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祎、许雯雯 | 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谁承担了环境治理的成本

作 者   韩晓祎  许雯雯

内容提要   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被大多数学者肯定，但是环境规制的收入分配效应却较少有文献提及。本文将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三重差分法研究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治理的成本主要由高污染行业的劳动者所承担，环境保护税改革虽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和环保投资，但同时也会增加企业创新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降低企业的流动性，进而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在劳动要素的调整成本较小且流动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企业会通过降低劳动者报酬的方式将资本成本的上升转嫁给劳动者，导致劳动-资本要素价格比和劳动要素收入占比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劳动者议价能力越大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小；在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大；在劳动力越密集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大。本文的结论表明，提高劳动要素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畅通劳动要素市场，有助于实现环境规制的“三重红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关键词  环境保护税改革  要素收入分配  环境治理成本  税负转嫁

作者简介 

韩晓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院财政系副教授，361005；  

许雯雯（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博士研究生，361005。

刊  期  《财贸经济》2023年第5期

1.研究心得体会

一直以来，政府和学术界在强调环境治理的“双重红利”，即环境保护的“绿色效应”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蓝色效应”。不少研究证明了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减少污染排放进而改善环境质量，但是，环境规制的成本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Liu等（2021）从劳动需求的角度研究了我国空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政策对于就业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会通过减产以及提高生产技术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进而减少对劳动者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然而，就业数量的减少只是环境治理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并不能反映环境治理成本转嫁的全貌，尤其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很多企业出现“用工荒”，反映的并不是企业劳动力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企业“想招却招不到”。出现这种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对企业开出的薪资水平不满意，这也侧面说明了作为中低收入者的劳动者没有享受到“蛋糕”中应得的比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研究原本应由高污染行业企业资本承担的环境治理成本是否会通过降低劳动者报酬的方式转嫁给劳动者，从而对整个要素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这是现有文献尚未探讨过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主要困难有两个。第一，我们研究的环境规制政策是2018年排污费改征环境保护税，如何进行研究设计以准确地识别出环保税改革“应税标准提高”的政策效应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是解释环境治理成本是如何转嫁给劳动者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主要参考了现有的研究（Cai等2016，刘金科、肖翊阳，2022），使用了三重差分模型来捕捉环保税改革对劳动要素收入占比的影响。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一开始是从要素流动性角度思考了为什么环境治理成本可以转嫁给劳动者，我们的论据主要是劳动要素的流动性小于资本要素。在审稿专家的建议下，我们进一步将要素调整成本考虑其中，正是由于资本要素相较于劳动要素的调整成本更高，因此企业才能更轻易地将成本转嫁给劳动者，我们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给出的宝贵建议。

在审稿方面，两位审稿专家阅读得非常仔细并且反馈很及时，整体审稿效率很高。审稿专家对文章分别给出了整体评价和具体建议，所提出的建议都非常中肯，我们按照审稿专家的建议对文章进行了修改，文章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此再次对匿名审稿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环境治理成本的转嫁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的环境成本主要是转嫁给了哪一部分消费者，比如是有固定收入的消费者还是无固定收入的消费者承担了更多环境治理成本等等。这有可能需要获取企业产品消费者的信息，是未来待研究的一个问题。

2.主要的研究内容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在Liu等（2021）的基础上从要素收入分配的角度思考了环境治理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即环境规制除了影响企业对劳动数量需求之外，是否会对企业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报酬和劳动要素收入占比产生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第二，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劳动要素收入占比下降的因素。第三，丰富了税收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文献。

本文将2018年环保税改革作为一个准实验，利用三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环保税改革对企业劳动要素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保税改革显著降低了劳动要素收入占比。具体而言，环保税改革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增加企业的环保投资，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会降低企业的投资边际收益，使得愿意将资金投资于该企业的投资者减少，迫使企业降低资金价格来吸引投资；而环保投资的增加则会降低企业的流动性和短期偿债能力，增加了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最终使得企业资本成本上升。在企业资本调整成本较大且劳动者行业间以及城市间的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会将资本成本的上升转嫁给劳动者承担，进而使得高污染行业的劳动者承担了这部分成本。

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为了减少污染的排放，保护绿水青山，有必要提高对企业的环境规制的强度，比如提高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标准。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提高污染物的应税标准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和环保投资，这肯定了我国环境保护税的“绿色效应”。（2）尽管征收环境保护税起到了环境治理的作用，但是环境治理的成本却并不一定由企业承担，企业可以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劳动者承担。（3）要充分重视劳动力的流动性，企业之所以可以将资本成本的上升转嫁给劳动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劳动者的流动性受限。政府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保障不同地区就业机会的平等等来提高劳动者的流动性，减少企业向劳动者的税负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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