如何夯实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二

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具备的供需双侧优势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生产力不断发展，科技取得长足进步，人民收入与购买力不断提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准备了良好的供给与需求优势。

（一）生产力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转为“决定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拓展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国有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双向发力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于2010年超过日本，十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由1978年的1.7%升至2021年的1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它们互相联系、相互制约，但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决定和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也决定着新发展格局的广度与深度。在越来越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国民经济循环准备了优质的生产主体，从而才能逐步形成走向世界的一流企业，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深谙“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的基本规律，不断加大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2021年，我国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4%，接近疫情前OECD国家的水平。随着多年的积累，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从以模仿跟踪为主转向“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一些领域进入世界前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在132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排名第一。在科技的引领下，我国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大幅度增加，工业门类日趋齐全，有实力生产出科技含量更高、质量更优的产品与服务，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准备更多更优的产品内容，为国民经济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体制改革、发展科技外，我国还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新产品和新服务供给。2015年，我国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2020年，我国强调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供给侧有效畅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1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上升至77.5%，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7%、14.5%。由此说明，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明显。

供给是国内大循环重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保质保量的供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内可满足强大的市场需求，对外可形成质量与品牌吸引力，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收入增加与内需市场扩大

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都要依靠需求推动，离开了需求，市场经济不可能发展。在一定情况下，供给创造了需求。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购买力的强弱决定了需求的多少，从而进一步促进或阻碍供给的增加。广大人民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但这种需要能否转化为产品或服务上的需求，与购买力的强弱或者说收入的多寡直接相关。一般地说，收入越高的主体，越容易把需要转化为市场需求，在强大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需求会刺激供给的增加。当然，由于市场的滞后性，这种传导会经历从个别式增加到普遍增加的一个过程。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16510元增长至2021年的35128元，增长了11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24127元增长至2021年的47412元，增长了96.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8389元增长至2021年的18931元，增长了126%。收入增长能够使需要转化为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这一重要内需数据的变化中可见一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12054元增长至2021年的2410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17107元增长至2021年的303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6667元增长至2021年的15916元。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7178元,同比增长12.2%(以下均指同比），人均衣着消费支出1419元，增长14.6%，人均居住消费支出5641元，增长8.2%，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1423元，增长13.0%，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3156元，增长14.3%，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599元，增长27.9%，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115元，增长14.8%，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569元，增长23.2%。可见，各项消费支出基本（人均居住消费支出除外）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新时代十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2年的205517.3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40823.2亿元，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2021年基本持平。这些都说明了消费市场的扩大与消费质量的提升。收入的增长保证了有效需求的扩大，助力“商品的惊险的跳跃”与“商品（W）—货币（G）—商品（W）”的循环。收入增加也有助于储蓄（M0、M1、M2）增加，从而使投资支出（内需的又一组成部分）相应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012年的281684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552884.2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由2012年的71803.79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47602.08亿元。收入增加促进消费市场、投资市场等内需市场的扩大，使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得以统一，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得以良性循环，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夯实了物质基础。

（三）数字经济发展与供需匹配度提升

在市场供给既定的情况下，供给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与供给质量有关，但更多的取决于需求背后的购买力。在市场需求既定的情况下，供给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与购买力有关，但更多的取决于供给质量。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供给与需求都不是既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供给必须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供给内部也要符合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使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实现按比例的协调生产。需求最终也必须传导到供给上，形成有效供给，促进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协同，促进市场出清。而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供需匹配度的提升与国民经济的有效循环。

我国是最大的消费互联网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全球领先。我国对数字经济的定位十分明确，即畅通供给、丰富需求。一方面，我国积极利用数据要素与数字化改造，延伸产业链条、畅通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化消费升级，促进高水平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元增至45.5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2.9%提升至39.8%，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产品的搜寻、生产、运输、跟踪及识别等交易成本，解决了供给双方的供需“时差”问题，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以电子商务为例，供给被高度数据化，消费者可以搜索需求，实现供需精准匹配。2017年到2021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从29万亿增长至42万亿元，网上零售额从7.18 万亿增长至13.09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连续9年保持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地位）。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助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各行业加速融合，线下场景不断向线上转移，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实时化、场景化、内容化的需求，形成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

供需双侧协同视角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主要困境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们既有供给和需求上的优势，也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世界品牌缺乏、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有效需求不足、平台垄断阻断循环等供需堵点与风险。

（一）核心技术待突破与供给质量未全面提升

尽管我国工业门类齐全，在高铁、量子通信、5G、特高压输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尖端技术上具备优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产业链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光刻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智能芯片等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缺乏世界性的品牌与高端产品，供给质量未全面提升。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缺乏制约了我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从而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循环发展，阻碍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比如，我国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却要大量进口特种钢铁；高铁技术是我国的核心优势，但核心动力系统也要依赖进口；汽车销量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优势，但发动机却受制于人，芯片技术缺乏更是让我们面临“卡脖子”风险。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我国2021年进口集成电路6355亿个，合7万吨，接近2.8万亿人民币，金额比2020年增长15.4%。缺“芯”的短板使得我国很多高科技产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国还进口了大量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品。

核心研发技术的缺乏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还制约了我国供给质量全面有效的提升。我国消费者特别是中高收入群体信奉国外产品的供给质量，在多种类型产品的选择上，他们更热衷于购买国外产品。《2021年度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进口跨境电商用户规模达到1.55亿人，较2020年同比增长10.71%，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热情不是“消磨殆尽”，而是“与日俱增”。归根结底，是我国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未形成被消费者充分认可的世界性品牌，未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若供给体系长期“受制于人”，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那国民经济就很难循环起来，更不用说主动循环、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内国际循环了。

我国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基础研究积累不够。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起步晚、积淀少。当前，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也偏少，近年来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仅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的6%左右，而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和强度远远高于我国。大中小教育中缺乏对基础研究和创新方面的教育，仍然注重灌输式教育。基础研究见效慢、投入周期长，在激励机制不完善的环境里，人们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也影响了我国基础研究的积淀与发展。二是科研人才缺乏。浮躁的科研氛围、欠完善的人才管理机制和薪资与绩效机制、科研人员话语权与自主权缺失等原因使得我国对高端科研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三是团队合作有待加强。高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需要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但企业与科研人员的团队合作意识不够强、分配机制不够完善、地方保护主义等都使得团队科研创新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拓展。四是企业奉行“利润至上”。哪里有利润，企业及其资本就往哪里“跑”。一些企业依赖廉价劳动力、依赖政策红利可以获得巨大收益，不会主动研究如何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还有一些企业不断在互联网平台、医疗、教育、娱乐等领域进行无序扩张，通过“烧钱”占领市场而不是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获取利润，显然，他们也没有从事创新的动力。上述原因制约了我国核心技术的发展与高端产品的生产，使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面临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消费者外移的堵点与风险。

（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与有效需求不足

一个经济体的生产除了供给端的问题，还有需求侧的问题，即一些（潜在）消费者苦于收入不高，无力消费、不敢消费，这也是国内大循环难以有效快速循环起来的又一症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购买力基础。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总体背后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可观测到的数据来看，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都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近年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倍以上，这样的倍差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水平。对36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多数低于1.5。在欧盟、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均衡，甚至在一些时期农村居民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显著偏高，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达到27%左右，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士、芬兰、加拿大等还不到10%，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和印度也不超过20%。从5等份分组来看，全国高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以上。其中，高收入组家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家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以上，高收入组家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家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倍以上。我国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偏少，这样的事实注定了一些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满足温饱后难以有其他更多更大的购买力需求，从而使依赖内需扩大的国内大循环缺乏最广泛的消费者基础。

城乡二元割据是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农村与城市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城乡二元割据使城镇与农村处在不同的发展环境下，城乡资源禀赋不一样，发展机会不一样，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分割下，广大农村无法与城镇一样完全处于社会化大生产和信息社会之中，难以充分享受社会化大生产与信息技术进步的成果，收入水平也必定存在差距。

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引领性、约束性作用不够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程度仍待提升。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仍然存在，否定社会主义、主张取消政府调控、片面夸大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等错误论调时不时出现，试图影响我国发展方向。一些经济领域完全按照所谓的市场的“效率”与“优胜劣汰”的逻辑运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当前依据资本、数据、流量进行分配的方式日渐盛行，亦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三）平台企业垄断与供需循环断裂

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空限制，提升了供需双方交易效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利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数字技术也催生了平台这一新的组织形式，产生了平台企业与平台经济。平台企业有利于供需的无缝对接，促进供需循环。然而，一些大型平台企业利用资本、数据、流量、算法形成垄断，破坏供需有效循环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垄断意味着非充分竞争，其他竞争者很难进入相关领域，商家和消费者都要依附于平台。构建新发展格局也需要遵循自由竞争规律。有些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实行垄断定价，破坏正常竞争秩序。不仅如此，有些平台企业还通过“二选一”压制平台内商家的经营（一些商家被迫退出平台），遏制其他市场主体的科技创新，扩大贫富差距，在金融杠杆、金融衍生工具的加持下，平台企业还有可能形成“大而不能倒”的垄断集团，不断越界，扰乱市场竞争，难免会侵蚀一些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甚至危害国家安全，不利于形成广泛的竞争，不利于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形成最广泛的生产销售主体。然而，“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由此，2021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二选一”、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等词汇开始频频出现，2021年也被称为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元年”。阿里巴巴和美团的“二选一”垄断行为被处以巨额罚款，腾讯、京东、百度、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也存在“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行为，被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台垄断的结束。平台企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数据、流量、算法背后体现的是资本的力量。马克思曾引用《评论家季刊》的评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平台企业将会继续借助数字科技的力量，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马克思笔下的G-W…P…W′-G′、P…Ck…P、Ck…P（W′）的循环将被人为地阻断。这种隐蔽的方式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也增加了监管的成本。因此，如何事前防范平台企业无序扩张与垄断，促进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合理合法地逐利，积极履行乃至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必须破解的又一堵点。

四

供需双侧协同视角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对策

作为国家的一项中长期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从而连续不断地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问题为导向，从供需双侧长远谋划、认真实践、不断纠偏，使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个环节都是连续进行的，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集中力量加强基础性研究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应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自上而下地集合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各方优势力量，循序加大对项目与人才的财政专项投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经费的比重。组建“卡脖子”技术团队，加强基础性研究，攻关核心与战略技术，逐步产出一批高科技成果与颠覆性技术。给予团队充分的自主权，以人才为中心，完善科研人才职称评聘、职位晋升、物质奖励等制度，解除科研人才后顾之忧，让科研团队一心一意、不骄不躁地从事研发与创造，让科研人员有获得感与成就感。当然，大量基础性研究成果的产出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因此，“必须改革完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形成更有效的激励机制，改革创新教育制度，调整优化教育结构”，特别是从基础教育做起，在基础教育中就要融入创新教育，设置创新课程，强调基础研究，本硕博教育要进一步强化创新教育，鼓励学生积极从事基础性研究和创新研究。通过大中小一体化创新性教育，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的创新基因，让创新融入中华民族发展的血脉。通过创新引领与生产力转化，以时间换空间，我们一定能够搭建起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高质量供给体系，为新发展格局奠定产品基础。

（二）做优做强做大各类公有资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但是，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执政基础，是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因此，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混合资本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等各类公有资本。加大国有资本对互联网、智能制造、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的投入及对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投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服务民生，切实增加就业，提高人们收入水平。深刻总结南街村、华西村、周庄等集体资本的运营模式和经验，鼓励各地村委会充分利用与盘活集体资本，做好集体资本运营，防止集体所有权虚设，让民众共同参与集体资本的运营并共享集体资本的运营成果，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经济循环奠定更好的购买力基础。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平台企业，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给予混合所有制平台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贷款优惠政策。在共同的平台上，充分发挥公有资本的技术优势与管理优势，引导非公有资本积极流向高科技与数字前沿领域，助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强化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有效利用非公有资本机制灵活、运营效率高等优势，增强公有资本的活力与竞争力，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良性共赢发展，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平台企业，为国际循环打造靓丽的中国名片。

（三）强化按劳分配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不可能成为唯一的分配原则。但是，强化按劳分配主体地位，才是对我国所有制制度的践行，也才能更好地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购买力，为国内大循环提供物质基础。这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与时俱进地出台最低工资标准，也需要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切实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并让劳动者共享剩余价值M增长的成果。对于高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市场主体，可以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贷款支持、公示宣传等政策，让按劳分配不流于形式，而是成为企业的分配自觉。当然，劳动者自身也应不断学习，积累经验，提升综合素质与整体实力，提升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强与企业谈判的资本，维护自身权益。只有严格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才能有效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有效需求，夯实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超过5亿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充分考量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消费市场。而提振农村消费的关键在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城乡二元壁垒。解决好“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老百姓才没有后顾之忧，才敢于消费、舍得消费，才有助于拓展国内大市场。构建起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老百姓才不会“挤破了头”似的往城市跑，有助于农村人口回流、发展经济、带动就业、增加收入，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央和地方要自上而下地设置专门性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制度，多层次、多渠道地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范围与去向。还要辅之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与奖惩措施，确保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同时，政府还要大力支持互联网远程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的延伸。

（五）强化监管与反垄断

资本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也就是说，逐利是资本的本性，离开了对利润的追逐，资本就不谓之资本了。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不是否定资本的本性，而是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合规合法地逐利。这种引导包括事前的政策法律规制、教育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道德约束，也包括事后的监管与惩罚。就目前平台资本垄断与供需循环断裂问题，尽管大平台被处以罚款，但不意味着平台反垄断的结束。应识别各类业务本质，持续强化功能监管。对有序运行的资本“监”得多一些，对呈现出无序趋势的资本及其企业“管”得多一些。“加强资本治理制度设计，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把权力与无序运行的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平台竞争环境，才能打通商品供需堵点，保证平台及平台内的企业顺利完成从“G-W-G”的循环，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五

结　语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全新部署和中长期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任何‘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主张和行为，都会妨碍甚至中断人类社会通向‘现代性’理想目标的进程。”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高水平循环。然而，任何国家的强大都不是靠外在因素，而是取决于内在的、自身的强大。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从供给端持续发力，全面提升国内产品质量，逐步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世界品牌；从需求端入手，政府、企业、劳动者通力合作，有效增加劳动者收入与购买力；打破资本背后的平台垄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架构起高效率的国内大循环。只有立足于供需双侧，生产越来越丰富的高质量产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形成越来越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才有坚实的基础。也只有以一往无前的决心与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才能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更好地“引进来”与“走出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助力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奇迹。

〔责任编辑：徐淑云　马　丹〕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2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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