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话剧：沉淀与奋起/宋宝珍尤里

Original 宋宝珍尤里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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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话剧：沉淀与奋起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2期

宋宝珍尤里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同时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在这重要的年份里，话剧界一方面围绕重大话剧历史与理论命题，结合当代剧场现状展开深入研讨，成果显著，呈现出一定的学术争鸣局面。尤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研究范式、现代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当代剧场理念、戏剧本体、中国话剧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等重要课题进行了广泛研讨。另一方面，国家艺术基金和各省艺术基金持续加大资助范围与扶持力度，戏剧在舞台创作、传播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新突破。在研究者、实践者与政府三方的协力下，话剧创作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从“高原”向“高峰”迈进，助力话剧艺术研究的新发展。

话剧史学研究走向自省与自觉

◆中国话剧史范式研究成为新亮点

“范式”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存在方式，是学科语境里存在的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近四十年中国话剧史学术范式的变迁与反思》和《论中国话剧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发展趋向》两篇论文皆从不同程度上，对中国话剧史研究范式的发展演变和趋向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中国话剧史范式研究要“在更大的视野和系统中，加强戏剧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其他艺术的关联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从跨学科跃升到多学科整合研究。”话剧文学研究范式一统话剧史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对五四精神与中国现代戏剧审美观念生成的再反思

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5月25日至26日，由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主办的“‘五四与中国话剧’高端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针对五四思潮与中国话剧变革、五四精神与中国话剧的理论及实践、五四传统与中国话剧的接受等问题展开研讨。

相关研究一方面，深刻意识到中国现代话剧创作是从模仿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起步的，使得话剧创作自五四以来便受到工具论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话剧的政治价值、社会意义与启蒙功能远大于艺术的审美功能和美学层面上的意义与价值。

△亨利克·易卜生《玩偶之家》(来源：豆瓣网)

另一方面，也不约而同地对五四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和启蒙理性进行了一定的剖析与反省，从艺术的本体层面，肯定了现代戏剧应具备的艺术价值与美学内涵。对于当代戏剧艺术如何实现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走向健康、合理、持续、良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与现实启迪。

此外，2019年适逢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为此戏剧界举行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纪念演出、馆藏文献等专题展览与研讨活动，对于传承欧阳予倩艺术精神，推动中国话剧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戏剧的现代形象——纪念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场 (来源：中央戏剧学院官网)

◆对新中国与新时期话剧的回顾与展望

首先，在新中国话剧研究上，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话剧史研究重点在于对新中国话剧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如《新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特征》一文通过梳理新中国70年的话剧发展历程，概括了中国话剧具有的时代特征：一是时代性与现实性；二是诗意的戏剧精神；三是浓郁的民族特色；四是开放的文化胸襟。

其次，在新时期话剧研究上，田本相(《中国文艺评论》专访点击查看)的论文《关于新时期话剧的断想》对中国话剧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历经“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大约70年的“前新时期”和新时期话剧(1976-现在)这两个历史分期作了客观、全面的评估，认为“如何认识新时期话剧，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文章显现出作者博大的文化胸襟和史学洞见。

纵观2019年话剧史的研究发现，中国话剧史范式研究为未来话剧史书写指明了新方向。史学研究立足当下，重返五四现场，对五四思潮、新旧剧论争、爱美剧、写实主义戏剧、余上沅与国剧运动、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戏剧等所涉及的现代戏剧观念予以深刻反思。而对新时期话剧的回顾与考察，则让话剧回归艺术本体和戏剧本体，努力推动中国话剧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进程。

话剧理论研究重视戏剧本体探讨

2019年，话剧界对理论热点的关注，打破了以往的沉闷，呈现出一定的争鸣局面，虽尚未达到热烈程度，但求真精神可嘉。

5月，中央戏剧学院发布《关于举办首届国际戏剧“学院奖”(理论奖)暨“‘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研究论坛”的公告》，面向国内外学者进行论文征集。这是在国际戏剧“学院奖”(表演奖)之后，中央戏剧学院首次增设首届国际戏剧“学院奖”(理论奖)。此外，9月，IATC中国分会于第三届“老舍戏剧节”期间举办“国际戏剧评论奖(当代中国演出)”颁奖活动，有15位学者的论文获奖，其中有十篇为理论研究类论文，相关学者还就“国际视野下当代剧场的文学性”主题展开研讨。这种“学术”与“戏剧节”的嫁接，尚属首次，足见政府部门、教育机构、戏剧界对于推动中国戏剧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决心。

2019年的话剧理论研究，重点围绕当代欧美戏剧理论前沿问题展开三个方面的争鸣：第一，对“戏剧性”的审美概念、审美本质以及构成要素等问题进行商榷；第二，对戏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剧场性”与“在场性”问题的理论辨析与现象学思考；第三，对汉斯•蒂斯•雷曼的“后戏剧剧场”进行重新审视。

◆再议“戏剧性”

“戏剧性”(dramatism或dramatic)是戏剧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近年来有研究者发现，对“戏剧性”本质的探讨，往往是在探讨“戏剧性”的载体或来源，并没有真正面向“戏剧性”本身，而是将“戏剧性”转换为了“戏剧艺术的特性”去探讨。对此，论文《关于“戏剧性”本质的现象学思考》《也论“戏剧性”——与董健先生、谭霈生先生商榷》皆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与商榷。

◆“后戏剧剧场”核心问题的概念辨析与观念争鸣

“剧场性”(theatricality)与“在场性”(presentness)也是戏剧学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后戏剧剧场区别于传统戏剧的核心特征，是理解后戏剧剧场的关键。对此，论文《剧场性与在场性——从迈克尔•弗雷德的三个命题谈起》对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在场性不等同于在场(presence)，它强调瞬时性，并以此与剧场性相对立。”

与此同时，伴随着对戏剧“文学性”的持续呼唤，“文学性”与“剧场性”的论题再次成为热议焦点。这与雷曼反复强调的“文本不再是中心”的后戏剧剧场观念密切相关。面对近些年学界对雷曼后戏剧剧场观念的质疑，相继有学者认为这些“质疑”值得商榷，是雷曼后戏剧剧场观念在中国遭遇误读的结果。如论文《戏剧的“文学性”：抛弃与重建》《后戏剧剧场的“后现代性”——兼议“呼唤戏剧的文学性”问题》《雷曼的后戏剧与中国的剧场》等。

可见，自汉斯•蒂斯•雷曼的《后戏剧剧场》中文译本于2010年出版后，经过整十年对后戏剧剧场观念及其所引发问题的消化与思考，一方面反映出当代学者日渐增强的理论自信，对西方理论不再囫囵吞枣式的盲目推崇，有一种剖根问底、大胆质疑的决心与勇气，深化着对当代戏剧前沿问题的探索。另一方面，纵然学界各执一词、各有强调，但观点整体上更趋辨证和理性，一致认为好的舞台作品一定是对“文学性”与“剧场性”的兼顾，二者是戏剧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后戏剧剧场理念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叛，而是从传统中发展而来。更有学者强调：“通过这些审视，与其讨论要‘文学’还是要‘剧场’，不如讨论要什么样的‘文学’，要什么样的‘剧场’。这样一来，西方现代戏剧发展史就可以作为背景和资源，为我们提供某种积极的借鉴和启示。”这显示出学界对于当下戏剧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宽容和耐心。

△《后戏剧剧场》汉斯•蒂斯•雷曼著李亦男译

(2016年修订版)(来源：豆瓣)

评论的活跃与人才的培养助力研究与实践

◆深化对现实主义戏剧观念的认识

纵观近两年，突出中国梦时代主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的舞台艺术创作项目，以及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创作成为了国家艺术基金和各省艺术基金的资助重点，从而使话剧舞台涌现出一批反映革命，反映人民，反映时代的红色题材和现实题材作品。这其中不乏力作，但问题也较为鲜明，对此，2019年的戏剧评论重点是对当前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

如何于细节中揭示人物性格的真实，展现时代更迭、历史变迁，“创造伟大的典型，将美提高到理想的程度”，是当前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戏剧评论需要持续关注、研讨的话题。

◆人才培养为研究实践提供队伍保障

以北京为例，在国家艺术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扶持下，2019年度话剧人才培养项目取得可喜进展，为话剧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坚实的队伍保障。如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次开办“话剧评论人才培养”培训班，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第五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点击查看相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开办“表演学员培训班”，“保利•央华•新京报青年戏剧创作人才孵化工程”面向全社会招募参赛者、“培源•青年戏剧人才培养及剧目孵化平台”正式启动等。

△2019年10月15日至24日，第五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在湖北宜昌举办

可见，2019年的话剧人才培养，初步实现了系统性、全方位、多层次方针，加速“70后”“80后”“90后”三代中青年话剧人才的全面崛起，全方位提升中国话剧评论、编剧、表演队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实力，进一步促进话剧理论研究与舞台实践的深度融合。

跨文化研究渐成热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跨文化”“跨文化戏剧概念”以及“跨文化戏剧与当代中国”等论题日渐被关注。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进，本年度对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波兰、保加利亚以及德语剧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明显增多，这对如何用跨文化的方法、视野完成戏剧创新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有利于进一步打开中国当代戏剧理论与实践的国际新视野。

结语

通过对2019年度话剧艺术及研究的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话剧史、话剧理论，还是话剧创作、话剧评论，皆从不同程度上聚焦戏剧艺术的“艺术本体”与“以人为本”的艺术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向文艺工作者多次强调“时代”一词，提醒着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对于“何为时代”的思考。

时代是由人民构成的，“人民”不是空洞的符号，是一个个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你、我、他，是存在于当下社会中的每一个鲜活生命。想要为时代画像，首先要了解时代中的人和我们自己，了解我们和他们在想什么，在经历什么，因何欢笑又因何流泪。要深入生活的洪流，观察包括“我”自身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开掘洪流之下人人都在经历的情境，将之化为“典型”，在平凡中开掘不平凡的内涵，做时代的分析者和深刻的哲学家。新时代的话剧舞台，正呼唤“人”的回归和人性光辉。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发现、探索与等待，我们翘首期盼。

宋宝珍

尤里

*作者：宋宝珍尤里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淮阴师范学院

*本文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所刊约万字理论评论文章的精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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