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新“核心动作”与新主流电影的原色抒写┆《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摘 要: 2020国产新主流电影继续挑战和突破，它不唯以一种普遍的砥砺性表征、当代性选择，融合大众意志与意趣，饱含现实生活内容与真情实感拓进主流性创作，在叙事美学和表意策略上，三个新“核心动作”，也让银幕铿锵有力的原色抒写卓然生辉。这就是：通过反向力量的强化，揭示生活和战争的本相；强化喜剧要素凸显低度美学魅力；借段落化铺陈辽远空间及主题意蕴。显然，还原银幕的真挚和真实，用心感受人和社会之变，倾情演绎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新现代史、新当代史，是新主流电影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核心动作 新主流电影 原色

2020年，大疫之年。受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影响，世界各国社会经济迅速陷入困顿，中国经济也经受了巨大冲击。这其中，处于风口浪尖的电影业首当其冲，影院大面积歇业停业，电影业投融资趋于停滞，整个行业一时变得“满目疮痍”。肆虐的新冠疫情这一特殊历史劫难，改变了世界电影格局，考验了国力国人，也赋予我们民族的电影一种别样的精神气度和艺术自觉，一个显在的情景是——国产新主流电影乘势而发，迅速勃兴，并以一批引人瞩目作品的涌现，显示出中国特色电影独特的文化根性，也显示出特殊时期中国银幕非比寻常的精神聚合力，开启国产电影一个新阶段的恢弘创造。

在当代银幕上，所谓“新主流电影”是以国家情怀和民族性格为核心，以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架构，勾画具有民族文化内涵、民族风格的中国故事，深层展现当代国族、国人风貌的电影。它们在本质上是“国家电影”和“政治电影”，意识形态属性明晰。但同时它们在呈现方式上具有高度丰富和广泛的题材视域、表现空间以及美学层级，在选材、叙事、人物和镜像上也以最接地气、最富有想象力的形态，与大众实现着心灵与情感的互动与对话。细数近年的“新主流电影”创作，从《智取威虎山》（2014）、《湄公河行动》（2016）、《建军大业》（2017）到《红海行动》（2018）、《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少年的你》、《流浪地球》（2019），再到《夺冠》、《我和我的家乡》、《八佰》、《金刚川》（2020）等等，它们所标示的电影气场和银幕景致令广大观众着迷。

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影坛的主流电影都被标签化：“英雄人物”“道德楷模”及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类电影恪守“真实历史事件和真实人物”不容篡改的创作“原则”，注重历史感和崇高性，却不太在意观众的感受，在它们的观念框架里，“类型”“想象力”“缝合”“情感”和“商业元素”等概念十分羸弱。而“新主流电影”就不同了，这类电影深层意义上仍然是爱国主义、民族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植入，仍然是对主人公不畏艰难困苦，追求大众福祉的英雄信念和品质的勾画和表现。然而，它们的“当代性”更明显，它们更在意神而不是形，电影的纪实主体已广泛地与戏剧性结合，与类型要素结合，与商业卖点结合，而标签则被弱化或大幅度消解，甚至就主流电影固有的“写实架构”而言，它也已快速分化和疏离，一变而成为新主流电影“非必备”成分。换句话说，新主流电影在“换代升级”中，不断“破圈”，已“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一个更电影、更观众、更类型的时代——品味生活美学、消费原色人生镜像新时代。

毋庸置疑，新主流电影的政治站位是高的，它们有热血有情怀有胆识，也有现场有故事有性格，编导者对重大事件和现实生活的把握准确、生动和客观，在特定故事叙述上，营造了一种极其宝贵的“过去性”，清晰地诠释和彰显了我们时代的主流精神。正像余上沅当年在《战时戏剧与电影的题材》一文中所说的：“七七事变到现在的十四个月中，戏剧与电影之贡献于抗战宣传已得到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庆幸这次伟大的抗战，使娱乐变成了教育，使闲散悠逸变成了勇敢进取，现在流传在国内的戏剧同电影都是慷慨激昂的抗战故事，我们再也不要看那些风花雪月轻薄无聊的作品了。”[1]悖离浅薄和唧唧歪歪的“小我”，以人民性的意蕴讲故事，寻求与历史同频共振，提升了新主流电影的思想性和伦理性，并最终赋予其广谱的社会价值，使国产银幕洋溢了更丰沛的“情怀性”。

与此同时，超越历史真实和人物真实，在更灵动的想象中创造性书写，在完成意识形态的传播功能的同时，加入更具感染力的观赏性、娱乐性元素，让当代国产新主流电影显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银幕魅力，散射出日常美学的灼人光芒。这可以理解为一个探索和积淀的过程。2014年，当来自香港的动作片导演徐克以3D特效绚烂演绎《智取威虎山》，打造出一部动作性、视觉性俱佳的主旋律商业片时，我们看到了一种高度契合时代的银幕实验，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图1）。

图1 电影《智取威虎山》（2014）

而到了2018年，到了《红海行动》等，这种实验不仅叙事和表意更加开放，撤侨护侨大背景下的国际反恐行动被影片编导者演绎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观众认可度直冲云天，票房高达34亿元，获奖亦是无数。可以说，至此，借助移动互联网，借助观众审美意识的快速转变，在一系列政策鼓励下，新主流电影已逐渐加快了整体风格的脱缰和转型，并酝酿凸显更大的银幕吸引力（图2）。

图2 《红海行动》（2018）

探索、沉淀和再探索，电影的历史回路上不容徘徊。2020国产新主流电影不断在挑战和突破，它不唯以一种普遍的砥砺性表征、当代性选择，融合大众意志与意趣，饱含现实生活内容与真情实感进行主流性创作，“气吞山河”有之，“小桥流水”亦有之，在大变革中贯穿生活在趋进、家国已一新的逻辑。在叙事美学和表意策略上，三个银幕的新“核心动作”的赫然出现，也让当代银幕铿锵有力的原色抒写卓然生辉，值得我们反复咀嚼思考。

我们知道，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反派叙事”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创作误区，即丑化对手，弱化障碍，敷衍矛盾。出现在故事中的反派角色，大多萌、傻、丑、笨、呆，举止荒唐，行为怪诞，不堪一击，而叙事抗阻的设计也是颇为弱智的。当明明白白的山穷水尽之境，我方英雄能在枪林弹雨中飞檐走壁，在烈火炙烤中轻松脱身，在重重包围或追击中神奇破敌，这即刻使国产主流电影陷入了一种极其可笑的“戏剧性情境”中。说到底，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电影简单演绎政治概念的二元对立冲突、“敌蠢我智”模式，还是当下一些寻求商业性迎合，“直抒”表意快感的银幕镜像例如“手撕鬼子”之类，都和人民电影基本的诉求相抵牾，且具有一种疏离电影影像本源的荒诞性。影像对现实的“替代”是一种可视可信的“替代”，因为“电影……展现了一种提纯的力量、综合的力量，哪怕是最坏的事务也有被呈现的可能性”[2]。

新主流电影深切感受到映像虚饰对电影创作的弊害（忽视生活体验和生造情节）以及对普遍观影心理的严重扭曲，看到“主流电影”的“主流性”的基石，其实就是真实，因而许多作品在准确再现和高度还原上不遗余力地追求。学会了正视历史和现实，“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重现其面貌，细致勾画正义与邪恶对决的惨烈和不易，战胜重重困难走向成功的万般艰辛，这些都使主流电影获得了缭绕不绝的“烟火气”，也使其以平实的姿态唤起了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的复活，甚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也能从主流银幕上获得勠力同心、“共克时艰”的道义支持。

比如，影片《八佰》反映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一场毫无胜算希望的决死抗争，影片一方面刻画了我方将士那种血肉铸就忠魂的英勇，另一方面也勾勒了日军的顽强进攻和拼死相博，而后者恰恰让前者的壮烈，前者的坚忍不拔、义无反顾，感天地泣鬼神。当日军的飞机低空猛烈扫射仓库楼顶护旗的将士时，当日军水鬼快速而精准浮上仓库内岸时，当封桥日军以密集的火力阻挡我方将士突围时，观众们都不由自主陷入了紧张、焦虑和惊惧中，热血沸腾，为仓库守卫者、为英雄们的命运揪心。而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白马，给人们穿越时空的提振，仿佛灯塔般鞭策着人们不断前行（图3）。

图3 电影《八佰》（2020）

改编自抗美援朝之金城战役的《金刚川》，依据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叙述我志愿军战士冒死打通水路要道的感人故事。在装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头上是敌军机的狂轰滥炸，脚下是一次次被炸毁急待修复的木桥，敌我双方是你来我往，拼死较量。作为复调叙事的组成部分，影片专门设了一个美国空军的叙事视角，大大增强了现场博弈的张力。这一条线所映衬的正是以血肉之躯铸就胜利之道的中国军人的勇毅军魂。当美军王牌飞行员超低空飞过，炫技般俯冲、轰炸、再俯冲，当镜头由中景到特写，摇过驾驶舱，美军飞行员边操作推杆，边咬牙切齿，B29轰炸机投放的密集的燃烧弹，在水面、树林、玉米地里掀起一个个巨浪、火焰，红透了半边天。伴随战友的倒下，我志愿军工兵一腔愤怒，前仆后继；我志愿军炮兵也从被炸的炮位上爬起来，拖着血淋淋的身躯，跨过残破的阵地，艰难转动高射炮轮盘，拼出全力去发射，最终让呼啸而过的敌机一炮毙命。

其实，《夺冠》也如此，在冷峻、落后的现实中勾勒逆水行舟的勇毅，让这部新主流电影备受赞誉。《夺冠》围绕三次关键赛事所呈现的女排教练、队员内心世界的波澜——徘徊、渴求和选择，是真正人性的历练、困顿与升华，影片褪尽了当年女排创造辉煌的那种举国狂喜，更多回到人的视点，情感的视点，沿着本真的生命轨迹，考索女排冲顶的心路历程和奋发机制。从发达国家的科技逼迫到自身僵化的管理观念和机制钳制，懵懵懂懂的朱婷们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打球，其后奋起苦练，挑战不可能；使命在肩的教练正视“第二集团”的处境，面对外媒“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输赢”的提问，坦诚回答：“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一批“优秀的人”就这样在主管、专家质疑、而前途未卜的迷茫中，凭依对祖国的热爱，凭依心理和动力的调适，面对强敌科学发力，里约奥运会赛场一举创造力克巴西，再次夺冠的人间奇迹（图4）。

图4 电影《夺冠》（2020）

在艺术美学范畴中，虽然悲剧表现帝王和伟大领袖，文辞华美而崇高，但是喜剧被认为更有艺术趣味和表现价值，不仅因为它们福荫大众，更因为喜剧映现的是人生的实在与真谛，折射人心和人性的某种本质。作为真正大众的美学形式，喜剧可谓有温度的艺术、市民偏好的集萃，喜剧的笑包含着小人物和底层的哲学，每每透露出至多至暖的善意、宽容和领悟，在幽默风趣和滑稽可笑中表达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终极性和解，诠释恩仇一笑的“放过”。故此，喜剧元素始终代表电影“从容”“洒脱”的气质和成竹在胸的节奏，也是一国电影和大众文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的标志。进入新世纪，一些国产电影如“黑色喜剧”“轻电影”——《天下无贼》《疯狂的石头》《捉妖记》《心花路放》《泰囧》《夏洛特烦恼》等等，都采取了喜剧幽默文本形式，以笑来触碰现实，以诙谐甚至搞笑的情节，表达导演对现代性追求中民族的物质生存与情感伦理的复合思考，折射处在变革节点上的大众情感、情绪及其艺术审美吁求。

新主流电影也是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高频、低调的喜剧叙事路数。如果说，以往一些主流电影如《孔繁森》《焦裕禄》多以悲剧行动作为主线，尽管它们大多主观地安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以避免沉重的影调，彰显积极的向上的精神，但在内核和实质上，它们所描写的仍然是孤独的英雄和英雄的壮烈，崇高意味是显而易见的，悲剧快感所唤起的牺牲楚楚动人。

那么，新主流电影不同，影片创作者们已更深刻地理解了当代变革现实的水火难容及其鲜明的象征意义，理解了悲喜之间多重的辩证的关系，因而他们更乐意从喜剧的视角、用喜剧的镜像去传达自己对岁月、族群和地缘生活的理解，更乐意通过小人物的传奇性故事，甚或借助一些时尚符号的点缀与添加，在喜剧性情境中营造一种乖讹、渲染一种滑稽感，最后通过极富张力的叙事陡转，达到完满揭示底层性格，言说世相的目的。这种贴近生活的喜剧或轻喜剧片，斑斓多姿，常常出其不意，一举击穿观者内心柔软处，而赚取大量的眼泪——笑与感动的眼泪。毫无疑问，新主流电影这种美学观念和风格的擢升，具有重大的表现价值，代表着新主流电影在艺术哲学层面攀上一个不寻常的高度，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以低度美学胜出的化境。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还具有强烈的正剧色彩，那么，基因类似的《我和我的家乡》以及《一点就到家》等已跃上新台阶，开始在世俗喜剧层面展示令我们动容的家国情怀。

必须指出，喜剧要素浸入新主流电影故事框架，或导演借喜剧文体来叙述事情始末，代表了更深地与观众沟通交流的心态，取得后者情感上高度认可的主观意愿，这在移动互联网年代是深谙传播秘诀的表征，其吸睛效果及伴随而来的口碑效应自然是无需赘言的。韩国主流大片《隐秘而伟大》（은밀하게 위대하게，2013）就一改同类题材如《实尾岛风云》（실미도，2003）残酷和冷血之调，采取世俗喜剧化的手法，调淡至极悲怆，点燃些许笑点，使南北对抗、兄弟杀戮的惨烈，被赋予一种温暖的人文光影。而我国主流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其“众声喧哗”的去中心化语势，本来就有很明确的大众指向，而葛优、范伟、沈腾、黄渤等喜剧明星的介入、且题材涉及农村医保、扶贫脱贫等话题性场域，不受关注也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那种笑中带泪的故事，极具情感的“杀伤力”。在一般意义上，影片中的“首富”乔树林、“神笔”画家马亮的滑稽可笑和搞笑的小动作、小笑料是具备简单的笑和浅近的俗喜剧性意味的（乔树林一路“见多识广”的大腕派头、装模作样的“成功人士”的做派，近乎死皮赖脸的“追”星之行，沈腾可爱呆萌的神情、马戏团演员似的奇怪装束，不断切换的“俄罗斯列宾美术”时空，都令观者捧腹不断），然而，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情节点在关键处的反转——沙里沟中心学校的孩子们在校庆表演中含泪说出乔树林数十年倾家捐款、舍命治沙的种种，一路傲慢的“金牌直播”“电商女王”闫飞燕惊呆了，她的助理杰西卡惊呆了；当“被骗”了数月，一直以为丈夫在俄罗斯名校“留学”的女摔跤教练，最终发现不对，转而听村长历数丈夫马亮在西虹村的“画绩”——充满激情的扶贫作为，感人真相瞬间让观众泪奔！此前全部的喜剧递进被颠覆，而主人公的不凡，赫然于银幕之上。

一部电影的连续叙事模式其实在中外电影史上都很罕见，《日瓦戈医生》《红楼梦》等一片三集已属“规模宏大”，而90分钟左右多为业界约定俗成的片长选择。但是，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伴随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短视频、微电影、微剧等渐成视觉新宠，人们对精约故事的兴趣日渐浓厚。由此，适应当代电影文化消费偏好的改变，当代国产主流电影叙事结构的段落化、微剧化也渐次展开。这种段落化和微剧化，不是杂烩或拼盘，而是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它们在一些辽阔的意蕴空间重现那些感人瞬间，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个体和别样的情境重温生命时光，或再现现实的某个侧面，使人领悟族群、信仰、爱、故土和亲人的丰沛含义，和生活握手言和，与苦难挥手作别，颇值得玩味。

当代新主流电影的这种段落化叙事，并非首创，而是早期民国电影传统在现时代的一种继承与发展，1934年明星公司拍摄的《女儿经》和1937年联华公司拍摄的《联华交响曲》，作为中国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集锦式电影，就曾以其新奇的样貌引起时人较大关注。它们虽不是“疫情”催生的电影，但也是在急需凝聚人气，渡过影业公司生死关口的产物。前者围绕一次同学聚会家宴，讲述了八个女性的十年际遇，导演张石川、郑正秋、沈西苓、程步高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权力对女性的扼制，抨击了上层社会的虚伪，“左翼”倾向与市民趣味相交融；后者由《陌生人》《两毛钱》等八个独立短片组成，编导者试图在更广阔的层面对诸如卖国贼、封建迷信、阶级压迫等现象给以抨击。两部电影不约而同着力于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平衡调和，以求通过含混主题迷惑官方审查机制，争取更多观众，但其简单故事连缀和局促的情节铺陈，要想让观赏者产生真正的满足感其实是很难的。

在当代的语境，国产新主流电影接续民国集锦式电影多元共生的创作理念，也在排除商业压力的艺术生态下，让电影在更浩大的历史选择下，揭示现代性进程中二蛋、黄大宝们（《我和我的家乡》）的个人命运，诠释大抉择中的闫瑞、张飞们（《金刚川》）的信仰之搏，宽幅性聚合不同场景和人物，多视角、多维度去描绘一个年代的镜像和一个国度的认知。事实上，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的集萃式合成，还是《金刚川》不乏创新的叙事“三缎锦”，都以精约而浓厚的题旨和故事意蕴，链式结构，点燃历史的“味道”，散发诗意的“气息”，引发一系列联想，俘获大批观众的心。如果说，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林治远、朱涛、莲姐等人的个体记忆还只是解读七个伟大瞬间的“素材”或“证词”，大历史框架那种宏大的遮蔽性，难免让小人物的故事显得有点“匆迫”；那么，到了《我和我的家乡》，电影的表意题旨已全然不是“日新月异”“绿水青山”这类表象化的言说了，《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等可以说每个段落都在一个生动集成的闭合空间，讲述一个情景化和富有张力的故事，凸显着平凡却又坚毅的生命力量。作为段落与段落之间过渡的“七嘴八舌”的关于家乡的“讲述”，以复调形式给更多普通人“阐发”的机会，拉近了银幕和观众的情感距离，使观众瞬间被缝合进了影片的叙事环中，由此也令电影现代性的绰约风姿更加撩人。

2020，是非同寻常的中国新主流电影的高阶出击。今天新主流电影的主人公似乎更清晰地“还原出‘存在’可感可触的肌肤感，甚至另类性，它们似乎不是设定的或经由艺术构思完成的，那些源于希冀和欲望，折戟于厄运的遭遇……在心灵和肉体两个层面不时在向观众提供栩栩如生的关于生命的证词，让人们直接目睹了转型社会的真实、底层人生三原色”[3]。同时，也将对美好生活的顽强追求，写在祖国辽阔的山河大地上。追索造成前述的叙事“核心动作转向”的原因会发现，它是对红色电影长时间“悬浮”弊端的深刻反省和一种义无反顾的坚决反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下沉、情韵下沉和叙事下沉，努力接近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和观影兴趣，踊跃尝试电影的“人民性”的增量扩容，辟出无限丰富的选材和叙事方法，而确立“共情性”的艺术力量。比如通过反向力量的强化，以白描手法勾勒对手真实与现实阻隔，大胆揭示生活和战争的凛冽，就是当下影人对新世纪二十年革命历史题材和红色题材创作主动反思、深入体悟的直接结果。从领袖人物异乎寻常的“浓墨重彩”到一些抗战英雄面对敌人重重包围，“身轻如燕，飞檐走壁，如入无人之境”般的“神话”，一旦洞灼了历史和现实的惨烈情形，又经受了观众潮水般的“嘘声”，还原银幕的真挚和真实，用心感受人和社会之变，倾情演绎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新现代史、新当代史，就是新主流电影的必然选择！也是其自我救赎的唯一选择！由此，进入绚烂期的中国新主流电影，可谓可圈可点。

注：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料发掘、整理与资源库建设”（批准号:18ZDA26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谢 阳

注释

[1]余上沅.战时戏剧与电影的题材[N]．重庆:时事新报，1938-09-25（版次不详）.

[2](法)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电影作为哲学实验[A].米歇尔·福柯等著.李洋选编.李洋等译.宽忍的灰色黎明——法国哲学家论电影[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53.

[3]周安华.主流电影的“非主流”实践和“商业美学”膨化[J].电影艺术，2012（3）.

本文刊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新主流电影研究”栏目，图片均来自网络，媒体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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