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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西方文明的日暮与破晓

夫莽编辑 哲学与艺术 202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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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日暮与破晓

作者=张汝伦

来源=《政治世界的思想者》



在英美学术界,德国哲学家往往被认为对他们国家的悲剧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据说他们大都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有些甚至是狂热的日耳曼沙文主义者。他们不但对他们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没有任何抵制.反而还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他们的思想则往往成了诸如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理论来源。不但像《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记者写的历史书这么说,而且严肃的学术著作往往也这么说。由于英美学者往往把自己国家视为西方民主的正宗,而曾与它们为敌打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自然是邪恶的专制恶魔的化身。因此.主张德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就是主张专制,反对民主。这种本身不一定正确的“政治正确”的逻辑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以致即使在德国本土。今天谈论德国的民族特性或文化特性还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一不小心就会被戴上“纳粹”之类的可怕帽子。


至于早已被很多人视为“纳粹分子”的海德格尔。按照那种“政治正确”的逻辑当然也一定是狂热的德意志中心论者和民族主义者。各类研究海德格尔的传记和专著往往都对他有这样的指控。当然,“证据”可以说“比比皆是”。从海德格尔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桑塔克·克拉拉的亚伯拉罕的文章,到他关于旋拉格特的演讲,充满“祖国”、“德国”、“人民”、“家乡”的字眼。而这些在他的指控者眼里.已足以坐实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罪名。更不用说他臭名昭著的校长就职演讲和1935年的《形而上学导论》了。读过这些文字的人,即使不带任何偏见,也会认为,即使不能说海德格尔是种族主义者或反犹主义者,说他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而,海德格尔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又是一个思想极为深刻复杂的哲学家。说他是纯粹的哲学家。就是他对任何重大问题的思考都是从哲学本身出发的;也因为如此,他的政治立场的确不能与他的哲学分开.而应认为是属于一体的。说他的思想极为深刻复杂,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断章取义的办法.从他著作中孤立地抽出一些话从字面上来理解。这种做法即使对于一个普通人也欠妥。遑论对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哲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活动”,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哲学与历史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东西,而是相互关联甚至互属的东西。因此。我们对海德格尔的哲学言论,不但要放到他整个哲学的语境中去理解,也必须放入时代的语境中去理解。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实,海德格尔并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确有不少哲学家发表过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支持战争的言论,如海德格尔的老师、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和他的同辈人马克斯·谢勒。但是,我们却不能在这一时期的海德格尔那里找到相似的言论。相反,我们在他1919年夏季学期的讲稿中发现.通过对狄尔泰关于启蒙时代普遍历史思想的研究,他看到启蒙时代第一次使西方人能够超出民族来看问题。将“人类团结”理解为“它此在的意义”并且,他在那时已经对启蒙划分“文化民族”(Kulturnationen)和“自然人群”(Naturvolkem)提出了批评。


在海德格尔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无意义的自我毁灭。原因是欧洲各民族国家不能创造性地解决它们的问题。而是投入到外在的统治世界的斗争中去[2](S20)。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在精神上为虚无主义所支配。而在政治上则陷入不断的军事冲突。问题在于播下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并使它得以生长的欧洲能否在自己内部找到解毒药来对付可以预见的崩溃。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里.除了《存在与时间》粗略地将个人的命运与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外。海德格尔似乎没有更多地涉及“德国”或“欧洲”的问题。1929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它在德国国内政治上的激烈反应恰好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后陷人的宗教与哲学信念的危机重合。使他的思想目光从书斋转向了现实。他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间欧洲的思想(显然也包括他的《存在与时间》)根本不足以应对德国乃至欧洲所面对的危机。只是从这时开始,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更直接地成为了他的思考对象。虽然这也导致了他不幸卷入政治.但这并不等于他这方面的思考是非哲学的。相反。他始终是从哲学去看政治.而不是相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校长就职演讲。


这篇演讲的标题似乎就很“民族主义”:《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提出“德国大学的本质”的问题.然后说德国大学是要从科学出发.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卫护者。追求德国大学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就是追求德国民族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这个民族是一个通过其国家认识自己的民族”。在论述了德国大学所要追求的科学的本质后.海德格尔给大学生提出了三项义务:他们在民族共同体中的义务;在其他民族中对这个民族的荣誉和命运的义务;以及对德国民族的精神使命的义务。在演讲快结束时,海德格尔说:“我们想要的是:我们的民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使命?是德意志民族战胜其他民族、称霸世界、统治地球的使命,就像最狂热的纳粹分子所想象的那样;还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使命,这种使命不仅是德国的,也是欧洲一西方的。对于任何不带偏见读过《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人来说,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海德格尔所说的始终是“德国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使命。这种使命不仅是针对“德国命运极端艰难的时刻”,更是针对“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经衰亡,西方本身也开始分崩离析:这个垂死的虚假文化也已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都陷入混乱并在疯狂中窒息”。诚如匈牙利哲学家Istvam Feher所说:“校长就职演讲归根结底可以看做是戏剧性地号召挽救一个衰落的文化。建立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从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时代开始,德国思想家中就一直有人认为德国人对西方文明、尤其对西方的精神世界负有特殊的使命与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的严重危机使更多的德国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想法。深受荷尔德林影响的海德格尔也不例外。他同样认为德国人或德意志民族在拯救西方文明中有着关键的作用。理由是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它自己促成了现代虚无主义和发展了“权力意志”;更重要的是德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源——希腊文化之间有一种密切关系。所以“德国人,只有德国人才能在西方历史中拯救西方”“这个行星在燃烧。人的本质脱了节。只有德国人才能深思世界历史,如果他们发现并保持‘德国特性’(das Deutsche)的话。”


这些话听上去的确像是充满了民族自大和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但我们应该注意最后那句话是有条件的.就是德国人得知道“德国特性”为何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与狭隘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更不用说与纳粹民族主义有根本的不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德国”、“德国人”或“德国特性”从来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同质的既定性质,如一般英美人对自己的“身份”(identity)那么确定无疑。所以,海德格尔在他写于1936--1938年的主要著作《哲学贡献》中,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它绝不是“生物自由主义”,即近代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自我确定性”(Selbstsicherheit)问题。相反,人的自我性(Selbstheit),无论是历史的人是自我性还是民族的自我性.都是一个事件发生的领域.人在这个领域中才最终拥有自己。‘所以一个民族的存在是种种本质规定的一种特有关系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有“更多的东西”属于一个民族的“存在”㈣。这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存在不仅仅有它自己,还有并且一定有他者的因素。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至1942年冬季学期的课程海德格尔讨论的是荷尔德林的诗歌《怀念》。在这个课程中。海德格尔反复和雄辩地阐述了异己的东西(die Fremde)与自我发现的关系这个主题。他明确提出精神必须与异己的东西打交道。不是为了迷失在异己的东西中.而是为了在异己的东西中为自己作准备和使之强大[7](S123)。与纳粹对德国民族特性的鼓吹针锋相对,海德格尔说:“特性(das Eigene)不是通过粗暴强制地拽住自己的本性就可以达致的.好像它是一个可以科学地固定的事态。特性也不像教条那样鼓吹自己,通过规定来实现自己。特性是最难找到也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往往不明白。“特性并不在于一种自我封闭、在自身就能培养的气质。特性恰恰与一个他者有关”。培育德国特性的那个他者,就是希腊。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希腊是德国的源头,也是德国的典范。追求德国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我们的此在重新赢得科学原初的希腊本质的两个显著特征”。希腊科学(哲学)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知识一方面是对命运无能为力的理论,是对存在沉思的追问:但它又是一种“实践存在”的最高方式,人的最高方式。所以。对希腊人来说,科学(哲学)不是一种“文化财富”,而是整个民族一国家此在最内在的决定性核心。很显然.海德格尔希望德国人不要将希腊人开创的这个“开端”(Anfang)作为一个早已被抛在后面的东西,而应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来理解。“开端作为伟大事物预先超越了所有将来的事物,因此也预先超越了我们自己:开端已经闯入我们的未来,它站在那里,遥遥地支配我们,命令我们重新把握它的伟大。⋯⋯只有当我们坚决服从这种遥远的命令以重新赢得开端的伟大.科学才会成为我们此在最内在的必然。⋯⋯一旦我们服从开端遥远的命令.科学就必将成为我们精神一民族此在的基本事件。”海德格尔的“希腊”与“德国”都是一个哲学一历史,或存在史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单位。他(从30年代开始)始终是以存在史的眼光。也就是哲学的眼光来观察德国和西方的命运段。对海德格尔的立场无论是批评还是辩护,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有积极的意义。



这当然不是说海德格尔只有哲学立场而没有政治立场;而是说我们不能将他哲学著作中出现的“德国”、“德国人”和“民族”之类的词加以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理解。毋庸讳言,像多数现代人一样.海德格尔也有一定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但他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与纳粹或其他任何狂热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正如Poggeler所指出的:“海德格尔1933年加入的那个‘觉醒’(Aufbmch),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觉醒,是要恢复德国的尊严……是要让自己顺应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纲领。”而且,海德格尔的民族关切包含社会关切在内:通过大家从事共同的工作克服工人失业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生活无着 。纳粹民族主义和其他许多政治民族主义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中央和国家的权威。但海德格尔却正好相反。尽管他作为校长想与希特勒建立个人关系,以实现他“领导元首”的痴心梦想,但他仍然两次谢绝柏林大学的聘请,表明他不想看到德国被置于柏林的中央集权之下。他甚至主张让巴登州反对柏林这个中心.始终视德国为欧洲诸民族之一。我们也不能说海德格尔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因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海德格尔却是基于他的存在史的思想.始终坚持希腊思想(哲学)是德国思想(哲学)的本源。没有希腊开端的德国哲学是不能想象的。如果说德国和德国人负有特殊的使命的话,那也是因为德语与希腊语和希腊思想有特定的内在的亲缘性。


正是由于从存在史的角度来观察德国和德国思想的特性和命运,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德国。德国从一开始就被由希腊哲学开其端的西方形而上学所支配,它和其他西方民族一样分有由此而来的西方的命运。根据海德格尔存在史的思想,古希腊思想的开端在柏拉图那里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个开端的变化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也决定了随后各个世纪西方哲学和西方世界的命运。德国哲学不但不能避免这种命运.而且这也就是它的命运。例如,德国近代哲学同样体现了数学性居支配性地位的特点。


在海德格尔看来,数学的本质是最高的基本定理的自我规定,任何进一步的规定都必须从这些最高的基本定理出发.按照这些基本定理来进行。就此而言应该认为数学最初与数和空间毫无关系,因为它们在量的方面可以数学化(mathesis),它们才成为狭义的数学领域。因为思想是根据存在的东西来规定自己的.所以思想和言说的基本规则、矛盾律,必定不仅成为思维顺序的规则。而且也是存在的自我规定。数学的本质还在于将思想的一切规定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序列中,将自己奠基为“体系”。从笛卡尔开始,从数学定理成为一切存在的自我规定最高的基本定理开始.哲学才得以能够有体系和构造体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体系。更不用说古人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第一次指出思维在其限度内的优先权,但即使他也还没有体系,因为对于康德来说,思维、判断力、作为经验的对象存在的规定的上诉法庭,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哲学的体系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出现的,黑格尔所称的“逻辑学”就是通常人们所谓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存在的学说。思想作为存在的本源以最深刻、最基础的体系形态包含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之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得到了完成,但从它开端以来的西方哲学之路却并没有完成,它仍然没有解决,仍然被误解。尼采虽然和荷尔德林一起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注意,但他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存在问题上仍然持有19世纪的误解。他的形而上学陷入了永恒轮回学说的死胡同。


正如德国哲学的问题本身是欧洲一西方哲学问题的一部分一样,德国问题也就是欧洲一西方的问题。1935年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海德格尔的这种思路。在那部著作中,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提出了欧洲正处于俄国和美国巨大的两面夹击中。在他看来,从形而上学上看.俄美本质上是一样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失控的技术和闻所未闻的群众组织的疯狂。


欧洲处于俄美夹击之中势若累卵并不是海德格尔的发明。早在《形而上学导论》发表前整整100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已经预言,150年后.美国和俄国将瓜分世界。俄国的危险在于它那种与政府领域和宗教或准宗教领域拜占庭式的混合共生的威权专制;而美国的危险是多数人专制。它可以通过多数人的一致来压制任何不同观点和任何创造性的冒险。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帝国主义.俄国和美国已经获得了巨大的领土。但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剥夺是“用十分巧妙的手段,不慌不忙,通过合法手续,以慈悲为怀,不流血.不被世人认为是违反伟大的道德原则,就达到了双重目的。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办法消灭人,可谓美国人之一绝”。


这种想法对于生活在欧洲中心的德国人来说,当然会有强烈的同感。海德格尔的同时代人雅斯贝斯在1932年就明确表示,美国和俄国将瓜分世界。德国的使命就只有是作为一个精神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与雅斯贝斯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雅斯贝斯面对这样的世界他更注意的是人类生活的边界处境(Grenzsitionanen)和个人间的交往沟通;而海德格尔却更着眼于德国对于欧洲一西方的责任:“这个民族作为历史的民族,把它自己,从而把西方的历史从其未来发生的中心处放人存在诸种力量的源始领域。”


而德国之所以能承担这样的使命,是因为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民族”。也因为如此,海德格尔讲的德国拯救自己从而也拯救欧洲一西方与纳粹征服欧洲,进而称霸世界的帝国野心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海德格尔存在史的思想,哲学或者形而上学.不是人类精神能力所产生的“文化产物”或文化成就。那样的话哲学就成了一个现成的东西(das Vorhandene)了。相反,哲学是真正源始的东西,形而上学是源始的发生(Ereignis)。当然,这只是对西方而言,并且,正是它造就了西方,而不是相反。“在希腊时代,存在者的存在就成了值得思考的东西,这就是西方的开始,就是它命运隐蔽的根源。”正是这个命运决定了西方的历史,也塑造了西方人。“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希腊的,这句话说的只是:西方和欧洲,并且只有它们,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进程中源始地是‘哲学的’。”但说西方和欧洲是“哲学的”。并不是说只有西方人才擅长哲学思维,而是说由于他们对存在者的存在的思考,世界得以根据存在天命式的种种形态时时在西方确定自己和揭示自己,而形而上学伟大思想家对存在的阐释总是与存在的天命相应。在此意义上,存在的天命就是世界的天命,这种天命长时期只限于西方,但随着现代技术和工业的扩张,它已经成了全球的天命。因此,要拯救西方,只有对其天命的源头——存在本身进行存在史的反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哲学的任务.而不是政治的任务。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民族”.德国的历史使命在此,而不在任何别的地方。


1936年4月.海德格尔在罗马作了题为“欧洲与德国哲学”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说,我们的历史此在越来越紧迫和清楚地明白,它的未来就只有非此即彼的两个可能:欧洲得到拯救或它的毁灭。欧洲要得救需要做到两件事:(一)保持欧洲民族对亚洲民族的领先。(二)克服它自己的无根状态(Entwurzelung)和分崩离析,但后一件事是前一件事的条件。不克服欧洲自己的无根状态和分崩离析就不能保持对亚洲民族的领先。但这两件事都要求这此在在最高的准则下从根本上起变化。这种变化只能作为对迄今为止的历史——它的本质形态和时代创造性的阐明发生。鉴于西方历史的哲学性.或者说形而上学对西方历史的规定.那么对迄今为止的历史的阐明就既不是继续保护纯粹的传统,也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或准备创造新的东西,而是追索这历史的源头,也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开端”(Anfang)。“当我们继续从源始的开端问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时,我们只是在为我们称之为拯救西方的任务工作。”由此可见,即使认为德国负有拯救西方的使命,这个使命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也是纯粹哲学的,而不是政治的。而拯救之道无非是通过追问真理的本质的问题来继续和深化存在问题,因为这是欧洲各民族源始的本质之所在,也是它们统一的根据。



作为一个纯粹哲学家,海德格尔基本是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德国”和“德国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哲学并不是以匿名的德国民族的命运的名义故意表现一种使命的行为。而是坚持古代就已产生的欧洲各民族的共同任务。在这点上,他和他的老师胡塞尔并无二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也认为希腊哲学是西方一欧洲的根源。因此,欧洲或西方具有一种“精神生命的统一性”。无论对于胡塞尔还是对于海德格尔。德国精神的危机必然是欧洲精神的危机,谈论这种危机,必然也必须上溯到希腊。德国的非德国性,更确切说,德国的欧洲性,根源就在这里。要辨认德国,必须要进入欧洲;希腊把德国和欧洲连为一体。不能分开。从莱布尼茨开始,德国哲学家中就有这么一条基本思路。


早在近代开始时。莱布尼茨就追问过“欧洲的本质之本源和根源”。之所以会追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已经思考了存在者的若干种统一:个别和特殊统一于一般;个人和民族统一于世界,等等。那么,欧洲各民族统一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莱布尼茨的回答是。在流变的语言之源,即后来称为印度日耳曼语系的日耳曼一凯尔特原语言中,它把欧洲各民族和国家中的西南欧说罗曼语的人和东欧斯拉夫人联系在了一起。原语言的这种普遍性的流动的.并不排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个别性是普遍性。这使莱布尼茨看到,除了数学与自然科学那种逻辑必然的本质规定外,还有一种对只有在事实世界中可能和实现的“本质”的存在论规定。这种存在论的本质规定就是那样一些真理,它们可以超出对词义的暂时领会,变得越来越清楚,最终成为相应的知识,但也同样能又被遮蔽。不仅近代物理学以力学为基础是这样:近代政治学通过对自然法人类学还原的理解来给自己奠定基础也是这样,这种理解以法律的名义使强者得以为所欲为,迫使人们追逐权力 。


莱布尼茨承认,存在论的本质规定从根本上说都是事实真理。在世界发生的事件中才彰显出来。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位置就是一个事实真理二德国当时名义上是一个帝国,实际上是自由国家的联邦。莱布尼茨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这个分崩离析的帝国的和平。如何保持这个自由国家的联邦。使它成为一个有着固定的参议会、常备军和代表大会的国家。这个国家不像西欧的民族国家那么“实”,但欧洲中部的这种“空”的国家联邦却可以限制任何一个西欧民族国家的任意的权力扩张。为此,需要有“共伺精神”;但它不是莱布尼茨拒绝的那种唯一的、包容一切的精神,而是通过个人实现的一个民族的共同感(Gemeinsinn),只有从个人那里才能确定。莱布尼茨说。这其实就是英国人称为“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s)的东西。他在他的暮年发现,这些精神在全欧洲都被流行的自由概念和高于一切的国家的权力政治所压制。这种精神疾病只有通过唤起反制的力量才能得到治疗。显然,在莱布尼茨看来,这种公共精神应该是德国的。也应该是欧洲的。


从康德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到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那种对于各民族、时代和地区在普遍历史基础上的一致与联系的思想叫做“精神”。在黑格尔看来,四分五裂的德国通过其古典诗歌和哲学.以“内在实现的自由的个体性”的基本原则统一它自己。个体性不再在法律的宪法中找到它的自由,但也不是在康德希望建立的一个欧洲各民族的联邦中找到它的自由。为了不至于陷于欧洲基础上的普遍历史事件中,而看到它与各邻邦民族本质的统一性,最终达到它自己的超主体的“概念”,德国精神坚持主体的“内在性”:“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各分离民族之间共属性和联系的思想。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把西方哲学史就分为两个时期: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他和莱布尼茨一样,认为信基督教的欧洲各民族,即使是非日耳曼民族,如罗曼语系的民族,“就它们属于科学的世界而言”,它们也受过日耳曼教化的熏陶,也可以被称为“日耳曼的”,因为它们在罗马世界帝国的基础上通过种族和语言的亲缘关系在整体上有一种新的形态的特征.这种形态就是欧洲的本质。它本身既不是“日耳曼的”,也不是“罗马的”。而是“西方的”:得追溯到古希腊人,希腊也是各斯拉夫民族历史的源头。但这并不等于说欧洲的本质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相反,“欧洲的原则和特征是具体的普遍性.是自我规定的思想”。或者说:“欧洲精神的原则是……自我意识的理性,它信任自己,因而它触及一切,以便从中想起自己。”精神的这个纯化过程在西方历史中达到了顶点。黑格尔对欧洲科学和技术在近代历史过程中对整个地球的征服毫无保留。


尼采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不合时宜的观察》中就对欧洲人提出了警告:“19世纪过于自负的欧洲人,你发疯了!你的知识没有结束自然,而在杀死你自己。”尼采对当时的欧洲-西方提出了他的诊断。他认为欧洲犯了三重罪孽:首先是对自然毫无节制的欧洲态度,“借助机器和技术工程人员毫不迟疑的发明。我们践踏自然”。其次是对上帝,“亵渎神灵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它企图说明隐藏在巨大的因果蜘蛛网背后的某种目的蜘蛛和道德蜘蛛” 。最后是对人自己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允许用动物做实验,我们就用我们自己做实验,兴奋而又好奇地从活生生的肉体上撕下灵魂:我们又怎么会重视‘灵魂’的‘拯救’。” 除了这三种欧洲的基本病症外。他把德国对奥地利和法国的狂妄自大也包括进他的诊断中。他认为俾斯麦违背整个欧洲的意志建立普鲁士主导下的帝国及其后果使德国精神偏离了它的历史起源。


在德国统一之初.尼采曾经梦想一个“精神德国”能找到自己.这个“精神德国”能把在黑格尔那里辩证地克服的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对立,即一方面坚持突破常规的内在性同时却在外部生活上随波逐流,甩在后面。为此。尼采不仅向古典哲学和诗歌的代表人物求助,而且也向当时还根本毫无名气的荷尔德林求助。和莱布尼茨一样,他也把语言看做“我们德国性的奥秘之所在”。但这种德国性“只有通过混合与更换种种民族性和伦理才能像通过~种形而上学魔法一样拯救它自己并从而拯救德国精神”。但随着俾斯麦帝国在“民族妄想”中的建立,尼采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随着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上升为世界强国。尼采与荷尔德林一样试图寻找一个精神的中心点,“祖国的灵魂”在那儿能一下子完全展现。尼采发现,精神自我更新的美梦在“官方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追求霸权上破灭了,但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挽救。因此,他躲开俾斯麦帝国而转向欧洲。但这种转向并不意味他离开了《不合时宜的观察》的思想。相反,它使这种思想得以进入其最本己的起源.回到“欧洲本质”在希腊人那里的起源和根源。


德国哲学家Manfred Riedel在他的论文《海德格尔的欧洲转向》中将海德格尔与尼采相比,说他和青年尼采一样。一开始希望德国能在精神上自我更新,等到这个美梦破灭后就和后期尼采一样在欧洲一西方历史的基础上去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的确,海德格尔在这方面与尼采颇为相似,在对“官方德国”不抱希望后,他们都把眼光转向荷尔德林,转向古希腊。但是.与尼采不同,更不用说莱布尼茨和黑格尔,海德格尔不满足于做一个“好欧洲人”。“欧洲”和“德国”一样,对他仍然是个问题。上溯到古希腊,上溯到西方思想源始的开端,并不是要在那里找到解决当前危机的灵丹妙药.更不是要复古、要恢复开端时的思想。由于西方对于存在的理解不仅是西方人的天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扩张也成了“地球人”的天命.所以海德格尔要通过揭示西方思想的有限性来揭示未被展开的未来的可能性。换言之,为了克服形而上学就必须表明它的局限。


所以.海德格尔说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希腊的。或欧洲和西方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进程中源始地是“哲学的”不应该理解为反映了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而是正相反。哲学是西方的,并且决定了西方乃至全球的命运恰恰表明哲学是有限的,它解决不了西方的问题。回到西方哲学历史的开端决不是出于历史学的好奇或复古,实际上就是要发现在开端的决断中已经设下的局限。如果这种局限西方思想本身对它无能为力的话,那么在另外异己的开端中寻找新的可能性似乎是必须的和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海德格尔为什么说,与希腊思想对话是为不可避免的与东亚世界的对话作准备.是那个对话的先觉条件。


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已经提出了正确理解他者的生存论前提为何的问题。海德格尔明确指出:这种对他者的理解“不是一种由认识得到的知识.而是一种源始的生存论的存在方式,它才使认识和知识可能” 。在常人千篇一律的存在方式中。在日常的共在中。自我实际上遗失了,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对他者的理解。溶化在日常性中的我只能在千篇一律的可能性的视阈中认识自己和认识他者。只有在本己存在的样态中,他者才能在他的他者性上有意义,我们才能看见他者和他所体现的生存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在生存中。即对存在本身的理解中,我才能理解他者,提出他者的问题。在他者体现的他的源始的可能性上理解他者,对于本己的生存来说,是它自身完全洞明的条件。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这些最本己的可能性是由有限性规定的……但此在面对这些可能性而成为自由的时候,此在就制止了一种危险,不再会由于自己有限的生存理解而否认他者超过它的生存可能性或由于误解强使它回到自己的生存可能性上去。”这就是说,此在只有接受自己的被抛性和历史性,接受它的独特性,它才能承认他者存在的可能性,才能理孵他者的可能性。此外,“决心成为自己才使此在有可能让共在的他者在他们最本己的能在中去‘存在’。……只有从决断的本己的自我存在中才能产生真正的彼此存在。”很显然,此在在为它自己源始的可能性操心时必然涉及对他者的理解。由这种操心产生的接受曾在的自我是“作为共在的此在对他者的能在有所理解”的条件。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海德格尔的思想逐渐从生存论的基础存在论“折回”到存在史的思想,对作为自我存在的此在的操心在存在史是在思想中变成和拓宽为本质的、开端性的对存在本身的开放性的操心。与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相比.他的存在史思想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通过这个思想,海德格尔对西方历史和当今世界作了无与伦比的深刻而全面的分析、思考和批判。简而言之,如一位奥地利学者所概括的,存在史的思想一方面是通过思考确定了近代和当代对存在的理解的历史根源决定性地洞察了它的局限:另一方面是它努力在考察各个决定西方命运的时代的过程中理解地展示西方思想的第一个开端。


存在史的思想还使人们看到,西方思想的开端的有些源始要素在西方思想中被遮蔽和遗忘已久。对于习惯了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人来说就像是他者的东西一样。人们甚至会把这些(前苏格拉底的)思想解释为纯粹是近代理性原始的前形式然而,恰恰只有深入到习以为常的概念和问题可能性的原初根源.我们才能发现它们的局限性。这就同时打开了通向他者的可能性的大门,因为这样就没有理由用它们作为评判其他思想方式的当然标准。海德格尔说他阐释前苏格拉底哲学是为了与东亚思想的对话作准备其实就蕴涵了这个意思。只有在与非西方思想方式的对话中。才有可能产生一种变化了的或不同的世界天命(Weltgeschick)。海德格尔在阐述荷尔德林的诗时曾这样提问:“欧洲……难道必须先成为日暮之乡,世界天命的另一个黎明才能由此准备它的破晓?”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听上去是狂妄而任意的。但有其根据:一方面是在一种本质事态中,另一方面是在一个本质猜测中。这个事态就是当前全球一星际的世界状况在其不会错失的本质开端上彻头彻尾是欧洲一西方一希腊的。但猜测想的却是:自行转变的东西只能由其开端储存的伟大来转变。因此.当前的世界状况只能从其天命般决定我们时代的伟大开端接受一种转变或也许是它的准备。然而,无法回到开端。对我们迎面而来的当前只有变得渺小才能成为伟大的开端。但这种渺小也不再能保持其西方的日渐单一。它要向少数几个伟大的开端开放”。很显然,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思想只有放下身段,与其他的思想进行平等的对话,它才能重新恢复它在古希腊起始时的那种丰富和伟大;世界天命的转机才不需要以西方的没落为代价。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最德国、就他的欧洲-西方哲学的造诣来说也是最欧洲一西方的哲学家,通过他的存在史的思想,不但超越了德国,也超越了欧洲。但这种超越却不是脱离,而是开放:向自己的局限性开放,向自己的他者开放。他不但把这种开放视为西方命运的转机,也把它视为人类命运的转机。而那些指责他的德国性的人,如哈贝马斯,却至今坚持着欧洲中心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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