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燮：民国时期史学界“精英中的精英”！ | 解玉军

陈先生一生在山大所呆时间最长，近20年；其次是南开，作为学生和老师，共有17年。在南开，他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和周恩来是中学与大学同学；大学时代，他成为南开学生学习的楷模；执教南开中学，是英语教学名师。

1913年陈先生考入南开中学童子部，1916年5月又考入成人部。周恩来记录了这次招生情况：“今将成人部录取名次及各班所得分数挨次列下：三年二组周恩来，……一年二组陈同燮……。”在这次入学考试中，周恩来列第1名，陈同燮列第11名。1919年，他参加了新成立的私立南开大学的招生考试，被录取为首批96名学生之一，再度与周恩来同窗（周两个月之后赴法）。

在南开中学和大学，陈先生积极参加了多种学生社团工作和勤工俭学活动，还热心公益事业，担任后勤工人夜校的教师。在大学时期，他课业成绩优异，一度成为南开号召全校学生学习的唯一典范。1921年9月28日出版的《南开周刊》登出一则校方消息，名为《勤学的奖金》，云：“三年级同学陈同燮君颇素好学，朝夕不辍，上学年各科成绩均列甲等（90-100）。学校为奖励同学勤奋起见，特免陈君学费、宿费一学年，藉昭激励。”种种事迹足见陈先生品学兼优的特点。

1923年6月，南开大学首批21名学生毕业，张伯苓和梁启超出席典礼，陈同燮获授文科学士学位。他因成绩优异，被张伯苓校长聘为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师。其学生齐思和后来也治世界史，因专业相同，他和陈先生的联系一直贯彻始终。晚年，陈先生收到齐思和的来信，其抬头称谓是“燮翁吾师”，陈自言感受是“比吃扒肘子还舒坦”。

齐思和

1930年，陈先生以自己的积蓄自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读书。1931年夏天，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受聘东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返回关内，不久被厦门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傅衣凌是陈先生此时的学生。

1932年，陈受颐出掌北大历史系。陈受颐是西洋史专家，履新后即增加西洋史课程的设置，师资需求亦多，陈同燮先生受邀由厦大北上就教职，1932-1935年短短三年，在北京大学“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

1935年，陈先生被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解聘了教职。胡适在考虑来年人事聘用时，于1934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不续聘者：梁宗岱、Hewvi Frei、林损、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这次解聘所涉及的胡适与梁宗岱、林损的个人恩怨，学界虽多有钩沉，却莫衷一是，成了一桩公案。陈同燮被解职是出于何种原因？因陈先生性格内敛、低调，从未向人言说，亦未见与之相关材料的蛛丝马迹，故未得索隐。

1934年，陈济棠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次年，院长张东荪延揽陈先生和张君劢、缪钺、谭其骧等至此担任教授。1936年，陈济棠下台，学海书院停办，陈先生转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执教。勷勤大学是广东省政府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字勷勤）于1934年创办的一所地方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广州受空袭，勷勤大学停办。此时西洋史专家何炳松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陈先生受邀于1937到1939年在此任教授。1939-1945年，他在沦陷区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这期间，张君劢1940年在大理成立民族文化学院，欲聘陈先生为西洋史教授，被婉拒。

1945年，北平光复，此后至1951年，陈先生离开学术界，先后担任北京市自来水管理处副处长、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市自来水公司经理等职。这是陈先生事业的低谷时期，他一度考虑远走他方。据齐思和先生长女齐文颖回忆，解放前夕，“陈同燮教授先后三次力邀齐先生同他一起到台湾，共同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系”，未能成行。

据尚小明研究，在民国时期，大学普遍实行教授每年一聘的制度，虽然一名本科生一般需要4年完成大学学业，但只有143名史学教授能够连续服务1所大学5年以上，不足史学教授人数的1／4。尚小明指出，“这些人的学识和在学术界的影响，是他们能够连续不断获得续聘合同的重要原因”，这部分人是“精英中的精英”。这其中，陈同燮的名字赫然在列。

1951年，陈先生结束了自来水公司经理的职业生涯，受聘山东大学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初的山大历史系，世界史师资极端匮乏，真正的世界史专家仅黄绍湘一人，著名的中国史专家童书业和王仲荦分别讲授“古代东方史”和“世界中世纪史”课程，讲授“朝鲜史”的也是中国史专家卢振华。1951年7月，黄绍湘调任人民出版社编审，世界史缺少领军人物。在这个背景下，陈先生北大时期的门生、时任历史系主任的杨向奎知陈先生正在天津自来水公司谋生，遂诚邀他加盟山大历史系。陈先生9月来青岛履新，后来终老于山大。

陈先生前半生任职于中国南北多所大学，短则不足一年，多则六年，大抵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如此阅历，貌似风光，背后又包含着多少辛酸与无奈！这一切都随着他来到山大而发生了改变，他的学术地位在山东大学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陈先生成为世界史专业的带头人和绝对权威，1956年被评为三级教授；与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并称历史系“八大教授”，又称“八马同槽”。这些教授中，陈与黄年龄最大，同为1898年出生，赵俪生比他俩小19岁，已经不是同一代人了。另，陈于1931年即获教授职衔，远早于其他先生；况且杨向奎是受过陈先生亲炙的弟子。所以，在一些资料中，常见陈先生的排序位列八大教授之首。在山东大学20世纪50年代的辉煌中，文、史两系的诸位先生共同缔造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陈先生的名字由此得以载入史册。

山大中心校区“八马同槽”雕像

对陈先生来山大之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与他共事二十年的王仲荦教授这样记述：“一九五一年，陈教授被调来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条件改善，工作安定，他精神焕发，工作的劲头更大了。”由此可见，新的工作岗位为陈先生施展个人才能提供了用武之地，他的态度是非常满意的，工作也很积极。推而广之，其实这又何尝不是王仲荦先生自身心理的写照呢？40年代，王仲荦先生任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夏天，胡小石任中文系主任之后，解聘了王仲荦、朱东润、吴组缃和蒋礼鸿等多位教师，山大校长赵太侔闻讯，礼聘王先生来山大任教。近四十年后，王先生回忆说：“除组缃外，朱东润、蒋礼鸿和我，在当时水平来看，也不是坏教师，可是我们被解聘了，我到今天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也因为王先生对于山大怀有的这份知遇之恩，后来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任教，都被谢绝，他自己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黄云眉先生来山大之前，一度寄居上海亲戚的屋檐之下。童书业先生在1949年来山大历史系任教，对这一职位倍加看重，称“是为余任大学专职教授之始”；在山大声誉鹊起之后，1962年童先生自述：“国内知道童书业的名字，是党的栽培，万分感激，欠党的东西太多了。”笔者没有详尽考察其时的山大文人的思想状态，但由这几位先生的想法可大致窥见一斑。

这里不由得引起“大学与大师”这个老话题。大学“乃有大师之谓”，当下流行的做法就是把其他地方的知名学者拉来，遂符合“有大师乃成大学”的定律。若以山大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来看，一方面，是大师造就大学；另一方面，大师不是天生的，是好的大学在包容和成就着大师。故，能够培养和造就大师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顶级大学如果是一个工厂，其使命就是“制造大师”。以上述几位先生的经历为例，山大在他们并不如意的时候接纳了他们，基于这份礼遇和恩德，几位教授自然也就对所供职的这所大学萌生出欲“涌泉相报”的感情。同时，民国时代的战乱和聘任制度，使得大部分大学教授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教席；而1949年大陆鼎革之后，战乱消弭，人事制度变化，让教师能够工作生活稳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一份读书人的从容和优雅，童先生感谢“党的栽培”之语应该是对执政党感激之情的自发流露。作为学者的陈同燮先生亦然。目前仅见的陈先生的三篇论文，都刊登在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上；陈先生唯一的一篇传记，也是由山大朱懋铎教授完成并发表在《文史哲》上；陈先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是在他去世12年之后，由当时的系主任王仲荦先生牵头整理出版的；朱懋铎另撰有一篇《陈同燮》的文章，也载于山大组织出版的《山大逸事》一书。对于陈先生晚年而言，是山东大学成就了他，所以他也以自己勤奋的工作回报着山东大学的知遇之恩。

王仲荦先生这样评价陈同燮先生的业务工作和道德风范：

60年代，陈先生曾提出退休要求，由于他无可替代的作用，被系主任蒋捷夫回绝了。陈先生在山大世界史的廿载奠基，泽被后人，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与北大、南开和武汉大学成为第一批四所招收世界史本科生的高校。

像陈先生这样一位有留洋背景的学者，在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自然难逃“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的命运。在1958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贴出的题为“资产阶级教学害苦了我们”的大字报中，矛头主要对准的就是陈先生，罪名是“宣扬资产阶级观点”“对教学严重不负责任”云云。“文革”开始后，陈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仍然以“牛鬼蛇神”的身份被强制劳动改造，烈日之下，与冯沅君、张维华等先生一起从事拔草的体力劳动。然而厄运还未结束。1968年，陈先生被关进“牛棚”，还患上了冠心病。1970年9月，山东大学迁至曲阜，陈先生以带病之身，被勒令一起前往。10月25日，陈先生心脏病发作，未及抢救，卒于曲阜。

陈先生生活极为简朴。在准备给他举行追悼会时，竟然找不到一张先生的照片。一直在陈同燮身边做助教的朱懋铎，以前曾经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具有绘画功底，他凭记忆绘了一张陈先生的遗像，这样才使追悼会得以顺利召开。张志宏教授回忆说，80年代他去北京看望陈师母时，发现其家中所挂仍是这张手绘遗像。

陈先生的教学工作具有个性鲜明、认真严格、内容广泛和注重外语的特点。这些特点见诸陈先生不同时期的学生的回忆录中，给学生们留下了诸多美好的印象，被传为佳话。他热爱教学事业，诲人不倦，把教书育人作为天职。朱懋铎记录了陈先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作为教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看到学生成才，学有所成。当每一位成为专家、学者的学生回来喊你一声‘老师’时，那真是最高兴的事。”陈先生教过的学生名单中有这样一些名字：南开时期的吴大猷和齐思和；厦大时期的傅衣凌；北大时期的王树民、全汉升、何兹全、杨向奎、邓广铭、孙思白和张政烺等；山大时期指导过的仅世界史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就有刘明翰、施治生、宋家珩、李永采、张志宏、朱懋铎、张左糸、张建平……。所以，陈先生有理由为他的教书生涯感到自豪。

陈先生授课范围很广，除英语外，涉及自世界上古史到世界现代史的各时期，是中国顶级大学里为数不多的世界通史专家。在北大，至少开了“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百年史”“英国史”“欧洲殖民事业发展史”和“1815年以后的英帝国”等6门课程。这些课程多为国内首设，同时也成为北大其他相关院系的必修课程。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改学苏联教育体系，世界史课程设置也随之一变，陈先生在国内属于最早讲授这一新课程体系的教授之一。山东大学档案馆所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课表显示，陈先生在山大至少开过“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英语”等5门本科生课程，有的课是合开的，有的是几门课同时上。如1959-1960学年第2学期，他为一年级学生上“世界上古史”，每周授课3课时、辅导自习5课时；同时为二年级学生上“世界近代史”，每周授课4课时、辅导自习6课时。要知道这时他已年逾六旬，尚如此一心扑在平凡的教学工作上，“春蚕到死丝方尽”，陈先生无愧于“是用毕生精力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这一评价。

陈先生对待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认真编写讲义（50年代国内尚无世界通史教科书），业务娴熟，对讲义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都烂熟于心。在当时的山大历史系，他是童书业先生之外另一位上课不看讲义的老师。邹逸麟回忆道：“陈同燮先生操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声音浑厚，讲课一句连一句，没有一句废话，一字不漏记下来，就是一份很好的讲义。”从30年代北大的学生何兹全，到五六十年代山大的龚继武和朱懋铎等人，都津津乐道陈先生上课的一个特点，即为方便学生记笔记，每讲完一段，他都会说：“另起一行。”

陈先生不但授课认真，而且对学生要求严格。张建平是陈先生1961年招收的研究生，他回忆说，陈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从不轻易嘉许学生。南开中学毕业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杨肖彭回忆自己读书时的情况：

高中有两位英文教师最严、铁面无情……有一次陈老师发现不少同学对“compound”这个词读音时重音读错。当堂纠正多次，有的人习惯成自然，就是粗心不改，陈老师万般无奈，及时宣布实行：以后谁再读错这个字，罚站一课时，不准坐下。真有效！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错读“compound”了。

一般印象中，陈先生授课给人以呆板的印象。其实不然，陈先生另有风趣、活泼的一面，而且有学生多年之后还去回忆或模仿，引为快事。齐思和先生的次女齐文心这样回忆：“记得父亲曾经绘声绘色地讲述英语会话课上如何边背诵边表演，在严格又活泼的训练中打下坚实的外语基础。”50年代的学生张知寒，在三十多年之后仍然在维妙维肖地模仿陈先生的腔调：“现在的世界和历史上的世界不同了。同学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放开眼界。过去的历史，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重大事件，没有一件是离开世界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了。”这其中，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传输，更是眼界的开阔和境界的熏陶。陈先生是真正能够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教授，在青岛时期，他周末常约学生郊游，寓教于乐，出智力题目考学生，然后自己掏钱奖励优胜者。对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除业务指导外，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每发工资，就邀请青年人改善伙食，可谓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除课堂上课外，陈先生还热心在业余时间对学生的辅导和对社会各界人士讲解专业知识。傅衣凌先生回忆在厦大读书时，课余时间“请陈同燮等老师给我们作报告”。1956年，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陈先生向青岛市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及各界群众四百多人，作了题为《关于埃及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介绍了埃及自古以来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和埃及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历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陈先生对青年人持积极扶持的态度，热情为青年学者的成长创造条件。学习世界史，必要的外语修养是基本条件。他一直狠抓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外语学习，直到晚年，还每周拿出固定时间辅导外语。1960年，施治生成为陈先生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方向为世界上古史。陈先生因自己拉丁语不精，就派施治生去东北师范大学随郭守田教授学习拉丁文。施治生也不负所望，成长为我国著名的西方古典学家，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法定代表人。

1964年，商务印书馆致函陈先生，就“世界史知识丛书”的选题和作者人选事宜征求意见。陈先生回函：

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是翻译外国史学著作，这种资料建设工作是国外学术资源中国本土化的一种积累。对译著的校译工作对校译者往往在外语、汉语、专业知识和综合知识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很能体现译校者的业务水准。而校译者常常默默无闻，被淹没在学术史之中，有些学者视之为“丈夫不为”之事。陈先生英语造诣很高，熟悉外国学术观点和资料，他在50年代校对了苏联人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和迦尔金等著《近代世界史》、60年代校对了阿庇安著《罗马史》等多种中文译著，更多的资料建设成果没有发表，而是体现在日常教学之中了。

1954年，陈先生在《文史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对三种近代世界史译本的校误与意见》和《对〈近代世界史〉下册和〈现代世界史〉的校误与意见》两篇文章。当时大学世界近代史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是苏联人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国内有开明书店出版的王易今译本、中华书局田光译本和人民出版社陈山译本三个版本，陈先生把这三个版本和原文对照之后，比较优劣，写出第一篇文章，指出不同译本的优缺点。第二篇文章是针对苏联人迦尔金等著《近代世界史》两个译本校对而成，一是中华书局的石溟译本，二是海燕书店的朱庆永译本。陈先生艺高人胆大，直言这些译本都有若干“不妥当”“混乱”的地方，可以说，陈先生的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广博的学识素养在这两篇文章中得到了恰当的体现，作过世界史研究的读者一看便知。

这两篇校译文章内容包括近代英、法、德、俄、意、美、日、奥、荷诸多国家，在领域上涉及历史、地理、经济、社会、自然科学和马恩著作等方面的知识，陈先生还从技术上校对了习惯用语、数字、标点符号、近义词、俄文大小写、日语汉字的翻译，精妙之至，只有点出这些细微的区别，读者才能领悟。兹举一些例子说明（硬伤、标点和数字方面不列），知识方面的有：手工作坊与工场手工业、保守党与托利党、工厂与行会、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荷兰与尼德兰、委托书与陈情书、启蒙与开明、里昂与里尔、电话线与电报线、奴隶与雇农、大公与王位、德奥与奥匈、执政官与总裁、名誉书记与通讯书记等；语言方面的有：增加与增加到、出席与列席、牵制与吸引、漩涡与循环、前两天与两天之后、十五世纪与一千五百年前、承认与考虑、顺利与良好、没落与崩溃、日语的萨摩与萨阀、下关与马关、大名与大明等。今天具备一定世界史基础的读者能体会到这其中的差别。

在第一篇文章中，陈先生直言，王译本不宜再用作学生学习的参考书，陈山译本最好。陈先生还提出了几条直到今天有关人员和部门仍然应该遵守的翻译原则：一是“既已通用且正确的译名，不必再代之以新的字样，以免造成混乱印象”；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者最好查一下好的中译本，注上中译本的书页，而无需另译；三，主管部门要及时注意主要译名的统一工作，以免混乱。1954年第6期《文史哲》杂志“编者的话”指出，陈先生的校误工作“对于教授世界近代史的先生们会有帮助”。

由于山东大学由青岛搬至济南、由济南迁曲阜及再次返济的周折，其科研档案所存不全，这里仅以所存留部分来考察陈先生科研工作片断。1956年，陈先生的研究一是“古代罗马史”，目的是“研究古代典型的奴隶社会具体状况并说明罗马奴隶制盛衰兴亡的经过和原因”。二是“世界现代史大事记”，目的是“大学教学参考”。1957年，工作有三项，一是撰写《古代希腊史纲要》，目的是“供中学教师和大学学生参考”，备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约”。二是“世界现代史讲义”，目的为“结合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三是“论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问题”，目的是“研究当前国际问题”。这里，我们注意到，他的科研不仅仅是停留在计划层面上的，而是付诸行动，甚至已与出版社签约。

1961年，陈先生的工作是写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的文章——“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研究目的是“结合纪念活动，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且“提交科学讨论会”。该年的另一工作是撰写“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内容是“研究近代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研究根据是：“目前国内尚无完整系统的教材，应教材建设的需要；为研究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读者编写历史教科书。”陈先生在1962-1963年的科研项目是“总结历史教训、破除和平长入幻想”、“古代罗马奴隶法”和“古罗马史”。据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的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带动各项工作全面大跃进》一文称，陈先生还写过《毛泽东思想对研究世界史的指导意义》这样的应景文章。

概括起来，陈先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希腊罗马史方面的基础研究；二是具有时效性的国际问题研究，如巴黎公社纪念文章、苏伊士运河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三是世界通史的教材编纂与资料积累工作，例如世界现代史讲义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研究。今天这些方面的著述与编纂积累固然已经蔚为可观，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陈先生的这些工作在选题方面都具有前沿性和开拓性。

至于陈先生发表著作不多的原因，要置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去看待。又据尚小明的研究，近代中国大学外国史的知名教授，大多一生没有留下论著；有论著的一般是兼治中国史的教授。他把陈先生列入少数纯治外国史的教授之列。可以说陈先生是他那个时代世界史专家常态性的代表人物，像周谷城具有“教书就要著书、不著书就不要教书”想法的西洋史学者是另类人物。1949年之前，国内西洋史学者的著作较罕见，且基本为编译而成。20年代，何炳松编译的《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被称为“研究西洋史的唯一善本”，陈衡哲在给《中古欧洲史》写的序言里说：“国中为历史而研究西洋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加上这一类少数的学者又大都执教鞭于国内各大学，甚少闭门著书的机会，而西洋历史的材料在国内更不易得，此犹足增加著书的困难和失望。”这种编译西洋史的状况到三四十年代也无根本的改变。1936年，雷海宗说：“我们决无能力对西洋史有研究的贡献，所以各种繁琐的课程可以一概不开，只求叫学生对西洋史能得一个整个儿比较充分的了解，已非容易，也就很够我们努力的了。”1941年，齐思和就国人的西洋史研究水平感慨道：“实际则微论伟大创获发现足使西人推挹咏叹，如伯希和、高本汉、白鸟库吉、新城新藏等外儒之如汉学，尚未出现，即求一不厘不陋，足供国人参考之著亦渺不可得。”自此七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世界史学无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否出现了像伯希和之于汉学那样的“创获发现足使西人推挹咏叹”的大儒，笔者陋钝，不敢妄言。

陈先生发表的论著达到了什么水平呢？这个问题需要置于当时的学术背景和整个学术史两个方面来看待。《古代罗马奴隶社会概述》是一篇3万余字的长文，连载于《文史哲》1956年第11期和第12期，应是我国学者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罗马奴隶制的专题性论文，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篇高水平的研究文章。《希腊罗马简史》一书本是50年代初的讲义，当时被国家教育部指定为交流教材，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期我国学者在希腊罗马史领域所达到的水准，其见解和资料今天大都不过时，另具有方法论和史学史的价值。

《古代罗马奴隶社会概述》是在50年代古史分期讨论的学术背景之下完成和发表的，刊登的杂志也是古史分期论战的主要阵地——《文史哲》。陈先生以治外国史学者的身份，没有正面参加古史分期的论争，但其发表的时间暗合古史分期讨论走入死胡同的时机。《文史哲》1956年第8期“发刊词”云：“书上的简单记载加上我们一些教条主义倾向，越发把简单的记载简单化了。于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变成干巴巴的公式与结论。这样打算解决古史问题，岂不是缘木求鱼！”如果说古史分期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有真伪命题之争的话，那么，罗马奴隶社会则是一确定无疑的事实存在。

陈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罗马奴隶制的形成、发展、瓦解和封建制的萌芽问题作了全面的考察，系统地论述了罗马奴隶制的兴衰过程及原因，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堪称一篇雄文。该文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小农制和商品经济、阶级矛盾与调和等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为指导，论述了奴隶制内在矛盾的发展是古典社会灭亡的内因，蛮族入侵是外因，文章的最后部分指出隶农制是罗马社会封建制发展的因素。在文章各组成部分的处理上，陈先生对罗马奴隶的来源、奴隶的用途、奴隶制发展的影响和奴隶制的瓦解等具体问题，都分几个方面进一步论述，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文章的一个特色是语言简练，风格独特，打上了陈氏语言风格的烙印。

由于语言和材料的限制，该文使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来自著作，而非一手材料。但对于一些重要的史实，作者也作了考辨、比较或存疑处理。例如，在全盛时期罗马奴隶人数问题上，给出了德国史学家贝洛克、加斯特和法国学者马加特的三种不同说法。

在国内论述罗马奴隶制这一问题的学术史上，该文仍然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陈先生关于罗马奴隶的来源、奴隶的用途、奴隶制发展的影响和奴隶制的瓦解这样一个逻辑体系的处理方法，被后来的大多数世界史教科书和罗马史著作所沿袭。陈先生的研究生张左糸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古代罗马的奴隶制度》一书，商务印书馆作为“外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种于1965年出版，1979年再版。在目前流行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教科书中，古代罗马部分的作者正是陈先生的入室弟子施治生，他发扬光大了其师的学问。

陈先生的《希腊罗马简史》成书时间不确切，据王仲荦先生和朱懋铎回忆，是在50年代初；书稿整理者之一李道铭是53级的学生，一般历史系在大一开世界上古史课程，也应为53年使用该讲义；再者，如果把此书罗马奴隶制部分的内容与上面所说陈先生1956年发表的文章作一比较，也会发现书的内容不算成熟。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上判断该书成书于50年代前期。王仲荦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还指出，该书“没有补充新资料和作内容的修订”，所以保持了原貌。

首先看这部讲义写成的学术背景。1962年，我国才有了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教科书；此前，约与陈同燮先生同时，吴于廑先生也从1954年起着手撰写《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一书。陈、吴二位先生的工作应为我国学者独立撰写希腊罗马史著作的开始。

这本书的优点大致有这样几点：一是在写作方法上，系统性强，语言简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不足18万字的作品概述了希腊罗马两大古典文明的全貌，同时对于希腊的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雅典的民主制和奴隶制、希波战争、罗马的扩张和罗马奴隶制这样一些重要内容着墨较多。二是在史识方面，作者以世界史的眼光看待地区国别史，以通史的视角对待断代史。如作者结合古代埃及历史的变化考察爱琴文化的盛衰，以与中国、西亚、印度对照的方式编排罗马的编年史，以对后世影响的立场看待古典文化等等。三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见解和结论上，陈先生的一些匠心独具的观点至今还在闪耀着智者的光辉，例如他对希波战争波斯失败原因的分析、对罗马共和制灭亡的阐释，再如他的这个观点之精妙：“希腊各城邦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希腊人亦没有政治统一的观念，但在宗教上希腊人是统一的，宗教思想维系着他们的精神。”短短数语，是对希腊政治和文化异同的高度概括。

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时代造成的资料的局限以及由此引起的观点偏差。例如，关于克里特文化，陈先生提到，克里特岛发现的线性文字A和B，“至今还未释读成功”；克里特文化初期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其实，线文B已经在1953年成功释读，只是当时信息闭塞，相关的资料和成果还没有传入我国。

在高水平学术研究中，这部著作今天仍然被作为参考资料的来源和学术对话的前提。例如，《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发表的顾銮斋教授《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发表的晏绍祥教授《雅典首席将军考辨》等文章都引用了陈先生《希腊罗马简史》的资料或观点。至于一般论文和其他学科的著述，对此书的引用就更多了。

如何看待陈同燮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理事长王敦书先生在定位林志纯（日知）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奠基人之前，还指出：“老一代知名的世界史学者，如周谷城、雷海宗、齐思和、陈同燮、吴于廑、郭圣铭、胡钟达、李雅舒等，都为在中国创建世界古代史学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结合本文所列陈先生的教学、校译和研究成就，我们可以说，陈同燮先生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属于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先驱之列。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路遥先生、王敦书先生、李廷朝先生、张建平先生、张志宏教授、关绍纪教授、顾銮斋教授和陈德正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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