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翻译文体学；译者风格；翻译批评；理论体系

Synthesis, Symbiosis, and Synerg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ylistics 

Snell-Hornby（2001:119）发现文体学在翻译研究中举足轻重，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系统性研究。翻译理论家如何看待文体与意义二者之间的关系？Hornby没有直接划分清楚，但是我们细读仍然可以发现：一类是以Nida和Wilss为代表，在他们在翻译定义中就将文体等同于意义或者内容；另一类是以Reiss为代表（文本类型划分）视文体为意义的一个方面。本文认为翻译理论家的文体观念分歧也是文体学长久以来的争辩：意义可以划分成内容与文体（二元论）还是内容选择即是文体表达（一元论）。

Hornby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文体学在翻译研究中一度不受重视。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有三：(1)文体学流派纷繁，不同学派的文体观念不尽相同，甚至对立冲突。比如生成学派的文体焦点是偏离语言常规的表达，但是功能主义认为对古怪的东西太高评价，意味着常规形式对文体学没有意义，将研究引入反语法的歧路（王峰，2016）。(2)语言学内部的变化。在话语分析的大潮冲刷下，文体学在20世纪顶住了不少质疑和挑战，最为著名的有Stanley E. Fish对文体学的“狂轰滥炸”(saturation bombing)和Smith(1978)对文体学的强烈抨击（详见申丹1995:33-85）。(3)以Bassnet和Lefevere为旗手的文化学派大举兴起，断然与文本决裂。与传统语言学范式不同，文化学派从历史、政治、文学的角度切入，找到从改写到操纵甚至伪译。本质上说，文化学派通过翻译研究从事一种政治或社会运动（赵彦春，2005:3）。

上述前两个阻碍因素来自文体学内部，现今已不再构成威胁，反倒是文体学理论成熟的体现。另外，翻译文体研究比传统的文学文体学更加复杂，因为研究涉及到两种语言、文化和文学体系。第三个阻碍因素来自从权力关系、赞助人、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入手的文化学派，但其理论因素可能构成嵌套甚至冲突关系，正如赵彦春（2005:26）批评：文化学派将制约关系统归一类违背了逻辑同一律，将翻译学引入歧路。我们认为翻译文体研究仍需要整合文体学的研究最新成果，立足语言本体的同时兼顾跨文化交际行为涉及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吸收文化学派理念时切忌不加过滤、照单全收。语言学范式与文化学派应该是互补关系，又如Baker (1996)的警示：异化、阻抗式译法以及女性主义的劫持翻译策略（hijacking）事实上没有增进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不过是一种规定主义代替了另外一种规定主义。如果此谓“文化转向”，毫无疑问是将翻译学转向了更糟的境地。

Mona Baker (1993)提出了借助语料库研究以下课题：(1)翻译共性包括显化、消除模糊、简化、语法规范化、避免重复、过度凸显目标语言特征；(2)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规范研究；(3)翻译过程研究、翻译单位实证、翻译对等类型与层次等。与传统的语言学范式不同，Baker提出的语料库研究范式旨在将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和文化学派二者优势融合，并展开实证分析。翻译文体学研究在翻译学界和文体学界长期备受冷落之后，终于在语料库范式介入后得到了空前繁荣。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如下思考：

(1)语料库能为翻译文体研究带来哪些创新？

(2)有别于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翻译文体研究的核心研究议题是什么？

(3)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的主要理论参照体系是什么？

刘宓庆是“前语料库”时期翻译文体学研究的最突出的国内代表之一。首先，早在1986年首倡《文体与翻译》根据新闻、论述、描（叙）述、公文等不同体裁（genre）探讨了文体特征和相应的翻译策略，此创举与后来引入的德国功能主义“文本类型”理念颇为呼应。第二，1990年构建了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包括：语言符号观、思维-哲学观、文体观和美学观。这些理念在《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中分设专论。刘氏文体观认为焦点不仅是原作风格表现手段，还包括如何使译文在对应风格中表现得“恰当”（appropriateness）而不是当时译界热捧的“对等”。第三，明确了翻译文体研究的三大任务:(1)描写原语的全部风格意义；(2)语际的风格意义转换，涉及风格“可译性”但究竟可译到什么程度又是所谓操控问题；(3)“翻译体”(translationese)。该书从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大体系实现三个层次的文体分析，可以算是我国当时最为系统的翻译文体学研究框架（刘宓庆，2005: 239-265）。第四，方法论上重视频度对于风格的特殊意义。特别是对形式标记而言，对常规的变异只有在适度的反复出现时，才获得风格意义，偶然的变异不能形成一种倾向性，因而往往不能构成风格特征。同时，作为一种特殊重复，交替（alternation）对于风格也具有重要意义，如长短句的交替，直接陈述与间接陈述交替等（刘宓庆，2005: 204）。

上述的刘氏翻译文体研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不仅当时领先，其研究理念在语料库翻译文体学时代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但传统研究没有明示：阅读卷轶浩繁的小说等文学作品，进行文体翻译研究时(1)如何精确发掘和计算这种重复的频次和交替？(2)不同文本对重复的频次有无不同要求？如果有，怎么样区别对待？(3)是否所有的高频次重复都具有文体意义？换言之，如何区分随机出现的重复和具有文体意义的重复？以下是本文的思考。

文体研究发挥语料库优势，描写对象包括高频词、独特词、关键词要、词块、关键词块、词汇密度、标准类符-型符比、平均句长、对齐句对类型、语篇可读性、关键语义域、类联接、语义韵等，沿着“词汇-句式-语篇”的路径，对语篇的局部特征和整体特征给出定量和定性分析。本文认为基于语料库的量化复现型式所持的文体观是“偏离”（deviation），具有统计属性：观察和测量语篇中某些型式与规范之间比较过高或者过低，而规范的角色往往由参照语料库担当，提高研究的客观性。Leech & Short（2007: 39）认为“凸显”具有心理属性。换言之，突出的文体特征在读者主观认知基础上的文体效果。偏离与凸显并非是客观与主观的一体两面，因为涉及读者的文体能力、先前的阅读经验、对文本的关注或者重视程度等因素，不是所有的偏离文体特征均可以引起凸显效果。所以凸显文体相当于动词化的style，强调文体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动态解读。曲卫国（2009: 9-11）认为文体价值也只有在二者互动的解读过程中才能实现。当前研究对动词的“文体”关注不够，人们通常对同一语篇的文体分析差异并非是文体特色（devices）而是主观赋予的文体价值(value)。Halliday对“凸显”与“文学相关”（或者布拉格学派所说的“前景化”或者“艺术驱动的偏离”）的区分在于连贯的文学解读。前景化既可以是质性的，以陌生化表达违背语言常规；也可以是量化的，某些型式表达违背常规性频率。二者需辩证看待：量化的前景化特征也可以逐步在语篇推进过程中转化为质性特征。前景化特征不光研究孤立的文体特征，还要研究凸显特征之间的连贯关系，即前景化特征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系统性是文学语篇与非文学语篇的一个显著性区别。Hasan（2012: 33）提出的“前景化一致”（consistency of foregrounding）的原则，以诗歌《乡村鳏夫》为例发现小句逻辑关系的前景化、并列关系的前景化、非限定动词词组和时态的前景化都集中出现在诗歌末尾的句子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语料库技术为翻译文体学提供了一个起点，即从语言使用偏离切入，逐步过渡到凸显和前景化（图1）。研究者可以考察源语篇与译文在前景化的系统组成差异，即哪些意义成为前景化成分。最理想状态是二者均呈现趋同前景化一致现象，其构成和意义是近似的。实际上，译文也可能出现(1)前景化偏离。即译文的前景化保持集中，但是与源语篇的一致性不同。偏离现象在译者选译、编译、改译等策略下尤为容易发生（潘璐，2008）。(2)前景化离散。译文的前景化没有保持集中的趋势。这种现象是译本文学性降低的一个重要体现，其促因也是多重性的。虽然语料库翻译研究模式将译者以语言和非语言形式所表现出的风格均作为研究对象, 扩大了文体研究的范围 （比如黄立波，2009），但是语料库研究的偏离最多划分三级，从低到高的偏离研究也是从整体文体到局部文体，从定量导向到定性导向，从偏离到凸显的过程（表1）。

图1.偏离、凸显与前景化

我们不能夸大语料库的作用，意识到其局限也很重要，尤其自从Baker先后提出翻译共性和译者风格，语料库描写方法上缺少区分和创新。具体来说，照搬同一套研究参数（比如词汇密度，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等）研究翻译的共性和个性，容易造成混淆，不利于学科发展。表1共划分了三级偏离，对于译者风格研究方法创新也既有参考价值。王峰等（2012）研究《木兰辞》多译本处理互文修辞部分的局部文体翻译特征，将一级偏离与三级偏离特征互相参照；但是该文也跟其他译者风格研究一样，只对比同一个原文本的不同译本而没有考虑译者的其他译文体现的风格，没有获得全面的译者风格，或者说失察于区分“译者风格”和“译文风格”。

表１．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偏离分析

语料库翻译学一方面从描写译学吸收了营养，重视“译者声音”包括译者的选目、前言、序跋、脚注、文中夹注等“元文本”（paratext）现象，兼顾语言外因素包括翻译目的、翻译规范以及影响翻译规范的诗学、赞助人、意识形态等因素；另一方面发挥语料库技术对语篇的局部特征和整体特征给出定量和定性分析。那么，有别于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翻译文体研究的核心研究议题是什么？

语料库翻译文体学既可以从元话语对比(黄勤等，2010)、“使”字句翻译（胡开宝等，2016）这样“点”上切入，也可以从具体语域的词汇语法特征(武光军,2014)等“面”上整体描写。笔者认为语料库翻译文体研究本质上是对比研究，最主要的核心议题是基于语料库技术去描写源文本和译本的文体机制（stylistic devices），诠释文体价值(stylistic values)甚至结合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来推断文体动机（stylistic motivation）。换言之，研究者有必要从what、how、why三个视角来研究文体。另外，语料库翻译文体研究的文本范围不停留做源文本和译本之间（图2），而是从语际对比和语内类比的角度切入，进行多维度比较。第三，从使用语料库类型来说，语际对比主要倚重双语平行语料库、甚至是多语种语料库，语内类比主要使用参照语料库。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语种译本研究要求研究者精通语言种类，而且多语种语料库建立技术难度也比双语平行语料库要大的多，目前这一项研究亟待攻艰克难。

图2.语料库翻译文体对比模式

任晓霏等（2013）和黄立波（2014）均在Baker(2000)译者风格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成为我国语料库翻译文体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学者，但也许由于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的学科交叉属性、发展历史较短，研究方法上也与语料库翻译学没有显著区别。

黄立波（2014）从研究方法定义了语料库翻译文体学：以双语语料库为基础，采用语际对比与语内对比相结合的模式，探究翻译文本中的各类文体特征，既有源文本与目标文本文体（从文体类型、语言变体和文本类型等方面）的对比，也包括同一语言内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之间的类比，主要是通过语料库工具对各类文体特征进行语言学的量化描写和分析，并在描写和分析的基础上从语言内、外对描写结果加以解释。黄立波(2014：107)具体的研究框架包括：(1)统计文体（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平均句长，词汇密度，关键词表，词类分布，句子分布等）；(2)叙事文体（话语表达、指示语、情态、及物性、前景化等）；(3)语言文体（短语、搭配、语义韵、创造性语言、特有语言项、方言、语域等）。该研究的统计文体基本上是沿用了语料库翻译学的经典参数，在语料库软件辅助下较为容易自动化标注并获取计算数据，语言变体参数和创造性语言、方言、语域等参数上需结合人工标注。不足是叙事文体参数层次提到的前景化，本文认为前景化既可以是形式层面（比如句长）也可是功能层面（比如情态、及物性的前景化）。相对而言，任晓霏(2013: 24）提出的叙事人称、视角、空间、焦点、方式更为合理。

任晓霏等（2013：17-26）认为文学翻译由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组成，每一种文体又有着自身独特的前景化文体特征，如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发展、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散文的美学特点、戏剧话轮转换和人物矛盾冲突等。首先构建了语料库戏剧翻译文体学研究体系（introducing corpus stylistics into drama translation studies）包括语气、情态、指示、语义韵、言语行为、话语标记语、把字句、话轮转换共八个范畴。再以此为基础逐步延伸到语类，构建起语料库翻译文体学体系。通过该书使用英语术语翻译可见，其方法论基础是语料库文体学，应用领域是戏剧翻译，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不足是该书的术语使用与理论基础矛盾，体用不分。任晓霏（2013:17）提出的语料库翻译文体学有三个研究基础：翻译文体学、语料库翻译戏剧文体学、语料库文体学；但是在正文中第三个基础由语料库文体学变成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研究。如果采用语料库戏剧翻译文体学作为理论基础，显然是本源混淆、范畴倒挂。如果是采取正文的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研究作为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的理论基础，显然又落入了自我循环解释。

追根朔源，笔者认为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图3)：(1)元学科角度：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翻译学）、文体学和语料库语言学；(2)交叉学科角度：翻译文体学、语料库文体学和语料库翻译学。从元学科的角度来说，语料库翻译文体研究的学科体系是以翻译研究为本体论，本质上为翻译研究服务；以语料库语言学为方法论，在语料库软件自动标注、检索和计算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标注和分析；以文体学为认识论，研究者到底选择偏离、凸显、前景化等哪一种文体观念来研究翻译问题。因此，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的术语译为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ylistics较为合理。当然，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的方法论绝不仅局限于语料库语言学，文体学自身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参照借鉴，主要包括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实验实证。

图3.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理论参照体系

目前，语料库翻译文体学亟需实验法重新认识文体学经典问题，实现三角互证。国内研究较为倚重语料库语言学及其两个交叉学科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往往忽略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参照，尤其是描写译学来解释译文文体的社会文化动因。黄立波（2014:77-93）从翻译史梳理张爱玲的英语小说创作和作品英译开始，又分别从Lix可读性参数、WordSmith、Readability Analyzer和Readability Studio四种工具来考察张爱玲英语创作小说、自译小说和他译小说的可读性，特别是Readability Studio这一商业软件可以自动分析冗余短语表达、陈旧套语表达、被动语态等短语和句式层面的特征，发现英文创作小说可读性最高，其次是自译小说。文学作品的可读性研究单靠字系特征来描写显然是不够的，研究者还需要通达文学系统、意识形态和诗学等角度来关照翻译文学的可读性。比如Lefevere就认为诗学是文学应该怎样书写和被允许怎样书写的，诗学主要包括清单要素（机制、体裁、典型人物、主题、场景、形式）和功能要素（文学在社会中发挥的功能）（Hermans,2007:124-131）。总之，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研究需要放置在元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参照，多角度的描写和解释才能得出深层次的结论。

翻译研究（特别是描写译学）、文体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多元学科参照下，呈现了融合、共生、互动的跨学科研究气象，催生了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的诞生和成长。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继承了传统翻译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以翻译研究为本体论，语料库语言学为方法论，文体学为认识论的基础上，主要以描写文体机制、诠释文体价值、发掘文体动机作为核心研究命题。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研究》尝试以中国现当代作家小说作品及其对应英译本为语料（翻译文本中既有中国译者的“译出”文本，也包括母语为英语译者的“译入”文本），建立“中国现当代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探究翻译文体的各种表现，从语言表象出发探寻翻译作为中介文本的特殊性及其原因。该书英文版已经由Springer出版社引进发行。

《语料库戏剧翻译文体学》从跨学科翻译研究出发，期望借助现代文体学、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语料库翻译学的成果，建立语料库戏剧翻译文体学研究体系。从情态系统研究萧伯纳名剧《芭巴拉少校》及其汉译本的情态结构和人际关系；从语气系统研究著名法庭剧《哗变》及其英若诚译本中被告玛瑞克与原告魁格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话语标记语为检索项，研究莎翁喜剧《威尼斯商人》和朱生豪、梁实秋两译本的文体特征和人物刻画；从话轮转换角度研究《卖花女》以及杨宪益原译、复译以及林语堂译本的情节发展和翻译规律；从言语行为角度研究《茶馆》及其英若诚和霍华译本的戏剧动作性和舞台性；以把字句为检索项研究《罗密欧与朱丽叶》及其不同译本的文体特征；利用认知文体学的研究成果研究《皆大欢喜》及其汉译本的人物性格刻画；将语料库语音学研究成果引入戏剧翻译研究，探讨《西厢记》及其许渊冲译本的声音效果和剧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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