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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头可断,志不可屈! | 臧克家

人物简介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人。著名诗人、学者。1930-1932年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编辑家。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193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
闻一多与臧克家两先生雕像

原  载 |《山东大学报》1999年10月27日第1359期

原  题 | 忆闻一多先生扩展阅读
何炳棣 | 难忘的山大一年


闻一多先生,不论在做人、做学问、写作方面,都是我的老师,令我十分钦佩!我跟闻先生读书学习,时间不长,也不过二年,但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印象极深,可以说终生难忘。我自信对闻先生是了解的。

1923年,我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我个人受到影响,读文艺书刊,自己也学习写新诗。那时以为,写新诗是很容易的,三年就写了一大本子。1930年入了“国立”青岛大学(后二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得识闻一多先生,也有机会学习他的诗作《死水》和《红烛》。扩而大之,也读了徐志摩先生及其他新月派诗人们的许多作品。我对新诗的看法变了,从散漫变成谨严,从随意涂抹变成认真从事。促成这个变的主要因素,是闻先生和他的《死水》。
我是带着武汉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悲愤、抑郁心情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我在农村长大,农村的破落景象,农民的悲惨生活,撼动着我的心灵。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对投降主义不满,团结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想,充满我的心胸。但是,我脱离了队伍,感觉革命前程遥远而渺茫。这时候,写诗成为我生命的支柱,我的悲愤不平,我的抑郁苦痛,全凭诗来发泄,拿起笔来,好似生命有了个把手。我日夜苦吟,身心交瘁。我每成一诗,墨痕未干,就拿着它,带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跑去向闻先生请教。一进他四壁图书的工作室,闻先生吸上一支“红锡包”香烟,我们便谈起来了,人对着人,心交着心,一团浓烈的诗的空气笼罩着我们。多美好的心灵,多美好的情景啊!我自己认为得意的句子闻先生恰好在这个句子上划上两个红圈。闻先生对自己、对别人,要求十分严格,得到他一个圈就不容易了!那时候我的愉快,我的知己之感,何可言喻?这两个红圈,划到我的心上去了。
闻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给我们上历代诗选、英诗(主要是六大浪漫诗人)和语文写作课。他作风民主,诲人不倦。他讲授英诗的时候,那激动的样子,那抑扬顿挫的腔调,至今犹在目前,仍在耳边。他不是一个教授在讲课,而是一个热情的诗人在讲诗呵。记得在讲唐诗的课堂上,一位同学对诗中的一个句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闻先生心中大为赏识;下了课,请这位同学坐茶馆,谈诗。下一堂唐诗课,一上来就点这位同学的名,说:“你上来讲讲。”这是多好的风度,多感人呵。
闻先生是1930年暑假后从武大到青大的,当时他正全力以赴地在唐诗上下功夫。我每次去向他请教,总看到他用蝇头小楷写提纲,摘名句,大厚本子,一本又一本,多少红的心血滴在黑字上呀。闻先生,不注意衣着,头发几乎顾不上梳,总是乱蓬蓬的。他一心扑在学问上。他默默地,严肃认真地,一点一滴地在啃,在钻,在创造。他不求人知,他对我说,“别人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甚至“做了也不说”。

闻一多先生
1932年暑假后,他离开青岛大学到清华大学执教。这时候,唐诗研究已经做出了成绩,又把兴趣转向《楚辞》去了。他和我们的老师、《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函件往返,讨论《楚辞》问题,十年苦功,完成了《楚辞校补》这本名著。
以后,他又转向《诗经》《易经》,一步一步深,一步一步远,最后搞到史前史去了。闻先生1934年在信上告诉我,他不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而是想为我们衰弱的民族,开一剂起死回生的药方呵。
在闻先生的思想里,有两件极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国主义和同情人民。紧紧抓住这两件东西,便可以凭它去分析、研究闻先生一生的著作和行动。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时期,闻先生在清华读书,他参加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成为一名积极分子,曾亲手把写好的岳飞的《满江红》张贴出来鼓舞人心。
后来,他去美国留学,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欺侮与凌辱,使他义愤填膺,写下了《洗衣歌》《太阳吟》和《忆菊》这样一些爱国怀乡激烈情怀的名篇,他痛心于有着几千年灿烂文化的伟大祖国的衰颓,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不但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精神,而且也是他学术研究的推动力量。他挖掘、钻研我国古籍,并非迷恋骸骨,而志在救国。闻先生爱书如命,七七事变后十几天,我在南下的火车站上遇到了他,只带着孩子和简单的行囊。我问:“闻先生你那些书呢?”他回答说“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他的人在祖国危难时离开北平,就是一个爱国运动,丢去书,暂时和家庭分离,又算得了什么?
闻先生青年时代就对军阀混战、列强侵略、社会黑暗、民生疾苦,痛切关注他不只一次想为祖国寻求一条出路,参加过政治性质的团体,但路子都没有找到。
于是,他想从文化方面给多灾多难的祖国开一剂灵药。闻先生终其一生,在苦心地为他深深热爱的祖国探寻出路,在文化方面,在政治方面,不管遭受多少挫折,多少次失败,多大的痛苦,但他始终志不衰,气不馁。最后,他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心扉大开,目光炯炯,他找到了最后的归宿——生命的结穴处。他大叫,他战斗,他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无畏战士,他发扬了中国诗人的那种头可断、志不可屈的精神,令人钦敬,也令人感动。他的大无畏气概不但表现在对敌方面,对自己也是如此!他勇于对敌,也勇于自剖。他大喊大叫:过去,我们反对鲁迅,骂他是海派;鲁迅是对的,我们错了!留学美国,使我脱离人民,害了我一辈子!其心胸如海,其吼声如雷,震动人心,宏声永在!闻先生之所以崇高,不在于他一贯正确,而在于他时时不忘检查自己,天天在寻求进步。这种今日而知昨日之非的精神,始终在探索、在前进的意志,永远是知识分子的伟大楷范。
再谈谈闻先生的另一个方面,他热爱人民的感情。在理智上讲,热爱祖国与热爱人民是一致的。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也就包涵了为人民的思想。在感性方面,这与他少年时代接触群众,看到他们受苦受难的情况也有关系。后来,闻先生长期过着教书、研究生活,与人民接触的机会少了,我想他的心是时常系着劳苦大众的。他写了《荒村》《飞毛腿》……足证他的心是和人民在一起的。北洋军阀时代,蒋介石反动统治时代,人民大众在苦难中,有耳朵的,随时可以听到悲惨呼号的声音;有眼睛的,到处可以看到惨不忍睹的苦难人民的形象;有良心的,有热血的,谁能不有动于衷,为之不平?抗战期间,闻先生和学生一道徒步从湖南去昆明,千里迢迢的路上,使他身体受到锻炼,重要的是精神上恢复了青春。大自然风光,使他童心复萌,伤兵的惨状,使他睁开了惊异的眼睛,这促使他思考,促使他觉悟,促使他接近了真理而且为之献身。
闻一多先生,是坚强英勇的革命烈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诗人。
闻先生的影子,经常在我的心头,不论他生前还是死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四次去青岛,旧地重游,每次我一定去闻先生的故居重温旧梦。闻先生住过的这座小楼,孤立在学校的东北角,是新建的,闻先生从大学路“青大第一公寓”移居于此,现在被称为“一多楼”。去年暑期我到青岛,两次瞻仰了闻先生的故居,并在楼门口留影纪念。这座“一多楼”现在是海洋学院的实验室。与领导同志谈及,打算将来整修一下,作为闻先生的故居对外开放。

青岛“一多楼”
我在这座小楼下,徘徊多时,许多往事兜上心来,写了一首小诗,作为纪念题目就叫《一多楼》:

在亲人扶持下,

我登上这座楼房,

一步步走向过去,

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

站在这个房间里,

我重温一个美梦:

手握草创的诗稿,

来这儿请教的心情。

主人已经不在了,

以他命名的小楼永世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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