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奎 | 虹桥机场事件与淞沪战争的肇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摘要
虹桥机场事件是日本海军扩大侵华战争而有意制造的“阴谋”，也是蒋介石转移对日作战重心的“契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不甘充当“配角”，在淞沪地区扩大战端的指向性明晰。制造虹桥机场事件的大山勇夫，是日本海军方面提前选择的牺牲品，同时也是未婚、无过多家庭牵挂的“童贞中尉”。这是他被委派制造侵略事件的重要原因。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前后，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已有谋划，预计在淞沪地区“先发制敌”，希望通过上海周边的抗日军事行动吸引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只是，吸引国际援助的谋划并未成功，前线的军事指挥系统及各方配合亦屡有漏洞。淞沪抗战失利后，国民党军队无力阻止日军进攻南京，亦未因此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援助。关键词
中国抗日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 虹桥机场事件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携同一等水兵斋藤与藏，驾驶汽车冲闯上海虹桥机场并被中国保安队射杀，此谓“虹桥机场事件”（亦称“大山事件”）。8月13日晨，上海横浜路东宝兴路地段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军队射击，中国军队被迫还击，淞沪战争（亦称“第二次上海事变”）至此爆发。从卢沟桥事变到淞沪战争爆发，中间只有一个多月。从虹桥机场事件到淞沪战争爆发，中间只有5天的时间。在此期间，日本侵华策略与中国正面战场都发生了什么变动？大山勇夫、斋藤与藏及中国保安队员之死，与淞沪战端肇启存在什么关系？中日两国对淞沪战争已有大量研究，但是目前来看仍有值得开拓的空间。关于虹桥机场事件，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日本方面为扩大侵略战争而有意制造的借口。日本学界以前通常认为，这是“偶发”事件，只是被日本国内“扩大派”利用而已。不过，笠原十九司近年的研究显示，该事件是日本海军有意策动的阴谋。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海军策划侵略淞沪地区的同时，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也在进行战争筹备。上海距离南京300公里左右，是防卫日军从海上向南京发起进攻的军事屏障。1937年初，国民政府制定国防计划时，明确提出在上海附近布置两个集团军，以备将来扫荡登陆的日军，并计划借机破灭日本在上海的盘踞区。很清楚，该国防计划重点在于防御，并有借机扫除“肘腋之患”的意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谋划在淞沪地区主动发起军事进攻。参与指挥淞沪作战的张治中、张发奎都在回忆录中提到此点。真相若真如此，日本海军制造阴谋之说是否能同时成立？如张治中、张发奎等人所言不虚，应该如何判定中日两国的军事意图？以此历史逻辑出发，或许有必要重新梳理从卢沟桥事变到淞沪战争的史实，有必要重新梳理虹桥机场事件与淞沪战争肇始之间的关系。
一、日本海军的谋略
九·一八事变时期，日军的侵华战争基本上是以陆军为主进行的陆上作战。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比陆军重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是华北作战的主力，海军只是处于从属地位。不过，日本海军并未打算袖手旁观。1937年7月初，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正率领部分兵力进行战术演习。第3舰队和台湾马公要港部、台湾军进行联合基本演习。7月8日，得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第3舰队的“出云”号、第10战队的“天竜”号、“龙田”号，紧急从台湾出港北上。
11日，日本五相在阁议上决定，向中国增兵支援并对国内师团开展动员。这次阁议上，海相米内光政表示，日本海军与陆军、外务省密切联系，“拟准备全面作战”。米内海相的态度显示，海军对这次侵华战争抱有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的意图。战后日本海军反省会透露，战时日本的临时军费支出几乎没有限制。深度参与或主导侵华战争，将会为日本海军赢得巨额经费支持，同时也为日本海军的编制扩充提供契机。同日，日本军令部与参谋本部签署“关于华北作战之海陆军协定”。该协定强调，日本在平津地区的作战仍以陆军为主，海军只负责护卫陆军的输送及协助陆军作战的任务。在华中、华南方面，日本海军主要担任警戒，“上述地区如情况恶化及帝国侨民需要保护时，仅限于青岛及上海附近，并由海陆军以必要之兵力共同担任”。该协定主要着眼于华北战场，日本海军在侵略战争中仅能充当配角，基本上是以“陆军主动，海军被动”的方式进行侵略。不过，该协定透露出“华北是陆军地盘、华中及华南是海军地盘”的迹象。这与海相米内光政“拟准备全面作战”的决心尚有距离。
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制定“对华作战计划腹案”时，大大突破军令部与参谋本部的“限制”。此计划以增兵平津、“膺惩”第29军为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并将侵略战局扩大到华中确定为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在第一阶段作战计划中，日本海军担当输送、护卫陆军的行动，并准备全面对华作战；在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中，海军既有确保上海及青岛作战基地的任务，同时还有在现地保护侨民、将其他地区侨民迁往上述两个地区的任务。此外，日本海军及其航空兵承担的任务还有，“扫荡”华中的中国空军，封锁扬子江下游，空袭杭州、南昌、南京等城市。同时，海军还将在上海、青岛派遣陆战队，必要时配合海军舰船共同行动。按此计划，日本海军的分工不再被限制在“输送”或“护卫”陆军方面，也不只是停留在“被动”出击方面。按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日本海军及其航空兵承担轰炸杭州、南昌、南京等地的任务，意味着以击垮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为核心目标。实现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日本海军将由“配角”一跃而变为“主角”，它将在全面侵华战争中举足轻重。
16日，长谷川清向海军军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着。”长谷川建议将战线铺开，这样将不利于中国方面集中兵力作战。同时，控制和打击上海、南京，将会给国民政府造成致命一击，日本海军将拥有“大展身手”的舞台。鉴于中国方面正在积极备战，日方应充分考虑向中国增派兵力以便开展“全面对华作战”。8月9日前，日本海军在吴淞、浦东及长江流域主要配备第3舰队的第11战队。下辖舰只主要有，安宅、鸟羽、保津、势多、比良、坚田、热海、二见、栗、梅、莲、小鹰。另外，在吴淞方面还驻有陆战队员2200名。
7月14日戴笠发给蒋介石的情报显示：其一，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及长江方面“暂取静观方针，暗中防范”；其二，长谷川令长江一带的日侨撤退到沪；其三，佐世保待机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将飞赴旅顺；其四，日本海军派第5水雷舰队及第6驱逐舰队两艘驱逐舰过沪，驶往塘沽；其五，长谷川提出青岛未来可能发生“事故”。戴笠这份电报的内容繁杂，但是从中很难得出以下结论：日本海军短期之内会在上海及长江方面作战。不过，“暂取静观方针，暗中防范”，又表明其“按兵不动”的时间充满不确定性。另外，长谷川“撤侨”的决定，意味着长江流域可能会被战火波及。21日，上海市长俞鸿钧致电蒋介石，称其得到情报，日本海军陆战队将会同日侨在乡军人联合举行大规模演习。这是以前未曾出现的情况。根据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上海不允许有中国方面的正规军驻扎。日本海军陆战队如会同在乡军人趁机发动进攻，这意味着淞沪地区终将难免日军侵略战火的波及。
二、中国方面的“先发制敌”7月底，中国历史文化故都的北平被日军占领，天津作为商业繁盛的国际港埠几被炸成废墟。此事给中国国内的抗战舆论造成巨大震荡。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已经下令中央军部分兵力北上，但是中央军在华北的兵力却很薄弱。在此情况下，抗战的大棋局该如何部署？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0日，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密电蒋介石等人，称“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1.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陆输送时；2.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3.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4.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时，即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在需时，且上海保安队抵抗薄弱，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张治中的建议，核心是以日军将在淞沪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为预判，据此主张“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南京方面同意此建设，并表示“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8月1日，蒋介石在讲话时表示，现在国家已面临“最后关头”，“准备全国应战”，“今后我们要全国一致，抗战到底，来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准备向淞沪开战迈出关键一步。
南京方面对在淞沪地区实施“先发制敌”存在不同意见。军政部长何应钦坚持主张，“应谋和平”，“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并请徐永昌致电蒋介石转达此意。何应钦认为，“我方准备应战，尚须两月时间，否则极难持久”。以此而论，对日实施“先发制敌”实属不智之举。蒋介石对此怒不可遏，直斥“政府高级文武众多如此，其能为作战努力、视公如私、视国如家，殊不多见，敬之（何应钦字，引者注）尤为怯愚也”。按蒋介石的意想，中国绝不能退让，而应迎头“求战”。
淞沪开战能否争取苏美英等国的支持，蒋介石对此寄予很大希望。九·一八事变后，“攘日”和“制俄”是蒋介石国际战略上的双重目标。二者相较，在蒋介石看来，“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为克“急患”而不惜利用“缓患”，蒋介石最终决定“联苏抗日”。苏联为避免东西夹击及日德防共协定的威胁，积极通过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中国示好，表示苏联有意向中国借款、出售武器，召开太平洋会议、签订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或互助协定）。这些允诺如能够兑现，将对中国抗战产生助力。7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晤面，称事态如扩大则“非全面抗战不可”，“而欲抗战，最有关系者为苏联的军械供应及互助协定等问题”。为早日实现苏联对华援助，蒋介石令二人即日下山赶赴上海，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洽谈。不过，鲍格莫洛夫以苏联尚未作好参战的充分准备为由，拒绝签订中苏互助协定。苏联领导层的意见不统一，多数人意识到援助中国的必要性，同时也有不少人对后果忧心重重。13日，蒋介石致电在伦敦访问的孔祥熙，向他道出自己的焦虑，并念念不忘中国“对俄外交尚未确定”。
19日前后，英美法调解中日冲突的努力失败，美国对此态度冷淡，这令蒋介石心存懊恼。21日，他再次致电孔祥熙，称“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王正廷字，引者注）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为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蒋介石发出抱怨的当天，又向英国大使许阁森求援，称“调解中日事件，此为最有效之和平方法。希望贵大使特别努力，促其实现，且愈快愈好”，如果英美联合“监视日本”，“使日本不得不有所顾忌，则远东战争至少在五年之内可免爆发”。27日，蒋介石向德国大使陶德曼求助，希望德国政府尽可能中立，切勿受日德共同防共条约影响而阻止中苏接近。同日，蒋介石在与法国大使那斋雅会谈中再次表示，希望法国能够推动苏联政府对华关系“转趋积极”。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的表态都不能让蒋介石满意。
基于上述情况，苏联几乎是唯一能向中国伸出援手的国家，“联苏抗日”可能是切实可行的一步。驻苏大使蒋廷黻回忆，曾任庐山军官训练团附的杨杰，访苏时得到苏国防部长伏洛希洛夫的承诺，“一旦日本占领南京，苏军将对日作战”。杨杰迅速将此消息电告蒋介石。蒋廷黻认为，这是杨杰的“想象”，并电告蒋介石切勿采信。不过，蒋介石确实在南京沦陷后以伏洛希洛夫的承诺为基础，向斯大林请示军事援助。由此可见，蒋介石极可能认为，杨杰提供的消息确实可靠，希望苏联能够兑现“承诺”，切实对中国提供援助。
淞沪地区的战争能否赢得国际关注和支持，只是硬币的一个面。战争真正到来后，中国方面如何应对，则是硬币的另一个面。８月２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海军将在海州附近登陆后，迅速指示税警总团长黄杰加强警戒，同时准备“连云港堵塞实施办法及码头爆炸设备”。3日，蒋介石再次指示黄杰等人增防海州外，并指示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人，“上海军事行动准备以及各组便衣队皆归张治中办理”。得到日军在海州登陆的情报，蒋介石指令加强警戒和防守自然是应有之义，而指示“上海军事行动准备以及各组便衣队皆归张治中办理”，则预示着上海将有重要军事行动。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预定“堵塞吴淞口”“首都防空之负责统一机关，与防空演习日期”等。同时，蒋介石开始考虑“先取攻势之利害”及空军的使用和部署。
5日，交通部将截获日本方面的情报呈交蒋介石。该情报称，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各省军长相继应召赴京，各省主政者“咸愿放弃成见，为国效力”，“全国民众及军人均有拥护蒋委员长之表示”。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屡有抗战的强硬态度表示，这让蒋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更显巩固。受此情报的影响，蒋介石对战略部署、指挥作战变得异常自信。
同5日，蒋介石指示掌管空军力量的周至柔，令其每日对日本海军第2、第3舰队的行踪进行侦察详报。蒋介石还审查空军作战计划与准备，指示张治中借用杜月笙的力量联络上海便衣队。6日，蒋介石发表陈布雷代笔的《告空军将士书》，动员空军将士“及时奋发，以死报国”。这预示着空军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7日上午，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当晚，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主战”。9日，蒋介石决定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意味着日本提出与中国方面签订“共同防共条约”已无希望。
在此前后，张发奎、张治中分别接到命令，立刻拟订淞沪会战的左、右翼两军的作战部署。右翼的张发奎部，一面命令阮肇昌师在松江集中，向龙华附近挺进，以配合左翼军；一面命令李松山师一部进军浦东，一部拱卫金山卫、乍浦港及杭州湾的其他要地。左翼的张治中部，分派黄镇球的87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进到上海市中心区，另派孙元良的88师开赴上海北站与江湾间；此外，派炮兵十团第一营及炮八团进至直茹、大场，独立第20旅在松江的一团进至南翔，派炮三团第二营及56师向上海输送，另派部分兵力在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担任江防任务，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第87、88师是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两个德式装备师，军官受过较好的训练，士兵斗志昂扬。这两个师的部署，显示中国方面在淞沪地区打“硬仗”的决心。
与此同时，日军也在上海陆续增派兵员。据张治中8月9日发给蒋介石的情报，日本陆战队官兵约增至5000人，在乡军人约为3000人，壮丁义勇队3500人，其他轻重口径炮约30门，高射炮8门，战车及装车汽车各约20余辆。此外，截至9日上海的日本舰船共计12艘，舰船上水兵约3000人。此外，日本海军还对第2舰队下达动员令，姬路师团、广岛师团、熊本师团将分别抵达青岛和天津。日本海军武官本田辅少将建议，将姬路师团及第2舰队调集到沪。不断增兵上海的同时，日本方面还利用报纸宣传通州事件的消息，进一步煽动日军、日侨加深对中国保安队的恶感。中日双方在上海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大山勇夫及虹桥机场事件上海的形势极端紧张之际，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爆发。
根据年谱可知，大山勇夫生于1911年3月15日，1932年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并获少尉候补生资格。1934年，擢升海军少尉。次年，升任海军中尉。1936年10月，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附兼第三舰队司令部附”。事发前，大山勇夫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还有64岁的母亲和大哥大山半平。大山勇夫的二哥已入赘到他人家，大山勇夫的姐姐嫁给本村人为妻。年龄26岁的大山勇夫，当时没有成家。周围的朋友都风传，大山勇夫是“童贞中尉”。大山勇夫因何被挑选出来成为“肇事者”？其原因或许有多重，但是未婚、没有子女等“后顾之忧”应该被考虑进去。笠原十九司从大山勇夫的日记得出结论，他受到国家主义、国粹主义的影响，内心抱有“为国殉职”及“忠勇至诚”的思想。或许，这是他被选派担任特殊任务的重要原因。
在事发前，大山勇夫确有与平时异样之处。首先，大山勇夫接到“请你为国捐躯，我们会照顾你的家人”的口头命令时，上司有“不要（向中国方面）攻击”的要求。9日傍晚，大山勇夫外出时未携带武器。其次，大山勇夫以往离开租界外出时，因担心“惹麻烦”，常常身着“便服”。9日傍晚外出时，他却特意换上军服并佩上长剑，“只和驾驶员两个人出去视察”。值得注意的是，冲闯虹桥机场的大山勇夫还特意随身携带自己的名片，其目的或有为事后留下辨认身份的依据。另外，看似“巧合”的是，事发当天正是长江方面的日侨撤退到上海之日。
据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报告，9日下午5时许，大山勇夫与1名武装士兵，乘汽车由虹桥路迳向虹桥飞行场冲入，“我卫兵出而阻止，彼即拔枪射击，随向北沿牌坊路驰去。我北方警戒之卫兵，闻枪声出探，被大山击毙，同时其他卫兵见状还击，遂毙大山及其随带士兵。事后检得手枪一支，刺刀一柄”。杨虎的电报旨在说明以下事实：其一，大山勇夫二人冲闯机场并向中国保安队射击，这是该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其二，中国方面的“还击”系自卫行动，大山勇夫二人的被击毙系“咎由自取”。10日，中国国内报纸将此事件公布于众，其大概内容与杨虎的报告很接近。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查近数日来常有日本人至飞机场窥探之事，我军警当局曾严令机场卫兵，如遇少数日人扰乱之事，不得发枪还击。故当时机场卫兵见该日人等（即大山勇夫二人，引者注）开枪，即伏地蹲避，未加还击。该日人等旋即乘原车折回，其时我附近之保安队因闻枪声出巡，该日人等复开枪射击，我保安队一名当被击毙，乃予还击。其中一名当场击毙，另一人亦被击中，逃逸数十步，因伤重而死。”同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指出，“虹桥机场是军用地，我市府曾数度通告日方，请日军人勿赴彼处，以免引起误会；竟仍如此，真是遗憾”。同时，该报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布满火种，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
不过，日本方面对此事的表述却有另外不同的版本。８月１１日，日本外务省关于此事的表述是，“中日两军紧张的对峙形势直接导致，中国保安队杀害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中尉和斋藤一等水兵”。据称，其一，大山勇夫随身没有携带手枪，在司令部找到了他使用的手枪。其二，斋藤与藏确实随身携带了手枪，但是他在开车途中是没有办法使用手枪的。其三，大山没有办法使用斋藤的手枪，因为他们两人在汽车里的座位是将二人分开的。所以，他们认为，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是被中国军队“无辜杀害”的。
据在日本海军第3舰队任职的重村实回忆，9日傍晚5时许，中国方面的淞沪警务司令部打电话称，“今天虹桥机场，日本士兵与中国方面用手枪互相射击。让日本军马上撤退吧”。日本海军陆战队接到电话后，再三要求中国方面确认消息的真伪。在消息得到确认后，中国方面的上海市参事与日本方面的重村实大尉、山内参谋、有马玄军医，当天深夜共同赶赴现场查明真相。据重村实称，中国保安队士兵的尸体，有从背部到胸部的两处“贯通性枪伤”，“直觉告诉重村大尉，中国方面显然是伪造了（现场）”。但是，重村实并未对其“直觉”进行分析，所谓中国方面“伪造”保安队士兵之死只是停留在猜测层面。
10日，上海公安局长蔡劲军在向蒋介石汇报时提到，大山勇夫等二人冲闯机场后，“我驻场卫兵阻止其通过，该日人即放枪击毙我卫兵石景哲一人，向牌坊路逃去”。该电报不仅将中国保安队士兵锁定为“石景哲”，并且还详细汇报检获大山勇夫、斋藤与藏所携带的武器，即“刺刀一把”和“日本大正十四年式八寸手枪”。蔡劲军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任蒋介石的随从参谋，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按常理而言，蔡似无编造或隐瞒“石景哲”身份的主观动机。
12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对被日军击毙的保安队员进行了介绍。内称，“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中殉国之掩护队兵时景哲（与蔡劲军提供的‘石景哲’有出入，引者注）烈士，安徽宿县人，年二十岁。民国廿六年三月一日入伍，曾充航空委员会特务团第二营第八连二等机关枪兵，近始投入虹桥掩护队服务。为人勤谨，极为长官所嘉许，乃日前于出勤之际，日海军军官忽图冲入机场，突加射击。时君卒以身殉，此事现尚在双方交涉解决中”。该报道虽然与蔡劲军的汇报略有出入，但是可以看出二者间似有相近之处。
不过，郭汝瑰（当时在驻苏州的第14师任职）事后称，被击毙的中国保安队士兵，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童元亮与上海市长俞鸿钧“伪造”的。即，他们“将判死刑的犯人化装为保安队士兵枪毙后，陈尸于大山勇夫尸侧，通知日军，说大山勇夫先击毙我门哨，我战士还击，才将大山打死”。将狱中死囚化装为保安队士兵枪毙，这将意味着虹桥机场事件并未造成中国士兵的死亡。郭汝瑰与童元亮有同学之谊，郭汝瑰的言论应该受到重视。如重村实与郭汝瑰的回忆真实可信，就难以排除蔡劲军和《中央日报》“伪造”真相的可能性。不过，如童元亮和俞鸿钧确实“导演”中国保安队士兵之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或应知情。目前来看，杨、蔡10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没有发现“伪装”中国士兵死亡的蛛丝马迹。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一方面派人勘察现场，一方面商谈事件的解决办法。10日凌晨，俞鸿钧给南京外交部的电报显示，“死者大山勇夫一名，头壳破碎骨折，左前胸部开似刺伤。另斋藤与藏一名，除枪伤外，右颅项部复杂骨折，左肋骨折（致伤缘由尚待调查）。”大致看来，大山勇夫二不仅受到枪击，或许还有锐器、钝器的击打。另据俞鸿钧称，调查时“在场各日人见之，甚为愤激”。据日本方面称，“大山勇夫二人乘坐的汽车被发现时，已停在离机场大门约300米的主干道外。汽车周围有50多枚小口径子弹的弹孔，同时还有几个迫击炮留下的大洞。司机的座位完全被鲜血淹没，大山勇夫被发现死在车外。或许，这是“在场各日人见之，甚为愤激”的原因所在。
10日凌晨，上海市长俞鸿钧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海军武官本田辅少将达成以下协议：第一，中国“保安队步哨暂撤若干距离”；第二，日方表明态度，“不愿在上海有作战行动”；第三，俞鸿钧提议此事交由外交手段交涉解决（日方接受）。中国方面决定上海警备司令部、警察局派员，会同日本陆战队参谋、海军武官、总领事馆人员等，到现场调查。真相未探明前，中日双方彼此都有妥协、后退的表态，并表示愿意合作进行调查。
蒋介石得到杨虎等人关于虹桥机场事件的电报后，一面筹备组织大本营，一面令新成立的空军作好战斗准备。为防止日军轰炸，蒋介石下令招商局的船只开往汉口、南京、镇江之间，“勿使其多留上海为要”。同时，蒋询问并指令海军司令陈绍宽等人，“湖北沿江各地之大石能即装船候运者共有若干吨，详复。同时再令各处所积存岩石，从速运到江岸，交由海军部派船装运，但须极守秘密，请兄等直接商办，并须迅速。为要。”此番用意在于，准备随时阻塞长江，防止日本舰船溯江而上。
11日，日本舰队在上海集聚，蒋介石预料“其必装陆军来沪”，当即决定封锁吴淞口。当晚，蒋介石从江西牯岭乘坐民生舰返回南京，准备坐镇指挥上海的对日作战。同日下午４时，俞鸿钧同冈田会面时，冈田提出中国保安队撤退“若干距离”、撤除防御工事等要求。俞鸿钧针锋相对地称，中国方面已将接近日侨的防御工事拆除，不同意日方提出中国保安队向后撤退的要求。俞鸿钧称，“该处系我国土地，无所谓撤退，更无所谓距离”。日方继而指责中国“保安队军队化”及“战备违反协定、妨碍治安”，中方则指责日方一面利用外交方式解决虹桥机场事件，一面派第2舰队到上海实施军事威胁。最终，中日双方辩论了三个小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2日，应日方代表冈本总领事要求，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召集紧急全体大会。在此次会议上，日方称中国保安队及正规军在限制区域内继续进行作战准备，请各国代表采取有效方法制裁。中方称，日方军队时常侵入八字桥一带，淞沪停战协定早已受到破坏。日方对利用外交途径解决虹桥事件毫无诚意，不惜调集大批军舰、增派军队、大量补充军用品，此种举动影响各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也对中国产生威胁与危害。中国军队表示，“日方不向我攻击，当决不向其攻击”，而日方代表也有“同样表示”。这次会议，中日双方表面上都表示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事实都坚持以外交谈判为副、以积极备战为主的立场，形势到了剑拔弩张、千钧一发的程度。
截至11日下午6时，日本海军从佐世保开到上海的兵舰已达16艘，另有从青岛、汉口开来的炮舰7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艘。日本海军总计在上海的兵力，达到7000人左右。12日傍晚，长谷川致电海军中央部，认为中国军队88师陆续抵达上海北站附近，有必要在当天傍晚前在虹口地区越界配备警戒兵力。13日内阁会议决定，向上海方面派遣陆军部队。同日，日本军令部致电长谷川，“由于上海方面事态紧迫，从全面指导作战观点出发，首先在该方面获取作战据点前（到陆军主力登陆时机，需在动员令后20天左右），以不在其它各地发动武力进攻为有利。望特别注意此点。”阁议已决定派遣陆军部队到上海，而日本军令部却让海军静待时机成熟再发动进攻，其用意似在派遣大批陆军以便与海军配合，同时也提醒海军切勿妄动以乱战局。
另据张治中的情报，淞沪一带的日本军舰达32艘，其中第3舰队13艘，第二舰队19艘。另有日本陆军2100人登陆，大部驻扎于北四川路附近。在此前后，日本方面还不断向陆战队司令部补充大量武器、弹药，派遣飞机到杭州笕桥侦察，调动军舰十几艘到舟山群岛附近增援。张治中的情况虽然与钱大钧的情报略有出入，不过二者都显示日本在上海急剧增兵，为扩大侵略战争积极准备。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亦在上海及附近地区调兵遣将。其中，张治中的左翼，在11日已有第87、88两师对淞沪完成围攻之势，并准备在江湾、澎浦附近对敌进行重点攻击。另外蚌埠第56师、嘉兴炮二旅派一团、炮十团在南京的一个营等兵力开赴苏州，皆归张治中指挥。张发奎的右翼，12日也派出部分兵力集结于嘉善附近，另有部分兵力进驻松江。13日，蒋介石指示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成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生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画一并详复。”在这份指示中，蒋介石已经开始预估战争爆发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并指示张治中对进攻不利情况下的种种可能进行预判。
按原计划，张治中拟于13日晨下令攻击，但是蒋介石却称，“非有三日准备不可”。据研究者称，蒋介石考虑英、美、法、意四国驻华使节等正在调解，故要求张治中“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当天，俞鸿钧的电报显示，上午9时许，北区的日本陆战队有一小队水兵冲入横浜路东宝兴路地段，向中国军队不断射击。经中国军队20分钟回击，这支日军便停止进攻。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倭寇上午由百子桥向我佯攻，不久停息，下午六时后陆海军向我上海市区猛攻未逞”。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上午10时，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向日军进行机枪扫射，日本方面予以还击。下午4时54分，中国军队炸毁西八字桥、济阳桥、柳营路桥，同时向日军开炮射击。此外，中国空军投入作战，轰炸了停驻在上海黄浦的日本旗舰“出云”号及上海日本陆战队司令部等地。次日，中国方面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这份声明明确向日本方面宣示“迎战”的决心，同时也呼吁国际方面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至此，影响至巨的淞沪抗战爆发。
四、余论
1996年，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的主任影山好一郎，在发表的关于虹桥机场事件的研究论文中指出，虹桥机场事件是中国“排日、抗日运动激化达到高潮时”发生的“不幸事件”。他认为，当时华北事变正在进行中，日本的战争指导者无意在华中、华南扩大事端。“现地解决及不扩大事态”，是日本政府及军事高层常用的方针。从NHK公布的“海军反省会”资料来看，日本海军并未以“现地解决及不扩大事态”的准绳约束自己。与此相反，为获取更多的军费和编制，日本海军和陆军一样刻意地制造事端、扩大侵略。从此角度而言，他们“都是只知有陆海军，而忘了还有国家”。对于日本海军而言，他们“只念海军，罔顾国家”。大山勇夫日记和其他相关证据证实，日本海军有组织地刻意制造假象，目的在于帮助海军主要头脑逃避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追究。虹桥机场事件，不是过去人们认为的“偶发事件”，而是长期被有意隐瞒起来的“阴谋”。从此角度而言，日本海军与陆军一样，在战争方面与作为国家的“日本”有不同意图。换句话说，日本海军做出决策的根据，优先考虑的不是日本国家的利益，而是日本海军小团体的利益。这无疑是研究日本侵华史值得深入的地方。从此角度而言，研究者简单强调日本对外侵略的一体性，有时难免显得过于疏阔。
中国方面发动的淞沪抗战，其性质无疑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活动。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前，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有意在淞沪地区“先发制敌”，试图一举扫除日本在上海的根据地，并希望通过在牵涉国际利益的上海周边进行抗战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伸出援手。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淞沪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来自南京、贵州、东北、云南、广西等地，总共约有80多个步兵师、60多万人。加上炮兵及其他特种部队，总人数超过70多万人。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大的一次战争。蒋介石谋划此次战争的重点，不只是在于淞沪战争本身，更多着眼于“国际观瞻”。某种程度上，淞沪战争具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从整体而言，淞沪战争的部署和指挥远谈不上周密，前线的指挥系统及各方配合屡有漏洞。引人注意的是，蒋介石多次主导的“阵前易帅”导致前方指挥体系混乱。此外，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中，不时出现蒋介石越级指挥的现象。张发奎事后指出，蒋介石甚至干涉炮兵连的调配，而炮兵单位的指挥官本来就有权决定该部战术运用。这样的战争指挥体系，难免使得各作战单位无法发挥自身的指挥能力、应战能力，结果造成错失战机、难以求胜。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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