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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当市长”
王伟中主持座谈会并讲话。陈如桂在会上通报了2020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介绍2021年工作思路。
会上，老领导们充分肯定深圳在极不平凡之年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绩，并聚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实施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等国家战略，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交通强国试点建设、加快形成创新人才高地、支持传统优势产业创新发展、打造民生幸福标杆等方面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其中，有一位老领导李子彬，就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我在深圳当市长》，可以说是深圳庆祝四十周年的一本好书，值得推荐！
通过深圳故事读懂中国奇迹——《我在深圳当市长》是李子彬在深圳任职5年半的纪实性回忆录，该书用讲故事的形式，记述了李子彬在1995-2000年担任深圳市长期间，深圳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实践，从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深圳发展中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一段历史。
真实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质，在深圳工作期间留下的26本工作笔记、讲话和会议纪要等珍贵资料为这一力作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小编了解到，李子彬这一届市政府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根本性扭转了深圳经济结构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局面，奠定了深圳现代产业基础。他以卓识远见对这座城市进行重新规划，加强路、港、水、电、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绘制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蓝图。“8·10”事件后，在深圳证券市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市政府重启证券市场的胆识和成效，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年间，李子彬这届市政府在重典治乱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等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让全国对深圳经济特区刮目相看，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
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高速度、高效率、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在深圳当市长》从“赴任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廉洁高效政府”“重新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深化国企改革”“金融业发展改革”和“珍贵记忆”八个方面对当年深圳的重大决策和实践进行了回忆和总结。
书中首次披露了李子彬当年“解救”华为的故事、为选一个理想的副市长而惊动国务院领导的细节、为保深圳城市规划通过审批而“小写大做”埋伏笔的过程、在省委书记面前力保深圳街道办干部级别不降格的努力、历经7年在莲花山广场竖起小平同志铜像的点点滴滴……虽然是纪实性的回忆录，但写得生动鲜活，读来趣味盎然。
时间是最好的验证，当年深圳做出的一些重大决策，对今天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为深圳未来的改革创新鼓劲，以史为鉴，创造出更大的辉煌，正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初心。如果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激发后人再做先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潮中勇立潮头，创造更大的辉煌，于我便是最大的欣慰。”在新书首发分享会上，李子彬介绍写作感想时坦陈自己提笔的初衷。
《我在深圳当市长》一书共分8个篇章，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当年深圳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实践，地产号特别摘录以下12个故事，一起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本书史料翔实，叙事清晰，文笔流畅，还原了深圳发展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段历史。虽然是纪实性的回忆录，但写得生动鲜活，读来趣味盎然。现摘录书中部分段落以飨读者！
在前言中：1994年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我到深圳工作。当年11月5日，我南下深圳，由化工部副部长转身成为一名深圳人。199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第二次创业”。回顾5年半的探索与实践，我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牛精神、创新进取精神。……在深圳5年半的工作时间里，还有许多珍贵的记忆。比如换届之时，为选一个理想的副市长，搭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班子，最终惊动了国务院领导同志；“8·10”事件后，深圳重启证券市场的那些人和事；历经7年，莲花山顶广场竖起了小平同志铜像；点点滴滴，都令我无法忘怀。
故事1：深入调研50天，拿出理政思路
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级别没有变化，面对的却是新的工作、新的挑战，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担负更重的责任。
到深圳上班后，前50天，我基本上按照中央领导指示，集中力量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熟悉干部。除了参加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以外，我很少应酬。哪怕中央领导、外省市领导来，一般都是市里其他领导去陪同。我用近两个月时间，到龙岗、宝安、罗湖、福田、南山5个区，市政府30多个部门，以及重点单位，如盐田港、深圳机场、大亚湾核电站等单位，进行深入调研，了解情况，熟悉干部。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1990年与1994年的几个重要经济指标的对比就可见一斑。国内生产总值从144.82亿元增加到560亿元，年均增长31.7%；出口贸易总额从29.96亿美元增加到183.09亿美元，年均增长26.9%，出口额自1993年起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由21.1亿元增加到74.4亿元，年均增长4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66.76亿元增加到221.14亿元，年均增长34.9%；全市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22万元提高到3.57万元；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由108.3上升到145.1，高出全国48个百分点。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深圳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
"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在消失"
第一个问题是，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特区实施的优惠政策，除了所得税的税率继续保持15%外，其余的优惠政策，或者已经成为全国的普惠政策，或者已经逐步被取消。因此，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在消失。
中央领导找我谈话时都讲到了这一点。“你是从北京去的，要引导好深圳的领导干部平顺转弯。但是你讲话要有艺术，拿捏得准，不要让他们感觉你跟他们唱另外一个调。”来到深圳之后，确实听到不少干部议论这件事，“没有优惠政策，搞什么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到底‘特’在哪里？”
中央认为在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给一些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是经过14年的建设，深圳已经发展起来了，这些特殊政策应该逐步取消。
"如果这种产业结构持续下去，深圳就绝无前途！"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结构的缺陷开始明显暴露出来。
1994年之前两年，深圳的工业发展速度开始有所下降。低到什么程度？已经低于全国平均工业增长水平。工业投资的比重，只占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总投资的百分之十几，后劲乏力。产业结构升级比较慢，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工业上唱主角的是“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它们曾经带来了投资和就业，但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企业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安全隐患多。
所以我到深圳就任之前，人家说深圳“水深火热”，几乎每年都发生火灾或者爆炸，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说穿了，就是港台投资的部分企业。日本、美国、欧洲的企业在深圳也有一些投资，但是他们的企业并没有发生火灾和爆炸。这主要是因为香港和台湾的企业投资者实力不强，到深圳投资，在村里搞一个简陋厂房，一楼二楼存放原料，三楼生产，四楼办公，五楼作为员工宿舍。为了防盗，窗户上又安装了护栏，一楼二楼着火，四楼五楼的人就逃不出来。而且这种企业只给村里交很少的管理费，并不纳税。如果这种产业结构持续下去，深圳就绝无前途！
深圳一无矿产资源；二无现代工业基础，成立经济特区之前是纯农业县；三无自己办的名牌大学和国家部委办的研究院所。如果产业结构还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深圳就毫无竞争力了。1993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香港的4%左右，财政收入是香港的4%左右，所以唯有尽快地调整优化深圳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才是深圳的未来所在、光明所在、前途所在。
房地产大量积压，建成的楼房空置350多万平方米，在建的面积还有近500万平方米。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挤压占用资金近400亿元，成了经济上的一个包袱。股票市场低迷，1992年“8·10”事件之后两年半的时间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每天交易量只有一两亿元，股票的价格已经跌到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股票市场如此低迷，不仅使得深圳各银行的头寸短缺，资本市场的低迷也使得金融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能力不够，同时也给深圳市的广大股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造成了很大压力。
"经济特区成立初期的那种高效率没有了"
第三个问题是，机关作风亟待改进，工作效率亟待提高。经济特区成立初期的那种高效率没有了，机关干部干劲十足、工作夜以继日、办公大楼晚上灯火通明的火热场景已经很少见。据说，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都要拎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小礼品，递交材料的同时送上小礼品，以求事情办得顺利、办得快。少数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 和官僚主义，已经让市民和企业感到厌恶。北京一些部委和其他一些省、市对此也有议论。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影响经济建设和外商以及内地企业来深圳投资的热情，甚至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社会治安的状况令深圳市民感到人身不安全，整天担心家里被盗"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市公安局报告，1994年1—10月，全市暴力犯罪案件2 395起。其中杀人案件152起，平均2天发生1起，每次都得死一两个人；抢劫案件1 855起，平均1天发生6起；绑架勒索案件388起，平均1天1起；入室盗窃犯罪立案5 704起，平均每天19起。公共场所的扒窃、小偷拎包、路面飞车抢劫现象严重，市公安局估计深圳的扒手有3 000人左右。社会治安的状况令深圳市民感到人身不安全，整天担心家里被盗。因为社会治安问题，一些外商（主要是港台商人）缺乏安全感而导致投资意愿受到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已经成为深圳市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障碍。
"城市管理问题很多，市容市貌乱象丛生"
第五个问题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不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路少、路窄，再加上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不高，堵塞严重。那些年，军队可以办企业，挂军队和武警部队车牌的车闯红灯、逆向行驶，可谓横冲直撞，交通警察制止时还遭掌掴！城市排水不畅，罗湖区的小区几次被大水淹及一楼窗台。城市供水能力不足，偶有断水现象。供电、通信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管理问题很多，市容市貌乱象丛生：供电线和电话线都是明线，密如蛛网悬在半空；小商小贩乱摆摊，马路边上很多卖凉粉的、卖小吃的，洗碗水乱倒；电线杆上多见“专治性病”的小广告，似乎深圳成了性病高发区。这些乱象严重影响市容市貌，与现代化城市建设格格不入。
面对上述问题，我不断思考，研究解决的良策。我在化工部任副部长时分管基本建设、科研和教育工作，对当时国际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发展动态以及产业结构变革的态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化工部工作之前，我还在辽宁省锦西市（1994年更名为葫芦岛市）担任过领导工作。这些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使我百虑终有一得。我也一直牢记来深圳前中央领导找我谈话时的指示和嘱咐，最后形成了我认为可行的工作思路，理清了施政重点。
“向省委书记汇报，理政思路得到全面肯定”
1995年1月1日，我根据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对今后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开展的重点工作的思路，专程赴广州向广东省委书记汇报。我首先汇报了经过50天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深圳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五方面的问题，接着汇报了针对这五方面问题所提出的对策以及今后施政的重点。
第一，加快调整优化深圳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深圳市的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这是深圳今后发展的希望所在、形象所在、后劲所在。不把产业结构调整过来，不奠定现代的产业基础，深圳今后就毫无优势、毫无前途！
第二，整顿机关作风，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
第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争取两年内实现基本好转，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搞活深圳的房地产业。消化近900万平方米的库存，释放出被挤压占用的近400亿元资金。
第五，启动低迷的证券市场，搞活深圳的金融业。发挥资本市场和银行业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同时，把广大股民从被套牢的股市中解脱出来。
省委书记十分专注地听我汇报。我谈完之后，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我对深圳的情况是了解一些的，但是像你这么清晰的分析和介绍，以前没有过。”作为省委书记，他经常到深圳检查指导工作，对深圳的情况何止是“了解一些”，这显然是他的谦虚和讲话艺术。
接着他又说：“你对今后工作的基本思路，虽然还没开始实施，但是凭我多年的工作经历，我认为肯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大胆去做吧！”我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了非常坚决的支持！这五方面的工作思路，就成为未来5年我施政的重点内容。
书记在听完我汇报后，叫来他的秘书，吩咐道：“请广州市高祀仁书记、黎子流市长陪子彬同志在广州市内转转，介绍一下广州的情况。吃完晚饭再送子彬同志回深圳。”我心里感到很温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他在看人、待人、用人这方面有很高的修养。
1995年以后，随着工作的陆续开展，我对深圳市属、区属国有企业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深圳市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我任市长的5年时间里，市委、市政府还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全面修编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加强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作为全市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任务，进行了艰苦、持续的努力。
故事2：“选配怎样的副市长搭班子？”
1995年是深圳市级领导班子换届年。这一年，深圳市开始了“第二次创业”，4月召开的市第二次党代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实现特区建设事业的宏伟战略目标，干部是决定因素，选配一个强干的市政府班子是我这个“班长”的当务之急。为物色一位理想的副市长人选，我多方努力，最后还惊动了国务院一位领导。
新一届市政府领导职数为一正六副。选配怎样的副市长搭班子？一是要德才兼备，二是其是分管工作领域的行家，三是要能独当一面，这三个条件是我坚持的主要选人标准。
1995年3月，新一届市政府6名副市长提名人选中已经确定了5个：李德成、王炬、何景焕、郭荣俊、袁汝稳，还缺一个分管财政、税务、教育和联系金融机构工作的副市长。我认为，为实现深圳市经济快速、高质量的增长，必须有现代金融业的支持，所以这名副市长提名人选必须是金融界的行
所以这名副市长提名人选必须是金融界的行家、专家。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标准选人，如果物色不到理想的人选，即使空缺也不将就。
故事3："马明哲婉拒副市长职位"
4月初，我开始物色这个副市长人选。我第一个想到的人选是马明哲，时任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我把马明哲请到我的办公室，给他讲这个副市长分管财政、税务、教育并联系金融机构，讲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我为什么认为他是合适人选。
和马明哲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市领导对他很器重，但心里又定不下来如何选择。我问他是否同意担任这个职务，他说：“我要回家问问我妈。”看来这次谈话让他心里很紧张，我发现他穿的那件蓝衬衫的整个后背都湿透了。
第二天早上8点钟，马明哲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我妈说，副市长的工作，各方面协调量很大，你嘴笨，干不了，你把平安保险公司干好，就很不错了。”我问：“你爱人什么意见？”他说：“她也不同意。”就这样，因为家人不同意，马明哲婉拒了我。
故事4："挖银行行长当副市长,惊动国务院领导“
我继续在金融界物色合适的副市长人选。后来我找到了武捷思，当时的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业务水平高，领导能力强。
我把武捷思请到我的办公室，开门见山说明了我的想法。我希望有一位金融方面的专家分管财政、税务工作，联系全市金融机构，而且希望他同时分管全市教育工作。之前，深圳的财政、教育工作由不同的副市长分管，人大代表普遍反映深圳的教育投入不足。新一届市政府班子的分工，我想改变一下：谁管财政，就让谁管教育。由分管财政的副市长同时分管教育工作，他就会更加重视全社会以及财政性教育投入，更好地促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我可以考虑来，但不一定能来得了，因为总行党组会议已经决定让我当总行副行长。”武捷思向我透露了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党组关于他的最新人事安排。
我跟他说：“你的总行副行长级别跟深圳副市长级别一样，都是正局级。 我没有贬低银行的人的意思，但实事求是地说，深圳市副市长的工作量比你在工商银行总行当副行长的工作量大很多，接触的工作面更宽，接触的人更多，工作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
“如果总行批准，我就留在深圳。”
武捷思的表态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开始做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领导的工作，给总行行长张肖打电话。
“张行长，您好！我是深圳市政府的李子彬。”
“子彬市长，我知道中央派你去了深圳，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要努力工作。”
“张行长您得帮忙，我有困难，想请您支持一下。”
“你说吧，要贷款、要额度，我都支持你！”
“银行贷款肯定需要您支持，但是眼下最着急的是找您要个人。我想让武捷思担任深圳市负责财政、教育、金融的副市长。”
“子彬啊，啥事都行，就这事不行。武捷思到总行当副行长这事总行党组已经开会通过了，报告已送到中组部，这事改不了了。”
张肖行长的话把我顶回来了。
我看直接找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要人这条路走不通了，就赶紧给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打电话，请他帮忙把武捷思给深圳要过来。张全景部长听说武捷思是张肖行长的部下，就痛快地说“我可以联系联系”，从他的口气我感觉他对这事挺乐观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收到张部长的回信。我想也不能总催领导，所以又等了几天。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又给张部长打了电话。
“子彬，不行啊，我联系了张肖行长两次，她都不开面。”我一听张部长这个口气不乐观，就知道不行了。张部长告诉我，他和张肖同志比较熟悉，以为武捷思的事情找她说一下能行，结果没想到张肖不开面，理由是武捷思的任命报告都报到了中组部。
虽然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不放武捷思，我已经碰了两次钉子，但我还是不死心，最后，我决定求助于国务院一位领导。
在这位国务院领导的关怀下，深圳的这个副市长人选终于得以落实。我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央对深圳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让原来一波三折的“挖”武捷思一事变得柳暗花明。
提名武捷思为副市长人选一事虽然尘埃落定，但时间上还是没有赶上1995年5月召开的深圳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换届选举大会。厉有为书记及市委常委坚定支持了我的想法，在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市政府的副市长人选暂空一个名额。1995年7月召开的深圳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武捷思为深圳市副市长。
故事5：“武捷思深夜暗访深圳大学，校园歌舞厅从此绝迹”
在研究副市长分工时，我跟武捷思说“你分管财税、金融，同时还要分管教育”，武捷思对此有点顾虑，说他从来没有搞过教育。我跟他说，人大代表们一直反映教育经费不足，你管财政也管教育，这钱就应该能保证充足。你提出方案，我们通过就可以了。
武捷思做事情非常负责任，让他分管教育，他很认真。
他两次拉上我的秘书郭立民，跟谁都不打招呼，晚上12点跑到深圳大学暗访。走进深圳大学校园，发现既有饭馆也有歌舞厅。已是子夜时分，饭馆还没关门，歌舞厅还在营业！
第二次暗访后的第二天，武捷思直接把深圳大学领导班子找来谈话：“你们都啥良心啊？我昨天半夜12点来，校园里的饭馆都不关门，好几个歌舞厅都在营业。你们说说，如果把你自个儿的闺女、儿子送到这学校来，你们能放心吗？立即整改，校园内饭馆迁出去！歌舞厅关门！”饭馆、歌舞厅从此在深圳大学校园内绝迹。
武捷思工作上手很快，做事很踏实，善于沟通商量又雷厉风行。事实证明这个人选对了。
我们这一届政府的副市长在工作上都很胜任。1995年，全年召开市政府常务会35次，市长、副市长现场办公会154次，政府党组成员会4次。在政府党组成员会上，我给各位副市长、秘书长布置工作。做了哪些、做到啥程度，到一定时间，大家碰碰头。他们在落实过程中，要是遇到困难，或者他们没想好怎么办，或者办不下去时再找我。我们这一届政府班子办事效率高，大家都很忙，但忙得都很开心，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故事6：“镇和街道办干部级别不降格”
深圳市作为副省级城市，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级别是正处级，相当于内地的一县之长。但在深圳的发展史上，此规格险些被降为副处级。这其中有一个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6年9月9日，省委书记和一位副书记一起来到深圳，了解深圳市贯彻省委此前召开的市委书记座谈会精神的进展、深圳市检察院领导班子调整有关问题和深圳市关于机构编制管理等五项工作。
当时市委书记厉有为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我负责向他们汇报。汇报工作将近结束时，省委书记对我说：“子彬同志，深圳是副省级市，书记、市长是副部级，副市长是正局级。你们的委办局正职相当于国家的副局级。但是，你们的镇党委书记、镇长和街道办事处主任却都是正处级，级别过高。按照副省级市的规格，他们应该降为副处级才合适。”
这一问题的提出，让我感到十分突然，也感到事关重大。
我说：“书记，这个事情不小，影响很大，需要慎重考虑。特区外的宝安区、龙岗区各有10个下属镇，特区内的几个区，每个区下设若干个街道办事处。每一个镇、每一个街道办事处管理的人口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企业的数量从几千到近万不等，工作量很大，任务十分繁重。我在辽宁省锦西市政府工作过，深圳市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和镇党委书记、镇长，他们面对的工作非常复杂，对经济发展所担负的责任，甚至比内地一个县委书记、县长的责任还重。所以，按照副处级的标准使用、管理这些干部，势必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外，按副处级标准招聘这一级干部，又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深圳市委会面临许多难处，面临许多问题。从全市的领导干部队伍看，深圳也不差这几十个正处级干部的职数，不一定非得把他们降为副处级。”
“我的意见还是别降格，保留原级别：原来是正处级的还是正处级，是副处级的还是副处级。”
省委书记听后，觉得有道理，点头同意：“子彬同志，你说的有道理，这些干部的级别就不降格了，就这么定了。”
省领导的表态和指示十分明确，没有说“回去召开省委会议研究研究”之类的话，决策断事干脆利落。
时间飞逝，这件事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从来没在市里的大会上说过，市委也没有下发过相关文件。所以直到现在，镇和街道办事处的干部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故事。
时过境迁，回头再看这件事，对深圳市这类干部的使用和管理，乃至对深圳市的工作，正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省委书记来征求我的意见，说明省委很重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当年省委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做出不降格的决定是正确的。
故事7：“作为特例立项的深圳地铁"
1995年底，深圳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已经接近400万人。如何保障市民交通安全便捷，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再加上深圳毗邻香港，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口岸城市，深港口岸过境旅客逐年激增。面对上述两大压力的叠加，深圳必须未雨绸缪，积极谋划应对全世界大城市的通病之一——交通堵塞问题。
为解决交通困难，发达国家3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把建设地铁作为治堵的最佳选择。虽然我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数量比西方发达国家少，但是6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靠地面交通工具仍无法有效解决道路交通拥堵问题。
困此，尽快修建地铁，是深圳的发展现实需要。
然而，当时我国经济还不发达，国务院明确规定：只允许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建地铁。
为了争取国务院同意深圳建地铁，从1995年12月到1997年6月，李子彬曾先后向4位中央领导汇报深圳建设地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城市建设地铁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确实需要。二是该城市的财政状况好，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不向国家伸手要钱。深圳人口近400万，到2000年预计会达到800-1000万人，确实需要地铁。另外，深圳的财政状况好，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高，有能力完全解决建设地铁的资金问题。所以请求国家能够开一个特例，允许深圳市建设地铁，希望国务院准予立项。”
值得注意的是，在向领导汇报时提到，“1995年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万亿；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43亿元；是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7%；珠海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83亿元，是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1.5%。”要努力啊！”领导沉思几秒后自言自语。李子彬曾揣摩领导在思考，“我们经济特区要努力赶上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圳和珠海，在两个文明建设上都要超过香港。”
最终，在1997年6月18日，李子彬第四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了3个项目：深港罗湖、皇岗/落马洲地铁接驳工程；深港西部通道 （跨深圳湾5千米大桥）工程；铜鼓通道工程之后，得到了与会领导的赞同，基本都过关了！这意味着，深圳市 地铁项目作为特例，获国务院批准立项！
从此，深圳地铁工程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在几任市委、市政府领导努力和付出下，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深圳人终于乘坐上了自己城市里的地铁！
>>国家批复！大湾区猛投4741亿建13条城际铁路，深圳5条途经8区即将爆发>>国家批复！深圳地铁四期3、6、7、8、11、12、13、16、20号线来了故事8：任正非在纽约请我吃饭 华为，是深圳特区和中国通信领域的一颗明珠。 1999年年初，正当华为公司蒸蒸日上之际，所有客户却收到一份署名“魏华”的华为拖欠工资，资不抵债”的诬告信，多达3000封，这使得华为几个月内没有一份订单。华为总裁任正非、副总裁孙亚芳写信给李子彬市长，请求给予帮助和支持。 6月15日，李子彬专程赴北京面见一位国务院领导，介绍了华为公司的情况。建议领导批示给国家审计署，牵头组织财政部、银行、工商局、税务局等部门，共同组成联合审计组到华为进行审计。李子彬说：“市场只相信事情的真相！……我相信，审计报告一定能还华为公司一个清白，诬告信立即现出原形，华为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审计报告一经公布，华为公司的订单立即涌入。华为公司遇到的这一劫，迎刃而解。 国务院领导说，“子彬同志，为一家民营企业的困难找我的，你是第一个。” 李子彬从1994年到深圳任职，直到2005年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休，与任正非常在工作场合见面，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退休后，李子彬在筹建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后的2007年6月在美国考察期间，有一天上午，酒店突然有人敲门，一开门，竟是任正非。 “怎么是你？” “我来请你吃饭。”
“这太夸张了，这顿饭太贵了!”
"这就是我任正非。你在领导岗位11年的时间，我们公司一顿饭也没请过你。但华为公司的人是懂得感恩的。你是我们的恩人，你现在退休了，我请你吃饭，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
故事9：告别荔枝节，举办首届高交会 始于1995年的深圳市“二次创业”，找准了一大突破口——将高科技开发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
但举办首届高交会却有一段小故事。
1998年，一次在外地的考察中，李子彬与市委书记吃早餐前聊起大连的国际服装节，很自然地说起了深圳的市节——荔枝节。荔枝节办了10年，初衷是开展经贸和文化联谊活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企业的感情联络，对于招商引资、加强对外交流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现在规模越搞越大，花钱越来越多。
市委书记突然话锋一转:
“深圳能不能停办荔枝节，新办一个与高科技有关的节？”
"当年举办荔枝节的初衷是开展经贸和文化联谊活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企业的感情联络，对于招商引资、加强对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荔枝节规模越搞越大，花钱越来越多，但效果、作用却已经不明显了，再办下去没必要，不妨配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办一个高科技方面的节。"李子彬接过市委书记的话说。
就这样，深圳领导聊天“聊停”了荔枝节。后来在各方支持下，决定筹办“中国高科技交易会”，简称高交会。 很快深圳就决定停办荔枝节，举办科技节。随后，深圳高交会筹办由“地方队”升格到“国家队”，首次举办惊喜不断，国际国内高度关注，展位供不应求。关键的是，1999年10月5日晚8点正式开幕，朱镕基总理亲自“站台”高交会，亮明了“国家态度”，高交会从此一炮打响。
最终，首届高交会历时6天，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额达64.94亿美元，大大超出深圳当初预期的10亿美元。首届高交会的成功，远远超出大学的最初预期，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紧张筹备，当初许多在外界看来档可能的事情最终被我们变成了现实。
首届高交并见证了深圳创新的力量：已在激光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大族激光，获得1000万的订单；曾办营运资金发愁的马化腾带着商业计划书，推销QQ前身OICQ，拿到腾讯发展史上最关键的第一笔风险投资220万美元，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故事10：深创投：国内首只创投基金
创业投资，是发展高新技术的推手。90年代，美国的纳斯达克风靡全球，而国内还没有诞生一支创投基金。
深圳市政府为了推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于1994年12月出资1亿元成立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专门为中小科技企业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服务。1998起，市财政每年注资1亿，使高新投资本金到2000年达到4亿元，提高了该公司对高新技术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担保能力。1996年，市政府研究培育风险投资体系，成立了科技风险投资体系课题组。1997年9月4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成立深圳市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创建科技风险投资体系的工作。李子彬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由副市长郭荣俊、武捷思、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应力，市科技局局长李连和担任，下设办公室，设在科技局。这次会议标志着深圳科技风险投资体系的创建工作正式拉开帷幕。成立一个由市领导亲自挂帅的科技风险投资领导机构，在全国尚属首例。
1999 年 8 月 26 日，深创投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7 亿元，其中 5 亿元来自于深圳市政府，另外 2 亿元从市场募集而来。 还从上海挖到了申银万国证券前CEO阚治东。当时深圳从国家层面谋求支持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暂时“此路不通”。而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不及，当时并未看好，实际才募得2亿元。当时的深创投虽然没有基金之名，但却以公司的名义干着创业投资基金的事，深创投的员工作为基金的GP(普通合伙人）。深创投实际上被誉为中国本土创业投资基金的策源地。 解决了钱和人的问题，李子彬市长给深创投交代了一个经营方针：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 后来，在上述的原则上又衍生出另外两大原则：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政府不塞项目不塞人。
这三大原则奠定深创投的行业老大地位。市政府给深创投立了一个规矩：一是立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初衷不能忘。深创投所投企业必须是处于初创初期、成长期的成长性企业；二是深创投所投企业不受地域限制，"立足深圳，面向全国"。 后来因为公司业绩好，领导班子和员工薪酬让一些人眼红。有人提议将“投资收益的8%奖励给公司全体员工”降为“5%”，理由是降低其他国企员工心理的不平衡。 深创投董事长坚决反对：
“定下的规矩说改就改，是不讲信用，会严重影响员工积极性。” 到了2014年，深创投已经是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因此成为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案例。 从2016年起，深创投实行新的薪酬体系，把投资净收益的10%奖励给全体员工。
1999年10月，市政府将创业投资引入首届高交会，构筑了国内外创投交流平台，让“向国际惯例靠拢”的理念浸润到中国创投企业的骨髓里。深创投成立不久，从法律层面规范创业投资的发展即被提上市政府的重要议事议程。2000年10月，深圳市颁布《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创业投资的政府规章。5年之后，国家发改委等10部委才联合发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的暂行办法吸纳了深圳市关于创业投资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的工业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为主，工业增长后继乏力。90年代中期，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深圳面临经济转型抉择：是沿用“惯性打法”，还是闯出一条新路径？我们选择新铸一把“密钥”——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形象所在、发展后劲所在。“一子落而满盘活”，正是这把“密钥”加速了深圳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成功转型，奠定了深圳现代产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期间，与著名高校共建新型研究院。其中，1996年12月21日，中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市校合作成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应运而生。这一创举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著名高校纷纷上门寻求合作，建立研究院。名校走出校门，携手深圳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在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助力深圳建立起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铺就了一条成功之路。
继清华大学之后，北京大学是第二个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建立新型研发机构的著名高校，携手同行的还有它的学术联盟——香港科技大学。在香港回归之后，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携手共建深港产学研基地，死心踏地在深圳“做最后一公里的事情”。深港产学研基地2001年3月8日大楼奠基，2002年1月19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深港产学研基地培训中心依托两校的教育资源，面向深圳市政府、企业及产业发展的需求，提供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培训，举办了13年的深圳民营及中小企业家工商管理班，已培养了两万多名企业家和高管，这些企业中已有30多家在中小板挂牌。
两个研究院的示范效应，最终在市高新区催生了深圳虚拟大学园，形成了“名校在深圳，汇聚高新区”的局面。市校强强联合，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激发了国内一批著名高校“孔雀东南飞”的决心：与深圳开展市校合作，实现政产学研的有机结合。1999年5月，市政府决定在深圳市高新区设立深圳虚拟大学园为深圳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教育科研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创新平台。1999年9月10日，深圳虚拟大学园正式开园，园区综合大楼创新基地大厦奠基，虚拟大学园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首批进驻全国22所名校校长荟萃深圳，济济一堂，这在深圳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深圳无名校，名校在深圳”“名校在深圳，汇聚高新区”成为深圳虚拟大学园的民间注解。
深圳梦注：目前，深圳虚拟大学园聚集了65所国内外知名院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49所中国内地院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6所香港院校,佐治亚理工学院等7所国外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活动基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事业单位建制、独立法人资格的成员院校深圳研究院51家；搭建“深圳虚拟大学园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平台”，在深设立研发机构187家，其中获批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创新载体74家；累计孵化科技企业1424家;各成员院校深圳研究院产学研工作持续深化、科研实力不断增强，承担国家级科技项目1501项，省部项目350项，市级项目2126项，获得专利1866项，软件著作权344项，发表论文5094篇,转化成果2237项。已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专业突出的高端人才宜聚地、研发机构聚集地和中小科技企业集散地。(深圳虚拟大学园官网）
在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棋盘上，1996年9月落子在深圳湾畔的市高新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这个面积仅有11.5平方千米、被誉为深圳“硅谷”的市高新区，它的诞生、发展和成功，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建设高科技城市的实践与探索的缩影。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对国家高新区2017年度评价中，深圳市高新区排名第二，已成为名副其实“高产田”。截止2017年，深圳高新区培育了149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境内外上市企业111家，孵化了大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聚集了大批创新创业人才。以中兴、腾讯、创维、海王、迈瑞、海能达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型企业迅速崛起，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先锋队。
故事12： 深圳实践：金融棋活，全盘皆活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的精辟论述揭示了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金融业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
“一个国家，如果金融出了问题，就会给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99年年初，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干部金融专题研究班上对大家的“告戒”强调的是：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
作为我们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已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发展大背景下，几乎“白手起来”的深圳金融业，冲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体系的旧模式，大胆进行金融制度和金融业务创新，扩大金融开放，发展金融产业，努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1980年8月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到1999年，经过近20年的迅猛发展，深圳金融与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新局面，金融业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动力，并为推动全国金融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2年，“8•10”事件发生后，全国证券市场步入持续三年的低迷状态，深圳证券市场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1995年7月，深圳市政府重启深圳证券市场，仅仅一年的时间，深圳股市就由低迷转向持续走强，成交总额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发挥了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支撑作用。深圳的实践再次证明：金融棋活，全盘皆活。
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第一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第一家由企业法人持股的商业银行、第一家证券公司等，有100多个金融领域的“全国第一”诞生在深圳。许多成功经验陆续向全国推广、普及。 在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方面，深圳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一些新业务品种，如住房按揭贷款、离岸金融业务以及新的保险品种等，都是深圳首先开办的。深圳金融业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如电话银行、缴费自选一本通、储蓄一卡通、银行证券卡、医通卡等，同样走在全国前列，为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运作效率提供了经验。 纵观世界历史，金融中心从来不是自封的，也不能靠行政手段规划而成，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并具备相应的要素条件。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深圳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雏形已现。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机构齐全、技术先进、业务发达、监管严密、运作高效、功能完备、辐射力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区域金融中心必将在深圳出现。>>祝贺！深圳、香港排名升了！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重磅！深圳宣布一个新目标：全球4大“金融中心”浮出水面！
故事还涉及：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初期，伴随着开放，“苍蝇”“蚊子”也跟着进来了，“黄、赌、毒”丑恶现象和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一度非常突出。铁腕整治，在香港回归之前用两年时间实现社会治安基本好转，再用三年时间实现更大好转，我们对老百姓许下的两个承诺一一兑现。重典治乱，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深圳让全国刮目相看。
建设廉洁高效政府
深圳的“第二次创业”，起点更高，难度更大，政府执政水平面临着严峻考验，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是实现“第二次创业”目标的关键。无论是大力整顿机关作风，完善公务员考评制度，狠刹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三乱”之风，还是在全国率先改革审批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从源头上遏制“土地腐败”和“工程腐败”，深圳这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的改革，显著改善了深圳市的营商环境。“刀口向内”，政府以革自己命的勇气展示了深圳经济特区勇立潮头的雄姿。
重新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规模快速扩大。1979-1989年，深圳10年间编制的5次城市规划，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1995-1996年，市政府面向未来、面向国际，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功能和发展目标科学定位，将规划面积从第五次城市规划的150平方千米覆盖到全市2020平方千米的每一个村落，描绘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蓝图。5年间投资521亿元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在那个年代，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都很少见。
深化国企改革
深圳经济特区的国有企业从诞生那天起就面向市场，经营体制比当时内地国有企业的“大锅饭”“铁饭碗”好得多。但深圳的国企改革仍然面临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96年9月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做出了方向性的重大决策：一是在市国资委下成立三家资产经营公司，其有六大职能，核心是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二是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在竞争性领域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三是明确国有企业与国家机关完全不同的职责。厘清“边界”，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深圳当年深化国企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依然可圈可点。
更多精彩内容，推荐阅读《我在深圳当市长》
透过深圳故事，读懂中国奇迹
40年间，深圳从一个南国小县，
发展成为亚洲前五名的国际化特大城市，
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
作者简介
李子彬
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84年7月—1989年7月，任锦西化工总厂厂长。通过“企业整顿”和“五七”技术改造，使这家濒临倒闭的特大型企业焕发了勃勃生机。
1989年7月—1991年11月，任锦西市委常委、副市长。主持编制了锦西市城市整体规划。
1991年12月—1994年11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分管基本建设、科研。
1994年11月—2000年5月，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深圳现代产业基础。重新编制深圳市总体规划，加强了路、港、水、电等基础设施，绘制出深圳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蓝图。发挥改革开放的窗口作用，努力建设廉洁高效政府。
2000年5月—2005年8月，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2006年12月—2016年12月，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坚持市场化方向、企业化管理的方针，坚持不懈地推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
来源：深圳梦（微信号ID：SZeverything）综合自《我在深圳当市长》、深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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