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日程时间：2023年6月3日地点：维景大酒店五楼5号会议室6月3日上午开幕辞（8:30-8:45）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学术发言第一场

者：西山尚志，日本埼玉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准教授往期精选如何写好学术文章？——章开沅对话《文史哲》编辑古史辨：一场牵动全局的学术革命！

章开沅（1926-2021），安徽芜湖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李平生教授作

“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研讨会会议现场视频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百余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积极推动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两周年之际，《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一次人文高端论坛“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于2023年5月7日在济南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日本琦玉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中华书局、中华读书报社、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等海内外高校、科研与出版机构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围绕会议主题，与会嘉宾从“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多向度推进”“上古史重建的路径与方法”以及“顾颉刚与中国现代学术”等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在开幕词中交代了举办本次论坛的初衷：2023年5月9日，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两周年的日子；5月6日与5月8日则分别是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说一百周年和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三个时间节点不仅在日期上接近，而且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如何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在今天看来，层累说仍然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重要学术命题，其提出刺激、推动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整体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讲，以顾颉刚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对与中华文明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彻底的清理，厥功至伟。在此背景下，我们选择将“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为主题，欢迎学界同仁各抒己见。层累说的提出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历经百年发展，无论是在选题的广泛性还是内容的深刻性上，今日之研究均远超其上。那么，层累说在当下是否还具有指导、借鉴意义呢？作为一个百年前提出的学术理论，层累说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对此，大家已有清醒的认识。如汪荣祖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客观地指出了层累说所导致的疑古过头现象。王震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认为层累说所带来的最大问题便是学术界常说的疑古过度，具体表现为在古籍年代的考辨和古史生成的判断上存在简单化、绝对化、虚无化等倾向。在成祖明教授（南京大学）眼中，层累说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层累的造成”更倾向于“层累的伪造”；二是受方法论的局限，研究过多地依赖于学术史的方法而缺乏现代文本学和哲学社会学的分析理论和工具。即便存在种种不足，但层累说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与会学者无不认同这一点。如陈淳教授（复旦大学）所言，顾颉刚将现代科学的文献批判精神引入了古史研究，从而为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这种科学的文献批判精神应当成为古史重建的首要前提，且真正的古史重建并不限于证经补史，更是建立在当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之上的独立探索。仲伟民教授（清华大学）非常赞同陈教授的看法，认为应当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充分肯定顾颉刚学说的贡献，而层累说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绕不过去的高峰，堪称中国版的“后现代”。郭立新教授（中山大学）也对层累说中所蕴含的了解、辨识文献中的地层，在历史脉络中思考文本的形成过程、文本书写的动机、文本书写的时代背景等问题的史学方法在今日的价值与意义给予了肯定。成祖明教授谈到，迄今为止，并没有出土简牍能够动摇层累说，所有批评均指向顾颉刚先生的某些具体考证观点，而无法推翻其建立的总体框架。层累说提出之后，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特点是研究路径与方法探索的多样化。顾颉刚、胡适以及傅斯年等学人强调通过对文献、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和考辨来探索文明起源的真相，而郭沫若、吕振羽以及侯外庐等学人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入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科研项目的启动，以及学术界有关“疑古”与“走出疑古”争论的进行，关于文明起源以及上古史研究与重建路径、方法的反思形成了一个高潮。本次论坛中的部分讨论即此高潮的续篇。汪晖教授（清华大学）以《古史辨》与鲁迅《故事新编》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比较、分析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等人的层累说分析框架，阐述了在不同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可谓独具慧眼。孟祥才教授（山东大学）针对学术界将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相对应的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期望通过考古发掘证实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为信史，还不如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在寻找疑似对应中破解神话传说背后反映的历史真实，珍视神话传说作为历史叙事和历史认识的永恒魅力。王震中教授则对上古史重建问题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整合多学科在一些具体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二是做出理论创新，三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成祖明教授为古史辨走出现代之困设计了具体路径，即在观念上，认识到经典的价值不在经典之外；古史研究应走出二重证据法，使经学与史学各自独立，建立现代新经学与新儒学。若要在层累说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文明起源以及上古史研究与重建的路径、方法，可以跟随郭立新教授的脚步，认清文献中所记载的天下、华夏、戎夷蛮狄等族群所反映的是战国秦汉时期大一统背景下的族群认同观念，并不适用于标识周及周以前的族群或地域文化，因此如果要复原上古历史，需要回到一手资料，用一手资料复原历史框架；在此框架中辨识文献中碎片信息的真实性、可信度。陈泳超教授（北京大学）立足于民俗学、神话学，认为首先应当对上古史的整体话题分析出不同的知识系统，才能更有秩序地考察层累说的层次关系。在具体研究层面，立基于古史与神话的交叉视角，陈教授谈到“感生”与“帝系”或可视为两个关键的知识系统，其转换是上古神话最关键的转折，也是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乃至信古与疑古分野的标准之一，这一问题尚有研究空间。在反思层累说与积极探索上古史重建的路径、方法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对顾颉刚先生的诸多学术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并对此进行了补充、更正。汪荣祖教授从学术史、文献学的角度梳理了关于《左传》真伪问题的讨论，并从实证出发，主张《左传》不伪，古史可信，倡导走出“疑《左》时代”。在此基础上，汪教授赞成何炳棣先生所持的中国文明土生说，认为何炳棣先生以科学、考古、训诂为验证，从农业、陶器、铜器、祖先崇拜以及汉文字等方面证明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这是据理雄辩，可为信据。沈长云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则提出三皇五帝并非人为编造，乃客观历史之存在，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框架之下，解释清楚古史的发展脉络。其中，三皇代表了上古人们所经历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五帝则是其后人们所经历邦国时期的五个重要族邦集团首领，三皇五帝恰恰是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顾颉刚先生观点的修订，与彻底否定层累说而回到信古时代是两回事。正如曹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所言，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尤其不能因为古史辨结论的失误而否定其所运用的方法。今日的学术研究遵循的依然是古史辨派制定的规则，即在没有新证据之前，要尊重依据尽可能多的资料和尽可能严密的推导所得出的结论。由此来看，层累说作为一种基础学说无法否定，但须加以优化。由于文明起源研究自带的综合性特征，使得顾颉刚在解决中国古史层累问题的同时，也连带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土原创色彩的学术贡献。比如建立了民间故事研究的经典范式，奠定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基础，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建等等，李政君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上述概括可以说是较为全面了。作为顾颉刚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再传弟子，葛剑雄教授（复旦大学）指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科是在顾颉刚先生的学说指导下及其求实学风指引下才发展起来的，更重要的是，顾颉刚先生高尚的品质与人格对于学科的发展也大有助益，而且对于学人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以及培育优良学风、培养下一代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陈学然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所说，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以及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的过程中，人类学、考古学，或科学史观、歌谣运动等涉及民族起源与文化特质探讨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无不受到层累说的影响，甚至自身即源自层累说。除就层累说以及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充分、热烈的交流外，部分学者还针对文明起源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徐建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以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制度革新和两汉之际社会文化的嬗变为问题背景，探索了学术文化在物质文明和政治社会变迁中观念体系的发展轨迹、思想特征和深层动力，认为两汉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度转型时期，而中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未能产生宗教性思想，是因为武帝之后，中国思想的根底并非儒学，而是复兴的墨家和阴阳家。陈学然教授还谈到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变化受到了战争、时局的影响，这一影响直接关系到他对民族起源问题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经世传统对现代知识人群体的强大影响力。西山尚志副教授（日本琦玉大学）则对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研究古史、神话的学术方法及所持学术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他们二人都认为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相同，皆非历史事实；无论日本、中国、韩国，其神话都是后世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提到二人观念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日本神话是否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西山副教授的视角同样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的古史研究。方辉教授（山东大学）从考古学与古史重建的角度，强调考古遗迹、遗物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并就如何运用区域系统调查法寻找“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罗志田教授（四川大学）从“整齐故事”这一问题出发，谈到从孔子删《诗》《书》到司马迁删除不雅驯的叙事，是一脉相承的祛魅努力。在此倾向当道之时，出现了顾颉刚所说的战国“疯狂造伪”时代，各种“神话”在那时被整合成一元化的帝王统系，即傅斯年所谓“全神堂”。发生在晚周秦汉时期的祛魅取向与所谓“全神堂”取向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双方的竞争及“全神堂”的实际获胜，这种现象需要得到解释。在这里，前者表现出某种理性的意味，而后者则并不那么理性，很能表现那个过渡时代的特殊风尚。郑吉雄教授（香港教育大学）梳理了崔述《考信录》所使用的怀疑方法及其论《易》的七个证据、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的具体观点、古史辨派关于《易》的态度等，并借助托马斯·库恩的“典范转移”理论，为重新理解《易》学史上经传分离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李长银研究员（山东大学）指出，顾颉刚破坏《诗序》并打破《诗经》“圣经”地位，还其本来文学面目的举动，不仅在现代《诗经》学领域有着深刻持久的影响，也是实践其民间文学主张的重要体现。王学典教授在总结会议时指出，本次论坛从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各方面呈现了顾颉刚先生的治学面貌，充分说明顾颉刚先生在百年前发起的不仅仅是一场史学革命，更是一场具有全局性的学术革命。而今日在论坛上的百家争鸣，既是对顾颉刚先生学术志业的回顾总结，更是我们继续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文史哲》杂志自创刊伊始即重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刊发了童书业、杨向奎、日知、吴大琨等知名学者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关涉到文明起源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21世纪以来，《文史哲》杂志积极回应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相关问题的关切，通过设置“疑古与释古”专栏，针对“走出疑古”思潮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此次“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人文高端论坛的举办，有助于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在本次论坛上，《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这也是两家机构第八次进行此一评选活动。“植根自身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统摄全局的重大命题”“远古历史无法仅凭考古‘自证其身’，中华文明探源仍需多方发力”“叙事史学受到公众热捧，历史撰述呈现多元化取向”等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成功入选。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关注，始终是此项活动的宗旨。为纪念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也为了悼念离世不久的顾潮女士，《文史哲》杂志与中华书局合作，特地举行了《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先生讲述了他与顾潮女士的学术交往以及编辑此书的经过，让我们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作

导语近年来，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日益繁荣，并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趋势，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第八次进行此一评选活动。在“《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十一：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召开的同时，我们将最终评出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公布如下：一植根自身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统摄全局的重大命题2022年，“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跃然而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齐头并举的两大关键性理论命题和具有时代意义的话语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百年来中国发展道路的高度概括，更是基于中国自身经验与实践提炼的统摄全局的社会发展命题。长期以来，在西方强势主导话语的影响下，“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影响甚深。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事实表明，东西方世界现代性的生成和演进过程是多元而复杂的，存在着不同的路径。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移植和攀附，不仅不能回应中国现实的发展问题，更无法把握和应对当前世界的复杂状况。在东西方文明再度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性时刻，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深层结构和当代中国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具有决定性意义，更蕴含着化解西方现代化道路当代困境和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深入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历史进程及其当代实践，已然成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和时代使命。参考文献：何中华：《世界历史·亚细亚现象·中国道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文史哲》2022年第1期孙正聿：《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万俊人：《现代性的多元镜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沈湘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9期二城市化后中国社会建设方向何在？学界呼吁打造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城镇人口上升至9.1亿人。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城市社区已然取代乡村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组织。原子化、高强度的现代都市生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促使学界重新认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恒久价值，呼吁重建适应当代城市社区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学者们意识到，在城市化的“后半程”，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面对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整体冲击以及城市化引致的诸多困境，以家庭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仍不失其巨大的张力。如何在充分认识中华伦理体系独特性、延续性的基础上，激活潜藏于当代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重新发扬包括家庭本位、人伦情义、礼仪社会等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打造一种与中国道路相匹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可对接、与西方生活方式能媲美的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不仅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社会基础和道义支撑。参考文献：彭林：《礼乐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王学典：《“两创”的实践指向：打造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7日萧放：《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光明日报》2022年1月12日顾涛：《礼制史上的鹊巢鸠居——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文史哲》2022年第2期胡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的历史演进与伦理价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三远古历史无法仅凭考古“自证其身”，中华文明探源仍需多方发力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以考古学为主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受制于物质遗存的有限性和偶然性，现代考古学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让材料“说话”，但没有文献旁证，难以呈现考古材料背后的社会架构、文化观念等内容。随着文明探源的深入开展，学界开始意识到，在考古物证和史书记载之外，神话传说、民族习俗、口传文学都可能蕴藏着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基因密码”。在考古证据的穷尽之处，传世文献和口传文献又开始焕发新的活力。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及其历史发展脉络，牵涉到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面整合和重新定位，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中华文明探源不仅得到了历史学界和古文字学界的深度响应，神话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也开始热烈参与，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积极提供新的材料、思路和解释框架。“中国神话谱系”和民族史诗中保存的文明记忆，能否补全和复原无法通过考古“自证其身”的远古历史？无论如何，多学科的投入和发力，是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参考文献：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杨维军：《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4日傅道彬：《两种文明形态与周民族迁徙的史诗路径》，《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王震中：《比较文明学视域中中华上古文明的思想文化特质》，《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田兆元：《“中国神话谱系”与“中华文明探源”精神本体研究》，《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四本土言说能否通达东西方哲学精髓？“汉语哲学”展现巨大抱负余波至今未消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大讨论，凸显出两大学科范式疑云，即本土思想能否经由西方范式得到真正阐发，本土言说能否通达西方哲学精髓？对此，“以中释中”的呼声与“以西解西”的诉求，或倾向于抹杀百余年来本土思想资源的现代性转化成就，或无法正视近代以来蔚为大观的西方哲学译介研究功绩，皆有偏执一端之嫌。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融通传统中国哲学研究与“在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成为中国哲学界再出发的前提性追问。鉴于汉语是在中国进行哲学研究的主流言说方式，近年来学界倡言构建“汉语哲学”，将之作为重估中国哲学研究性质、使命的基本立足点。2022年，北京大学汉语哲学研究中心成立，让持续预热的“汉语哲学”概念迎来新的研讨高潮。除了尝试发掘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汉语哲学”特质之外，更多学者强调不能让“汉语哲学”沦为自娱自乐的地方性知识。以汉语为工作语言的哲学研究，如何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贡献？中国哲学界正通过相关热议，展示出创造性地参与世界性哲学议题的巨大抱负。参考文献：孙向晨：《“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黄裕生：《何谓汉语哲学？为什么需要汉语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10日韩水法、江怡、董平、陈小文：《语言跨界谈哲学家谈汉语哲学》，《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4期詹文杰：《汉语哲学语境中的

间：2023年5月7日地点：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A0208校董厅开幕式（8:30-9:10）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扩展阅读侧记

察应坤往期精选张骞“浮槎”的故事是如何生成与传播的？|

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原

齐往期精选邓广铭：《满江红》确为岳飞所作《文史哲》2023年第1期目录

编者按近期，张艺谋导演执导的电影《满江红》备受关注，并再度引发了岳飞的《满江红》究竟是不是“伪作”的争论。针对这一问题，1982年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赐稿本刊《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另据本刊前辈编辑陈绍燕先生回忆：“一次自己拜访邓先生，邓先生自信地问我：‘我的文章发表后，还有怀疑《满江红》不是岳飞所作的吗？’”。现特将此文编发于此，与读者共赏。作

者：何朝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殷漱玉，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军官承袭程序——兼论元代的怀孟万户府与常州万户府摘

Wrath，1986）描述了不公正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阶级分层——以拉瓦尔（Lawel）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和他的妻子阿尔廷（Altine）所代表的被压迫者。《红色是自由之路》（Red

导语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为及时发现和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进展，推动人文学术研究进一步繁荣与进步，提升社会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自2014年始，《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迄今已逾九年。自举办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始终立足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人文学术发展的走向，注重发掘具有时代意义和学术史价值的学术热点，得到了人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反馈与鼎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与社会效果。为进一步提升热点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客观性，承续此前评选活动的成功经验，2022年度的热点评选活动，除邀请人文领域知名学者参与推荐外，我们继续欢迎对人文学术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参与到热点条目的推荐活动中来。兹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的相关信息公布如下，期待您的参与。一、评选宗旨1.弘扬中华文化，繁荣学术研究2.彰显人文热点，引领学术潮流二、推选原则1.人文性。热点条目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话题或事件。2.宏观性。热点条目应具备跨学科的公共性或覆盖面。3.思想性。热点条目应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见解深度。4.学术性。热点条目应具有学术史尺度上的价值和意义。5.前沿性。热点条目应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突破和进展。6.关注度。热点条目应具备一定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三、评选程序1.点击下方链接获取推荐表。填写热点条目、推荐理由及联系方式后，发送至

编者按1951年《文史哲》杂志创刊，为新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开辟了第一块实验田。此后70年中，新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三次范式转型均在《文史哲》的刊文与发展中留下了鲜明印记。《文史哲》的办刊思路虽有起伏，但古典学术风格始终一以贯之，近十余年来，这种风格也逐渐从自发转向自觉。新中国的古典学术研究成就了《文史哲》杂志，同时，《文史哲》杂志也见证、参与、推动了新中国70年古典学术研究的发展。原

建（6-117）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古希腊思想中的秩序与无序——从耶格尔的《教化》谈起陈斯一（1-145）禁忌为法律贡献了什么黄金兰（1-155）政治学中的历史之辨——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政治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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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笔谈】“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思考“东方”的方法论传统

编者按国内学界围绕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引发的学术争论，是百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续时间最长、讨论规模最大、涉及学科最多的学术讨论之一。这场漫长的讨论收获了许多重要成果，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文史哲》杂志是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大讨论的重要平台。在这场学术讨论开展百年之际，我们感到有必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与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关系展开新的探讨。有鉴于此，《文史哲》编辑部于2022年5月7-8日举办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为主题的第十次人文高端论坛。本次笔谈即是此次论坛的部分成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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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韦庭学，厦门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与认识理论研究中心研究成员中非文学的交流误区与发展愿景——关于《雷雨》在尼日利亚的归化改编摘

编者按民国学术是中国学术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民国学术的诞生，是中国学术两千年积累演进的结果，也是西学与中学交流碰撞的产物。时至今日，“民国学术”一词早已脱离了单纯的时代指称，转而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阶段的象征符号。新中国成立后，学术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两个时代的更迭之间，民国学术是如何向共和国学术转型的呢？本文或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新的理解。简

9-1881背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叚（假）守齮下□：听书从事。临沅下（索）。门浅、零阳、上衍，各以道次传，别书。……/如手。道一书•以洞庭侯印■

|《文史哲》2013年第2期，第99-111页原

毛郑异同与《诗经》经学意趣考论——以庄存与的视角为中心扩展阅读夏含夷

张学谦为什么说“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是一种理论偏见？|

张学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原

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扩展阅读五四运动为何会突然爆发？|

编者按自2020年第1期以来，本刊以陈来先生《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为发端，围绕“公私德之辩”这一话题，陆续刊发了系列性的争鸣讨论。本期所推送的黄启祥《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相辅相成——对梁启超公德论的一个考察》一文，为这一系列的第11篇文章。文章指出，陈来先生认为的群体道德会压抑个人道德是对梁启超公德学说的一种误解，其根源在于两人对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之关系的理解不同。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公德学说中公德与私德是相互独立不可取代的，但同时二者也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排挤的，他关于群体道德与个人道德的论述代表了近代中国学者在国家观和道德观方面的重要进展，对当今的道德建设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原

一、儒法对话值得作为中华文化各大板块之间对话的典范加以深耕2022年9月3日，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举办“儒学全球论坛（2022）：儒法对话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韩国安东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印度新那烂陀佛教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等国内外高校的近50余位专家学者在线发表学术演讲，200余名学者、教师、学生在线参会。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在当今时代复兴儒学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持续努力：一是应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通过和世界范围内的强势话语角力切磋，锻铸现代化与世界性的儒学话语体系；二是应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儒学与中华文化各大板块之间的对话，自觉接续儒墨之争、儒法互动、儒释道关系等传统线索，从“国家治理”角度盘活传统资源、转化传统资源、熔铸哲学社会科学新知。王学典教授特别指出，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将传统学术概括为十家九流，认为诸家皆“务为治者也”，就此而言，围绕“国家治理”主题推进中华文化各大板块之间的对话无疑是可行的。放眼历史，王学典表示，儒家与法家均有自己的治国理政方案，二者之间的紧张、互动、融合可谓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之大端，其中，“评法批儒”现象与“法治、德治相结合”等提法与实践显示，儒法互动这一传统线索在当代中国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回响。儒法对话值得作为中华文化各大板块之间对话的典范加以深耕。重启儒法对话，少不了对历史上的相关遗产进行巡阅，且最好能形成一幅概略图，以便今人自我定位，以资揣摩新一轮对话是从哪里来，又当往哪里去。儒法关系有着长达二千余年的历史旧账，如何看待这笔旧账既取决于我们本人如何看待儒法之间的应然关系，同时也反作用于我们对儒法之间应然关系的看法。我们只能在这种诠释学循环中接续传统线索。本次论坛的每一篇发言均涉及儒法关系历史旧账的一个或一些方面，将其中部分片断拣择出来，连缀起来，可以绘出一幅二千余年儒法关系史的概略图。读者将会看到，这幅概略图的落脚点不是别的，而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救亡改制探索为二千余年的儒法关系旧账注入的新意蕴，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如何打造儒法融合的当代更优版本这一问题。二、传统儒家视角下的儒法关系经历过三种格局早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儒法关系问题就已经有其苗头。《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典型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在论坛发言中梳理了孔子对法家先驱管仲的批判，指出，孔子称管仲“如其仁”而非“真仁”，按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相当于将管仲归入了“以力假仁者霸”的行列。而且，因为在孔子看来“仁”“礼”互为表里（仁者必然守礼，恰切的守礼必须以仁为心理基础），所以，“如其仁”而非“真仁”的管仲又被孔子批评为“不知礼”。总的来看，由于将建构并维系社会良序的抓手寄托在了各成员的真情实感和舆论风评上，儒家所主张的差序治理格局富含温情的弹性。相形之下，法家则着重考虑如何驾驭人性中的自私自利特征（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存光在论坛上所言，儒法两家对人或人性的看法大相径庭），冷峻地将国家治理权威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操持赏罚之法的君主手中。将法家的“法”“术”“势”与儒家的“礼”“仁”“德”一一对应起来，诸子百家时代的儒法之争大约可以表述为“礼与法”“仁与术”“德与势”的对峙。不过，考虑到“礼”只不过是比“法”的强制性弱一些，“仁”亦具有通过感人而御人的“术”的功能，“德”积日久自然成“势”，上述对峙严格来讲并无严格的界线。这种相对而言的软（温情、弹性）硬（冷峻、集权）之别，更像是一种感受反应或审美评判，其中的学理逻辑不甚清晰。这是儒家视角下的儒法关系的最初格局，尽管缺乏谨严的学理判分相支撑，但言之有物地呈现了儒法两家的气质差异，可以说表达了二千余年来人们关于儒法差异的朴素感受。而且，正如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蔡家和所言，儒家虽主张以偏软性的德治为圭臬，然一旦遇上争讼、纠纷还是难免要用到偏硬性的法律与法治。但尽管如此，儒家那富含温情的弹性差序格局理想，还是从提出之日起，便占据了批判法（家）冷峻严酷的道德高位。而法家一脉，则顶住了这种道德批判的压力不断务实进取。秦汉以来，冷峻的法家的设想，通过“废封建，设郡县”“以霸王道杂之”等制度与意识形态建构，落实为较有效的国家治理技术。法家式冷峻措施的必要性，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教授田辰山所谈到的，在于社会现实常常不容“执中”。罔顾变化着的社会情况，在即使势必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时，仍然迂腐地空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实际上是儒者也看不过去的“不作为”。在这个意义上，田辰山教授认为，真正的儒家也是法家（反之亦然），政治家须深谙“用德亦用法”的艺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用“帝制”一词，指称那种冷峻的法家技术杂以儒家的温情理想的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他在发言中表示，“百代都行秦政法”只在帝制初成的意义上成立，在帝制完全成型的意义上则毋宁是“百代都行汉政法”。可以说，只要以中央皇朝为中心的郡县制不倒，法家式冷峻统治便始终是儒家温情批判所必须迁就的基本政治现实。儒法在“以霸王道杂之”格局下，通过有限的相互批判与磨合，形成了较稳定、较体面的儒家温情理想包裹浸润下的法家式冷峻统治。这种包裹浸润在儒家温情理想之下的、较有实效的法家式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被视为现代科层制行政体系的前身。以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之“术”为例，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腾在论坛发言中介绍已故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观点说，这种行政理论几乎完全基于行政技术及应用心理学，具有和现代政治学理论相融通的普遍性，对后世中国政府结构及其实践影响巨大。换言之，因其巨大的现实生命力，作为儒家温情批判之对象，冷峻的法家国家治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经久不息。这种有限度的“紧张—磨合”局面，是传统时代最常规的儒法关系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儒法并用，是我国历史上常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宋明新儒学兴起之后，儒法之争的最大进展就是，儒家对法家的批判同日益尖锐、日益精致的孟荀判分，以及性善论本位的道统论阐发勾连起来。由于清晰地认识到了“性若不善，则‘施教—受教’亦不可能”这一逻辑，宋明新儒学在从理学到心学的演进行程中，日益将作为孟学特质的“性善”信念与“率性（自作主宰）”意识推举到道统精髓的地位上。相形之下，如蔡家和教授在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荀学则因推崇“君师治教”的“外铄”权威，并相应地主张“性恶”或“性朴”论，而在宋明新儒学的分判中被贬为异端。在上述孟荀二分逻辑照耀下，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皆出于荀门这件事，便显得顺理成章。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蔡方鹿在发言中提到，在朱熹眼中荀子被视为申韩一类的法家人物。以前述孟荀二分的逻辑观之，上述法家人物无非是在背离孟派“性善—率性（自作主宰）”思路上走得更远，而往荀子式的仰仗“君师治教（外铄）”权威并鼓吹“性恶”的方向上偏得更甚罢了——作为荀子学生的韩非、李斯，可谓在荀子的思想路线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宋明道统论视角下的儒法关系格局，这种道统论的学理力道有多大，相应的儒法关系判分就蕴含着多大的现实效应。不客气地说，这一衍生自孟荀二分逻辑的儒法判分，要比前述感受式的“软（温情、弹性）硬（冷峻、集权）”之别，有着更加清澈的学理旨趣。不过，这种判分的现实政治效应，则要等到明末清初，以及尤其是等到近代以来中国开启救亡改制探索之后，才开始突出释放。三、近现代的中国救亡改制探索为儒法关系议题注入新意蕴宋明新儒学尤其是心学基于反荀学思路的法家批判，在当时并未动摇“儒家温情理想包裹浸润下的法家式冷峻统治”这一基本现实，尽管在“性善”信念与“率性（自作主宰）”意识鼓动下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意识和诉求有所突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锋在发言伊始所陈述的那样，“儒法国家”是晚清以来人们解释传统中国政治的经典范式。这意味着，前述孟荀二分、以孟为宗的宋明新儒学，未能在制度层面实质性地变革“儒家温情理想包裹浸润下的法家式冷峻统治”这一传统模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宋明新儒学尤其是心学缺乏大破大立地设计并推行新型制度的动力与热情。在思维方式上，这不难理解：凡是制度，似乎便无不带有外铄与强制色彩——去计较、斟酌制度设置，似乎不是一个“性善—率性（自作主宰）”者的应有表现。更何况，作为个人心法的“性善—率性（自作主宰）”，原则上可在一切制度背景下运行——大不了，以个人之身响应内在善性指引，干脆放浪形骸或者舍生取义！至于在“性善—率性（自作主宰）”思路上不那么力求纯粹朱熹理学，那就更能接纳（当然，会加上一些限制条件）我们所说的“儒家温情理想包裹浸润下的法家式冷峻统治”这一制度现实了。这正如蔡方鹿教授所言，朱熹在以儒家价值观为标准评判法家的同时，又给予法家之学以适当的肯定并有所吸收，认为国家治理固然不可“专恃刑政”，“然而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随着盛行心学的明朝走向败亡，继而随着晚清以来西强东弱与西学东渐的刺激、诱导，以及尤其是随着与之相应的近现代中国救亡改制探索的开启，上述“儒家温情理想包裹浸润下的法家式冷峻统治”这一传统政治格局迎来剧烈变革。就明朝败亡带来的刺激而言，“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虽然似乎也是在“率性（自作主宰）”，但身死国灭的结局毕竟不是深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情怀的儒家“性善—率性（自作主宰）”者所能轻易接受的。而要努力负起现实的治国理政责任，就必然要去做审视现有制度、优化制度设置的工作。这正如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梁燕城教授的发言所云，在明朝覆亡的历史剧变与创痛中，中国实践哲学即由人生心性的反思，转向对现实历史的大势与势中之理的反省。相应地，儒家心学的“性善—率性（自作主宰）”意识，在明末清初表现出向制度设计层面落实的动向。其中，黄宗羲将前述“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念，进一步推扩为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以学校为指导政治、引导舆论之场所等设想。对心学的“性善—率性（自作主宰）”思维在黄宗羲上述设想中的表现，我们可以这么看：既然人人都具善性，都可以在“率性”的意义上“自作主宰”，那就没有必要围着狭隘的“一家（皇帝）之法”转，而是应该设置恰当的“天下之法”去成全每一个“性善—率性（自作主宰）”者——让学校肩负起指导政治、引导舆论的功能，正是其“天下之法”设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以降，西强东弱而国势凌夷，西器、西政、西学强势东渐，接引西政以变革中国成为时代主旋律。宋明以来主流儒学界基于高举“性善—率性（自作主宰）”原则做出的孟荀异质判分，以及走在这条思路上的儒法之辨，开始被一些有识之士用作接引西式自由民主政治的本土学理依托（实际上，西式自由民主政治所从出的欧洲启蒙运动，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过中国儒家传统的赞助）。这里的基本逻辑，正如台湾元亨书院山长、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林安梧，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等学者发言所分别涉及的那样，即：法家和荀学因强调政治权威的作用，而倾向于集权；孟子及其提纯物——心学，则因强调“性善—率性（自作主宰）”，而近似自由民主。以晚清变法志士谭嗣同为例，作为戊戌变法主要参与者之一，谭嗣同无疑追慕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在《仁说》这部代表作中，谭嗣同明显地表现出以“孟学”为“仁学”之代表，以“孟学—仁学”接引自由民主理念的意向。这醒目地体现为：他在书中以“荀学”“秦政”作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痛心疾首地抨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在将荀学与秦政（法家）紧密勾连并严加谴责之后，谭嗣同也不忘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开脱，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孔子后学的而另一支——孟学，正是其心目中的“仁学”（被认为与西式自由民主精神相合拍）的杰出代表。宋明新儒学基于其孟荀之辨判分儒法的核心逻辑，开始在近代中国开启救亡改制探索之际表现出崭新的用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张广生教授的发言亦显示，正是现代西方的冲击和突出的救亡图存任务，为东亚文明圈中的儒法关系议题注入了新意蕴。然而，戊戌变法之后的一系列历史进程则表明，所谓的西式自由民主政治理念（被认为与孟学和心学相通），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越是单纯，就越无法驾驭人们各自为政、各派势力相互乱战的现实局面。孙中山晚年对“过度争求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反思，及其“把个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的倡议，蕴含着对纯任“孟学—心学”“自由民主”精神，而盲目排斥“荀学—法家”“权力集中”的时代思潮的批评。与此异曲同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在发言伊始谈及，针对当代世界的“民粹政治猖獗”现象，“贤能政治”的主张正在回潮。这一情势虽与孙中山晚年反思所处的具体境遇有所不同，但着实共享着相通的逻辑。包括田辰山、梁燕城、姚洋、张广生、孔新峰在内的多位与会学者，谈及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继承传统儒法资源方面的积极作为。实际上，作为一名既具浪漫气质同时又不乏务实精神的政治家，毛泽东对“儒家温情理想包裹浸润下的法家式冷峻统治”这一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治理模式，有着深刻的体察与见解。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诗中，毛泽东以“百代都行秦政法”为秦制与法家正名，并不客气地揶揄站在传统政治批判之道德高位上的儒学。这里所谓的“孔学”，更多地是指孔孟之儒学而非荀学，如前所述，荀学与法家和秦制相通（白彤东教授在论坛发言中亦指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所批评的儒家主要偏重于孟子式思路）。毛泽东的这一评判，用意明显。不过，联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经验来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之贬儒，主要针对的是儒家道德理想在现实政治中偏软弱而不中用这一弱点，而非连带拒斥与儒家“孟学—心学”相通的现代“自由”“民主”及“平等”诸理念。实际上，上述理念已经名正言顺地载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在毛泽东思想中，它们则是作为“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民主”一端，拥有着与“集中”（可以向中国本土的荀学与法家传统追溯）有机辩证的合法地位。就此而言，当代儒法互动的大势将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样，不是尖锐地互斥，而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让儒法两家的异质要素（“个体自主”与“集中权威”）有机交融，直至创构调试出足以应对现代大国治理任务的清晰的规则系统，并与时俱进地继续优化之。这既是一个传统儒法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为“民主集中制”注入更健全的体制机制的过程。四、法家价值重估与当代儒法融合方案初探儒法交融的必要性在于，单纯以儒法两家异质要素之一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方案设计，均有其软肋或阴暗面。历史上的“儒家温情理想包裹浸润下的法家式冷峻统治”这一主流格局，正是为取长补短而存在。从进取的角度看，儒家的温情理想使其倾向于采取偏软的国家治理手段，为了提高行政治理效率，法家的冷峻统治被或明或暗地加以采用。但若从制度异化的危害角度看，凭借一系列制度和手腕，法家的冷峻统治似乎更易无情地造成上规模的社会灾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余治平谈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构成法家治理的基本特点，秦始皇、李斯治下的秦王朝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体系。林安梧亦表示，由于过分依赖君主位势和“密窟之术”（林安梧教授语），传统法家手法未能向“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国家治理模式有效演化。诸如上述的点评，延续了传统儒家，以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批判法家的基本观点。然而，不少与会学者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法家有重视法律规则、注重制度建设的长处（尽管规则和制度运行起来总有冷峻的一面），认为这是“儒家德治”或“诗人治国”的传统气候所抵触的，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应该加强、实际上也正在加强的。与此相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尝试纠正历史上对商鞅的误读，并专门就商鞅的“以刑去刑”愿景指出：“以刑去刑”旨在通过长期公正、公平、公开的“壹刑”训导，使全社会进入“明刑”“明法”的理想境界。面对上述充满分歧的考量，简单地把对立观点“各打五十大板”显然无法做到有机综合，而只能回到“儒家温情理想包裹浸润下的法家式冷峻统治”这一旧有格局。如果说在传统时代“儒家温情理想的包裹浸润”是政治道义及其意识形态言说之大宗，“法家式冷峻统治”虽有实效但因背负污名（如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副教授曾暐杰所言）往往只能偷偷摸摸地使用，无法堂而皇之作为公共话语接受正面锤炼的话，那么，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则大体上能够做到对儒法两家等量齐观，使法家研究不必过分忌惮传统儒家温情理想的道德审判。对在当今时代重估法家的价值，进而探索更坚实、学理结构更清晰的儒法融合方案，这无疑是一种宽松有利的学术环境。欲切实地推进上述工作，至少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努力：其一，更加细致深入地梳理法家批评儒家的论据和逻辑，从中析出必须正视乃至继承的论点，以此加大对法家价值进行重估的力度和成效，最大限度地汲取法家论辩中的精华；其二，在现代人文精神的温和照耀下，对传统所认为的法家阴暗面进行正面转化。本次论坛在这两方面均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白彤东在论坛发言中较为细致地重构了韩非子对儒家的批评，并初步提示了通过深度吸收韩非子相关批评锻铸“兼容了法家的儒家”的可能路向。他从三个方面重构了韩非子对儒家尤其是对孟子式儒家思想的批评：人的固有善端脆弱；后天道德品格不稳定且有负面作用；儒家贤能政治设想不切实际。关于儒家贤能政治的不切实际性，白彤东这样概括韩非子的批评：一是道德在现实政治中远不如赏罚管用；二是道德即便管用，有德的君子在数量上也远不足以充任国家治理所需的官吏；三是道德微言在学者中间即充满分歧，大众对之更是难以通晓；四是儒家在选贤与能方面缺乏可操作、可推广的标准。白彤东教授认为，上述短板决定了孟子式儒家设想顶多仅适用于“小共同体时代”，相形之下，法家基于人的趋利避害心理设计的赏罚机制，能够较直截地整合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使全国上下令行禁止，广大民众共同为国家富强奋斗。与此同时，白彤东教授亦尝试从儒家角度，对韩非子的部分批评和主张进行有限回应，并在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愿景：在大国政治这一前提下，在同情和深入理解韩非子对儒家的批评的基础上，将同样关注政治现实、承认人类现实不完满的孔子和荀子儒学升级为“兼容了法家的儒家”。此外，香港教育大学文学与文化学系讲座教授、协理副校长郑吉雄的“儒法思想原理的冲突与调和”、蔡方鹿的“朱熹与法家——儒、法关系与国家治理”、蔡家和的“儒家德治与法家尊法精神之融合与传承”、林存光的“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的儒法之争及其典范意义”、刘山杉的“论儒法并用的可行性及其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张广生的“儒法文明的重构：西方冲击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道路”、杨玲的“从贾谊与法家之关系看汉代儒法融合”、曾亦的“《春秋》为‘刑书’——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问题”、郭萍的“儒法邦交思想及其时代性省察”等发言，均直接或间接涉及了儒法融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方案问题。关于千夫所指的法家思想的幽暗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宋洪兵在发言中别出心裁地提出，可以从“学者”视角，正面转化法家文献中的“密窟之术”论述。宋洪兵教授援引马基雅维利的术语，将法家“密窟之术”称为“潜隐剧本”。他指出，法家“公开剧本+潜隐剧本”话术所折射的黑白一体、善恶混同的暧昧性，在人性和人类政治生活中难以剔除。宋洪兵教授进而表示，一旦我们以“学者”（而非“服膺者”）立场将法家“潜隐剧本”公开化、讲透彻，则这种“潜隐剧本”及学者讲述便会既具有政治启蒙功能，亦可抬升法家式政客进行政治表演的难度，从而使以利益为中心的政治运作趋向“明牌”博弈。五、将新一轮儒法对话策划成系列打造成品牌本次“儒学全球论坛（2022）：儒法对话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成规模地检阅了当今学界儒法比较研究力量的阵容。平心而论，尽管儒法关系问题有着从古典深海直通当代现实的巨大力道，但儒法比较研究在当下学界相对偏冷。站在“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看，正有必要通过有效的策划重新激发学界关注这一经典议题的热情，让厚重的传统继续焕发新的时代生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教授在学术总结环节表示，本次论坛议题丰富而广博，思考深入而别致，观点多元而激荡。黄玉顺教授总结指出，关于儒法关系，本届论坛大致展现了三种倾向：一是认为儒法可以合用，二是认为儒法对立冲突，三是认为可以通过适当的中介调和儒法。他特别指出，总体来看，持儒法冲突，尤其是认为法家思想主要具有消极意义的观点，是少数派。这一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从实然层面佐证了本文前述的“当代儒法互动的大势将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样，不是尖锐地互斥，而是在现代语境下让儒法两家的异质要素（‘个体自主’与‘集中权威’）有机交融，直至创构调试出足以应对现代大国治理任务的清晰的规则系统，并与时俱进地继续优化之”这一判断。至于学者们的观点分歧，黄玉顺教授补充表示：这是正常的学术现象，“真理越辩越明”——“真理”不仅是认识论事件，而且是存在论事件，它永远是在生活中“敞开着的遮蔽”“遮蔽着的敞开”，在遮蔽与敞开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任剑涛教授高度肯定本次论坛的选题设计。他表示，多年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暨《文史哲》编辑部）精心推出一系列学术策划，为学界设置了很多很好的议题。郑吉雄教授亦表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在学界扮演着很积极的角色。论坛东道主王学典教授表示，主办单位会考虑将新一轮儒法对话，以及中华文化各大板块之间的对话，策划成系列，打造成品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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