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作者/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文史哲》2017年第2期，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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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国学这个概念，揆诸各家之说，我最服膺的是马一浮先生的国学论。在马先生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这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马先生为国学所作的新立名，有其历史渊源和学理依据，不了解题义的前缘，便无法了解它的今生来世。所以今天站在学术立场谈论国学，必须从历史流变中分梳其学理内涵。

明确国学这个概念，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

从历史上说，据文献记载，自《周礼》至《后汉书》皆有“国学”这个语词。后来，《晋书》也有相关记载，比如《束皙传》和《袁瓌传》中提到的“国学”一词，明显指学校无异。至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武帝，力倡立学兴教，至有“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之举。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更以好文尚友著称，史载其八九岁就能够讲《孝经》，并在讲完之后“亲临释奠于国学”。这里的国学一语指的又是国立学校，所以才有到国学释菜祭奠的举动。由上可知，历史上关于“国学”一词的记载，其所指确是国立学校。汉晋如是，隋唐亦复如是。比如《隋书》的《礼仪志》、《百官志》皆有载“国学”之处，其释义为场所（尤其多指学校）而非一门学问更为名副其实。新、旧两《唐书》则屡见“皇太子释菜于国学”的记载。另外，江西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在晚唐就叫“庐山国学”。那么宋、明呢？试看史载之例证。如《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国学”为学校，《礼志》则具体提到当时的国学设在文庙，《选举志》更进一步记载说明当时的国学还担负有后备官员的培训任务。明代关于国学的记载更多，盖缘于越到后来学校越发达故也。根据《明史·选举志》的记载，可见作为国立学校的国学地位之高。而在《明史·外国·琉球传》中，则有很多外国王子或达官子弟来国学学习的例子。

兹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国学”，从《周礼》开始，嗣后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但无不指的是国立学校的意思，这和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讲的国学，与现在有一点热的这个国学，概念的涵义所指、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在学理和事实上两者均不容混淆。

我们今天讲的国学，是跟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现代国学。

现代国学的概念发源于何时？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料，至少在1902年，在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他们已经在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了。如果再往前推几年，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谈到学校课程设置时曾说，宜“新旧兼学”，应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可大家知道，这个关键词不叫“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转换和转译。第一转换者是梁启超，他在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里说张之洞当时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得到很多人的推许。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力，经他一转述，大家便习焉不察地以为张之洞本来讲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讲这段掌故是想说明，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以及梁启超转述时讲的“中学”，跟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通信中讲的“国学”，其概念义涵大体是相同的。

也有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来的。我没有查到依据。但国粹这个概念来自日本，应无疑问。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脱亚入欧”，也就是欧化和西化。这个潮流走了相当一段之后，以志贺重昂为代表的本民族派知识人士创办了一本叫《日本人》的杂志，提倡本民族的精神，主张发扬日本民族自己独有的国粹。国粹这个词就是这样在日本产生的。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些有日本经历的学者，面对西潮对中国的冲击，对国粹一词感同身受，殊可理解。章太炎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国粹一词。“用国粹激励种性”就是章太炎提出的。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讨论《国学报》的通信，梁也提出了“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的思想。梁任公此处的“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的“旧学”一语，实与国学为同等概念。

国学相当于中学，也相当于中国的旧学。但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学者们并没有对这个概念本身加以分疏。直到1923年胡适为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撰写发刊词，才第一次对这个概念作了分疏。依照胡适的看法，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研究所有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

“国故”这个词，是章太炎的发明。然而这个词，在五四前后所引起的学界论争却也不少。首先是为了和傅斯年创办的《新潮》相抗衡，毛子水、刘师培等办了一本《国故》月刊。《新潮》刊载傅斯年的文章叫《国故论》，《国故》月刊刊载毛子水的文章叫《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其次是双方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在主张要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点上是相同的。再次是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大声呼吁“整理国故”，该文的副题就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标示。经胡适这么奋臂一呼，“整理国故”的口号从此便大行其时了。

问题是，定义国学为研究国故的学问，其内涵是不是有些过于宽泛呢？一个概念，如果它的内涵过于宽泛，外延的边际扩展得过于遥远，那么这个概念的内容就要流失，而使概念本身缺乏学理的确定性。果然，一直到今天，学术界并没有延续使用国学即国故学的定义。甚至连“国故”这个语词，后来人们也很少提及，以致到了弃置不用的地步。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可另一个关于国学的定义，即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大都是这样的看法。即使在今天，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使用的其实也还是这个定义。

由于近来国学走热，一些不很了解近现代学术流变的人士，起而主张“大国学”，将国学的内涵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如此，无异是把学术和学术研究的对象混为一谈，把国学和国学所要研究的历史资源混为一谈。今人的提法，学理、逻辑、概念混淆到如此地步，还不以为非，反而放言阔论。殊不知，如果过分扩大国学概念的义涵范围，甚至扩大到将学问和学问的对象混为一谈，不仅国学没有了，天下所谓的学问也就不存在了。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三十年代末期，就已经有重量级的学者对当时流行的“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的定义给以深刻的检讨了。他就是马一浮，在20世纪初被友人称为读书最多的人，我则称他为儒之圣者。

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人，出生于四川。1938年5月14日下午三时，他在浙大的国学讲座开讲，是他提到国学定义的重要一讲。先论“横渠四句教”，然后以“楷定（佛学的概念，就是范畴界定的意思）国学名义”为题，讲到底何谓国学。虽使用佛家义学的“楷定”一语以明自己断判的义定而不自专，但绝非疑而不能自信，而是斩钉截铁、充满学理的持守精神，称在自己所立之范畴之内不存疑义。接着便追溯国学概念演变的历史，“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马先生认为，严格地讲，“国学”这个名称“其实不甚适当”，“本不可用”。但大家都这样讲，他也只好“随顺时人语”，不另外“立名目”，也使用国学的名称来讲论。不过对已往的国学的定义，他不能认同。国故学即国学的定义不必说了，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的定义，他也觉得太宽泛。

为此，马一浮先生提出了自己关于国学的定义，即所谓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这是马一浮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

然而，马先生在提出这个国学的新定义以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甚至泥牛入海，悄无声息。直到2006年10月，终于有人发文提起这段尘封久远的学术公案，即本人针对国学发生历史和源流演变所作的《论国学》一文。在此文最后一节，我引用马一浮的国学定义，表示学理上的完全认同，并提议在小学设国学课，以“六艺”为主要内容。

现在一些设立了国学院的大学，正在致力于一件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大事，就是希望教育部、国务院学科组正式批准设立国学一级学科，授予国学博士、国学硕士。我认为此事并不可行。如果此议获得通过，将是一个很大的误判，既是学科建设的误判，也是人文教育指导思想的误判，虽然也许只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误判。主张此议的朋友忘记了一条，就是如果设立“国学博士”，那么文史哲三大学科的博士，包括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还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国学博士涉及的研究对象和文史哲各科的研究对象，还有没有分别？还有，如果设“国学博士”，那么要不要也设“西学博士”？这一点绝不是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所能解释的。

在现代学位制度的背景下，如果不重新厘定国学的内涵，所谓“国学博士”其实是一个不通的概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接受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认可国学是“六艺之学”，则“国学博士”的概念也许勉强还说得过去，而国学院的学科存在合法性也随之增加。如此，就和现代学术分科不发生矛盾了，而且也并没有把国学的内涵狭窄化，而是找到了中国学问的宗基，归义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大本，把国学还给了国学。

事实上，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国家，各大文明的开源经典，都是有别于学术分科而单独自立的经典之学。比如对《圣经》的研究，是可以独立为学的。又譬如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经》的研究，也是一门独立存在的经典专学。我们把对“六经”的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问门类，完全能够成立。复按历史，我国汉以后的教育与学术，历来都是这样厘定的。经学作为单独的一科，而区别于诸子之学，以及集部之学和史部之学。即便如此，也不一定非要设“国学博士”。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等名称，毕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人文学术分门类的学位名称，我们在设立人文学科学位的新名称的时候，宜乎参照世界通行的学位名称的公则，以利于学术交流和国际间的学术对话。

马一浮的国学论和他的六艺论是一致的。而“六艺论”包括“六艺之学”、“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人”四个环节。六艺之学，即六经的学问系统，可以分开单论一经，也可以诸经合论。六艺之道，指六经的精神义理，依马先生的解释，所谓圣学，就是义理之学。六艺之教，是指用六经来教学育人。六艺之人则是指通过六艺之教，所培育的经过六艺精神义理熏陶涵化的受教者。

马先生以《礼记·经解》所引孔子的话，来诠解六艺之为教的大略精神义理范围。虽各自解读角度不同，义理旨归却殊无不合。要之，六艺施教的重心在其价值论理的涵化，亦即因教以明六艺之道。以六艺之道涵化培育受教之人，所成就的就是为六艺之人。然六艺之道，受教者不能全得，往往是“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这就难免学六艺而有所遗。但马先生强调，所流失者并不是“六艺本体之失”，而是学而只“得一察”而自失焉。但六艺之道不同于一般的学问，它是一个整体，尽管“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可以“适道”，但毕竟不是“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最多不过是“一曲之士”而已。马先生说，这种情况，“佛氏谓之边见，庄子谓之往而不反”，究其原因，显然是不知六艺可以总体统摄一切学术所致。

马一浮先生认为，六艺统摄诸学是一个总纲，识得此纲领，方能进入六艺之道和六艺之教。六经的学问体系固然博大精深，但其精神义理并非难窥其奥。依马先生的思理，六经的义理跟每一个人的理性心性都是相通的，不是凭空外加，而是生命个体完全可以自认自证。对于六艺之教，马一浮先生实抱有至高的期许。

学者天天言道，道在哪里？说道在吾心，固不误也。但吾心之道，容易得一曲之偏。全体大用之道，或如庄生所说的“天地之美”和“万物之理”，可以说悉在六经。六艺之道与吾心合其德，方成得六艺之人。大哉！六艺之为道也。

如果我们认同马一浮重新给国学下的定义，那么国学在今天的具体发用，特别是其施教内涵的展开，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首先，它是一种学问根柢，是为学的大本，人文学者、文史学者，都需要有此根柢。所谓为学要知本末，“六经”就是学问的“本”，其余都是末。所谓做学问要明源流，“六经”就是源，其余都是流。所谓知终始，六经就是始。而且也可以知道，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并不是要把国学儒学化，而是把国学复原为最高的经典之学。

其次，六经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是中国人立身修德之基，同时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支撑。我们华夏民族，如无“六艺”为精神依据，便人不知何以为人，国亦不知何以为国矣。

第三，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则国学可以入于国民教育。2008年，我继《论国学》之后，又写了《国学辨义》长篇论文，对国学入于国民教育的问题有所探讨，详细主张可从此文中略窥一二。

第四，如果认可六艺之学为国学，那么现代教育系统所缺失的传道问题，就有了着落。那么，道者为何？传什么道？既不是老庄之道，也不是佛教之道，更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道，而是中华文化最高经典里面的道。这个道在哪里？在《论语》，在《孟子》，但主要是在六经。

    第五，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大中小学开设国学课，其中应当有文言文的写作练习一项。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但彻底放弃文言、废弃文言，则不是明智之举。就像现代知识教育丢弃了传道一样，文言写作的基本废弃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损失。

所以，如果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国学就可以入于国民教育。反之，如果定义国学为国故学，由于繁多而不知从何说起。唯有六艺之学，关于六经义理价值的学问，那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学问，应该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内容。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博士”的称谓，那么其所作的学位论文，亦应该不出经学和小学的范围，而且获得此一博士学位的人应该少之又少。其他博士需要三年，这个以经学和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应该需要五年或者六年的时间。此外，国学教育也应该同时成为国学研究的对象。以此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第一，经学部；第二，小学部；第三，国学教育部。按此思路，如此设置，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

《<论语>首末二章义》在马先生只是示例，更系统的讲述主要在《复性书院讲录》中。《群经大义》是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授学讲论的重头戏，而《论语大义》置于群经释义之首。他的讲论方法，就是从《论语》说六艺。当然和《<论语>首末二章义》不同，此篇是系统论述。我只想证明，《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马一浮的这一创解，哲学家贺麟先生评价极高。然则《论语大义》完全可以看做是马先生讲述《群经大义》的纲。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提出，《论语》不仅是后人进入六经的途径，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学习国学的最便捷的途径。

我主张，大学国学院的经学部，招生的人数不必多，学制需适当延长，最终以培养经学和小学专家或大师为职志。但一般的民众，包括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企业员工，主要是学习六经的价值论理。学习国学，学习六经，主要是为了“蓄德”。

蓄什么德？近年我从《易经》、《礼记》、《论语》、《孝经》等中国最高经典中抽绎出五组概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就是五方面的关乎做人立国的价值论理，我认为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诚信来自《易经》乾卦的爻辞。“爱敬”一词连用，最早见诸《孝经》第二章和第十八章，皆引孔子之语。此后，《论语》更在多处提及。“爱敬”这种价值论理，也可以由《论语》而通六经。“忠恕”则直接来源于《论语》，我称恕道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知耻”来自《礼记·中庸》，也是引孔子的话。我由此得出一个判断，即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和同”思想来自《易传·系辞下》，《同人》一卦则是专门演绎“与人和同”的一卦。“和”是由“不同”组成，不同也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为“和”。如果都是由“同”组合在一起，那就不成其为事物了。求之《论语》则是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斯言体大，穷理尽性，无漏无遗。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认为是孔子给出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解决之道。

所谓国学，就是通过立教来传育这些万古不磨的价值论理，以培养、熏陶、涵化新时代的六艺之人。这些价值理念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恰合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重构。实际上，这些价值论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外国人，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学国学，就是让这些高贵的精神论理跟我们的精神世界连接起来，跟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沟通起来，跟全世界人之为人的“本具之理”联系起来，形成现代的文化自觉，恢复人类的本然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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