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寺，千年讲寺旧名蓝
天台山古刹散记
民国八年，公元1929年初秋的一天，有着“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之称的蒋叔南，与几位好友在高明寺用过晚餐。月色已经照在台阶上，兴致很好的年轻人从客房取来洞箫，来到山门外的清凉桥上，边赏月，边吹箫，箫声清悠，月光如水，山色空蒙，桥下的溪水泛着银光。
子夜时分，辗转不寐的蒋叔南就醒了过来，当钟楼传来第一声响时，他便披衣而起，寺僧定融引着他来到大雄宝殿，点亮烛光，殿中供奉的三尊铁佛，高一丈余，十分的庄严。殿外，月光如水。
一
陈太建年间，智者大师在佛陇的修禅寺给弟子们讲《净名经》，忽听寺外响声大作，寺僧们出来一看，只见山谷间架起一道七彩虹桥，一个个罗汉或执手炉可持盖，飞驾而至。又一日，智者大师正在给予弟子讲《净名经》，一阵清风，将大师面前的经页“呼”的一下扬起。在明朗的阳光下，飘然的经页，在葱郁的山谷里悠然地飞舞。大师与弟子忙追了出去。当他与弟子追到山谷，风停，经落。大师直起腰，环顾四周，眼前是树荫浓蔽，绿草如茵，幽泉潺潺，蝶飞鸟语，大师欣喜万分，不禁地惊叹：天下还有如此钟秀之地，乃好地方也！
日后，智者大师在这里建起一座道场，称“幽溪道场”。他还写下了“幽溪”二字，日后不知那位石匠将大师的手迹刻在寺对面的一块岩石上。此前大师已在山岗上建起了修禅寺、太平寺。
初时的“幽溪道场”是什么样，谁也说不清了，恢宏是谈不上的，史载是“诛茅为茨，编荆为户”，大师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说法讲经，弘扬佛法。
在此后的四百多年，“幽溪道场”曾更名净名寺、智者幽溪道场、幽溪道院、高明寺。幽溪道场，高明寺，“明”与“幽”，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境，是不同角度看高明寺的不同的感受。来到寺前，一片青翠的树荫遮天蔽日，一条小溪就在碧草绿叶间静静流淌，“幽”光一片；而在山岗望去，寺院宛似一朵莲花，飘浮在半山腰上，日月照耀，聚而不散，故又“高”又“明”。明也好，幽也好，古刹的钟声伴随着经页翩翩的传说，在山谷间回荡了。
二
公元1580年的秋天，一位年轻的僧人和一位年迈的僧人，从智者塔院沿着松林间蜿蜒的小径，来到了幽溪。午后的阳光显得一些散漫，山谷间，林中的树叶色彩斑斓。
眼前一片碎瓦残壁，杂草疯长，环顾四周，两人神色沉重，时光也凝滞了一般。呜咽的幽溪伴着草丛里的声声虫鸣，似乎在断断续续地叙说着往事，残壁上似乎还映印着智者大师的身影，那台阶上似乎还留有大师的履痕。
自明嘉靖后期开始，高明寺寺况愈下，失守的寺僧，忙去寄身国清寺，寺产由此并入国清寺，殿宇墙裂顶坍。
当年智者大师弘法的圣地，竟然如此的潦倒。年轻的僧人不禁对天长叹。这位长叹的僧人，就是传灯法师。他来自浙西的“龙游”小镇，俗家姓叶。这一年他26岁。另一位是他的师父百松大师。
传灯注视着佛陇山岗，在那片浓茂盛的松树林里，有一座“智者塔院”，院里供奉着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的肉身塔。传灯大师自己也没想到，日后的命运，要与眼前的这座荒芜破败的古寺连在一起。
传灯大师又一次来这片废墟时，已是六年后的春天。此时的他名声显赫，成了一位受人拥戴的法师。每当他起身从法席台上下来，总有许多居士簇拥上去。
那是一个春雨初歇的上午，他与居士和弟子来到这里。雨后的群山更为苍翠，阳光更为明亮。传灯大师的心情，也如是这雨后的山气一般，清新而振奋。
修复一个已经成为废墟的寺院，比新建一个寺院要更为繁重。先是赎山、赎田、赎地。史载，传灯与师弟无脱曾来到国清寺，商议赎买山田基址，可是募来的银子不及一半，只得再募再赎。明万历十十四年，公元1596年，传灯开始营建大殿、僧房、禅堂、楞严坛、山门、两廊、钟楼、藏经阁，过程零碎而又漫长，前后长达32年。
三
1981年初夏，高明寺修复仍是一片的繁忙，住持觉慧开始兴建方丈殿，殿就建在大雄宝殿后面，也就是传灯大师当年楞严坛旧址。
楞严坛，最早出现是在佛经中，1612年正月初七，大师开始着手营建“楞严坛”，并同法孙受教一起去苏州募化炉镜、幢幡、圣像，为了完成楞严坛，1614年夏天去了苏州北禅寺，主讲《法华经》。
大师精心构建他心目中的“楞严坛”。他显得从容稳健而游刃有余，在他的《幽溪别志》有详细的描绘：“楞严坛”建于寺院最高处，坛台呈八角形，坛土用的是大雷峰上五尺以下的净土，经捣筛成粉，后在水中沉淀，取其最细腻的粉土，拌和旃檀、沉水、苏合、熏陆、零陵、甘松、白胶、郁金、青木、鸡舌等十种香。坛的正中是莲花钵，四周有八面大镜，十六只香炉……，这座庄重严肃而有些神秘色彩的“楞严坛”成了当时中国佛教三大讲坛之一。
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文人虞淳熙撰《楞严海印三昧坛仪碑记》，“世行楞严坛，自无尽灯师始；世有楞严道场，自天台山始。”大书法家董其昌书丹碑文，陈继儒篆额，名僧、名人、名寺、名坛，都聚集在这块石碑上。这块碑堪称“三绝”。
可是这块碑并没有立于楞严坛，而是嵌于西方殿两壁，而且，碑在苏州刻成后，迟迟未运回高明寺。一直到传灯大师的法孙寒月求访才得之，其弟子瑞符将它运回寺里。此时，传灯法师已经圆寂数年。
那座令许多人心仪神往的“楞严坛”，何时烟消尘散，史志中没有确切的记载。国清寺保留了一块当年楞严坛的铜镜，透过铜镜似乎能瞅见大师端坐在坛上修持诵经的身影。
明代万历年间，是一个专制强暴与个性解放并举的复杂时代，这座在东南偏僻山涧的古刹里，正演绎着中国佛教学术的沸点。从佛陇山岗下来的石径上，走来一拨又一拨天南海北的学僧，高僧大德也纷至沓来。山谷的草叶和溪水都似乎浸透着佛学的气息，从荡漾的山风中都能听到那令人肃然起敬的法音。
四
风清月白之夜，传灯大师时常会独自一人伫立大殿前的院中，仰望着佛陇山岗，四周寂静而空旷，他似乎看见智者大师那双略带思索的眼神，似乎感觉到顶上的飘落的经页……，冥冥之中，相隔一千年的两位天台宗大师，就在这如水如梦的月色中在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弟子们常常发现，在万籁俱静的深夜，大师在油灯下笔耕不止。他用蝇头小楷在营造着一座着比佛殿更为壮观更为永恒的宏伟建筑。他高屋建瓴的佛学思想，如是奔突喷发的岩浆一般。他留下的著作可以用“惊人”二字来比喻，不仅有70卷的佛学著作，并著有山志、史志65卷，他还留下上百首的诗歌。他撰写的30卷的《天台山方外志》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史诗一般气势，成了天台山志中的旷世之作。他成了天台山留下著作最多的大师，也是明代最有影响力的高僧之一。
面对他卷帙浩繁的著述，没有人不惊叹他的精力之旺盛和毅力坚韧。他如是一个勤劳而精于耕作的老农，又逢上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他广种而又多收，硕果接踵而来，目不暇接，令当时乃至后来许多人所望尘莫及。
高明寺外的有一奇洞，人称“圆通洞”。一块巨石覆顶，三块巨石为壁，“一穴才容膝，居然景自幽。溪声长在耳，山色只盈眸”（传灯诗句）。那是大师常去的地方，后来他索性在洞后的石罅间构一小阁，开四面窗。他的《圆通疏》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为什么大师要来这里著书？这洞到底为大师带来多少灵感？还因为大师的著作为洞扬名，没人去考究这些问题。“圆通洞”成了后来许多僧人禅坐静思的好地方，闭思跏趺，耳根圆通。
大师的雅兴在于看云，处于山谷的高明寺，云是常客。大师有一个看云的好地方，那就是寺外东边的一块崖石，他缓缓地踱出山门，穿过竹林，来到崖石上，双脚盘起，禅坐着，静看云蒸霞蔚，风起潺流。“云在瀑流声里度，瀑从云脚石边沄”（传灯诗句）。他写下了“看云”二字。
正是因为这位传灯大师，使得明代的天台山，星光璀璨，佛光一片，他为沉寂多年的天台宗思想带来了柳暗花明，冰破春流。
1628年的春天，窗外竹林的竹笋无拘无束地伸展着，大师禅坐在在寮房，当弟子端着一碗粥轻轻走到他跟前时，只见他坦然而安祥地合上眼帘，在他的面前还留下一幅墨汁未干的五个字“妙法莲花经”，钟声缓缓地敲响……。
五
蒋叔南在定融引导下，来到大雄宝殿，跨入门槛，眼前是高高的三世像。与别的大雄宝殿供奉的不同，立在佛祖两旁的不是佛祖的大弟子阿南、迦叶，而是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定融告诉他，这是是依据《法华经》记载的佛祖与弥勒、文殊的一段对话而设定的。大殿的三尊佛像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此，而是这三尊佛像均铁铸，而且从铸成到立于此殿，历经传奇。
明万历年间，高明寺修复工程如火如荼。
一日，传灯法师对弟子说，大殿即将竣工，殿中想铸三尊铁佛，永为寺中之不朽。你们愿担当此任。弟子们面面相觑。一会儿，一位带有苏州口音的弟子高声答：“弟子某能殚其力，愿充其役！”传灯抬眼一看，是一位身材孱弱、脸色泛黄的年轻人。他叫正迹。传灯法师对于这位弟子并不看好，此时只得派他出去化缘。
信心满怀的正迹出寺时，杖悬一幅“募造铁佛疏”，身披一衲，腰持一瓢。正迹来到杭州武林，投仙林寺，暂栖于钟楼下。晴日，出去乞从食化缘，雨雪天，则在寺中，正迹第一年就募得施主三百人，生铁二三千斤，转年施主就寥寥无几，正迹仍不放弃。一日，一位算卜的先生卜了一卦，对他说：“你的缘当在东北方，秋末冬初间，必得成就。”于是按其指向，昼夜赶路。
一日清晨，正迹正走着，“吱呀”一声，路旁一家大门开了，从门里走出一位老者，问：“小师父可吃早粥？”正迹答：“未也。”又问：“且进来喝点粥吧”。老者姓沈，是一位居士。正迹喝完粥。沈居士问：“师募何缘，来自何寺？”正迹答：“天台山高明寺，化铁铸佛三尊，未有大施主与我开疏。”沈居士说：“看来你是有缘，我老伴有金银首饰数十两，每欲作福，若劝发心，当她助矣。”问他老伴，欣然允从。沈居士又曰：“佛祖像已成，文殊菩萨像，我同你一起去女婿张大学那里化之。”于是，一同来到女婿家，也是欣然乐成。
三尊铁佛铸成，高一丈夫有余，重达万斤，法相圆满，“土塑木刻亦未有胜其妙者”。四周的百姓闻讯争相瞻仰礼拜。此时，正迹已经奔波了九年。可怎么才能筹到一笔运费运回高明寺呢？正迹只得赶到圣果寺，找到讲经的传灯法师。传灯法师出面化得了运费。
这一年的初夏，三尊铁佛启程，在钱塘江岸上船解缆，船到鲨子门，等待海潮。国为铁佛高而船小，一半搁在船缘，恰逢大潮来临，巨浪如山，载佛的小船在浪中上下起伏。船老大惊慌不已，唯恐要翻船，于是想把佛像推入浪中而保全船人的安全。见此状，正迹放声大哭，喊道：“宁可翻船也不能弃佛！”话说完，潮平风息，船老大用竹稿轻轻一撑，船平稳航行。全船人无不感到佛像之神威。
经杭州湾出海，在定海小舟换大船，到临海码头，不想当地久旱，滩高水浅，铁佛在岸上搁浅一月有余，后用民船历经十日到达天台清溪，接下来是旱路。当数百人抬着铁佛，喊着号子，登金地岭，翻过山岗，下百松岭，终于抵达高明寺。在峻岭徒坡上缓缓挪动时，抬像的人面如坚毅，高声称佛，其场景令人惊叹。许多人感叹：“苟非幽冥神助，人力所不能也。”当铁佛安危在石座时，“山呼谷应，人喜神欢，莫不赞叹”，正迹俯身跪拜在铁佛前，久久地。传灯大师欣然写下《幽溪道场铁佛功德纪》。
1968年，在大雄宝殿里伫立的铁佛，遭遇了灭顶之灾，从此停止了它传奇的脚步。
“台高常见月，山静独闻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高明寺的钟开始扬名，后人将它与国清（寺）松、塔头（寺）风、万年（寺）柱、华顶（寺）雾并称天台山五绝。高明寺是独有钟楼，没有鼓楼。
2006年，了文住持开始高明寺钟楼又一次重修，与距上一次重修已经过去了23年。钟楼虽然保留了原先的三层结构，可是高度却抬升了数米，而且四周建有外廊。钟楼上梁，开始悬挂大钟，再进行钟楼四周的建筑。这一次钟楼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建都要华丽，许多人都赞可与黄鹤楼、腾王阁媲美。钟也是史上最重的一口钟，底层仍保留以往供奉地藏王菩萨，地上着大大小小的绣迹斑斑的铁钟。
钟楼最初是建于明万历年间，临海县令万永康捐出俸禄，为高明寺建造钟楼，寺僧受教主持建造，然而未完工终由资金不足，钟楼搁浅。明崇祯七年，台州知府李天秩继续捐俸，终于完工。楼高三层，七丈有二，“钟铜万斤，声闻数十里”此后高明寺修钟楼数次重修，钟楼也似乎与大殿同等的份量。上十年代初，觉慧方丈重修高明寺，在一位侨居国外女居士的捐资下，建起了钟楼，铸铜钟重2500斤。
六
本世纪初的一天，从华顶茅篷走下来了一位二十出头的僧人，住在高明寺藏经楼上，阅读和整理寺里的藏经。一天，他踏上了高明寺说法堂，以其独到的见解而精辟的论述，震惊四座，此后，他游走于江浙一带的各大寺院，讲经说法，声誉遍布大江南北。他就是“兴慈”。他马不停蹄地在江南一带讲经说法，并募资重修了天台山的方广寺、华顶寺。他的一个“佛”字镌刻在崖石上。他以自己半生对佛的丰厚的感受，凝聚在这崖刻上。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的早春，高明寺住持观通早早地在寺院外的清凉桥上向山岗张望。天还有些寒冷，他穿着厚厚的僧袍。
几顶轿子闪闪悠悠地穿过树林，沿着石径来到高明寺。从轿子下来的是天台县县长。还有一位身着长袍的老人，就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之一康有为。
观通法师双手合十，恭敬相迎。康大人走进山门，观通向他描述了一千四百年前智者大师讲《净名经》那如诗如画的一幕，康大人有些浑浊的眼里，刹时透出一种兴奋的豁亮。
康大人兴致勃勃地为高明寺的山门、大雄宝殿挥毫提写了的匾额，署名：“海南康”。
康大人喝了茶，观通法师领着他上了藏经阁，在阁中珍藏着一部乾隆版《大藏经》，这部由亲王允禄、贤良寺方丈等人主持，于清乾隆三年完成的佛教经典，后人称之“龙藏”。它不仅是皇家编修，而且仅印刷100部，颁赐给各大寺院。
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设立了高明寺的下院，主要是联络朝廷请“龙藏”，负责的僧人正是观通法师。康大人小心翼翼地翻开“龙藏”，散发着油墨的青香。
“文革”的浪潮也从山下县城波及到了山上，“造反派”来到高明寺，将殿中的佛像毁了。为了保证“龙藏”的安全，寺僧们趁着夜色，将藏有“龙藏”的书箱从寺后的小门搬出，藏在山上一个洞中。数年后，才将“龙藏”请回。
1978年夏天，国清寺已经是游客如织，高明寺却是大殿空空。胶丸厂迁出后，高明寺一下子静寂下来。觉慧法师与寺僧们如是久别重回老家一般，清扫殿宇，不时地有香客寻到这里，寺僧们知道，高明寺的重兴之日已经指日可待。
三年后的初秋，高明寺大殿佛像开光，进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巨赞法师撰写殿楹。时隔多年的水陆法会开始了，朗朗的经声回荡于幽溪山谷。
“烟霞清净尘无迹，水月空灵性自明”(沈定庵)。钟声停息过后，那余音仍然悠长地在空中回旋，四周显得籁寂，时光也显得有些缓慢，过了好一会，从东边的峰峦升起了犹如银盘似的月亮，寺院便沉浸在这如水一般的月色里，月色中的天地好如是清洗了一般，纯净得纤尘不染。夜空澄明，疏星点缀。在高明寺北边的山岗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传灯大师的墓塔就在这小屋里。而在西边那片幽暗的松树林里，就是智者的塔院，曾经与高明寺同呼共吸的两位大师，注视着山谷中的古寺。经页翩跹和一幕和寓意深远的钟声，成为人们永远回味的美好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