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远路长：漫谈耿云志先生与胡适研究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文 |杨海亮，业余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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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历史学家。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耿先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思想史用力尤多。在胡适研究领域，也是精耕细作，取得了光辉业绩。四十多年来，耿先生撰写了大量有关胡适的论文，整理了众多有关胡适的资料，尤其是整理了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又发起胡适研究会，组织多次相关学术会议，主编多种胡适研究书刊，为推动胡适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毫无疑问，耿云志先生不仅是胡适研究的先行者，也是胡适研究的开拓人。这样一位怀才抱德的学者，实在很有必要说道一番。

耿先生从事胡适研究是许多原因促成的。从耿先生的早年经历可知，这里面包含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耿先生自己也说：“我是被一种客观形势推到研究胡适的路上来的。如果没有研究中华民国史这回事，按我个人的兴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又如果我不是被分在中华民国史的人物传小组，又如果我不是被委以重点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我也许就不会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除了“客观形势”，耿先生自己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加上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着丰富的胡适档案，加上院里、所里有开明的同仁、领导，一切也就自然而然了。

耿云志

据耿先生回忆，1975年，他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大约花了10个月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了一遍。同时，试探性地写了一篇丁文江的小传。虽然，这与胡适研究没有直接关联。但丁文江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交往频繁，相互影响，相互支持，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对相知相惜的朋友。因此，耿先生撰写丁文江的小传，为紧随其后撰写胡适的小传，实际上是作了准备。这一时期，可称为耿先生胡适研究的起始阶段。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逢十纪念”是中国的传统。当年春节过后，耿先生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写了长达两万余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这是耿先生第一篇研究胡适的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是当期最有份量的一文。耿先生在文中强调以“分析的态度”对待胡适，肯定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胡适提倡个性解放、女子解放等起到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还肯定了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几个特殊历史时期，胡适几乎成了一切反动罪名的箭垛人物。动乱的十年收场伊始，耿先生就对胡适进行一连串的“肯定”，不说是“平地一声雷”，至少是“敢为天下先”。虽然该文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没有改变胡适的政治地位，但终归开了好头。是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会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纪念活动，“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地研究从此开始”。耿先生的胡适研究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并在胡适研究领域创下诸多“第一”。

比如，《胡适与陈独秀》。这是第一篇将胡适与陈独秀比较研究的文章，发表在《安徽史学》1985年第2期。文章揭示了胡、陈两位在新文化运动中同居领袖地位并肩作战的老朋友，因各自出身、教育背景和所受不同思想的影响，虽政治上分手却保持终生友谊。耿先生将两人关系的由来与发展，两人思想的异同进行梳理，不乏精辟透彻的分析和独到深邃的议论，让读者一目了然又获益良多。这两位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共事不过两年，相交则有二十年，“一个是革命家，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脾气倔强而待人恳挚，一个是温文尔雅而待人以礼。陈独秀可谓‘至性’的人，常常焕发激情；而胡适则是个重修养的人，事事出之以理性。他们两人几乎处处都显出可以互补的性质。这对朋友的交谊及其各自的生平志业，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典型意义的好材料”。耿先生曾将初稿加以增补扩写，收入《胡适研究十论》。这里，补充说明的是，耿先生一向反对暗改己作，“我一向不赞成对已发表过的书或文章在内容上做任何改动。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见解，尽可另行撰文。凡已经发表的言论、著作，或者已经做过的事，便都成为历史。我们可以改变对历史的认识，但不可以改变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把这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准则”。这番话，放在今天也是振聋发聩、引人深省。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的态度。

又如，《胡适研究论稿》。这本书是1949后大陆第一本系统研究胡适的专著，且因为是专题研究，具有一定深度。《胡适研究论稿》于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耿先生从1979年至1984年所写的10篇关于胡适的专题论文，包括《胡适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与方法》《胡适的实验主义》等。因为掌握了大量材料，而且是第一手材料，耿先生对胡适在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等方面的探讨，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而且尽可能做到了深入与深刻。同样，由于受教条主义影响，有的认识和议论还不到位。但因为是开创性的著作，出版之后受到了海内外知识界高度重视，香港、台湾及美国的不少中文报刊给予报道，并作了高度评价。

《胡适研究论稿》

再如，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胡适研讨会。1991年是胡适100周年诞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节点。可1989年的风波过后，学界气氛颇为滞重，对胡适的讨论更是存在多而大的分歧。耿先生却坚持认为，胡适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举世公认，应当为胡适诞辰100周年做点什么。否则，“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为此，耿先生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筹备这次研讨会。几经周折，会议于1991年11月7日至11月10日在胡适的故乡安徽绩溪举行。开幕式上，耿先生表示，“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史上具有广泛影响而又争议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对他只有批判而无研究。十余年来，胡适研究的有关论著相继问世，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适研究将会在比较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下，不断深入，取得更大进展”。应当说，耿先生的预言是准确的。之后的三十年里，学术研究氛围还算“比较正常”。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胡适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观的进步。正如耿先生日后多次坦言的那样——“胡适研究的进展，人们对胡适的认识和了解的加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种天然尺度”。这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意义重大，全国绝大多数从事胡适研究的人和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人，聚在一起，彼此联谊。会议的论文编辑成书，即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可以说，“因为这次成功的学术聚会，才有以后数年胡适研究的迅速推广，才有胡适研究会的成立和《胡适全集》编辑工作的筹议”。

还有，《胡适研究丛刊》。1995年5月，耿先生创编《胡适研究丛刊》。这是胡适研究的新园地。第一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研究胡适的论文及回忆文章，共30万字。书前有谢冰心、顾廷龙、季羡林、萧乾等人的题字；书中除了论文，还选登了少量未发表的胡适往来书信；书后附有当时胡适研究的著作目录。书中的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唐德刚先生的《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分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异同；周策纵先生的《论“胡适研究”与“研究胡适”》，指出“胡适思想”或“胡适哲学”就是“胡适研究”；周质平先生的《国界与是非》，分析了胡适早期思想中的“爱国”思想；欧阳哲生先生的《胡适与儒学》，认为胡适在价值判断上力图打破儒学的正统地位，在历史判断上又要求恢复儒学的原初面目肯定孔孟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与地位；朱文华先生的《论胡适的“民族反省”思想》，指出胡适“民族反省”的思想主张是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等等。

除了学术论文，罗尔纲先生的《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一个实例——〈醒世姻缘〉的考证》，邓广铭先生的口述《我与胡适》，萧乾先生致胡适的信等，都极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耿先生自己为书作序——《重新发现胡适》。序中，耿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由于中国已从动荡、战争与革命的年代进入和平建设的年代，胡适的思想主张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耿先生呼吁，要充分理性地面对一切挑战；要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改革；要反对“目的热”“方法盲”；要反对武断、迷信，提倡独立思考；要以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等。显然，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耿先生的见识依旧没有过时，有的甚至在当今社会更要突出、更为需要。《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于1996年出版，第三辑于1998年出版，之后因经费困难导致停编，实在可惜。不过，到了2008年，耿先生又创办了《胡适研究通讯》，定为季刊，虽属内部印刷品，不公开发行，但对于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还是大有作用。如，余英时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就表示：“我常常阅览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研究通讯》，知道有关胡适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专书和论文，数量远超我的想象。”此外，耿先生与宋广波先生主编的《胡适研究论丛》（第二辑、第三辑），也深受读者欢迎，特别有助于了解胡适研究的历史进程、前沿动态等，也多少弥补了当年《胡适研究丛刊》停编的遗憾。

在耿先生的胡适研究或与之相关的活动中，还有两笔“浓墨重彩”：一是主编《胡适遗稿及私藏书信》，一是编辑《胡适论争集》。为了《胡适遗稿及私藏书信》，耿先生花去多年心力。该书1994年12月由黄山书社出版，所收文献完全取自胡适档案，共计42册。其中，1至17册为文稿，18至22册为胡适及其家人的书信，23至42册为他人致胡适的书信。为了保存文献原有状态，全书一律采取影印的办法。由于包含大量外间不曾见到的第一手材料，故而受到学界高度重视，一时成为被征引最多的书籍。《胡适论争集》也是大部头书，于1998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文学革命开始，到台湾时期，到胡适逝世之后，有关胡适的争论基本收入在内，多达340余万字，同样是一部资料丰富、价值甚高的学术资料集。

耿先生在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我个人从事胡适研究已有40余年，胡适研究对于我基本上是业余的，我的绝大部分时间被集体课题和其他工作所占用。”关于“业余”的说法，是出于谦逊，也符合实情。耿先生的学术生涯有“三驾马车”，胡适研究是其中之一，另外两“驾”，一是“清末的立宪运动”，除完成《中华民国史》相关章节的撰述外，耿先生相继发表多篇论文，实事求是地、深入地论述和评析清末立宪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一是“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耿先生提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发展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这两“驾”，也是“马到成功”。前者，耿先生在国内第一次对清末立宪运动给予客观的、肯定的历史评价；后者，耿先生主持、完成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形成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将“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发展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这一见解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备受学界关注和认同。

“三驾马车”是耿先生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力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三驾”之中，“跑”得相对吃力的是胡适研究。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清除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胡适思想”都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敏感”时期，“知识分子面对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敢正视不可撼动的政治权威者的权力，人格物化为一种保全身家性命的应急本能，也奴化为一种攻守自如的生存策略”，多少人明哲保身、借势作恶，成为权力施虐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权力魔杖的祭品。即便是思想渐渐解放，环境渐渐宽松，能够站出来表示醒悟、忏悔和道歉的，也屈指可数。因此，能够不起哄、不抹黑、不批判已是难得，能够站出来为胡适正名、正身、正行就更为可贵。尽管在胡适研究的过程中，耿先生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反对和不同程度的压力，但他始终坚持讲真话、求真理，坚持“跟着事实和逻辑走”的治学准则，且“凭个人的兴趣和意愿”，“怀着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做”，故而胡适研究之于耿先生“非常愉快、欣慰”。也正因为有耿先生这样的性情学者以及众多志同道合者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胡适，认识胡适的真实面目，理解胡适的真实思想。这也是耿先生热心于胡适研究的最大的愿望。

如果把耿云志先生称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实事求是研究胡适的学者，想必会有争议。但称称之为中国大陆胡适研究的开拓者，大概没有异议。虽然耿先生自称研究胡适是“业余”的，但他在胡适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却是专业的，而且是丰硕的、卓著的。不仅如此，耿先生还是中国大陆胡适研究的积极推动者和领导者。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耿先生组织胡适学术研讨会，发起胡适研究会，创编胡适研究书刊，举办“中学生读胡适”征文，联络胡适研究专家、学者和“票友”等，可谓乐此不疲、矢志不移。耿先生自称是“一个非常缺乏办事能力的人，特别是不具备现在人们称之为‘公关’的那种本领”，但就其推动胡适研究发展的实效而言，耿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社会活动家”。学术研究是一代学人之间的共勉共进，是一代一代学人之间的接力传承。耿先生秉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一方面乐于与同辈、同仁携手奋进，另一方面勤于向弟子、后学传道授业，堪称“古道热肠”。这方面的例证，总能轻而易举地见到。

1930年在北京大学的胡适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完成《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之后，曾有心转移到别的研究课题，以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正处于“转移”之时，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编辑向他征询编辑胡适作品的选题。欧阳哲生提出编辑胡适的书信，刘方当场支持。在当时胡适本人著作出版甚少的背景下，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约稿。鉴于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中尚有相当数量的胡适书信没有整理、公布，欧阳哲生想与耿先生合作。很快，两人形成“统一战线”。经过两年多时间时间的编辑、整理，《胡适书信集》（3册）于1996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欧阳哲生与耿先生再次合作，编辑整理了第一部《胡适全集》（44卷）中的书信部分。多年后，已成为著名史学专家的欧阳哲生教授在《我的胡适研究之路》中写道：“可以说，我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三个阶段，虽学业在不断上升，但研究课题和主要精力都放在胡适研究这一课题。”文中，欧阳哲生教授把整理文献视为自己研究胡适工作的主要成果，“自认做了一些奋力前驱、添砖加瓦的工作”。在规划未来的胡适研究时表示，继续围绕胡适撰文，继续搜集胡适书信。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德旺曾在吉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攻读硕士研究生，其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胡适和中国学生运动》。开题后，按照惯例研究生外出调研。在北京期间，张德旺经人介绍拜访了多位研究员、教授，其中之一便是耿先生，并认为耿先生给的指教“最多最力”。在《从胡适到“五四”》一文中，张德旺回忆与耿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初次见面，耿先生在他的办公室，给我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胡适研究，既有宏观总体把握，又有重点问题深入具体分析。如北大南迁不是胡适破坏五四爱国运动，而是上海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为反抗北洋政府镇压北大新派力量，保存北大新派教师而提出的一个设想，先生讲得清清楚楚。”据张德旺说，这个观点还被直接写入其硕士论文。耿先生强调“要注意材料的收集，要用证据说话，把研究做实”也给其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张德旺只要进京出差，只要有时间，只要耿先生在京，都会去近代史所就胡适及其相关研究向耿先生请教，“每次均得到指教，还不断在先生处能借到或见到一些新书”。从此，张德旺与胡适研究结缘，不仅顺利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也为日后研究胡适与五四作了铺垫。

安徽黄山学院的方利山教授是从关注家乡徽州文化迷上徽州学研究以后，才渐渐走进胡适的。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方利山教授得到了学界众多学者、专家的指导、引领和激励。在《走进胡适三十年》中，方利山教授回忆：“在耿云志等老师的悉心指导帮助下，我基本弄清了胡适二十多年专注《水经注》校本研究，努力为戴震平反的缘由、心路和过程，在传统评价面前我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特别要提的是安徽绩溪一名胡适资料收藏者——胡成业先生。胡先生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收藏胡适旨在丰富绩溪的文化遗产，在具体定向上一是收藏胡适资料，二是收藏胡适专著和胡适研究书籍，三是做胡适论著的目录索引。胡先生表示，这是一门“书皮学”的学问，为研究者提供基础资料，也凸显胡适文化宝藏的丰富和多彩。胡先生的收藏成绩得到了多人认可，耿先生称之为“全国他无右者”。耿先生还时不时赠书，当是对胡先生的支持。“兴趣促成收获，收获浓厚兴趣”。胡先生沉浸于胡适收藏：“我为痴迷胡适而苦而乐，心里得到极大安抚。”胡先生阅读胡适、宣传胡适，感于胡适研究从“禁区”到“显学”，还特意撰写了《值得景仰的三位胡适研究的开拓人——唐德刚、李又宁、耿云志三位教授》。三位学者中，唐德刚、李又宁两位学者长期旅居海外。如此，胡先生在大陆敬仰的“胡适研究的开拓者”首推当是耿先生。

近四十年来，耿先生不遗余力提携、扶助他人的美谈佳话还有许多，包括其先后培养的博士、博士后，也大多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发挥着各自作用，其中选择胡适研究为志业、志趣的，也不乏其人。完全可以说，耿先生团结和带领学界内外胡适的研究者、爱好者，促成了一种集思广益、勠力同心的学术风气，对于推动胡适研究起了积极作用。这是耿先生对胡适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贡献。2019年12月，耿先生向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两千多册，胡适研究方面的图书尤为丰富。这种“泽被后世，嘉惠学林”的义举、情怀，彰显了老一辈学人治学与做人的高风亮节。这种高尚品质也是学界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大起大落的人物。只要谈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政治，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位“生前早已毁誉参半，死后依然功罪未定”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历经四十余年，以耿云志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身体力行，矢志不渝，一步一步地推动胡适研究发展，迎来了可喜可贺的局面。如果“论功行赏”，耿先生无疑是胡适研究的先行者和领路人，厥功至伟，彪炳史册。耿先生回顾自己的胡适研究历程时说：“胡适研究是一项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历史既然把我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就义不容辞，尽我所有的心力来做这件事。否则，我会于心不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沿着数十年来的道路继续做下去，将来必定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

2020.05.17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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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耿云志，宋广波.心远路长——胡适研究的历程[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

耿云志.胡适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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