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社之宝003 | 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范泉（1916-2000）

1986年冬，我才从青海调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又是刚刚成立，人力极其有限。一家小社怎么可能编纂一部难度远远超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大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间跨度，仅仅不过十年，而且是当代人编当代作品，资料齐全，作品的影响和代表性一目了然，更无需标点断句、简化字体。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时间跨度，长达八十年，而且近代文学资料繁、散、乱，既浩似烟海，又隐显错杂，不少资料已经濒于佚失，要寻找一百年前的原著初版本，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找到以后，还要衡量取舍、点校、整理，任务繁重，工程巨大。但是我却心中有数，决不知难而退。我考虑到我自身的有利条件：由于我三四十年代已经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批老一辈的作家教授有过来往，建立了一定的信誉，只要我亲自去恭请他们，妥善组织，适当引导，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小社肯定能够编好大书。于是我从上海、北京、开封、苏州、广州等地先后聘请了老一辈近代文学研究者以及知名的近代文学教授学者陈子展、王元化等，组成二十五人的《大系》编委会，并且经过讨论和调整，确定十二专集的主编和副主编。同时在出版社内部，除了我和我的青年助手龚建星(后期是郑晓方)在出版社工作外，聘请了三位四十年代已有交往的老编审王知伊、周劭和杨友仁，作为社外顾问，组成“《大系》编辑室”，在每周一至二次的碰头会上，议论并解决编纂工作中随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编纂构架建成以后，在1987年12月10日和11日，召开了“《大系》编辑工作会议”，介绍了我们的编纂设想，宣布了《大系》总编辑委员会和各专集主编的名单，研讨了如何编好这部大书的有关问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袁是德和副局长赵斌，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中，热情支持这一巨大的出版工程，认为这是上海建造的“文化长城”(指文学《大系》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后代是功德无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主编赵家璧，介绍了他当时的编辑情况。编委王元化、施蛰存、徐中玉、贾植芳、柯灵、章培恒等相继发言，谈了有关编辑工作中必须注意和应当解决的问题。在两天的讨论中，各分集的主编和编辑成员，理解了编辑《大系》的要求，在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上初步取得了共识。

紧接着考虑的，是如何集思广益，提高各分集的编选质量问题。

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散处各地，不可能经常集合、召开会议。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乃至国内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编纂质量，我从1987年12月起，编辑了一份打印的十六开本、每期数千字到近两万字、装订成册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一种，每月不定期地出版二至三期，发表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大系》编辑室的书简、短文、编辑设想、选目、导言、情况介绍、访问记、通知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编选指导思想和选材问题上，发表了各家的争鸣书简。

我终于在市新闻出版局领导的热情支持下，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我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的工程。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部分）书影

通过连续印发的简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我们有意识地组织了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重点讨论过四个方面。

首先，是审议《大系》的构架是否合适。

我们要求从总体上，审议二千万字三十分卷应该如何分配给各个专集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从十个专集，增加到十二个专集，即增加《民间文学集》和《少数民族文学集》各一卷。在卷数分配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即《文学理论集》、《诗词集》、《戏剧集》和《俗文学集》，都从三卷减为二卷，而原定五卷的《小说集》，增加到六卷以至七卷。为此，我们增聘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任《民间文学集》主编，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任《少数民族文学集》主编。

其次，是探讨各集主编的编选指导思想。

我们要求各集主编按照各自对选材特点的认识，首先在简报上公布自己的《编选设想》，然后在编选材料搜集得差不多时，再公布《选目初稿》，让大家审议。在审议过程中，由编委伍蠡甫的书简，引出了编选指导思想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我们组织大家争鸣，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讨论：（1）“文学作品选”和“文选”的界限在哪里?《大系》应该按怎样的标准选材?（2）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特色?怎样从选材上反映这些特色?（3）如何理解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应该怎样通过选材，体现这种承启作用?

经过讨论，认为“文选”和“文学作品选”有区别，但是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散文集》，与其他各集关系不大。而编选散文，当然要选文学散文，但又不能离开救亡图强的时代背景，不能认为所有政治论文都不该选，那些确有文学价值的政治论文，也应归属于文学散文的范畴，可以入选。从这一问题上，后来又引出了何满子和周振甫对“近代散文作品与文章的分野”这一问题的好几个回合的争鸣。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大家认为，从时代背景理解，主要是救亡图强、反帝反封建和倡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改革开放，经世致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便失去革新的色彩和时代的精神。因此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桥梁，体现在思想上，从“载道”、“言志”到反帝反封建；题材上，从脱离现实到面对现实；方法上，从封闭到开放，从因袭成规到接受外国影响；语言上，从文言，开始走向白话。总起来说，完成量变阶段的近代文学，是从思想到形式，为现代文学的质变准备了条件。但是所有这些，是反映在近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上，而不是少数几篇作品可以体现出来。

第三,是重点讨论了《小说集》的三次选目。

《小说集》的篇幅占《大系》全书篇幅近四分之一，是《大系》的核心部分，曾经展开过较长时间的争鸣。《小说集》最初由编委章培恒任主编，他在1988年5月辞去编务后，我们又邀请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任主编。两任主编都曾公布了《编选设想》和《选目初稿》。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以后，继任的主编在1988年12月25日印发的简报第三十号上公布了《选目二稿》，同时发表了《诚恳的答复》，对各家热情关注并惠赐宝贵意见，表示感谢，除部分采纳外，对若干尚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说明。各家对《小说集·选目二稿》，反映较好。季镇淮认为“许多短篇被发掘出来，开眼界，增知识，明源流，考优劣，确是讨论的结果”。他特别赞赏端木蕻良的意见，即要求选目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脉络来”。他认为《小说集》的选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各个专集在简报上展开的讨论是不平衡的。除了《小说集》外，《散文集》的讨论也比较激烈。有关小说和散文的争鸣，我们在1989年夏编了一本《中国近代文学争鸣》，在同年10月出版，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全文印发《总序》初稿，广泛征询各家意见。

我们非常重视各集导言的写作，要求具有一定的数量(字数)和质量，确实具备各该专集文学品种从历史到现状以及欣赏选材本身的指导性阐述。最早出书的《翻译文学集》导言，就曾一再改写过。而写整部《大系》的“总序”，更必须是画龙点睛之作，因此我们邀请了明清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季镇淮，《中国近代文学史》作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则光合写一篇《总序》，由陈则光执笔。为了撰写《总序》，我曾与陈则光两次长谈，要求把《总序》写好，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渊源出发，梳理出近代文学的主流、支流、逆流和回流，给人以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指南。此后，当两万字的《总序(初稿)》经吴、季两位教授审改同意后，我们立即在1989年6月5日印发了《信息》第三十八号的“号外”，广泛征询《大系》编委和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讨论，在同年10月11日《信息》第四十五号上，发表了三位教授合写的《关于〈总序〉初稿的几点说明》，表示将接受各家所提意见，尽可能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谈理论，但同时说明，有些如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尚无权威性的定论，分歧难以统一，《总序》所说，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第1卷·文学理论集1》

《大系》三十卷，从十二个方面，多角度地给中国近代文学理清了头绪，描绘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在我们组织近百位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学者整理编纂过程中，发现了中国近代文学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奥秘：

一、“近代意识”的形成及其深远影响的发现。

从十九世纪中叶龚自珍眼看世道陵夷，危机四伏，呼吁“大变”、“速变”，魏源献出“师夷制夷”的御侮救国方策，到甲午海战覆败，洋务运动破产，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全面变革文学，相继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曲界革命”的口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作家无不响应，他们面向世界和新潮的现实，面对社会和人生的转化，形成求新、求变、求用的“近代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激情，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这是近代各文学流派倾向进步的作家的共识。正是这种在忧患中形成的“近代意识”，从“五四运动”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它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事实上给鸳鸯蝴蝶派平了反。

所谓鸳鸯蝴蝶派，是在批判时给《礼拜六》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一批作家的总称。“鸳鸯蝴蝶”，顾名思义，是指他们的创作都是些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无聊作品，带有贬义。其实这是片面的过甚其辞。他们的作品和影响，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1）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民生活、思想、民俗风物、社会潮流，是时代的产物，拥有大量读者。（2）他们之中的不少作家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如反对传统的封建制度对人性的祸害，揭露统治集团的专制独裁等，有进步倾向。（3）现代文学的不少著名作家，如陈独秀、叶圣陶、李劼人等，也曾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相互间并不排斥。（4）很多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是在鸳鸯蝴蝶派的摇篮里哺育成长的。比如张天翼、施蛰存和戴望舒，从小就曾受到鸳蝴派的影响。他们在中学时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出版社刊《兰友》，就曾特邀鸳蝴派著名作家程小青、赵苕狂等写稿，并以他们为榜样，学习创作侦探小说。特别是张天翼，在写鬼侠奇案小说《头等车室》、长篇侦探小说《十八号》的同时，还写了揭示豪门丑态的小说《无光珠》、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说《博士》等，他那带有幽默和讽刺味的写作风格，当时已经初步形成。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鸳蝴派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桥梁，起过必不可少的承启作用。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时，由于整个文坛非桐城谬种，即鸳鸯蝴蝶，被他们占领，只有把他们批倒批臭，才有可能树立起新文学的大旗，因此，当时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批判的影响，而至今对鸳蝴派仍然抱着全盘抹煞不屑一顾的态度，那是错误的。因此《大系》编选了这一流派的许多作品，事实上给鸳鸯蝴蝶派平了反。

三、近代翻译文学的崛起，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的。”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产生变化的外因，一般认为，是由于当时译介外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结果。其实译介外国文学，近代时期早已开始。以译诗为例。过去译诗都使用四言、五言、七言、楚辞、古风等，在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已经尝试用白话写诗的胡适，开始用白话体翻译了苏格兰女诗人A.Lindsay的《老洛伯》，这是产生于近代时期的第一首白话体译诗，它在艺术方法上，对新诗的创作影响很大。进入本世纪后，科幻小说大量引进，侦探小说也译介过来。从此，创作的科幻和侦探小说也随着诞生。我国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是从《茶花女》开始。《茶花女》作者小仲马的倒叙方式，被1912年出版的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首先仿效。西洋小说中有用第一人称自叙传形式、用日记或书信体写小说的。影响所至，符霖的《禽海石》，就是采用第一人称自叙传形式写的小说。徐枕亚的长篇小说《雪鸿泪史》，是采用日记体写作的。包天笑用书信体创作了小说《冥鸿》。恽铁樵的《工人小史》，仅仅记述两天的工作，但是作者用插叙的艺术手法，追述了工人的小史。这些都是突破传统小说的技法、学习外国小说的明显例证。在戏剧方面，由于直译西方剧本，在我国舞台上演出有困难，因此剧本的翻译，一般采用意译、编译或译述，便于观众接受。也有把外国剧本改编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剧本的，如1909年根据法国萨尔都的剧本《女优杜斯卡》改编为四幕悲剧《热泪》，在东京上演，效果良好。这种既翻译又创作的改编，至今仍在沿用。而且由于西方剧本的译介，从无到有地产生了话剧这个文学品种。因此在清末民初的译介外国文学，对繁荣我国创作有益，也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获得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的最高奖项——荣誉奖（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