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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泮溪:为“鲁迅研究”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张志甫 高重

张志甫 高重 文史哲杂志 2022-07-19

人物简介

刘泮溪(1914—1978),山东昌邑人。1940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抗战胜利后,到山东大学任教,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秘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副教授,此外还兼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编委、《山东文艺》编委、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政协委员等职。原  载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第一集,第419-433页
原  题 | 刘泮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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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众多鲁迅研究者中,山东大学刘泮溪教授成绩斐然,贡献卓著,海内外知名。他博古而意在通今,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器,以现代文学为基础,以鲁迅研究为方向,以其毕生精力潜心学术探索,著书多种,影响深远。他四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诚朴谦逊,孜孜不倦,桃李芬芳,为世人敬慕。

刘泮溪,字质灵,1914年9月2日出生于山东昌邑县一个小康农民家庭。他六岁入小学,毕业后父亲送他到本地一家洋线铺子当学徒。三年后出徒做生意,因为厌倦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不久便回到家中种地。他见自己小学时的同学不少人升入中学读书,非常羡慕;在他的坚持下,父亲只好同意让他报考中学,满足他继续求学的愿望。1929年夏末,他如愿以偿,考入益都中学。可是,当时的益都中学条件很差,教室是低矮的破草房,宿舍更是阴暗潮湿,每天的伙食也总是窝头咸菜。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因病休学回家。那时候,农村闭塞落后,缺医少药,父亲遍请当地“名医”,都说是得了瘟疫,无法救治,后来才知道是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父亲也曾劝他退学,但他执意不肯,坚持带病求学。1933年初秋,他在益都初中毕业。考入济南高中——这是当时山东全省最有名气的一所中学。在那里,他除在课堂上受教于老师,课外又阅读了许多文史书籍,特别是“五四”以后郭沫若的新诗,茅盾、叶圣陶、许地山等人的小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作品,使他从此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6年,他由济南高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有著名学者、教授罗常培、周作人等,胡适是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在这样的高等学府里,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攻读各门课程,阅览中外古今名著,同时广泛接触各种外国文艺理论,诸如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理论视野为之大开,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他崇拜中国古典作家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他更热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郭沫若的《女神》曾使他热血澎湃、感情激荡,无限向往祖国光明的未来;尤使他崇敬景仰的,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冷峻犀利的艺术笔触,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和现实无情的剖析与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都为他后来走上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并选择鲁迅研究为自己终生的主攻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冬天,严寒封锁了中国大地。日本侵略者闯进关内,攻陷京津,占领华北,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当时,北京青年学生纷纷走出学校,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继“一二·九”之后,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新的高潮。已是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的刘泮溪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毅然放下书本,走上街头去宣传革命。1936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有一天,他正和同学们一起在北京街头宣传,看到张瑞芳女士在广场上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深受感动,久久不能忘怀,以至在后来的教学和研究之中,每每以此为例证明革命文艺对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先是在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翌年暑假再迁至云南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刘泮溪先生随校由北京到长沙,然后又到昆明。他在西南联大有幸直接受教于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等知名学者、教授。这些先生的渊博学识、高尚品德,尤其是他们的民主进步思想、赤诚炽热的爱国情怀以及他们对革命真理执着追求的坚毅、勇敢和乐观主义精神,无不对他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1940年,刘泮溪先生在西南联大毕业(学籍是北大)。是时正值中国银行到校招聘雇员,他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作为优等生推荐到中国银行当文书。那时候,银行待遇优厚,薪水较高,因此竞争者众;但他并不喜欢那种“等因奉此”的案牍工作,尤其是他看不惯那些泛滥于许多银行职业中的行贿受贿、请客送礼、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方式和弄虚作假、尔虞我诈的官场作风。上班时间,他在做完自己分内的工作之余,时常将书刊藏在办公桌抽屉里边“偷看”,每遇上级来检查,就顺势用身体将抽屉关上。他凭借文学所给予自己的安慰和力量,打发着无聊的岁月,也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他后来发表的散文《“小偷”的控诉》,记述的就是这段生活的一节。为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与充实,他后来经友人介绍,到天南中学兼任语文教员,不久被银行发觉,不得不辞去教职。但银行无论如何不是久留之地,他决计离开银行,另谋人生道路。两年之后,他终于通过当时的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介绍,毅然到联大附中任教。

来到联大附中,他仿佛步入一个新的天地。生活虽然清苦,但每天面对活泼可爱的青年学生,他心情舒畅,意气风发,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用知识的雨露浇灌一颗颗天真纯洁的心灵。他的教学认真仔细,风趣生动,又仪表潇酒,性情儒雅,待人谦逊和蔼,因而深受学生爱戴。这期间,他通过联大附中地下党组织读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原则的理解,明确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方向,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指针。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他在张天翼主编的《文艺新地》、钱俊瑞和千家驹主编的《中国农村》以及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月刊》等进步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统区的黑暗现实,表达民主革命的美好理想。1945年,当昆明发生震惊中外的“一二·一”事件时,他愤然走出书斋,加入抗议游行队伍,同联大附中的爱国师生携手并肩,与国民党反动军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表现出一个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和为民主革命而勇于献身的高尚节操。

在昆明求学、生活和斗争的八个春秋,给刘泮溪先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但是,这里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刘泮溪先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的骨肉亲人。抗战胜利之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消息传到昆明,他无比兴奋,便同山东籍好友孙昌熙、孙思白等立即应聘到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秋,刘泮溪先生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故乡,在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任国文教员。翌年5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青岛市的爱国学生于6月2日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山东大学的游行队伍刚刚走出校门,就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无理围截和殴打,致使许多学生受伤,也有不少人被架上警车逮捕。对此,刘泮溪先生表现出强烈义愤,他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并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到山大医院看望和慰问受伤的学生。

1950年,当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学校组建了文学院,吴富恒教授任院长,刘泮溪先生任文学院秘书兼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不久又升任中文系副主任,并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教学严肃认真,诲人不倦,诚朴谦和;研究方向明确,勇于探索,成绩斐然。其间,他还兼任《文史哲》编委、《山东文学》编委、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济南市政协委员和民盟山大支部委员等职。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的知识和力量,也为现代文学、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尤其是为鲁迅研究付出了毕生精力,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泮溪先生从青年学生时代就爱好文学,尤其喜欢鲁迅的小说和杂文。由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切与对真理的强烈追求,使他更崇敬鲁迅精神、鲁迅的思想和人格,并抱定学习、研究鲁迅的志愿。自20世纪50年代初,刘泮溪先生作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满怀坚定的信念,选定“鲁迅研究”为主攻方向,为此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53年,山东大学在华岗校长的倡导和主持下,中文系开设了“鲁迅研究”专题课,并确定由刘泮溪和孙昌熙、韩长经三人成立专题课小组。这是全国高校首次开设的一门新课程,开高校鲁迅研究之先河。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刘泮溪为主,将“鲁迅研究”专题课讲稿编写成《鲁迅研究》一书,于1957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问世的鲁迅研究专著之一。全书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及其创作成就,有许多新的见解和新的开拓。刘泮溪先生承担了全书大半部分的写作任务,特别是杂文部分。《鲁迅研究》一书出版以后,不仅得到国内现代文学研究者特别是鲁迅研究者的极大关注,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高校以该书为教材相继开设“鲁迅研究”专题课,为推动全国的鲁迅研究和培养鲁迅研究的专门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香港波文书店曾将《鲁迅研究》翻印,苏联、捷克等国的鲁迅研究专家也对该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给予高度重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鲁迅杂文的时代背景》一书,是刘泮溪先生研究鲁迅的另一部专著。该书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深刻阐释了鲁迅杂文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思想内涵,热情讴歌鲁迅杂文的艺术创造精神。作者通过对中国“五四”前后以至20世纪30年代政治、社会和文化历史的描述,深刻分析鲁迅执着于杂文创作的根本原因,并由此令人信服地展示出鲁迅以文艺武器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精神和卓越才能。因此,该书不仅对人们阅读鲁迅杂文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对深入研究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乃至对探讨革命文艺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刘泮溪先生始终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他在授课和著书之余,总是不停地积累,不断地思考,经常在《文史哲》发表鲁迅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有不少后来被收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研究室编选的《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中。刘泮溪先生研究鲁迅,既善于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同时又能独辟蹊径,追求新意。他学习华岗校长对鲁迅思想发展所采纳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吸收冯雪峰先生对鲁迅作品中现实主义精神特色的科学论断,从而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评判,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研究框架和观点,轮廓清晰完整,内容充实丰满,促进了国内的鲁迅研究和教学。直到逝世之前,他在病痛之中,还时时关心来自国内外的鲁迅研究信息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鲁迅作品,认真地考虑新的研究计划。

刘泮溪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接受过西方文艺理论的教育,他也曾用西方文艺理论写过文艺批评文章。但是,他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对于诸如文艺与社会生活、革命文艺与政治、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等一系列文艺的原则问题,获得了革命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是非标准,并从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特点,探讨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研究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文学创作,是新中国较早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专家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刘泮溪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材研讨会,出席会议的还有苏联著名的文论家毕达可夫。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会上制定出一个新的文艺理论教材提纲。回校后,他深入研究了这门学科的许多新问题,根据提纲编写文艺理论课的讲义。刘泮溪认为,最重要的是,努力启发和诱导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和基础知识,树立无产阶级的文艺观;同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努力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他的文艺理论讲义,始终贯穿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突出文艺的特殊规律、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阐明无产阶级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继承和对外国文艺思想的批判吸收的辩证观点,并以鲁迅为例,深刻分析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化、大众化风格。他教的这门课,因为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分析透彻、观点新颖而深受学生欢迎,由此培养出许多爱好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优秀人才。他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被收集在《文论小集》中,于1959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泮溪先生还擅长诗歌评论。早在1940年,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从“诗界革命”到新诗》就是在朱自清先生指导之下写成的一篇优秀诗歌研究论文,较早提出并阐释了五四新文学与近代文学革命的历史承继关系这样一个重要课题。此后,他又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诸如《希腊史诗“奥德赛”是怎样运用比喻的》《释〈诗经〉“伐柯”》《论鲁迅的诗歌》以及《读郭沫若的〈女神〉》等诗论和诗评。

刘泮溪先生的诗论和诗评包含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主张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因此,他虽然不善于写诗,却对民间歌谣有着特殊的爱好。他认为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表达的是人民群众的心声,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民间歌谣简洁、明快、质朴而又刚健清新,洋溢着泥土的芳香,充满了生活气息,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以及毕业后在昆明工作期间,他就曾搜集和整理过当地少数民族歌谣,并为《西南歌谣三百篇》写序。回到山东以后,他又着意搜集山东、河北一带的民间歌谣,发表了《从冀鲁民谣看中国封建农村的妇女》一文。为搜集这些民间歌谣,他利用许多节假日或其它可能的机会到一些乡村采访,也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征集。这不仅给他的诗论、诗评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同时也为他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他常常运用一些亲自搜集来的歌谣,分析阐明文艺与生活、革命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性情沉静,平日寡言少语,然而每逢师生联欢会,他总喜欢登台唱起动人的民间小调,表达自己对民间文艺的深厚感情。

刘泮溪先生在山东大学执教凡四十年,曾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和“鲁迅研究”等多门课程。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了众多优秀文学人才。除一般课堂教学之外,他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培养研究生、助教,辅导进修教师。他的这些学生中,有不少现已成为知名学者、教授,或者是科研、文艺以及党和国家一些重要单位、部门的专家和领导骨干,而他诚朴谦逊、诲人不倦的师风,更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1961-1963年,刘泮溪先生奉调去北京参加教育部主持的全国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统编现代文学史,工程浩大,任务繁重,国家领导极为重视。为确保编写工作圆满成功,周扬同志负责总的领导,调集了唐弢、王瑶、刘绶松、严家炎等著名现代文学专家和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国人大、山东大学等高校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编委会,由唐弢任主编,资任编委有严家炎、刘绶松、王瑶、路坎、刘泮溪等人。编委会拟议将整个现代文学史分为“五四”时期、“左联”时期、抗战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四个部分,并根据各位编委的研究专长分成四个编写小组分别编写。可是编委会的大多数人以往的主攻研究方向是“五四”和“左联”两个时期,相对来说,对解放区的文学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刘泮溪先生一直潜心鲁迅研究,论其专长,自然是承担“五四”或“左联”时期最为理想。不过,解放区文学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唐弢同志和编委会经再三斟酌,最后决定委托刘泮溪主持编写解放区文学部分。刘泮溪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以工作为重、顾全大局的精神,给编委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其实,刘泮溪先生从他在昆明最早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起,就十分向往解放区崭新的人民文艺。他认为,解放区文艺是中国现代文学划时代的变化,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为此,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研读过解放区作家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李季等人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创作的文艺作品。至于《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等著名秧歌剧、民族新歌剧,他不但研读剧本,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初曾多次观看过演出,直接感受到这些崭新的人民文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思想力和艺术生命力。他尤其喜爱诸如《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一些采用民歌形式写成的新诗,因为这些诗主题鲜明,形象生动,形式活泼,语言自然流畅,朴实优美,是“五四”以来新诗的再创造。他曾发表过《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文艺作品要进一步民族化大众化》等论文。刘泮溪先生长期以来对解放区文学的高度重视和研究,无疑为他确保完成解放区文学史的编写任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泮溪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建设以及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容低估的重要贡献。

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刘泮溪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失去了人身自由,长期被强迫接受“劳动改造”,教学和研究无法正常进行。“文化大革命”中期,他虽获得“解放”,但心脏病日趋严重,教学和研究都力不从心。在病中,他还是勉强支撑着认真备课,盼望有机会再去教学。后来出版的《鲁迅杂文的时代背景》一书,就是他为学生准备的“鲁迅研究专题”的教材。此外,他还参加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字典》的编写工作。这部字典于1974年出版以后很受读者欢迎,因供不应求,1976年再版。在政治压抑和病痛折磨的日子里,刘泮溪先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注释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国家出版局组织领导的《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项全国性高水平的艰巨工程,刘泮溪先生为此耗尽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忍着阵阵发作的心绞痛,甚至在潮湿低矮的防震棚里,仍坚持撰写注释材料,参加注释工作会议,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故事新编》注释小组。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愈是争分夺秒地工作,工作……他在给唐弢先生的一封信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过去枉抛心力,一事无成,思之惭愧。今后想做的事情还很多,目前除《故事新编》注释外,还想做个计划,在文学史方面,在鲁迅研究方面,不免想尽一点力量。我身患重病,但即使这个计划能够达到,为人民工作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事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跃然纸上!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刘泮溪没有来得及看到他参加注释的新版《鲁迅全集》,就于1978年2月17日与世长辞了。然而,刘泮溪为鲁迅研究,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将为人们永志不忘。

1958年,刘泮溪先生曾应邀到东德讲学,在柏林洪堡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为中德文化交流,为在国外传播祖国文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如同在国内教学一样,他为德国学生认真编写讲义,努力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具体而又生动的分析,使学生了解中国文学,理解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以及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这使德国学生很感兴趣,激发了他们对中国文学强烈的求知欲望。在教学过程中,由于他的知识渊博,又认真负责,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爱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隆重的圣诞节到来时,学生们热情地邀他赴圣诞晚宴,共同度过欢乐美好的时刻。

刘泮溪先生在洪堡大学讲学的同时,还接受了中国教育部委派他的另一任务:应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言文学院院长之聘请,指导该院一位名叫贝伊玛的博士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这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是“鲁迅研究”。刘泮溪先生为她仔细修订提纲,提供材料,润色文章,直到论文圆满完成。

在德国讲学期间,刘泮溪先生曾利用业余时间游览过莱比锡市的名胜古迹,还特意去文化名城魏玛参观歌德故居。他不会忘记,歌德的宏篇巨制《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在他青年时代震撼过自己的心灵;他更清楚,是歌德第一个发现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小说。站立在歌德和席勒的巨大铜像前,他心潮激荡,思绪万千。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一定要以出色的工作实现祖国的重托。刘泮溪先生全身心交付给中德文化交流,也感动了许多德国学者的心。洪堡大学东方学院主任贝喜先生,曾数次请刘泮溪先生到家中做客,畅叙中德友谊(贝喜先生曾到过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刘泮溪回国以后,两人还长时期通信表达彼此之间的绵绵友情。

刘泮溪先生的一生,虽然并无多少轰轰烈烈之伟业,但他执着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坚持正义和真理,为人诚朴、谦恭,无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道德情操,都表现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泮溪为人谨慎淳朴、忠诚可托。在旧社会,刻苦向学,锲而不舍,向往光明,守正不阿;解放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研究鲁迅,业有专攻,嘉掖青年,名挡域外。德才兼备,为朋辈推许;典型永存,足资后学取法。呜乎!天不假年,未能在新时期展其骥足,人所共惜!
这是山东师范大学管谨韧教授在刘泮溪先生逝世以后所写的一篇悼文,援引在此作结语,想是再合适不过了。


微信编辑 | 史佳威

责任编辑 | 贺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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