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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离开公检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经济犯罪侦查与辩护 Author 老徐

来源:经济犯罪侦查与辩护;作者:老徐

最近聊起了很多公检法人员辞职的事,很多在体制内的读者也对这些辞职党这些年为什么辞职而感兴趣,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几年前辞职的时候,我从没有写过什么感想,因为在没有真正投身大海的怀抱的时候,对大海的赞美和憧憬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当八年时间过往,历经了岁月沧桑,磨灭了忧伤,没有了无病呻吟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已经可以风轻云淡,回首那些过往。

写辞职的原因,不是为了标榜自我多么的高风亮节,我只希望将辞职人员们当初真实的境遇和想法展现出来,毕竟辞职的人们已经离开,说起话来不必再太顾忌,假如能让还在体制内的兄弟们的有所感悟,甚至境遇有一点点的改善,那也是极好的。

一、为了挣钱而辞职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些人对自己是为了钱而辞职是羞于启齿的。张口理想,闭口情怀,其实大可不必。连自己最真实的一面都不敢面对,那只是内心还不够强大的表现。试问谁没有理想情怀?乞丐的窝棚里也曾梦想坐拥金山美人和百万雄兵。

公检法人员随着接触的律师和当事人多了,慢慢会了解到一些律师收入状况,以及通过各方面了解到体制外辞职党的传说,再想想案子自己一点没少干活,却睁眼看别人大把数钱,对比下来自己那点可怜的工资,内心难免不平衡。家庭每月为了孩子奶粉钱、房贷车贷,甚至加油、水电物业费,一分钱要掰成八瓣花,总活在捉襟见肘的状态,久而久之,虽不至于牛衣对泣,总少不了相互怨怼。

我有一个检察院工作5年的哥们,生了双胞胎,老婆刚开始也没有工作,自己的工资连两个孩子奶粉、纸尿裤钱都不够,真的可以用山穷水尽来形容。后来辞职做律师4年后,已经在省会城市买房买车,生活状态有了质的变化。真是应了辞职党圈子里那句话:要不是生活所迫,谁会辞职做律师。你得益于什么,就会受制于什么。稳定是相对的,体制内的收入可以稳定的解决温饱。如果没有积累,家庭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旦遇到风险,先前的稳定就成了最大的不稳定。

所以马云曾说,员工要走,要么是钱没给够,要么是心受委屈了。任正非也说,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成了人才,因为为了能抓住丰厚的回报,他自己就会努力的提升自己。

在立志报效国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前,先建设好自己的小家庭才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社会不缺一个有伟大抱负的人,你的小家庭却缺一个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人。

辞职出来以后,大家都相当于是个体工商户,在这个经济社会通过劳动交换生活资料。在商言商,凡是只谈理想不和你谈钱的都是耍流氓。我们生活中遇到的90%的问题和烦恼,都是因为钱不够造成的,所以钱可以解决90%的烦恼,如果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本来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伪问题。

有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另一种消费理念下的一种生活状态。从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到主动额外支付消费,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充满善意和微笑的,世界是充满光明和美好的。马克思他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一个常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得先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别的。物质决定意识,翻译过来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们设想一下,社会是出手阔绰的富人越来越多会更美好,还是针锋相对的穷人越来越多会更美好?用一首歌可以回答: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老话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字面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当你家底很厚很有经济实力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可以被人以礼相待,当你穿着裘皮大衣胡吃海喝高消费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可以活在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

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首先是个人在家庭内的地位,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没钱的时候在家洗碗做家务,那在别人看来可能只是没出息的表现,你有钱雇了保姆还在家亲自洗碗做家务,那就是平易近人、与民同乐。其次是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郭德纲在《过得刚好》里说: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

八年前有的人听到公检法的人辞职,第一反应是不是犯啥错误了,那时候因为见得少,情有可原。可笑的是今天还有人认为公检法辞职的是因为“贪够了”。恰恰相反,辞职的都是不敢或者不屑于贪污受贿的,而是宁愿凭自己的本事,自己挣钱花的踏实。每当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受贿个一两百万,最后被查出来的新闻,晚节不保,落得要在监狱度过下半辈子,都是深感糊涂。

正如许多辞职党哥们说的那样,出来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当你主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说明你的能力已经超越了这个地方。所谓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是新生。很多时候,人害怕的只是未知。未知也正是生活的魅力,它给稳定的人以稳定的回报,给不确定的人以不确定的回报。其实公检法辞职的自己出来干的,不少人挣到几百万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所以在大多数辞职党看来,为那点钱真的是犯不上。如果能够让你以上帝视角看到,你辞职第一年通过努力可以挣50万,第二年可以挣80万,第三年可以挣100万,你还会犹豫纠结担忧吗?

二、付出回报不成正比、权责不成正比而辞职

相比而言,公安的工作是最痛苦的,各种非警务工作太多,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被一再压榨,付出与回报严重不成正比,有些地区基层一线民警的工作和工资对比总让我想起当年李连杰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一个月才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你!”。--电影名为“给爸爸的信”,黑社会老大对卧底警察语录

法院尤其是执行局也直往派出所的方向发展,每天都在跟案件系统里审限即将到期的案件“搏斗”,其他庭的法官也总有写不完的判决书,身心的疲惫让人失去耐心,怀疑能不能熬到平安退休。身体上的劳累就算了,关键是被部分地方严重化了的整顿活动,一波接一波,一人倒台,全体吃药,坏人作恶,好人自查。

司法机关现在规定案件责任终身制,但工作中有很多事自己是无法决定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一方面要听领导的,一方面又要自己承担责任,因此工作上的风险并不小。笔者有个同龄人副所长,十年前处理了一起打架案件,当时因为赔偿到位,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双方做调解处理结案。

不成想十年后扫黑除恶打架的哥们被按照“黑恶势力”扫进去了,“有黑必有伞”,于是开始倒查,翻出来这件十年前的小事就被定性为放任黑恶势力做大的理由,给他的小脑袋上扣了顶“保护伞”的帽子,按照滥用职权罪判刑一年,也没收受当事人好处,落得如此下场,你说憋屈不憋屈。至于案件过问填报制度,实际怎么填,哪些能填,哪些不能填,大家都懂的。所以辞职党们在对未来是否能安稳退休的情况下,决定换一个赛道重头来过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适应不了体制内的文化而辞职

一是阶层固化而没有晋升机会。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只是给了每个人一次公平上场的机会,上场后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开始。与其说一考定终生,不如说是一考定起点。毕竟你寒窗十年,不可能比得过人家三代积累,你用一己十年之力,就要抹杀人家三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是对你不公平,还是对人家的不公平?北大博士生冯军旗在挂职副县长期间写的毕业论文《中县干部》,是一份难得的文献资料,可以比较真实的反映官场的一些原貌。家族裙带关系是县城的普遍现象,每一个县都可以归结出三大家族或四大家族,盘根错节,利益固化。对于没有背景的人来说,也总能通过婚姻进行第二次投胎,就像前面所说年轻时的祁同伟同志。

但是苍蝇附骥,捷则捷矣,难辞处后之羞;茑萝依松,高则高矣,未免仰攀之耻。婚姻也讲究门当户对,否则雨落花心,甘苦自知。试想当你无论出现在哪个场合,别人介绍这是XX局长的女婿,或这是XX县长的儿媳,开始在你一文不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加持,但是随着自己能力的凸显,以及境遇的改变,总不见得一种光彩的事。无论你做的再优秀,别人也只会戴有色眼镜看你,认定你靠的是关系走的后门。

如果遇到政治环境不好的地方,或者在位的亲属自己比较爱惜羽毛,或者家族势力没有那么足够强硬,为了避嫌,这种明面上的亲属关系有时反而可能会成为一种绊脚石。这种情况笔者身边就有好几例。

二是不谙体制内潜规则而止步不前。体制内提拔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重要的环节是运作、酝酿。运作是指你希望提拔,那就要给你安排一个位置,如果恰好是空缺,那要看有多少竞争对手,如何平衡。如果是有人在任,那就要先把这个人运作走,给你腾位置。运作、酝酿是最重要的环节,需要一两个有话语权或者人事权的领导(常委)力挺你,帮你去协调沟通其他的班子成员。在把这些都沟通协调好后,才能开始进入明面上“走程序”。明面上的程序是动议、提名、考察、推荐、测评及谈话、征求意见、组织部研究、党委研究、公示、任前谈话、下文等等。

那么真实的提拔的顺序是什么?或者说哪些人会被优先提拔?每个领导都是职场高手。不要看领导会上表扬谁,不要看年底优秀荣誉给了谁,要看先提拔谁。因为荣誉一是用来哄人干活的,是一种道德绑架;二是用来安抚那些刺头的,是一种变相利益交换。一般来说提拔顺序第一是唯上,第二是唯忠,第三是唯利,第四是唯亲,第五是唯贤。

唯上就是优先提拔使用上级安排的、上级空降的、向上级表忠心交投名状站队的;

唯忠那就是提拔听话可靠的。你和领导一起做十件好事,不如他和领导一起做一件坏事,领导什么时候带你一起做不那么伟光正的事了,说明你在领导眼里是可靠的了;

唯利就是提拔和领导利益绑定的、能给领导带来资源的,资源有财产性利益和政治性利益等,美色资源也是一种利益;

唯亲首先是领导需要巩固自己的势力,需要你这颗棋子,其次是你同时具备忠、利、贤的一条,最后是同在一个单位的亲属关系不能太明显,因为要回避和考虑吃相不能太难看,而不在一个单位的亲属关系必须够直接,因为背后运作的时候理由足够充足,是绝对的自己人;

唯贤首先是这个岗位没有人盯着或者没人愿意去,其次是这个活儿离了你别人搞不定,三是出了问题拿你顶包最合适。这也可以印证,凡是没有背景的,即便凭狗屎运提拔上了,抗风险的能力也弱,一阵风来,最先倒下的都是没有根基的。有运动第一波挨整的,可能就是拉你凑人头了。

可见领导的亲属都要排在第四顺位。没有背景的,男的提钱进步,女的日后提拔。有一个网络段子说,不要轻易招惹美女,因为你不知道她干爹是谁,也不要轻易招惹丑女,因为你不知道她亲爹是谁。不得不说,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职场对女性都是不友好的,这是事实。这么说不是因为对女士抱有成见,反而从内心里为她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抱不平。

功夫在诗外,你看到别人突然提拔,千万不要感到意外。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人事任命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下文件宣布之前,一切都是可能变化的。哪怕是下班前文件已经印好,第二天宣布的都有可能不一样,因为保不齐那一路神仙突然发力,打破了之前的平衡,领导们半夜又被喊起来重新开了一次会,为了安排一个人,需要把之前的全部打乱,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所以说领导艺术就是平衡的艺术。

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怀才不遇迟迟得不到提拔重用,那就对照一下你是属于哪一顺位,下一步该怎么办也就不用我说了吧,如果还不懂,就一定要多读历史,以史为鉴,你的人生命运和机会,其实早就在历史书上写出了脉络。

三是不善于搞圈子而没有晋升条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你可以彻底躺平,那就算了。而你一旦有要进步的想法,就会受制于所有人。上受制于领导,因为提拔考核干部,领导的看法最重要;下受制于同事,同事的民主评价作参考,需要它重要的时候,它就重要;中间受制于己,克制自己的一切欲望和慵懒散奢。最怕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你越能干,可能受到的争议越多。有才能的干部往往在忙着琢磨事,不屑于同流合污,多少有些清高。有的人干啥啥不行,捣乱第一名,只好琢磨人。结果是琢磨事的死得很惨,琢磨人的踩着人步步高升。可见要做一个好官,有时候要比坏人更狡猾,这样才能斗得过他们。

所以说体制内升迁,或者你想过得舒服一点,就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这就少不了通过人情往来和酒桌文化搞圈子。逢年过节送礼,人情往来,领导不记得谁送了,但是谁没送的一定会记得。如果你感觉领导处处针对你,冷冰冰公事公办,那你逢年过节拎点土特产去领导家里坐坐试试。从只是工作关系,到建立了私人关系,那感觉和距离是完全不一样的。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抬手不打笑脸人,领导总不好意思再动辄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不要小看送礼这件事,首先你能不能进得了领导的家门就是一件需要好好钻研的学问。酒桌文化是一件令很多人痛苦的事,一是要能喝,二是要会拍,三是要情商高,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吃啥不重要,说啥才重要。假话空话套话张口就来,还要说的自然真诚,不亚于一场表演,久而久之,疲于应付,老子不伺候了。

四是用人导向存在问题而错过晋升机遇。如果是在县一级,在公检法基本上工作前十五年提副科是一大关,也就是公检法机关的副职领导,许多人即使提上了也都是止步于此。后十五年提正科又是一大关,在县一级基本上都是各单位的一把手了,那算是凤毛麟角,属于佼佼者了,必有过人之处。这样两个15年结束也该退休了。这只是理论上的路线图,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结合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系统又有差异。一些地方不少领导干部到了57、58岁还没有退的意思,积压了多少年轻干部。为了降低班子平均年龄,又搞“90后”一刀切走极端,搓到篮里就是菜,伤了多少年富力强的基层干部的心。而如果你不巧又长了一张娃娃脸,仅仅是看起来不够老练,那也是不占优势的。

公检法干部想要交流出去非常困难,首先是设置了5年服务期,再者参加上级遴选考试往往不被单位允许,等到好不容易熬成老资格,单位勉强同意报考了,基本已经过了30岁,很多人这时已经结婚生子了,再考出去又要面临新的工作和家庭格局的重塑,陷入左右为难。

很多时候,你越能干,越动弹不了,因为你走了,领导找不到干活放心顺手的人了。只要一说起哪个人是单位业务骨干、精干力量,那十有八九都是因为长期在一个岗位提拔不上去的。许多辞职的公检法中层庭长、科长、队长哪个不是业务骨干,但是眼见一次次提拔机会不是被空降兵挤掉,就是被关系户截胡,面对领导的忽悠还要表现得高风亮节,逆淘汰效应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些能完全归咎于领导一人吗?也不一定,他处在那个位置上有时就不得不如此。

四、为了自由自在而辞职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自在故,二者皆可抛。虽然不能说辞职是纯粹为了自由自在,但自由自在一定是其中一个因素或者催化剂。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自在是一种福利,是一种生活质量。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乡。辞职人员的祖师爷陶渊明,1600多年前仅仅当了八十多天江西彭泽县令便挂印回家,在辞职宣言《归田园居》里难掩兴奋之情,描绘最为贴切: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语文课文里李太白也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老子不伺候了。

对于一些天性自由自在的人来说,体制内尤其是公安队伍的强监管模式,会让很大一部分人感受到约束。以前内部有一个说法:从优待警一句话,从严治警一本书,就是形容各种条规禁令太多,而近几年规定甚至大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细了,个别监督行为很难让人说不过火。

2015年4月,郑州女教师顾少强写下一封火爆全网的十字辞职信后裸辞,“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成为网络流行语,并被无数渴望脱离体制束缚的年轻人所羡慕,这句话也成为象征自由的金句,她转身离去洒脱的背影,不就是活出了我们希望中的样子吗?谁不梦想可以经常四处转转,看看大千世界。同样是走了十万八千里,有的人是走遍大好河山,看遍天下美景,尝遍天下美食,而有的人是在同一条路上来回走了十万八千里。

辞职后除了获得身心上的自由以外,表达自由也是一种福利。至少在你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你可以理直气壮的为自己主张权利、光明正大的为他人发声,不服就干。公职人员有时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会被身份绑架,辞职后就没有了这些顾虑。

五、三观晃倒而辞职

在一些公检法的重点实权部门,例如公安的经侦、检察院的反贪、法院的民庭以及执行局这些地方,与经济领域直接打交道,权力很大,经常接触大额资金,在审讯或者办案时,经常会见识到嫌疑人的现金财产和美女情人,导致三观逐渐变化。平静的表面下,内心的不平衡只有自己知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比货该扔,人比人气死人。直至有的办案人员价值观产生错乱,潜意识里不知不觉中逐渐与嫌疑人趋同。也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他们那么有钱而自己这么穷,为什么美女都是他们的而自己没有?如果说他们面对金钱时三观只是晃了晃,那么面对美女时,三观就是晃个不停了。

所以说革命时期,女的被捕了都能宁死不屈,男的被捕投敌叛变的概率往往高于女的。你可能挺得过酷刑,但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连唐僧都动了凡心,何况我等凡夫俗子。如果一个美女,你觉得仅仅是好看;如果是双胞胎一起出现,就会格外显眼,这就是重复的力量;但是如果是十几个JK大长腿在你面前站成一排任由挑选的时候,每一个男人可能初次面对时的内心一定是夹杂着震撼、自卑、冲动、兴奋的。见识的多了,最后喜欢看的电影也从“反贪风暴”“重案六组”变成了“五亿探长雷洛传”。辞职后不少朋友说:看《人民的名义》的时候就喜欢祁同伟,怎么看侯亮平这前同行都是假大空。

对于侯亮平“面币思过”的桥段,在现实中普通人只会有一种效果,那就是世界观的动摇。否则就是背离了常识,一个人肚子明明很饿,面对美味佳肴却要他唱高调抵御诱惑,绝不动心,那就是违背人性的,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侯亮平能一步踏入最高检,平步青云官至副厅级,配上北京豪宅,中纪委正厅级娇妻,背后还有个老丈人实权超过副国级的赵立春,妥妥的金字塔尖级人设,权力核心的当红小生,社会主义真正的接班人。而普通人奋斗一辈子,甚至都到不了跑龙套的省检反贪局综合科科长林华华的程度。

祁同伟开始时的境遇跟大多数没有背景的人一样,从小家境贫寒,品学兼优,因为不愿攀附权贵,工作后被发配到鸟不拉屎的边远司法所。他为了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不惜以命相搏,身中三枪成为缉毒英雄,却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丝毫作用。最终被一次次的打击后,向命运低头,屈服于权力,通过裙带关系升迁,予取予夺,如入无人之境,从此世界观的崩塌,切身感悟了原来“知识根本改变不了命运,只有权力才可以,英雄在权力面前只不过是工具”。在体制内为了得到权力不择手段,再拼命用权力找回失去的尊严。

祁同伟之所以能够引发更多人的共鸣,是因为他不那么伟光正的状态,才是许多人真实的人生境遇。底层的人在体制内即使最终搭上了性命,想要找回尊严,还是无法逆天改命,因为从小生存的经历和环境决定了他骨子里并没有擅长驾驭权力的基因。体制也不会因他而改变。

不可否认,有的人在体制内又想当官又想发财,最终选择了不归路而一条道走到黑,有的人则破釜沉舟,选择了辞职挣钱,追逐梦想。

六、因员额制改革而辞职

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改革没有不成功的。但是就是在这种生态下,偏偏网上批评和质疑员额制改革的文章非常多,甚至有文章直言不讳的指出:员额制注定失败。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搜索查看。在这里我只从辞职党的角度谈一谈看法。

首先是员额制的几大奇怪之处。法院相较于一般的党政机关,人员数量比较大,而领导与非领导职数有限,这样就造成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长期职级待遇偏低,职业尊荣感也不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队伍稳定。所以为了体现职业尊荣感,公安机关设置了警衔制,法检也设置了法官、检察官等级制,三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落实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应当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行改革和修正。

但是奇怪的是,法官、检察官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职业尊荣感,直接被打碎,变成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权利。恕我狭隘,或者说肤浅,本来大家都是法官、检察官,改革后大多数人变成助理,话好说不好听,没了职业的尊荣感,直接相当于一种人格上的矮化。一个事实是改革之前辞职出来,还是法官辞职的,改革之后再辞职,就变成了助理辞职的。所以请不要跟我扯什么职业一律平等,为何中国职业教育、蓝领工人无法像国外一样的社会地位,就是因为国内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还有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那个成熟阶段,没有形成各行业真正平等的文化土壤。

当初大家抱着当法官、检察官的一腔热血和梦想考进法检,光耀门楣衣锦还乡,结果一盆冷水变成助理,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工作场合应该怎么称呼职务?怎么解释与帮律师拎包的助理的区别?不管是在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员额制在有没有抬高那些少数人的地位不清楚,但一定是贬低了多数人。关键是工作还是那些工作,活是一点没少干,只是开庭变成了从台上换到台下,在聘用制书记员旁边尬坐。

千百年来,文人是最有气节的群体,至少口头上是。人要脸,树要皮,不蒸馒头争口气。所以说,员额制改革在部分地区的执行在这方面存在三种可能:要么是根本没有顾及到最基本的人性,要么是粗暴任性连文字游戏都懒得跟你搞了,要么是有意的压力测试精神阉割?这也是奇怪之处。

其次是人为制造极度稀缺,阻断年轻人希望。通过司法考试、通过公务员选拔进入体制内的,本身就具有精英色彩。在改革之前全国法院的法官人数是21万多人,法官员额制实行后,入额法官是12万多人,控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39%以内,各地执行中还需要预留5%左右不等的编制不能使用。这意味着剩下三分之二的人要每年竞争自然减员腾出来的不到10%的指标,加上每个单位人员基数小,基本上每年只有那么几个甚至一两个名额。而年轻人在各种资源方面本就不占优势,改革又设置入额需要从事审判工作5年经历的门槛条件,无疑是一刀切阻断年轻人5年内的发展之路。所以从年轻人的角度政策十分不友好,事实上还是变成了需要熬资历。

从入额法官的角度,政策就真的友好吗?官方数据是2022年,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人均结案274件,其中有9个省(区、市)的基层法院人均结案量超过300件,最高的超过400件。这里就不算那些正能量宣传某女法官年结案几千件的荒唐数据了,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如果这些案件都是法官真正认真负责办理的,那至少在时间上需要有足够的保证,用案件数换算一下工作日时间就可见法官的辛苦程度;如果每个案件的工作时间上不能保证,那么案件的质量则很难保证。从法院的角度看友好吗?在本就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下,在案件连年增长的情况下,将法官人数大幅削减,矛盾有得到有效缓解吗?那么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友好吗?司法资源在我国的稀缺程度,相信亲身经历过诉讼案件立案难的人自有判断。所以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假如一件事各方都是输的,谁赢了?

再来看一组数据,2022年各行业数据比较(来自网络):

1.律师,截至2022年6月,全国共有律师60.5万人,律师事务所3.7万余家。

2.法官,全国法官共有12万人,女法官有4.5万人。

3.检察官,截至2022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有员额检察官6.9万余名。

4.公安,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在职民警200万人。

5.全国有18.2万纪检监察干部。

6.全国有14亿人口。

只需要对比一下数据,就可以发现另一个奇怪之处,那就是理论上意味着公安、检察官、律师等近300万人的群体,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各种刑事、行政、民事案件给法院的12万人。相信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就像从资金盘的角度,如果需求量远远大于供给量,非但不增加供给量,反而大幅度抽贷,导致缺口越来越大,那必然造成严重阻塞。

最后是老生常谈的公平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担心分的少,而是担心分的不公平。这一点相信在顶层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通过公平的改革充分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也是改革的初衷之一。但是在基层的执行中却走了样,甚至出现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的情况。究其根源,因为改革方案的参与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对象。就是让被改革者(既得利益者)自己制定改革规则,把问题交给“问题”自己解决。“挥刀自宫”革自己的命,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下得去手的。一些单位,将单位评价权重作为决定性指标,院庭长、审委会委员以及庭长的入额,在走过场般的前置程序下毫无悬念,那就难免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干部提拔,是进一步加重入额选拔机制行政化色彩的直观表现。年富力强法官们的辞职,无非是用脚投票。没办法跑路的,不知道会不会就地卧倒?这显然并非科学改革所带来的大浪淘沙式的适者生存效应,而更像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体制内不好,在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体制内仍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每个人辞职的原因千差万别,只是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是一种正常现象。公检法应该打开格局,一些领导应当开明,理性看待人才双向流动,不必谈之色变。对辞职管理太苛刻,对辞职人员各种限制打压的寒蝉效应,并不利于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体制内。优秀的人才在体制内如果得不到重用,应当允许有选择离开的权利。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可以倒逼消除逆淘汰效应。等出去的人多了,外面同样竞争激烈,辞职的性价比就会降低,自然就会体现出体制内的优势,重新达到平衡。在哪里都是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法律服务,都是在为提高社会法治化水平贡献力量,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建设法律共同体。

知屋漏者在宇下。辞职党们已经离开体制,所以无论体制内待遇再怎么改善,也不关我们的事了,在这里只是总结八年来这些人离开公检法的原因、总结一下公检法在职人员明明知道现阶段辞职就像49年加入国民党一个结果却仍然有想法辞职的原因,从人性而不是从伟光正的角度来看看问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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