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新时期以来农村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反思/薛晋文

Original 薛晋文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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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十八洞村》海报

电影《最后一公里》海报

近年来，以《十八洞村》《出山记》《最后一公里》为代表的脱贫攻坚电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批农村电影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中。纵观新时期中国农村电影从1978年至2018年约四十年的发展史，大体而言呈现出V型反转的变化轨迹。在改革开放初期，乡土中国的变迁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像《黄土地》《红高粱》这样的作品，促进了中国农村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和全球性传播。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建立，农村逐渐失去了改革的优势地位。乡村生活变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农村电影的发展举步维艰。步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三农”政策的强力落地生根，反映农村和关注农村的热情再次出现。

电影《黄土地》海报

电影《红高粱》海报

一、回到农村现场去，为农民代言和立言

纵观新时期电影，一些农村电影对共同富裕题材的反映陷入了概念化的窠臼。比如，农村电影《咱们的退伍兵》就有这样的痕迹，面对复杂的农村社会现实矛盾，创作者没有以艺术的忧患精神为未来提供解决之道，而是采取了以未来的共同富裕神话去回避现实矛盾的做法。后来的农村电影创作一遇到类似的现实尴尬，就效仿前人概念化的惯性图解表现手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出现偏差和误判。如果艺术没有解剖现实矛盾，这样的电影通常是聋哑性的作品。倘若没有艺术对历史错误和现实困境的整饬，那么，个体生命就可能在曲折的社会险滩中继续徘徊，难以找到通往希望的出口，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失职和错误。

电影《咱们的退伍兵》剧照

在大的历史转型期，个体生命的创伤、迷惘和困惑，需要艺术去抚慰和引领，帮助他们走出历史的泥淖。电影艺术创作不能玩忽职守，人们期待艺术的力量去矫正社会历史的错误，盼望艺术的光芒去照亮个体前行的道路，这是艺术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所在。也许从艺术给人以光明慰藉的角度看去有合理之处，但是，配合宣传的惯性思维，遮蔽了当时农村社会遭遇的真实矛盾和危机，使得一些农村电影没有充分反映出具有历史本质规律的社会关系。这种对题材的过度应景性把握和迎合性宣传，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农村电影艺术应有的担当和作为，没有让艺术的使命和功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敞亮，弱化了农村电影应有的思想穿透力和批判性。正如农村电影《天狗》的制片人指出的那样，“没有《天狗》这种作品，你的银幕是空白的银幕，你的民族是没有思考的民族”。

勤劳致富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变迁的主基调，多数作品将镜头对准了党的基层组织领路人，但一批不容忽视的现实题材并没有获得深刻表现。诸如守土和离土矛盾的加剧，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一些农村基层政权的微腐败，农村社会贫富悬殊的拉大，以及脱贫攻坚中出现的新问题，创作者显然在重大的历史现场有所缺位，在题材选择方面有些避重就轻。当然，这里面有艺术家规避现实风险的考量，但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性艺术类型，倘若没有挑战现实问题的气概，不敢和坚硬的现实较真碰硬，那么，我们就会缺乏可以检索时代本质的扛鼎之作，这无疑会成为一个时代艺术殿堂的缺憾。进入新世纪以后，类似于《天狗》《盲山》这样的良心之作十分有限，题材的固化无疑是农村电影滑坡的重要问题之一。

电影《盲山》海报

二、现实主义深广度的缺失与深入

农村电影创作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应按照农村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现实。比如，以吴天明为代表的第四代农村电影导演，依托农村电影《人生》和《老井》实现了对乡土中国变迁的追问和反思，是当代农村电影的优秀作品。然而，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不是真正的“农民自己的农村电影”，而是“知识分子的农村电影”。作品所聚焦的两位主人公高加林和孙旺泉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属于被先进文化启蒙后率先觉悟的新青年。创作者试图以“知识分子”的反思去代替对农民自身的反思，这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显得有点无奈和凄凉。在这方面，伊朗农村电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以一种简单的曲折故事，简练而深刻的人性呈现去和民众对话，携手赞美坚忍不拔的生命力，讲述着生与死缠绕而成的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故事。

电影《人生》海报

电影《老井》剧照

客观而言，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农村电影导演，依托《黄土地》《红高粱》《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在新时期农村电影殿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回望历史，这些作品曾经让农村电影又一次找回了春天，而且让农村电影成群结队走出了国门。然而，这类作品将社会历史生活推向了后台，而将创作者自己的历史观、乡土观和情感观推向了前台，变成了农村的人与事搭台布景，创作者尽情吟唱着自己的另类农村独角戏。这种多凭自身对农村的印象和直觉，借助主观艺术想象和民俗创造手法，去完成对乡村的个性化演绎和叙述，其优点和缺失同样十分明显。尤为遗憾的是，在一些作品中乡村成为了一个“欲望场”，对乡村女性人物的欲望化展示和奇观化兜售，使得原本重情守义、古道热肠的华夏子孙，在西方人眼里成了充满野蛮和情欲的东方形象符号。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值得关注的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农村电影导演和新生代农村电影导演，他们依托《小武》《站台》《三峡好人》，以及《Hello!树先生》《路边野餐》《嘉年华》等农村题材电影，实现了新一代农村电影人对乡土中国的静观和审视，他们对农村的反映和审视不同于吴天明和张艺谋的电影，前者更加注重以小视角承担大格局，去倾情观照游走在城乡接壤地带的边缘群体，对处于小农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夹缝中的农民/农民工，对孤独无助的农民群体，给予了真诚的情感慰藉和人性关怀，将资本对人性的挤兑和异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和反思。

电影《三峡好人》海报

电影《站台》海报

然而，一些新生代农村电影人个体性叙事的痕迹太重，普遍弥漫着一种个体化的忧伤和迷惘，没有深入到一种时代情绪和社会情绪的核心漩涡之中，尚未对一个特殊时代的命运共同体进行普遍性的深入揭示，没有将造成小武、树先生、韩三明悲剧命运的社会矛盾揭示出来。比如，隐藏在这些矛盾深处的经济结构问题、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甚至现代化与传统遭遇后的共存共融矛盾，特别是农民工阶层背后裹挟的制度体系和社会治理问题尤为复杂。倘若说要求一部电影做到这些显然有点强人所难，然而，如果新生代农村电影人的一系列作品都不能深入表现这些现实问题，那么这样的农村电影多少会给历史留下遗憾。

三、现实主义审美理想的式微与重建

无论在传统和现代社会，留给农民掌握自己话语权的空间都比较狭小。农民自己想说的话语因为文化教育的局限，常常是能想出来却难以表达出来。尤其在都市文化强势崛起、农耕文化式微的大环境下，农民自身的精神诉求更显出了“弦断有谁听”的凄凉。基于这样的困境，农村电影创作、生产和传播，应该最大限度地呼应农民自身的精神诉求，最大限度地抚慰农民群体的社会创伤和时代忧伤，从而拿出艺术的良心和真诚去温暖农民的精神家园。

有一些优秀农村电影做得比较好，比如，中法合拍的农村电影《夜莺》就是典范之一。鸟笼中的夜莺其实就是爷爷生存困境的隐喻，象征着现代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烦恼，隐喻着他们精神家园的荒芜现状。笼罩在爷爷心头的精神孤独是一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命运处境，是今天谁都不可否认的时代问题和社会忧伤。再如，农村电影《十八洞村》不仅反映了精准扶贫思想带来的山乡巨变，而且从物质脱贫延伸到精神脱贫，打通了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重新唤醒了农民之于土地的敬畏之情，激活了农民之于乡土文化的深厚情感，找回了农民之于自身的生命重心和精神家园。又如，农村电影《出山记》虽然是一部纪实性的脱贫攻坚电影，但在骨子里透视的却是几千年来农村社会的人性问题，而且将人性问题和思想问题，置放到都市文化和现代性的大背景下进行追问和审视，使得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就具有了时代性和社会历史价值。这些影片是我们这个时代纪录乡土社会的民族日记，也是后人检索和回望这一特殊时代的极好文本。

电影《夜莺》海报

电影《出山记》海报

基于种种问题隐忧，农村电影应该重建现实主义的审美理想，引导农民群体清醒看待自己的现实处境，正确处理他们和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关系，这应该是农村电影的本分和使命。艺术家应承担起这个时代的艺术应当承担的责任，主动介入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场域，实际上，“物欲性”的农村变革故事，往往掩盖了“精神性”的苦痛和情感的焦虑。物欲的农村不等于精神的农村。

* 作者：薛晋文，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国家“万人计划”青年学者，山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本文系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资助项目《影视艺术与文化强国战略》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组厅字(2018)6号)。

*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4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四封艺术作品)文章《新时期以来农村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反思》。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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