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政治学量化方法学习的困惑——对话重庆大学学者 游宇
学人访谈
本期嘉宾 · 游宇
游宇，任教于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与地方治理、比较民主化、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在开放时代、公共行政评论、财经研究、二十一世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国行政管理、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一部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译著。
编者按
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何看待KKV对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经典阐释？如何科学地使用定量方法？新的研究方法如何运用？我们如何更好地进行科学的量化研究？本期政治学人专访重庆大学学者游宇，希望能使读者从中获得新的思考。
政治学人：
游宇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对您进行文字专访。通过之前对您的了解，我们发现您更侧重于使用定量的方式进行政治学研究，能否给我们简单谈谈您学习和进行定量研究的历程？
游宇：
感谢政治学人团队的邀请。说来惭愧，我虽然在研究中多使用量化或者定量分析，但的确谈不上擅长。在主要的本科学习中，我接受的更多的还是偏政治哲学和规范研究的训练。说来有意思的是，在我大二双学位（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的广告学专业）的学习中，倒是有一位老师教我们使用统计软件来进行一些简单的资料整理和分析，但也由于“无用武之地”，也没有放在心上。
但到了大三下学期，我在阅读期刊文章时，问题来了：看不懂。所以我的最初动机是想要看懂这些定量文章，以及想知道如何“操作”。之后我基本都是去社会学系和经济学院“蹭课”，因为听的似是而非，有的课还蹭了好几次，以至于有位老师以为我是“挂科”来重修的。后来硕士学习期间以及我之后的博士导师张光老师来厦大工作后，建议我可以去参加一些方法论暑期班，进行高密度的学习训练。所以我在学生时代乃至工作后差不多每年都会去参加某个暑期班的学习，比如牛铭实老师牵头组织的政治科学方法论暑期班，吴晓刚老师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专题班和论文研讨班等等。除了学习研究方法，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learning by doing”，学以致用，我相信这对于学习任何研究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
政治学人：
随着定量研究的流行，很多同学也对运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很感兴趣，但是受限于大部分政治学专业的同学并没有受到非常严格科学的定量训练，目前主要仍是以理论研究、逻辑思辨和简单的定量为主，那么对于有志于学习定量研究的同学，您有什么学习方法或建议呢？或者说您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
游宇：
经验谈不上，我倒是想分享之前的一些困惑。这学期我刚好给本科生同学开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我在上课之初便问大家：咱们学习研究方法的“合法性”在哪里？我在刚读博士的时候时常问自己：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质性方法更能解决他们的研究问题，为什么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在价值偏好、文章架构以及行文逻辑等方面会如此重大的差异。换言之，支撑这些研究路径的哲学要素到底是什么？
刚好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位师兄（陈超）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回到厦大任教。在和我讨论相关问题后，立马商议组建一个方法论阅读小组，并邀约多位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学加入。书目由陈老师列出，大家商议决定。我们大致采取每周阅读一章、集体讨论的形式，大到章节逻辑、小到个别词汇，无所不聊。由于方法论著作可能比较枯燥甚至晦涩，所以集体阅读讨论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充实和快乐的时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若干单词的语义以及段落之间的逻辑反复讨论，或者就书上的某个推导或公式进行演算。前些年读书会的主要成员或因毕业工作、或因出国出境读博各奔西东，但我们还不时回味那段快乐的阅读时光。纯粹的学术和阅读往往令人着迷。
所以，我个人认为，学习方法论的时序大致应该从社会科学哲学入手，了解每种研究方法背后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再到具体的数据收集与分析。而我们多数人的学习则完全忽略了对方法论背后潜在哲学导向的了解，这也是我上述所言的“合法性”。但似乎国内多数高校是“反其道而行之”，将重心完全放在统计软件或某一具体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而忽视了其背后所依赖的方法论哲学。同学们学的也是比较“带劲”，但很可能忽略了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研究等等基础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就可能事倍功半了。
当然，在学生时代参加一些“合适”的学术会议也是好的学习方式。就我个人而言，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硕士阶段，雷艳紅老师带我去参加了朱天飚老师一手操办的“政治经济学年会”。这样的会议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它没有开幕式和闭幕式，更没有各种琐碎的“礼节”，只有针对宣读文章的猛烈“炮火”，以及文章本身的坍塌与重建。现在想来，能在那个有些迷茫的时候，有幸体会“纯粹的学术”的真实与魅力，影响和激励是巨大的。而且，更为幸运的是，按照朱天飚老师的话说，该会议的一个主要宗旨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就学术讨论而言，只有合理与否，绝无等级之分，并鼓励学生投稿并宣读论文。而且，批评的炮火似乎并不会因为你是学生就因此减弱。所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也是学习方法论的好法子。
政治学人：
我们注意到您在公共财政、地方治理和公民的政治行为等问题方面成果丰富，您觉得使用定量的方法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什么优势，进一步想问的就是您觉得定量研究更适合怎样的选题？
游宇：
你想要用什么方法，关键取决你想要解答什么样的问题、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试图拓展的理论边界。我记得唐世平老师这样概括一个社会科学问题：什么样的因素（what Factors，包括situations）、通过什么样的机制（what Mechanisms?）、经历了大致的什么样的过程（how Sequences、time）导致了一个或者一类（一些）特定的（发生了的或没有发生的）社会事实。
以政治学为例。政治学是探寻基于哪些理念、遵循何种既定程序分配公共资源以使公共生活至善至美的技艺。顾名思义，政治学天然地关注规范性的哲学思辨，同样也关注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分配的制度安排。后一类问题则往往较为宏观，我们试图通过一些调查问卷或政府收支等等定量的数据，来发现一些概然性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定量的研究方法来做支撑。如果你的“野心”是试图发现或证实一些因果关系，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你缺乏实验设计的条件时更是如此。此时，你不仅需要一些更为精巧且细致的研究设计，更需要一些更为合适的模式设定来支撑你的研究设计。
当然，当你试图探索因果机制或具体过程之时，或者就要思考过程追踪、历史制度主义等方法或视角是否就要比定量方法更为合适了。所以，似乎并不存在最好的方法，只有更为合适的方法。
政治学人：
KKV在关于定量研究的经典之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中指出，定性和定量研究都可以是科学的研究，它们运用的内在建构逻辑是一致的，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观点？
游宇：
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复杂。KKV那本书的副标题是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我记得在其中一个中译本翻译为“用量化逻辑做质化研究”。换言之，KKV这本书认为，至少在进行科学的因果推论这个层面，无论是定量还是质性研究，都应该遵循一定的准则或程序，而且这套逻辑就是更为“科学”的量化逻辑。
但是，由于定性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涵盖面甚广的“集合”，它的哲学世界观可能是实证主义的，也可能是阐释主义的。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似乎应该进行一些限制。抛开阐释主义，即使在都在实证主义的语境下，定量和定性研究也是有区别的。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把定性研究更具体化一点，排除后现代的“套路”，以及作为数据收集的访谈与参与观察。
在定性研究方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Ragin的案例导向的研究这一研究路径。其方法论基础就是布尔代数和集合理论，其所对应的就是定量方法的概率论。我们当初在讨论Ragin写的那本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和我后来读他主编的那本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都强烈感觉这是Ragin等定性研究者试图为案例导向研究寻找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数学基础。有一本书是有必要读一下的，Goertz和Mahoney的A Tale of Two Cultures（中译本翻译为两种传承）。
政治学人：
我们通常会有一种担心就是自己所做的量化研究，可能在技术方面经不住考验和质疑。尤其很多时候往往讲不清定量研究中的原理，只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去套用方法。您觉得如何才能科学的用好量化研究方法？
游宇：
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当然最好，但这似乎对于相当一部分使用定量方法的同学和我本人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尽管如此，我觉得有两点还是至关重要的：其一，除了了解之前所说的量化研究方法背后的哲学世界观外，至少得了解具体某种方法或模型设定背后的潜在假设，或者说在哪些情况下使用是合适的；其二，注意每一种方法的效用边界，换言之，不仅要了解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什么，更要了解它难以做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说再多，都不如去看李连江老师的《戏说统计》。
政治学人：
目前，混合方法被更普遍的运用到研究中，比如利普曼提出的嵌套式的定量定性混合法，还有美国已开始流行起来的实验方法，在政治学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您认为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将对中国政治学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启发？
游宇：
自从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电脑计算能力、数据库建设、统计方法与软件等的发展与应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确逐渐进入跨学科整合与多元方法研究的新阶段。我当初为了写博士论文，也是哭着翻译完了Creswell和Clark写的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混合方法研究属于研究设计这一层次，在哲学世界观上属于现实主义，所以它鼓励研究者为了更合理且可信地解决研究问题，应当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组合”。这很像我国一位伟人说的那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至于实验法，我记得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罗威尔在上世纪初的学会演讲中甚至指出，政治研究“天生便是不能进行实验的”，认为“政治学或政治现象本身就是观察性的而非实验性的科学”。然而，事实已经说明，这几十年来，实验方法并未如先哲预期的那样寸步难行，各种标准的实验设计以及准实验设计似乎已经成为政治学领域期刊的“标配”。
无论是混合方法研究还是实验法，它们的目的都是明确的：更有说服力的证实潜在的因果关系，并努力挖掘其中的机制。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而言，这些方法或研究设计的确可以拓展我们研究的边界，毕竟“技多不压身”。我个人觉得中国政治学似乎更为需要的是找寻“真”问题的踏实与勇气，是发现和总结更多的符合中国“情境”的理论。当然，这些均离不开精细的研究设计与严谨的研究方法。
政治学人：
我们看到您的很多学术论文都有合作者参与。想请问您，对于量化研究而言，您觉得实现合作研究是否重要？或者说您认为好的学术伙伴对研究者意味着什么？
游宇：
合作与否，似乎与你想要解决的研究问题、个人研究能力以及个人习惯等因素有关。大量的阅读和研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分享信息、一起讨论、相互提醒与鼓励，弥补理论与方法的不足，这些显然都有助于研究产出。不过，学术研究永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三五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游老师书单：（按文中出现先后顺序）
1、King, Gary. Keohane, Robert O. Verba, Sidney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Ragin,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Ragin, C. C., & Becker, H. S. (1992).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Goertz, G. & Mahoney, J.(2012).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加里·格尔茨, 詹姆斯·马奥尼(2016), 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5、李连江(2017), 戏说统计：文科生的量化方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Creswell, J. W., & Plano Clark, V. L. (2011).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约翰·W·克雷斯维尔& 薇姬·L·查克, 游宇& 陈福平译(2017), 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与实施,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本期采编：沈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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