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小姐”不得安宁的一生
利维坦按：如同萨拉·巴特曼（Sara Baartman）的巨臀，“胡子小姐”的一生也是被公众好奇心消费的一生。长久以来，外形迥异于常人的形象，一直是直观上的异类存在：不论是连体婴儿、侏儒，还是多毛症、鱼鳞癣，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注定会成就一门畸形学（teratology）。
图源：Flashbak
《黑色维纳斯》（Vénus noire，2010）剧照。图源：The Funambulist Magazine
所谓畸形学，说到底就是对于所谓“怪物”的研究。先天畸形曾被奉为造物主的神来之笔。观瞻畸形人不仅被认为是体面的，甚至被认为是神的教化。医生和科学家们也在人群中观看着畸形人的表演，他们猜想每个“怪胎”都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物种或是人类进化链上缺失的那一节链条。
文/Bess Lovejoy
译/以实马利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4/11/26/julia-pastrana-a-monster-to-the-whole-world/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以实马利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一张由乔治·维克拍摄的照片副本，图中的是胡莉娅·帕斯特罗娜经防腐处理后用于展览的尸体。图源：Wellcome Library
胡莉娅·帕斯特罗娜（Julia Pastrana）生于1834年墨西哥西部的群山中，彼时她的母亲正为她的长相是由超自然干预的结果而担忧。
当地的土著部落常常怪罪于“努瓦里”（naualli），这是一种能够任意变形的狼人生物，也是畸形、死胎的幕后黑手。在见到了胡莉娅的第一眼后，部落便认定胡莉娅的母亲曾私语起怪物的名字，在那之后不久，她便逃离了部落——或着说被放逐出去了。
两年后，一群墨西哥牧民在寻找一头失踪的牛时，在山洞中发现了躲藏中的胡莉娅母女俩。牧民们把她们带到了最近的城市，而胡莉娅则被安置在了一家孤儿院。甜美、机敏、几乎全身披满黑色毛发的她，毫不费力地成为了当地的明星。
在听闻了她异乎寻常的容貌和迷人的气质后，该州的州长便领养了胡莉娅，作为他的女仆和用于开心解闷的小丑。胡莉娅在州长身边一直服侍到了20岁，那时她正决心回到自己的部落。然而，终其不幸的一生，她却从未完成过这趟回家的旅程。一位来自美国的流浪艺人瑞兹（M. Rates）在她返回家乡的山路上遇见了胡莉娅，并说服她过上了演艺生活。
胡莉娅就这样成为了19世纪所有人好奇的靶心，她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女猿人”、“熊女”，或是“狒狒小姐”。她的首次登台表演是在1854年12月，在纽约市百老汇的哥特大厅开始了她的处女秀。身着红裙、唱着西班牙小调、脚踩着苏格兰高地舞，吸引着无数狂热的观众蜂拥而至。
然而，他们所期待的不太可能是歌声和舞蹈：他们是来痴望着她的覆满毛发的脸和身体、前突的下颚、肥大的嘴唇，和她那又宽又扁的鼻子。胡莉娅被观众宣传并形容为“一头来自墨西哥野外的熊女！”，而其他人则说她像个猿人。在简·邦德森（Jan Bondeson）所著的《医学珍奇柜》（Cabinet of Medical Curiosities）中，摘录了这样一则报纸上的描述：
“此怪胎的眼中迸射出智慧之光芒，钩状獠牙从下颚探出，可怖至极……画面几乎被令人作呕的长发尽数掩盖。其音声姣好，于半人（semi-human）而言已是温顺无瑕，通晓西班牙语。”
维尔杰·丹尼尔（Vierge Daniel）为爱伦坡小说《莫尔格街凶杀案》所配的插图。图源：Old Book Illustrations
需要提及，关于胡莉娅是半人的说法并非媒体原创。医生亚历山大·莫特（Alexander B. Mott），纽约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瓦伦汀·莫特（Valentine Mott）的儿子，在私人密室内检视了胡莉娅的身体，并宣布她是个混种——一半人类一半红毛猩猩的杂交产物。其他医生也都表示同意。
在当时，红毛猩猩是在美国人认知中最巨型、最吓人的灵长类，是野性和原始的代名词，并有着危险的性欲。在1841年的小说《莫尔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中，爱伦·坡笔下的狂暴红毛猩猩，用剃刀割开了一位美丽女性的喉咙，这在当时帮助巩固了这些生物与惊悚、魅力和性之间的联系。
不过，这种联系也早已有迹可循：200年前，荷兰医生雅各·朋木斯（Jacob Bontius）关于红毛猩猩写道：“从印第安女性的情欲中诞生，由猿、猴子和可憎的淫乱相混杂的动物。”
但同时，胡莉娅事业上的成功激起了她的慈悲心。她关注并支持着19世纪其他长有胡子的女性，而这种行为也更凸显出她源自本能却又种族化的不同之处。
事业爆红的胡莉娅被她的部落称为“挖树根的印第安人”，意思是“卑鄙又难以管束”，居住在动物巢穴中，享受着与熊猿间的亲密关系。潜在的意思很明显：胡莉娅象征着我们被压抑的兽性，也是人兽交配的文学产物。
位于伦敦丽晶厅（Regent Hall）的展出海报，由“无法描述的胡莉娅·帕斯特罗娜小姐”参演。图源：Wellcome Library
另一则伦敦丽晶厅的“无法描述的胡莉娅·帕斯特罗娜小姐”海报。图源：Wellcome Library
胡莉娅在经历了美国东部和加拿大巡回演出的成功后，在英格兰邂逅了一位新的经纪人，而她独特的个性也继续成为了行之有效的营销手段。出现在伦敦丽晶画廊（Regent Gallery，在1857年，胡莉娅一天要在这个地方出现三次）一幅关于胡莉娅演出的宣传海报中，她被刻画成有着夸张、猩红的嘴唇和硕大鼻子的非裔美国人（这点明显与事实不符，至少有一位医生申明，胡莉娅“没有任何黑人血统的迹象”）。
西奥多·雷恩特（Theodore Lent），胡莉娅的新经纪人，在12页的宣传小册子中将她称为“狒狒小姐”，并同样将她的父母描述为与野生动物形影不离。但是也同时向观众保证胡莉娅是“凌驾于红毛猩猩之上的自然女性”，并把她描述得聪明伶俐、平易近人。
在胡莉娅被“科学家们”鉴定为混种身份，并以此包装作为宣传的同时，早在最开始就已经有人知道，她只是个不折不扣的人类罢了。解剖学家小塞缪尔·尼兰（Samuel Kneeland Jr），波士顿自然历史学会（Boston Natural Historical Society）的比较解剖学前会长，检视了胡莉娅并申明她是个完全的人类，同时“是一位完美的女性，关于女性的所有功能一切正常”。
在1857年，动物学家弗朗西斯·巴克兰（Francis Buckland）拜访了她位于伦敦旅馆的房间，形容她有着“狰狞”的面部特征，但却有着“极佳”的身材，还说到她“有着甜美的嗓音，非常棒的音乐和舞蹈品位，还会讲三种语言。”他补充道：“我相信她真正的来历，不过是个畸形的墨西哥印第安女性。”
在当时最负盛名的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并没有前往伦敦去见她，而是通过她的传闻和一副牙齿倒模来了解——这副倒模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上下颚双排牙齿。
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中，达尔文将胡莉娅与无毛狗相比较，提出了动物界中的皮肤疾病与牙齿冗余相关的理论。然而，胡莉娅并没有多余的牙齿，只有肥厚的牙龈在倒模时被误认的凹槽。每当其他人问及她的嘴时，她都会解释道她有着正常数目的牙齿。但是几乎所有检查过她的医生都会把问题直接告诉雷恩特，而胡莉娅则在一旁保持沉默。
胡莉娅的肖像照，出现在俄国医生尼古拉·曼苏罗夫（Nikolai Mansurov）的《临床皮肤病学选集》（Klinicheskiĭ sbornik po dermatologīi）。图源：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沉默却有利可图，恰恰是雷恩特喜欢的类型。托胡莉娅演出的福，雷恩特赚得盆满钵满，但就在那时他的死敌，可能甚至包括巴纳姆（译者注：P.T. Barnum，19世纪名噪一时的马戏团经纪人，也是斐济美人鱼的主人）在内，都想从她身上分一杯羹。于是雷恩特下定决心，做出了个让他的生命、呼吸和投资都能够永驻的决定；他向胡莉娅求了婚。
我们无从得知胡莉娅对于雷恩特的想法，尽管邦德森相信她坠入了爱河并“令人感动地奉献”于他。可以肯定的是，胡莉娅的世界是围绕着他的经纪人转的：她被禁止在白天外出，以防在大街上被人瞧见，贬损她辛苦积攒的名声；她只会在夜里坐车驶入马戏团，脸上还要戴着面纱。
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不过她和维也纳的女演员兼歌手弗里德里卡·戈斯曼（Friederike Gossman）建立起了特殊的友谊，而她后来也说道，在胡莉娅的身旁总是有层“悲伤的轻雾”笼罩。不管怎么说，胡莉娅接受了雷恩特的求婚。她曾告诉戈斯曼，“（我的丈夫）爱我的理由正是我自己。”
除了戈斯曼以外，把胡莉娅真正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少数之一，是德国马戏团的老板赫尔曼·奥托（Hermann Otto）。他在维也纳拜访了胡莉娅，和她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奥托将对她的印象都记录了在他的书《旅人》（Fahrend Volk）当中。他笔下的胡莉娅似乎是这样的：
“一头全世界眼中怪物，因金钱而被推上展台的异数，会一些艺术性的华丽杂技，就像是头被训练过的动物。（但是）对那些更了解她的少数人而言，她是一个温暖、感性、有思想，精神上有着崇高天赋，而心思又脆弱敏感的个体……这种悲伤深深扎根在她的心中，被迫低人一等，而不是和其他人平起平坐；把自己作为怪胎供人观赏，单单为了金钱；无法分享自己每天收获的快乐，在一个充满爱的家中。”
1859年的冬天，胡莉娅夫妻两人来到了莫斯科，在当地的马戏团所罗门斯基（Salomansky）里，观众把整个展厅围得水泄不通。到了8月，胡莉娅发现她已有了身孕。她的孩子，经过艰难的分娩后在1860年3月出生了，身形异常庞大，像她母亲一样浑身披着毛发，有着同样的面部特征。据说胡莉娅紧紧抱着他，泣不成声。
孩子仅仅存活了35小时，而胡莉娅，则因分娩过程中产道撕裂，过了几天便随她的孩子而去了。胡莉娅的官方死因是产褥热（子宫周围的腹膜炎症），更浪漫的说法则是她死于心碎。雷恩特在她临终时守在床边，而她应该说：“我会开心地死去，我已经得到了属于我的那份爱。”这种说法非常符合19世纪流行的临终名言，但却美好的有些不真实。
妻子怀孕后，雷恩特想要通过婚姻来巩固财产的计划最终事与愿违——或者表面上是这样。在医院里，雷恩特认识了一位莫斯科大学的索科洛夫教授，索科洛夫是一位防腐技术领域的专家，在那不久前还革新了一项将木乃伊和动物标本混合的技术，能够把尸体变得与生前一样面色红润，栩栩如生。
他和雷恩特敲定了一项协议，索科洛夫会把胡莉娅母子俩的遗体买下，制成标本保存，并放在大学的解剖学会中展览。索科洛夫对防腐的细节守口如瓶，我们只知道整个过程花了他6个月。
当尸身在防腐化学药剂中充分浸泡，索科洛夫便把母子两人摆好站立的姿势，孩子被固定在一根竿上，脸上挂着惊觉的表情，他的母亲两手搭在髋部，双脚开张，脸转向一边。胡莉娅的自信站姿容易让人想象到，哪怕只有一瞬间，一个年轻女性，正镇静自若地站在角落，等待着一个朋友、一辆巴士、一辆出租，或是一天结束的到来。
1862年展示胡莉娅防腐遗体展出的雕版画。图源：Wellcome Library
但胡莉娅的故事远未止步于此。她的遗体在解剖学会博物馆只待了6个月，在听闻了她和她的儿子的模样有多逼真后，雷恩特钻了合同中一项条款的空子，把母子俩再次带回了身边。很显然，他意识到即使胡莉娅已经死了，也还能和生前一样成为一棵摇钱树。
在1862年伦敦，雷恩特再次把母女两人放上展览，想要参观他们只需一先令——比胡莉娅还能唱歌跳舞时的收费来得要少，但至少，现在他能够将她展示上好一阵子。科学家们再次跳了出来：巴克兰在参观后说“面部细节令人惊叹，像极了一尊极其完美的蜡质肖像”。同时《柳叶刀》（The Lancet）则声称防腐工作“极为成功”。
母子俩再次开始了环绕世界的巡回演出，而当他们造访维也纳时，赫尔曼·奥托在见到了他的旧相识后，这样形容她的样貌：“猩红，像是丝绸的妓女样式的裙子，脸上挂着道令人发指的可怖狞笑。”
几年后在卡尔斯巴特，另一个女人的消息传进了雷恩特的耳朵，玛丽·巴特尔（Marie Bartel），一个同样经历着与他前妻相似病情的女人【在今天，对于胡莉娅的疾病诊断是全身性毳毛增多症（generalized hypertrichosis lanuginosa），产生了覆盖脸及全身的毛发；以及牙龈增生，增厚了她的嘴唇和牙龈】。
为了展示把玛丽招揽进他演出事业的决心，雷恩特扔了一大袋李子越过墙头，落在玛丽消磨时间的花园里。不久之后，他就说服了她父亲让玛丽嫁给他。他保证永远不会将玛丽送上展台，但这份誓言并没有存活多久。
不久后，玛丽就以“泽诺拉·帕斯特罗娜”（Zenora Pastrana）——胡莉娅的“小妹妹”身份，在台上唱起歌、跳起舞。而胡莉娅和她儿子的标本就在她的背后，场面已经不能够再诡异了。
不过或许是“泽诺拉”笑到了最后。在经过了穿越欧洲和美洲大陆的演出后，两人在圣彼得堡退休，而雷恩特则发了疯。不止一次，他赤身裸体出没在涅瓦河的桥上，毫无缘由地哭喊尖叫，把钞票撕个粉碎扔入水中。
玛丽把他送进了疯人院，而在那之后不久雷恩特就死了。玛丽则搬回了德国，并把胡莉娅和她儿子的标本卖了出去，母子俩的遗体从此便穿梭于欧洲各地的展览会、游乐园、博物馆和鬼屋中，长达数十年。
关于玛丽·巴特尔的木刻版画细节，或称其为“泽诺拉·帕斯特罗娜”。图源：Wellcome Library
1921年，哈康·隆德（Haakon Lund），挪威前最大嘉年华的经理，从一位在柏林的美国人手中买下了胡莉娅母子。他们被买下后便成为了珍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ies）的一部分，与其他8000个物品陈列在了一起。其中包括浸在巨大玻璃罐中的身体部件，保存完好的头颅，畸形的胚胎，连体的孪生胎儿，长着两个头的牛犊，一整张钉在木板上的人皮，以及其他精选出的物品。
隆德从珍奇屋中甄选出部分进行展览，就在他的一个关于性病主题的蜡像馆旁，并将其称为“卫生与解剖学”展览。展览活动在1920年穿过了整个挪威，其标语上这样写着：“人性，认识你自己。”
而在那个时候，有关畸形秀的文化开始发生了改变。随着19世纪推进，“怪胎”展览变得越来越与时代脱节，而隆德为了将自己的展出伪装成主流教育的一部分也煞费了苦心。他花钱雇医学生们穿上白大褂充当向导，展示海报上假装提供医学及科学的背景信息。
尽管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将展览视为猥亵，并下令将蜡像熔化做成蜡烛——而隆德则用某种手段逃过了这一劫。
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后，胡莉娅母子俩遗体在20世纪50年代被送进了仓库。直到20年后，才出现在了一些小型的巡展上，与此同时也成为了新闻报道盛怒所倾泻的对象。1973年，瑞典禁止了他们的展出，理由是尸体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进行展览。
他们的巡回事业就此标志了终结，隆德把遗体标本藏在了奥斯陆附近的一个囤积狂欢节物资的库房中。3年后，一群青年闯进库房并扯掉了胡莉娅的手臂，以为她只是个模特。警察后来修复了胡莉娅的遗体，但她的孩子却毁损过度，再也无法复原了。垃圾堆成为了他最后的安身之处。
1990年，胡莉娅的遗体再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挪威杂志《犯罪学报》（Kriminal Journalen）的记者发现了藏在奥斯陆法医研究所（Oslo’s I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的地下室中独自凋零的胡莉娅。在那之后，胡莉娅遗体的命运成为了挪威报社与政府委员会之间的重要纽带。记者、学者，和其他官员花了大量的笔墨辩论究竟是将她下葬，还是保留在地表以供科学家们有朝一日能够研究她的症状。最后，挪威的教会部、教育部和研究部共同决定将她保留，并在1997年将她送到了奥斯陆大学的基础医学研究所。
2005年，劳拉·安德森·巴巴塔（Laura Anderson Barbata），一位在墨西哥出生，在纽约长大的视觉艺术家，在驻奥斯陆期间，向大学发起了请愿，要求将胡莉娅的遗体遣送回国。巴巴塔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胡莉娅的悲惨境况，那是在她的好姐妹创作出话剧《世上最丑陋的女人，胡莉娅·帕斯特罗娜的真实故事，凄惨不幸的一生和大获全胜的死亡》（The True History of the Tragic Life and Triumphant Death of Julia Pastrana, the Ugliest Woman in the World）之后，而整出话剧也是在完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编排的。
当大学的首次回复让她的希望落空后，巴巴塔依然坚持着，她在奥斯陆的当地报纸上刊登了胡莉娅的讣告，精心筹备了一场弥撒来获得大众支持。2008年，基于人类遗骸的进化研究，挪威国家委员会决定允许巴巴塔完成她的心愿，理由是“似乎不太可能……胡莉娅·帕斯特罗娜会情愿让自己的身体作为解剖学收藏标本进行保存”。同时胡莉娅的家乡，锡那罗亚州的州长也加入了事件中，与其一同参与的还有墨西哥驻挪威大使，和一份让胡莉娅回到墨西哥的正式请愿书。
在2013年的2月，胡莉娅的遗体——躺在撒满白玫瑰花瓣的纯白棺木中——终于在锡那罗亚州的莱瓦镇（Sinaloa de Leyva），一个靠近她出生地的小镇里得以安详下葬。抛开她所经历的一切，胡莉娅的故事算是有了个圆满的结局。尽管有些遗憾，她并没有亲眼见到——并知道她被世人所铭记的形象不止是个怪物。
附：胡莉娅·帕斯特罗娜与其子的真实容貌，图源：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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