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第一章，理论追溯：文体学与古典修辞学的学术渊源。古典修辞学的演说理论由五大部分组成：觅材取材（Inventio; invention or discovery）、谋篇布局(Dispositio; disposition)、文体风格（Elocutio; style）、演讲记忆（Memoria; memory）、现场发挥（Pronuntiatio; delivery）。当时的文体风格仅是把觅取的并配置好的修辞原材料加以表达的艺术。当时的文体观念仅为追求辞藻，即“修饰性”（详见从莱庭，徐鲁亚：2007）。那么，20世纪之后的文体学与古典修辞学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张德禄教授认为，修辞学主要针对演讲或者写作的过程而言，包括这种过程的准备阶段和进行阶段，重点研究语篇的生成，讲话者和作者对语言的选择过程与选择方式、方法和技巧等，强调修辞是一种过程或活动。文体学则重点探讨语篇对听话者或读者的影响。它把语篇视作产品或者结果，然后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看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应。当然，话语交际的活动中，语言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是同时进行又有交叉，所以修辞与文体难以做到“泾渭分明”，二者仅是侧重点不同。另外，研究者的概念界定的时候要注意广义与狭义的文体学/修辞学，避免无谓的学术辩论。

第二章，概念定义：文体和文体学的定义以及文体学的研究范围。虽然文体学渊源系于古希腊时代，但直到20世纪初才有stylistics这个术语。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文体观主要是“选择观”、“偏离观”和“功能观”。以Halliday（1971）为代表的一元论选择观，即任何选择都是同时对形式和意义的选择，对形式和意义的选择都具有文体意义，即不存在没有文体的区域；音系、词汇-语法的选择都会产生文体效应。Halliday批评了“偏离观”将注意力放在了偏颇、特殊的边缘区域，视文体为怪异、偏离常规的东西，实际上文体特征是语篇最有效、最正常的特征。Halliday在接受布拉格学派的影响后，认为文体不仅仅是突出（prominence）而且是“有动因的突出”（motivated prominence）。再回顾17世纪Peter Ramus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将修辞学放进了“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口袋，认为修辞仅是文体装饰（二元论即将形式和文体分开看待）。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修辞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被逼近了修辞格研究的狭小角落。单独的修辞特征未必是文体特征，只有在情景语境中发挥作用，才可以称为文体特征。张德禄指出文体研究轨迹始于语篇研究但有不局限于单个语篇，而是定位于发现某个作家、某个时代、某个语域甚至某个文学学派的潮流。笔者将张德禄等（2015）归纳的文体学体系图示如下（图1）

图1.文体学的分类

第三章，文体机理：偏离、突出和前景，此章是第二章的延伸思考，聚焦形式文体学（视文体效果为偏离）、功能文体学（视文体效果为前景化）和认知文体学（视文体效果为文体特征与认知结构呼应）现代三大文体学理论流派。作者虽然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为专长，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形式文体学的价值，正如侯维瑞（1988:221）所说：文学语言的特征在于经常使读者注意语言表达本身，通过对语言的各个层面偏离语言应用的常规，从而用最具有表现力和创造性的语言展现人物形象，表达作品主题意义，并产生最动人的文体效果。功能文体学把文体分析对象从偏离扩大到偏离+突出（prominence）。突出的方式既可以是失协（质的突出）也可以是失衡（量的突出）(详见张德禄，2005)。与形式、功能不同，认知文体学将外部语境深入到内部认知语境，解释了文体效果的认知理据，即某些语言特征之所以具有文体效果是因为该语言特征与读者的认知结构相呼应。

第四章，文体学研究方法。文体学研究方法始于直觉感官，得益于语言学理论发展并逐步走向科学化道路。笔者发现，由中国修辞学会文体学研究会策划的文体学研究论丛最新一期主题为：实证、认知、跨学科。其中，国际文体学协会前任主席Willie van Peer（2014）批评文体学在过去数十年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方法论意识和知识的缺失，他强调文体学研究吸收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的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他还用诗歌检验不同文化群体读者的审美反应（详见，苏晓军：2014）这种实证研究的必要性也充分体现在《英语文体学重点问题研究》书中，笔者将其图示如下（图2）。作者在介绍各种方法基础上，也提出了文体学研究方法选择原则。

图2.文体学研究方法谱系

第五章，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语篇的文体。本章是第四章研究方法中“语言学理论方法”的详细阐释。作者考虑到形式主义文体学虽然比功能、认知文体学早了几十年，但人们对其了解少、误读多，所以特意选择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的代表观点（即Bally的结构主义文体学思想、Jakobson的“诗学功能”、Riffaterre的感受文体学以及生成文体学和后行为主义感受文体学）。当前，语言学范式的文体学研究最广泛应用的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于1969年在意大利宣读了《语言功能和文学文体》，分析小说《继承者》体现概念功能的及物性系统，该文是功能文体学的扛鼎之作。此后，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多采用及物性模式对文本的语义层面分析，但是后来逐步呈现多功能文体分析。作者提醒我们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文体研究并非势同水火，前者对音系、韵律、词汇、句法等层面的语言特征分析与后者在语境、功能角度的解读可以结合起来，更全面地揭示语篇的主题意义和语篇特征。本章还就理论基础、制约文体选择的条件、分析方法、分析程序对比了认知文体学和功能文体学之间的异同，并设计了认知文体学的分析框架，指明了认知文体学的最新动向。

第六章，文学文体学。Carter和Simpson(1989)划分文体学流派时，区分了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这种认识将文学文体学局限于审美欣赏的狭小空间，也割裂了文学发声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本章也批驳了另外一种混乱的认识，作者认为“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本章还结合国内外文献详尽地探讨了文学文体学的三个下属部分，即诗歌文体学、小说文体学和戏剧文体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体说有五个趋势，即认知转向、语料库技术支持、体裁广泛、多模态化、与翻译和叙事学等交叉融合。

第七章，实用文体学主要研究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直接用于交际的语言的文体特色，实际上，其研究对象包括了纯文学语篇之外的所有语篇。但作者也提醒我们注意文学性——实用性实则是连续体。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偏于结果视角，Bhatia(2008:58)提到语类侵殖（generic colonization）是过程视角。他认为语类规约并非一成不变，一种语类可能侵入另外一种语类或者语类规约，形成新的杂合体。当然，这里面会包含主统语类和依附语类，特别是利用历时语料库发掘语类的语步结构（或者悉尼学派所说的图式结构）、词汇-语法等层面都可能历时体现出微妙变化。作者在本章谈到非文学文体分析时需注意语域的距离（比如家书与商业信函的距离）、语域的层次（具体与抽象）、语域的范围（封闭性语域与开放性语域）。笔者认为非文学文体学研究中要注意语域研究结合语类研究来发掘文体价值， Martin(1984/2011)就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语类在阶段(stage，相当于move)推进过程中，语域也随之动态变化，这种变化所含的文体价值值得我们研究。

第八章，叙事文体学。作者先辨析了叙事文体学的两种解释，一种是narratological stylistics,叙事学与文体学分析方法的融合；另一种是narrative stylistics,以叙事为对象的文体学分析。本章谈论的是前者，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势必会蕴含后者。一部作品的叙事技巧和文体技巧互成经纬，单纯分析微观层面的语言现象会使文体学家“见木不见林”，只分析宏观层面的叙事技巧又可能会缺乏具体语言细节的支持而流于空泛。作者重点分析了Nash、Short对叙事文体学的研究成果，并展现如何从空间形式对福克纳的作品《八月之光》进行叙事文体分析。

第九章，多模态文体学。O’Toole(1994)与Kress和van Leeuven(1996)均是较早开展多模态话语分析又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作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王峰，2015）。笔者认为借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到文体学研究不仅要强调“前景化”这一核心要义，还要考虑Hasan（2011:33）提出的“前景化一致”。所以，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作者在书中重点谈到了视觉符号语法、模态协同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动态多模态功能文体学理论框架。模态之间的协同关系被划分为互补关系（又包括强化和非强化）和非互补关系（包括交叠、内包和语境交互关系），但是事实上，模态协同效应也并非模态越多越好，也不乏多模态话语交际失败的案例，最典型的案例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不太受欢迎的影视作品。

主要特色

    1研究特色：超学科研究

我们知道本书作者张德禄教授是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常青树学者，他在本书也贯彻了功能文体学研究“前景化”、“有动因的突出”的文体观念。同时，他也十分认同形式文体学的价值，并认为抓住偏离特征可以在语篇的各个层次上查找，也能帮助我们提高文体分析的效率。功能语言学强调语境，把突出的语言特征和语境的相关程度作为判断文体特征、分析文体效果的标准，这个角度来说形式与功能是有界面接口的。那么认知语言学也强调语境，是否也与功能语境有界面接口呢？答案是肯定的，包括Halliday本人也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研究认知》（2004）体现他在认知上发展功能研究的作为。我们提到的文体效应要发挥作用必然要落实到读者的认知结构上，所以这个意义上说，形式、功能、认知不是对错关系，而是彼此在语言学、文体学研究生态系统的“大同行”。

传统文体学研究较为关注文本内部因素，但是对于读者的研究不够重视，直到实验室研究方法植入文体学研究领域。尽管实验方法早期并没有得到文体学家的认可，最主要的原因是质疑实验环境下的阅读体验能否与实际阅读效果一致（比如Sternberg，2003）。但是文体学的实验研究完全可以看作是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超同行”，其结果还可以通过“三角检验”（triangulation）的科研方法互相检验效度。文体实验所利用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包括文体变化检测法、阅读时间实验、眼动追踪和延续实验等。文体学家也和认知神经科学家合作，使用ERP神经成像技术观察大脑对文体的认知。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在实验范式下可以进行文体学经典问题研究的路线图，比如读者对叙述文本中人称指代的阅读反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人物信息的认知和处理；读者对情感因素的认知和处理；对比读者对诗歌阅读和百科全书等不同体裁阅读的处理机制等等（详见张德禄，2015:99-102）。

超学科研究的意义正如谭学纯（2014）所说：从小同行到大同行，融入大生态的学科研究突围由问题驱动，要思考其间的学术逻辑是否清晰？实践路径是否清晰？学术逻辑与学术实践是否互相支持？反映的是预设情境中的学术设计和真实情境中的学术生产。深层研究的阻力是：融入大生态的突围，走交叉学科路线，面向多学科话语平台，但中国学术评价系统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开放性体制，隐藏着学术风险。反思问题驱动学术选择以及其存在的问题，关注学科民生，是对昨天的再思考，也启迪明天的再出发。

    2 写作特色：问题意识

如果统计学、实验室研究等范式与经典文体学研究是大同行的关系，那么传统文体学内部的不同流派就是小同行的关系。作者坦言本书撰写目的一项重要出发点就是帮助研究者发现研究选题，找准研究趋势，发掘研究问题，所以本书撰写过程中有非常强烈的批评精神和问题精神。比如，第二章总结了文体学研究的流派（图1），形式文体学和功能文体学都强调“前景化”，谁最早发现这一理论概念？二者异同何在？首先，学界不少人误以为Mukařovský为第一人于1958年《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一文提出，但这是受到该文编译者Paul Garvin的误导，其实Mukařovský在文章中明确说明是Havranek首倡，并且Mukařovský讨论仅限于诗歌体裁：文本是前景化，是使人们注意，使其新颖，是系统地违背标准常规。日常用法使得语言完全自动化，使用者发现不了其中的表达潜势。第二，Halliday功能文体学提倡的前景化相对于语篇的整体语境和意义而言，即“有动因的突出”。文学作品解读过程中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即先通过语音文字来解释词汇语法，再通过词汇语法来解释语篇语义，然后再通过语篇意义来推断情景语境。这样与文学作品情境语境相关才能算功能范畴的“前景化”。

第四章提供了文体学的研究方法路线图（图2），第六章和第九章分别指出文学文体学和多模态文体学的研究前景，第七章和第九章分别指出了非文学文体学和多模态文体学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比如，作者在多模态文体学研究章节末尾指出：多模态文体研究大多借助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思想和他的功能语言学理论，所以目前研究主要是多模态功能文体研究，从认知角度的相应研究既没有构建理论框架体系，又缺乏应用和实践研究。相信这种写作方法容易帮助读者，特别是初学者快速把握现代文体学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趋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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