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书的魅力

宋代建政至今千有余年，雕版印刷也是从宋代开始作为出版方式，所以说宋版书至少有千年历史。从年代来看，宋版书具有独特魅力。魅力指吸引力、迷惑力。辞典中“魅”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作名词解，有鬼怪之意，一为作动词解，有诱惑、吸引之意。以人为对象，人有各种喜怒哀乐等，都有其魅力。另外在其他各种情境下，艺术、自然等也有不同魅力，当然图书也是一样。常人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又有形容勤学的“书不释手”，又有形容知识丰富的“书富五车”（或“学富五车”）等，还有形容读书声清琅的“书声琅琅”等等，至于有关读书的成语亦多，如“凿壁借光”“韦编三绝”“囊萤映雪”“负薪读书”等，又如《汉书·董仲舒传》有“三年不窥园”，就是指专心读书之状，这在在说明书的魅力也是特别诱人的，尤其是指古代典籍。

宋版书有着秀美的字体，装帧精致，更是一种诱惑。因此，如能在这方面继续钻研，则可发现在书中所蕴含的知识是无底的，有着吸引人的无穷魔力。我自踏入此行以来，经眼善本达2万部以上，普通古籍亦复如此，但仍认为自己是探索者。盖以古书来说，目录学和版本学领域的知识，是学者们终其一生也无法穷尽者。而古书中的版本鉴定、校勘、整理与研究等学问，均是古往今来学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可以见到两幅法书，右边写的是“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那是民国学者罗振玉（1866—1940）于1936年所书，其句出自《魏书·李泌传》，又有“拥书权拜小诸侯”法书，以形容书籍之多。另外左面则为饶宗颐（1917—2018）所书“雅达广览”。饶先生说此句出自《周礼正义》卷前语，“广览”原作“广揽”，不仅有广采，也有博观之意。读书要博，而图书馆藏书数量和质量，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魅力所在。

中国古籍善本到底有何魅力，能让历代藏书家，或版本鉴定者如此珍爱？换句话说，是否所有中国古籍都是好的，都是具有魅力的？随着时代推移，藏书家们对“善本”的界线是逐渐向后移的。例如说宋版书，自宋代起算，至明末则已届680余年，有近700年；而明末至民国间，亦已近400年，明刻本也逐渐进入旧刻行列。而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刻本也已近150年，因此说乾隆以前的刻本，都已是旧刻，不论其是否残缺，均可列入善本之列。善本书的断限，多以年代来划界，美国各地东亚图书馆也是以乾隆六十年（1795）年为断。盖乾隆之前为清朝盛世，从年代来看也是200余年，当然是有资格进入善本之列的。

（二）宋版书的魅力

而古籍真正之所以有魅力，应该就是其中的善本。这不仅是因着眼于其历史文物或书的内容，而且也包括了科学研究价值。明末毛氏汲古阁主人毛晋（字子晋，1599—1659）就是一个例子。

子晋为钱谦益（1582—1664）弟子，亦信佛，自称佛弟子，钱氏有《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后来就是毛晋出资刊印。毛氏的事业就是从事刻书的出版家，约万历至清初，其一生刻书为600种左右，这种数量超过当时任何书坊或公私家刻书。他也是著名藏书家，根据荥阳悔道人撰《汲古阁主人小传》说他“世居迎春门外之七星桥。父清，以孝弟（悌）力田起家。当杨忠愍公涟为常熟令时，察知邑中有干识者十人。遇有灾荒工务，倚以集事，清其首也。晋少为诸生，萧太常伯玉特赏之，晚乃谢去。以字行，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云云。这说明毛氏对宋刻、旧钞的看重，其以叶计酬，非以册，这也是宋刻魅力，对毛氏来说重于一切。

历来藏书家最重宋版，不外宋版行款、装潢、纸张、字体、墨色、刊印等均属上等，为后世刻书不及之缘故。而世所形容“宋本”，或称“密行细字”，或称“大书巨册”，无不具有动人美感。明高濂《遵生八笺》中《燕闲清赏笺》有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这段是对宋本书非常细致的刻画、评价。民国间张元济在《宝礼堂宋本书录序》也说“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因此说，宋版书在历来藏书家眼中是受到最多珍爱的，常常以“秘不示人”，或视之“镇库宝”“传家宝”相待，可见一斑。

宋版书不仅在价值、传世稀少等因素上获得藏书家的喜爱，尚有其内容接近古本，也是较诸宋以后刻本为佳，以其与后刻之本两两对勘，可正后刻本讹误。但是这些宋刻珍本往往在近千年来的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中，或因为兵燹及政治上的禁毁等人为因素，逐渐消亡。故有谓“宋版存世者十不及一”之说，又有说宋版书乃“物以稀为贵”。

就因为宋版书的珍贵稀觏难得，从明代、清代，以迄近现代以来，各藏书家费尽气力，莫不以能收藏宋版为光荣，纵使一部半叶亦然。清代乾嘉间学者兼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以藏宋版书百种，故自号“百宋一廛”。至民初，袁世凯（1869—1916）次子袁克文（1890—1931）亦以藏宋版两百种自豪，他曾以陆心源（1838—1894）的“皕宋”重命之。民国间学问家章钰（1865—1937），有四当斋藏书，多实用之书，但《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亦著录有宋版《晋书》《周书》《南齐书》与《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种。其他的藏书家，更别说像后来的周叔弢（1891—1984）、陈澄中（1894—1978），所藏宋版书亦有相当数量，质亦可观。

毕竟宋版书不可多见，偶有图书馆或民间藏书家得有一种，纵是不全之本，或是一、二残叶，也都会认为是某种荣耀。例如曾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的王贵忱（1928—2022）就曾说过想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觅得一部宋版书，可惜未果。后来该馆获得两部宋刻元修版古籍，视为珍宝，每每有展览必是场上展品。又如深圳藏书家邹毅（1960— ），以专藏活字印本与活字实物著称，并著有《验证千年活版印刷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我曾与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同仁前往观书，邹氏举以曾在深圳旧肆检漏残宋本《资治通鉴纲目》一册示之。在深圳有一藏家，多年欲觅宋本未果，遂以“宋景书屋”自号斋名。上海某藏书家曾以360余万元人民币购得宋开宝藏残叶一叶。以上均可说明宋版书在藏书家心目中的地位。

我在图书馆工作了一甲子的生涯，以能有机会进出中国、美国各东亚图书馆古籍书库或善本书库随意浏览，最为惬意。能见到常人所未能见的好书、异书，这种感受对普通研究者来说也是相同的。我所经眼宋版不过三四百部而已，以前撰写的随笔，或善本书志也不多，仅仅零头而已，真正原因是有价值且值得写的宋版书并不多。这里说的价值，主要还是指学术价值。

而在宋版书中，也有上下之分。一般来说，北宋刻本去古未远，又少见于世，是最好的，尤其是蜀刻本；南宋以后诸本，不论在时代，还是校勘，均略逊于北宋。而南宋刻本中又有官刻、私刻与坊刻三种类型。官刻之书，常经校勘，刻工是招募的精熟雕手，官府又不计成本刻印，其质量最为好。私家则以校勘较精著称，则又次于官府刻本。坊刻诸书则以闽麻沙所刻最下。盖书坊刻书以牟利为主，目的不同，刻书亦有差。因此同是宋本，其价值亦因此有差。宋版之中，以宋刊宋印最好。宋刻书版在久经刷印致磨损，元明以后续有补修、递修的本子，虽原版是宋刻，但版面漫漶，其价值又稍差。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宋本就有不少是明代修本。

宋刻流传至今鲜少，多毁于兵燹。民初藏书家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提及北宋刊递修本《史记集解》，乃海内孤本，数百年来不见于著录。现今传世者多为南宋刻本，也有不少递修本。宋本的存量少，一般多以“宋元”并称，日本《昭日新闻》1977年6月28日晚刊曾有报道，据日本书志学者阿部隆一调查，宋元版本在日本有约890部620种，中国大陆地区有1500部1000种，中国台湾地区则有840部500种，以上均不包括宋版藏经。阿部隆一是日本的重要文献学者，供职于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自1960年起开始调查中国善本情况，其所编著的《增订中国访书志》（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是对台湾、香港、旧平图藏善本进行访查，撰写书志，最为详尽。阿部隆一所调查宋元版数字应估算所得，就当时而言，中国国家国图书馆所藏者就有1600部，上海图书馆约800部，北京大学约400部，日本600部，欧美则在30部左右，而对大陆所藏如想要更精确的数字，只要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之书一一摘出，大概也就可以得到，而这个数字不出上述所列。

我曾在“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与台湾大学等图书馆看过不少善本书，也有一些心得，但限于时间，仅先介绍四种宋版书。

（一）宋版《群玉集》《碧云集》

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宋版有宋监本《史记集解》《南华真经》与残宋本《文苑英华》等书，现介绍该馆镇库之宝《群玉集》《碧云集》两书。两集皆南宋临安陈解元宅书籍铺所刻。当时在馆中阅览古籍必须依规定戴口罩、手套，颇有不便，后来馆方特为我开“绿色通道”，直接移往书库观览二书。

《群玉集》是唐李群玉（？—约862）的著作集，有傅增湘（1872—1949）、邓邦述（1868—1939）的手跋，目前所见已装为金镶玉，亦是目前所见李群玉诗集最早刊本，其内容不少比其他旧抄更好，甚至有抄本所无之内容。是书曾经黄丕烈藏，有印与题记。黄丕烈对此书情有独钟，光题跋就有六篇，其中有跋云：“越日不寐，晨起未起时，先有枕上吟四绝句，随意口占，稍纵即逝，故急起书之，大旨言此书之欢喜无量也。”（见《黄丕烈藏书题跋集》）

《碧云集》则为南唐李中著作集，内亦有黄丕烈、邓邦述跋。黄丕烈初见此书，甚惊骇，后曾取以毛氏汲古阁本校，发现毛氏本有不少缺失。其跋有云：“《碧云》《群玉》两集皆刊入《八唐人集》中。向偶见其他集，此二种却未之收过。《群玉》尚有诸家所藏旧钞本，《碧云》绝无抄本。昆山徐氏《书目》载宋刻二集，今见卷中有徐氏印，信即其旧藏也。余得此书，适过酉山堂，为余言修绠山房有不全《八唐人集》，遂访之。两李却有，然《群玉》无后集五卷，未知曾全刻否，抑此刻仅存此三卷也？晁《志》止载《群玉集》三卷，无《后集》，并《碧云》亦无之，知《碧云》更秘矣。毛刻未知何据，今校宋本，有宋本不缺而毛刻反缺，甚至字句有极可笑者，知所据非古刻，宜此书之无汲古阁印也。毛刻《李群玉》大异宋本，所分三卷同，其次第……”又有跋云：“……忽见书堆添宋版书两部，其一即此宋版《碧云集》一套，开函视之骇甚，何意竟真，且非特《碧云》，兼有《群玉》，珍如双璧，喜出非常……”（见《黄丕烈藏书题跋集》）

此二书字体清整、刷印清朗，纸张也佳，乃真正宋刻宋印之书。黄丕烈得此《群玉》《碧云》二集，命其子刻有“碧云群玉之居”印一方，此印多用于书札。

宋版书在明代就逐渐珍稀，因此藏书家或文人学者十分看重，过去有以明珠、骏马易书故事。王世贞（1526—1590）为明末重要学者，其诗文独领骚坛数十年，后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他曾以庄园易宋版《汉书》。此《汉书》为元赵孟頫家旧藏，其字大如钱，罗纹纸印，前有赵孟頫戴斗笠画像，明时为松江陆深所得，后再为王世贞以庄园易归。此书明末为钱谦益以千二百金所得，再质于毛晋，后归宁波谢氏，最终此书被收入清宫（《天禄琳琅书目》卷二著录），惜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失火，天禄所藏付之祝融。

按，王世贞跋云：“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溪潘流沈……”又钱谦益跋：“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今之鬻之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又跋云：“京山李维柱……尝语余：‘若得赵文敏家《汉书》，每日焚香礼拜，死则当以殉葬……’”又跋云：“赵吴兴家藏宋椠两《汉书》，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村太宰家，后归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从黄尚宝购之。崇祯癸未，损二百金，售诸四明谢氏。”（见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又与王世贞同年的朱大韶（1517—？）亦有美婢换《后汉纪》，此事见于《逊志堂杂钞》。

（二）宋版《注东坡先生诗》

我研究翁方纲（1733—1818），曾编过《翁方纲年谱》与《翁方纲题跋手札辑录》。翁氏是清乾隆间重要学者，他曾见张埙家藏董其昌真迹，欲仿朱大韶例获之而未果。其后得有宋刊《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视若珍宝，还将其斋室改称“宝苏斋”。

此书著录为“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刊本”，存十九卷。东坡诗最著称版本即此宋嘉定刊本。此本钤印满满，然见有火烧修补之迹。此书流传至乾隆三十八年为翁方纲所得，遂改斋号为“宝苏斋”并绘翁氏四十岁小像置前。同时并邀请乾嘉名流为之题跋，印记累累。每至东坡诞辰之日，翁方纲必焚香设案，与同道共论此书。往后两百年内，书七易其手。清光绪间湘潭袁伯夔（即袁思亮，1879—1939），以三千金易归，甚宝爱，后贮之内室失火，殃及此书。幸而抢救若干残本。这些被抢救回来的书多被烧掉一部分，变成今日面貌。另，此书藏书家韦力（1963— ）亦有一册残卷。

顾廷龙先生过去曾抄录原书的有题跋，现书虽亡，跋尚仍存其全，此或可见乾嘉时“寿苏”“拜苏”盛景。

（三）宋版《唐女郎鱼玄机诗》

《鱼玄机诗》，南宋临安陈氏书籍铺刊本。鱼玄机（844—871），唐陕西西安人，貌美而好书。此集版本存其诗四十九首、十二叶，是目前收录其诗最齐且刊印最早的本子。该本开眼所见，字体即属宋代杭州地区风格，亦曾是黄丕烈旧藏，黄氏并将之改为蝶装，传历至今，黄跋云：“既而五柳主人云有《鱼玄机集》，亦宋本也。余闻其名，急欲一睹，适五柳主人出吊海宁，迁延不获见所谓《鱼玄机》者，方怅然若有所失，忽从他处遇之，即此《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也。书仅十二叶耳，索白银八金……”（见《黄丕烈藏书题跋集》）是书民国间归袁克文，时或有翻刻，其原本今归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书凡见题字者28人，钤印亦有128方之多。有关鱼玄机诗集故实，可参见张波所著《〈唐女郎鱼玄机诗〉史话》。

（四）宋版《王文公文集》

此集为南宋绍兴龙舒郡斋刊、公文纸印本。王安石集版本不少，但此版本乃目前最佳且最有研究价值的版本。王集原百卷，此上海博物馆所藏者，存七十五卷。缺卷部分，虽见近年有上拍，但仍未配全。此书珍贵之处在于乃以宋时公文纸刷印。这部书所见公文纸有780余叶，字体也十分清晰，包括有62人书信318通、53件文书，书信中所见诸人，多未详，于宋史可稽查者亦凤毛麟角。这些数据可以作为研究宋代政、经、军、文等方面第一手材料。我曾统计宋代公文纸印本仅十余种，也撰写过两篇揭示明代公文纸印本的文章，即《明代公文纸印本——〈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与《明代公文纸抄本两种——〈明文记类〉〈观象玩占〉》。

此书初现于抗战中，1940年7月20日郑振铎给蒋复璁函谈及此书，云：“……又北方有《王文公集》残本，即罗叔蕴所谓天壤间秘宝，曾据另一残本辑出荆公遗文不少者，现或可得到。此书为南宋初年刊本，尤有北宋版气息，且纸背均为宋人手札，尤可宝。（此事正在进行，乞秘之。）……”（引自陈福康整理《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1940年8月12日致蒋氏复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函亦云：“接奉七月廿日大函……又北方有《王文公集》残本，即罗叔蕴所谓天壤间秘宝，曾据另一残本辑王荆公遗文不少者，为南宋初年刊本，有北宋版气息且纸背均为宋人手札，尤可宝。此书正在进行中，或可得到……”后此书未为文献保存同志会所购，闻为王姓人士购入并携往香港，1985年复归上海博物馆。

中国古籍的东亚传布，主要指在日本传布的中国古籍，包括中国于宋、元、明、清、民国诸朝代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等。这些书多透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换，或是学人间往返赠与，或是在华文化人携回东瀛，或是日人在侵略战争中所掠夺。而这些图书中不乏珍贵稀见的国宝或文化财。

我首次知晓“文化财”一词，乃是1973年经由诺奖物理学得主杨振宁（1922— ）教授所赠《日本の国宝》一书。这部书中介绍有不少中国宋刻本，或被日本列入国宝，或被列入文化财。那时国人对日本所收藏善本古籍消息十分贫乏，不若今日透过网络搜寻所得信息方便。由此可知，日本所藏有关中国典籍或与中国文化相关书籍十分丰富，甚及于中国文化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重要资料。而这些典籍应该视为中国文化一部分，可称为“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典籍”。而日本或韩国称这些典籍为“汉籍”，“汉籍”的“汉”，即指中华民族。“域外汉籍”则指中国周边国家，例如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翻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学者著作的统称。翻刻本的版本著录，则分别称日本刻本为“和刻本”，韩国刻本则又称“高丽本”或“朝鲜本”，越南刻本或称“安南本”等。目前有研究者也将“域外汉籍”演绎为中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作。

中日一水之隔，近代以来，国人赴日访书者不少，杨守敬（1839—1915）、董康（1867—1947）、张元济（1867—1959）、傅增湘、孙楷第（1898—1986）、王古鲁（1901—1958）、傅芸子（1902—1948）等人都曾经访日，他们也对日本所藏汉籍十分重视。他们在日本访书，每每有不少重要发现，也及时撰文向国内学者介绍披露。

杨守敬作为清末驻日公使随员在日本访书，归国后编有《日本访书志》行世。董康于1926至1936年四次赴日访书，并将访书情形逐日记录，归国后编有《书舶庸谭》。张元济亦曾三次访日，最后一次则在1928年，在日本待了三个月，亦有所得。傅增湘则在1929年访日，著有《藏园东游别录》四卷，后来《别录》资料亦被分别收入其《藏园群书经眼录》。1931年赴日的孙楷第，他是专研古典小说学者，到日本寻访不少中国已佚珍稀小说，其所著《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即著录有110部所见小说。1939—1940年间，王古鲁赴日教书兼访书，著《日光访书记》《日本访书记》等（今人整理有《王古鲁日本访书记》），录有在日闻见戏曲、小说等资料。傅芸子则是以研究传统戏剧著称，他在20世纪30年代亦有赴日之行，其访书闻见则有《东京观书记》等。1949年后，顾廷龙（1904—1998）先生曾率团访日，在日本一个月间，参访公私藏馆，所见亦不少（见先生访书游记）。这些学者或官员访日，不仅参访公家、私家藏书文库，也在学校、寺院等地访书，发现不少中土难得一见古籍，尤其是古典小说、戏曲两方面。

中国古籍通过购买、赠送的方式陆续进入日本。1930年以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更是从中国掠取不少古籍、文物。据记载中国文献典籍被劫往日本有23675种，尚包括两百余箱不知下落者。虽然战后归还一小部分，但大多仍不知去向。例如说前美国海军武官义理寿（Irvin V. G. Gillis，1875—1948）藏在北平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被日军劫掠，至今未知下落。而此书目前大陆所见全帙者仅九套。

美加地区中文古籍都与中文图书都归一类，善本书则另置善本书库。在欧美学者眼中，中国古籍指中国雕版印刷物，或是指用汉字书写的稿本、抄本，不被视为域外汉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有两千年历史，这种交流者要是透过学者与书籍完成。日本翻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也被称“日本汉籍”，因为书中增添不少便于阅读的假名与各种符号。日本学者大庭修（1927—2002）以为中国古籍加训点后在日本出版的汉籍，称为“和刻本”，是日中文化交流最具体的见证物，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1902—1980）编有《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著录相关和刻本汉籍版刻情形。

中国古籍的东亚收藏，在日本也有数百年历史，近则在欧美也有百余年。现在总合在中土以外中国古籍，不少是中土已经失传者，还有一些日本刻本是赴日的中国刻工所为，重要的如元代闽人俞良甫，在日本刻过不少典籍。

至于和刻本的价值，第一就是保存国内已佚典籍，第二是日本刻印的古籍构成中国古籍另一版刻系统，第三则为大量异本的出现，可供校勘之用，就如明代小说，或是医书等实用图书。

而和刻本据以覆刻底本大致上是以古抄本覆刻，其次则为中国传至日本的宋元明清各种刊本覆刻。蒋复璁在《中日书缘》谈到日本所藏汉籍价值，曾言“中国经籍，散入邻邦，以日本为最多，亦惟日本保存的中国经籍，能补充吾人所不足”。哈佛燕京图书馆除典藏中国古籍外，还有不少日本、韩国所刻古籍。我在哈佛燕京服务时，曾调查馆藏日本善本有3600种，包括日刻汉籍与日人校注解、编著、评点等著作，但不包括明治以降出版品，其中有600多种是日人翻刻中国古籍，偶有国内已失传者。而韩国刻本，包含大量活字印本，约有3800部，其中难得之本亦不少，冷僻之书，时而可见。中土未见、少见之传本，数量之大，往往可见，在中国大陆省市一级图书馆亦不可望其项背。而燕京所藏这些珍贵馆藏，很多在国内多不知晓，亦不得其门而入，或有少数访问学者，虽有所获，但无法全窥，而徒有望洋兴叹之感。我在燕京服务期间，曾将馆藏日本刻本翻阅一通，并编有《馆藏日本据中国翻刻图书目录》，著录约600多部，但因时间与学识不允，无法再将释家佛教类经书约1200部一一编入。这些佛教书，很难分辨是国人所为，抑或日僧，因缺乏工具书查检，暂未编入。我怕这批日本刻本的价值就此被埋没，很想编一系列日本汉籍系列丛书。例如说哈佛燕京所藏《新编水浒画传》九编、《通俗西游记绘本》（原四编，存前三编，第一编有缺卷）、《通俗三国演义》八编等书，这些绘本虽是江户后期所刊，但其绘图多为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1760—1845）所绘，栩栩如生。由此亦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被翻刻、翻译的加工情况。

我曾与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教授卞东波（1963— ）编过《日本汉籍图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九册。这套《图录》是以我们所经眼明治朝（1868）以前的出版物为主，当然也稍微收一小部分明治以后者，内容按传统四部编排，收录日本汉籍重要著作1800部。这套书对研究中日书籍交流史、日本汉学史、中国版本学、古代文化史等提供不少材料，也因为这套书的出版极大地丰富日本汉籍内容。

而在大陆收藏日本汉籍，包括明治以后出版品，最多的应该在辽宁省馆，北京大学、天津市图书馆等馆居次，但每家所藏不超过1000种，其他各馆所藏仅凤毛麟角，无法形成藏书特色。而各馆书目，或附于汉籍之后，或排于善本之下，因此域外汉籍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很薄弱的。1995年杭州大学王宝平（1962— ）、辽宁省图书馆韩锡铎（1940—?）等人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出版，第一次著录国内68家主要图书馆所藏和刻本汉籍3063种。可以见到日本对中国文化研究达到巨细无遗的地步。而台湾地区部分，台湾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汉籍有461部，列入善本有75部，其中有不少难得之本，例如延享三年（1746）刊本《春秋左传批注辨误》、承应三年（1654）《四书存疑》、宽文三年（1663）刊本《山谷诗集》廿卷，庆安三年（1650）刊本《有象列仙全传》等。

日本所藏宋版书数量，有阿部隆一（1917—1983）《宋元版所在目录》一文的调查结果。其后笔者据以重新调查统计，得有经部73部、史部107部、子部172部、集部78部，共430部。这些宋版古籍，分藏日本50处公私藏所，部分被日本政府列入重要文化财，少数则列入国宝等级。据统计，今日包括古籍在内，被列入国宝有232种，重要文化财1929种。而于宋本汉籍则有国宝13种，重要文化财48种。最近一批书迹典籍类则见日本文化厅令和五年（2023）《新定国宝重要文化财目录》著录，有宋版《唐人绝句》（文化厅）、宋版《律宗三大部并记文》（京都教王护国寺）等两种，故共50种。

日本所藏宋版以静嘉堂文库居冠，凡113部，计经部16部、史部41部、子部35部、集部21部。

静嘉堂文库位于东京世谷田区之图书馆兼美术馆，典藏有和汉古典籍与东洋美术品，其中汉籍约12万册，和书约8万册。汉籍以陆心源皕宋楼藏书为主，亦有日人岛田重礼（1838—1898）、竹添光鸿（1842—1917）等人旧藏。

文库为三菱商事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1851—1908）创立于1892年，取《诗大雅既醉》“笾豆静嘉”句命名，盖有善、美之意。文库初设于神田骏河台岩崎宅邸，几经迁移，大正末迁至世谷田区现址。1940年弥之助子小弥太（1879—1945，三菱财团第四代）设立财团法人并交由三菱财团经营。昭和间，文库亦请长泽规矩也赴华访书。1945年后文库转向静态美术品展示，1999年美术馆正式开馆。静嘉堂文库所藏汉籍，经核《静嘉堂秘籍志》所载，其宋版多为旧陆心源皕宋楼旧藏，如南宋刊本《周礼》《说文解字》《汉书》《南华真经注疏》《李太白文集》被列为指定重要文化财。

次则宫内厅书陵部的77部。书陵部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皇居东御苑内。其为宫内厅下专门负责皇室谱牒、文书数据与日本天皇家族陵墓编修管理机构，前身为明治十七年（1884）所设立之图书寮与十九年（1886）之诸陵寮，1949年整并组成书陵部，盖即“图书”“诸陵”之并称者。其所藏汉籍多为日本皇室历代流传下来者。

第三则天理大学，凡34部。天理大学位于奈良县天理市之私立大学，创办于1925年，至1949年正式设立。其命名“天理”，盖为日本神道系统天理教所属者。其所藏图书以佛教书为多，但仍有不少为佛教以外具有价值之稀见典籍。

第四则为国立公文书馆，凡28部。国立公文书馆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与东御苑（书陵部）毗邻，今为日本国立档案馆总馆。其为日本内阁府直辖档案存藏机构，1971年开馆时训令将江户以来旧藏书、档案移交该馆典藏。其前身称为内阁文库，盖以为内阁府直属之谓也。内阁文库藏书主要包括幕府枫山文库与官学昌平坂学问所藏书与公文书等。所藏宋版列入重要文化财有11种。

第五为御茶水大学，凡18部。御茶水大学位于东京文京区，其古籍收藏主要为日人德富苏峰（1863—1957）成篑堂文库。苏峰为日本右翼政治人物兼史学者，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甲级战犯，后获不起诉处分。其早期主张平民主义，中日战争时期转为皇室中心主义，鼓吹侵略。以上五馆总数有270种，已超过日藏宋版六成。

其他分别为杏雨书屋15部，东福寺14部，东洋文库10部，前田育德会、东京大学东文研各9部。综合以上10馆所藏，则总数有327种，则已近日藏宋版汉籍三分之二强。

按，杏雨书屋为日本武田制药集团所属藏书机构。其第五代负责人武田长兵卫，名和敬（1870—1959），其在任间又创立田边制药（西药）。和敬感叹1923年关东大地震，典籍散失，遂以己力，搜集历代医药、本草典籍并旁及其他典籍，命曰“杏雨书屋”。1978年武田氏正式对外开放杏雨书屋。其购书之初以医书为主，后范围逐渐增广。内藤湖南恭仁山庄藏书散，亦多归于杏雨书屋。今日提为日本国宝有《毛诗正义》《史记集解》等，指定重要文化财有《春秋经传集解》四卷、《古文孝经》等，另所藏宋版有《外台秘要方》残卷、《本草衍义》与《备急总效方》等三种。书屋除了自藏图书外，尚有日本文化厅寄存京都医家福井氏崇兰馆图书，崇兰馆藏宋版有《续易简方脉论》《续易简方后集》《黎居士简易方论》《方氏编类家藏集药方》《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芝田余居士证论选奇方后集》等。

东福寺为位京都市临济宗东福寺派大本山，山号慧日山，是京都五山中第四位。其创建时间最早可溯至室町时代。

东洋文库位东京文京区，为日本三菱财团第三代主事岩崎久弥（1865—1955）男爵与莫理循（George Morisson）等以珍藏典籍所成立的机构。1924年设立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搜集东洋学文献，迄今藏书有近百万。战后东洋文库归国立国会图书馆管理，1961年又设置东亚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库藏书中《古文尚书》《毛诗》《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集注》等5种为国宝，指定重要文化财有《古文尚书》《礼记正义》《论语集解》等。

前田育德会前身为前田侯家尊经阁文库。其址位于东京目黑区驹场之公益财团法人前田育德会，所藏以加贺藩前田家历代搜集古籍、美术品、刀剑为主。加贺藩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设立尊经阁，自称“尊经阁藏书”，待继任藩主后，以其财力，搜集贵重书籍（包括有前金泽文库书）、工艺美术品等。至第十六代藩主前田利为（1885—1942）始将尊经阁书化私为公。利为曾任驻英外交官，后入陆军大学校，战争后期任婆罗洲（今属印尼、马来、文莱）守备军司令官，后因飞机失事而卒。大正后期鉴于东京大震灾时所藏古籍毁损，故于大正十五年（1926）成立公益法人育德财团。盖取前田家在东京宅邸“育德园”之名。后因东京大学扩地，而迁至今目黑区驹场。大正十五年以来印行《尊经阁丛刊》，使加贺前田家搜集的珍贵典籍得以复制，提供研究参考。战后旧家典籍散逸，再将“财团法人”改“公益法人”。今日前田育德会藏宋版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的有《世说新语》《重广会史》《春秋左氏音义》《冲虚至德真经》《宾退录》等。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前身为东方文化学院，其为日本外务单位以庚款所成立之研究东方文化机构，分有东京、京都二所。1938年东京所成立新东方文化学院与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分别独立，战后东京学院改东洋文化研究所，附于东京大学下，京都研究所合并他所并改称人文研究所，附于京都大学。

而以上所举前10家所藏，其来源大致可以分成三方面叙述，一为江户以前自中国零星输入而累积而成者，如宫内厅书陵部（前宫内省图书寮）、国立公文书馆（前内阁文库）与东福寺三家。次则明治间（约中国清末）自中国整批购入者，即静嘉堂文库所藏者大部分为清末陆心源皕宋楼（十万卷楼）旧藏。其所藏宋本目前居日藏宋本之冠，可以想见这批宋版汉籍东传应有特别地位。第三则是大正以迄战后十余年间所购置者，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御茶水大学（原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与天理大学三家。

日本所藏宋本汉籍有中土久佚者，通过日藏再刊重回中土，如国立公文书馆藏南宋刊《周易新讲义》，中土已佚。江户后期被日人辑入《佚存丛书》，以木活字排印，后再回传中土，清中后期始有翻刻以行。

又如尊经阁文库编印《尊经阁丛刊》，其中一种为影印所藏宋本《重广会史》，亦为中土佚书。此书推测乃壬辰倭乱时得自朝鲜。其书为宋时以会典、会要纪录重编之类书。

又《新编醉翁谈录》一书，其不仅保存宋代话本底稿，更对宋代说话研究提供有不少一手资料。此本旧藏仙台藩伊达家观澜阁，1940年东京田中氏文求堂索以影印，传入国内，遂为国人所知。其书战后辗转为天理大学所购藏。

日藏汉籍目前未如过去中国编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那样的总目。日人过去编有《国书总目录》（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所收以日人著作的日本刻本为主，日刻汉籍或日藏汉籍则收入极少，而几个日本数据库所收亦不全。目前所能利用的日藏汉籍总目，除个别翻阅各馆所编书目外，总目应该只有北京大学教授严绍璗（1940—2022）所编《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可参考。

严教授是北京大学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的学者，曾在日本访书多年，了解日本所藏汉籍情形。他也是中国学者所见日本藏汉籍最多的一位，也有关于日藏汉籍有多部著作。此《书录》约300万字，著录日藏善本汉籍凡10800种。但这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十分可惜，这里面的问题不少。这本书不仅大量袭自日本学者阿部隆一著作，在版本著录上也颇有问题。例如说第一页经部易类著录的《京氏易传》，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事实上，这部书为毛氏辑刊《津逮秘书》零种，并不是单行。像这种将丛书误作单行者，在《书录》至少有一百处。这种丛书零种与单行本并不同，而且零种多不被视作善本，除非有名人批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这样处理的，但《书录》却仍视为单行著录。

又如版本项著录亦有问题。《诚斋诗话》著录“古写本”“鲍渌饮手写本”“劳氏手识本”等，均不明所以然。“古写本”，按字面解释，指古代写本，到底是唐代，还是宋代写本，还是明初抄本，还是明末，或是清初抄本等，均不清楚。鲍渌饮即鲍廷博的号，鲍氏大概也是乾隆间人。因此著录时应该称“清鲍廷博抄本”。劳氏即劳权，应称“清劳权抄本”等。因此，著录“古写本”一点都不古。这是很可惜的，严先生或出版社责任编辑对版本项著录并没有很清楚，把关也不严，仅以照抄日本藏书机构著录者。

而且在著录上也没有全部著录某书版式、行款等，中山大学黄仕忠（1960— ）的《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第五章第一节就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散曲、戏曲部分正误》。其谈及《书录》戏曲部分总共22页，112条，有近30条存在严重问题，内有9条又为清代修版印刷的汲古阁零本，不应列入。也就是说，有大约百分之十的条目，编者曾查阅原书，但并没有每一种都查核，造成资料不翔实情况。另此112条中又有30条未著录版式行款等信息，又仅有13条没有著录错误或有错讹字情况。由此而言，《书录》中著录条目明显偏高，核验原书比例过低，这也是造成《书录》频见错误的原因。读者在使用此书时实需十分谨慎。

美国东亚图书馆所收藏汉籍特藏，有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收藏汉籍较为有特色的大学东亚图书馆若干，包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葛斯德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还有就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等。以上各东亚图书馆收藏汉籍在1000部以上者，有哈佛燕京的4000部，国会图书馆的3000部，普林斯顿约1100部，至于1000部以下者，则有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的800部，芝加哥大学的400部，哥伦比亚大学的250部，华盛顿大学的138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的100部等。

（一）地方志特藏

这些美国东亚特藏多以地方志为特色之一，其余如耶鲁大学藏太平天国资料，芝加哥大学藏经部图书，哈佛燕京藏丛书等，都是十分有意思的。以地方志来说，美国所藏约有15000部（含缩微胶卷），国会图书馆就占了4000部，哈佛燕京3200部，芝加哥1700部，哥伦比亚1500部，耶鲁1400部等。这些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而外，最大收藏中国方志的馆所。2017年7—8月间我曾应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之请，前往国会图书馆审定1958年以前入藏中文普通书，并进行善本审定。基本上善本标准是以清代乾隆以前出版物为基准，这个基准与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省市一级馆所等标准一致，而从其中挑选清代善本方志约634种，包括若干孤本。芝加哥大学也收藏有一些中国地方志目录著作，也颇有特色。

（二）家谱特藏

另外家谱收藏也是美国图书馆东亚特藏一项重要资源。家谱与官府或书坊刻书不同，其属不牟利性质，只有在家族宗支世系才有可能获得，因此印数较少，流传相对也较局限。而家谱流传在外者，多为后来遇到大的变故，如战争、政治等原因，才有可能外散。目前美国收藏家谱最多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1040部。哥大所藏不仅在欧美居冠，就是在国内省市级图书馆也很难超越。哥大所藏家谱大约在抗战时，通过学者在中国购入，但目前国内学者对哥大所藏家谱情况了解得并不多，也没有做过专题研究。我在撰写《顾廷龙年谱》也曾到访查阅相关资料，另外曾为胡适（1891—1962）、李宗仁（1891—1969）、张学良（1901—2001）等做口述自传的唐德刚（1920—2009）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哥大藏家谱特藏，此外别无所知。这或许与图书馆主事者有关，盖过去哥大馆长是精于日本研究，而较少关注中国古籍之故。此外哈佛燕京也有一些家谱特藏。

美国国会图书馆即美国的“国家图书馆”，是欧美收藏汉籍重要图书馆之一。该馆收藏中国典籍始于清同治八年（1869），是西方世界最早收藏中国古籍的图书馆。我自1986年首次赴国会图书馆访书始，至今已有数次。由于每次在国会图书馆有时间限制，只能选择堆放在角落中一些未编目且未为人所知者，这些书籍中不少具有研究或参考价值。王重民（1903—1975）先生在抗战时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写过书志，这些资料读者都可以参考。而这些堆放角落未编目之书，与哈佛燕京所藏近似，大多是1950年以后购自日本，是王先生所未寓目的，亟须有人揭示其内容与价值。在馆期间，我看了约2000种，并审阅其版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几类。

（一）太平天国刻本

太平天国刻本是中国各种刻本中最为稀见的。目前在中国典藏者，以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为最多，但也只有10种左右。上海图书馆只有1种，国家图书馆也大略如此，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竟达13种之多，较诸中国馆藏为多。这些太平天国刻本多为轻薄小本，保存至今十分难得。太平天国自广西金田起义起，至天京（南京）覆灭总共才十余年。这十余年间，其刻书总共也只有42种左右，至设立删书衙，刻印书籍，阐述理念，统计也仅29种。

此外纽约公共图书馆所藏则有23种之多，太平天国文献保存在美国情形如此，可见其价值。

（二）《永乐大典》

其次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我前几年应邀至国会图书馆，馆方希望我能对馆藏宋元刊本31种、《永乐大典》41册进行审定，撰写报告。《永乐大典》的珍贵在于是目前仅存孤本，又是残本，纵使只有一册半叶，在大陆任何图书馆都可视为镇馆之宝。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即其一（另三为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文津阁《四库全书》），目前该馆藏224册（含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2册），亦是最多的藏馆。

《永乐大典》的价值，除一般所讨论学术上价值（如辑佚书）外，从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亦可看出一二。因为《永乐大典》在古籍市场拍卖价最高，可以看出其珍贵。例如2008年左右在法国拍出的一册，叫价100万欧元，可惜未成交，往后也未闻其音信。后来2020年法国巴黎出现两册，也由中国企业家以640万欧元购入，合佣金共800余万欧元。自20世纪90年代大陆成立拍卖公司以来，2013年出现过一册，叫价要800万人民币，后国家图书馆以国家优先承购权购入此册。若以单册800万人民币来算，国会图书馆所藏就值3亿余元人民币（约合6600万美元）价格。而在国会图书馆最珍贵的《古腾堡圣经》，现今拍卖市场价值约在2000至3500万美元之间，可以推算馆藏《永乐大典》约相当于两部《古腾堡圣经》价格。

（三）宋元刊本

此外，我在国会图书馆期间，也对馆藏宋元本全部经眼，厘订过往著录不精确之处。这些宋元本中有两部最为珍贵，盖馆藏为全帙无缺，又为初印之故。一为元刊元印《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实》，另一部亦为元刊元印《世医得效方》。后者为医书，亦见北京大学有藏，但北大本有日人抄配。

另外还有宋刊《妙法莲华经》，有绘画、有刻工，也是很好的。又如馆藏有雷峰塔藏经，虽缺损严重，但为真本。雷峰塔经是1924年塔倾所散出，时有不少赝作。

（四）苗蛮图册

我在国会图书馆，除了观览善本书库藏书外，对普通书库、日文书库、法律书库亦有所观览。在普通书库又发现不少可提为善本者十余部，包括万历刊本、顺治刊本、康熙刊本等。在国会图书馆普通书库中所见中文书，是中国本土之外，最重要的收藏馆所。这些书很多尚未编目，家底不清。其中《苗蛮图（册页）》（或称《苗民图》）就是其中一项。

《苗蛮图》之类著述多为彩绘西南边疆民族情态，具有研究该地民风的价值。在傅斯年图书馆藏有十余种，哈佛燕京亦有八种，过去贵州人民出版社曾出版《百苗图抄本汇编》也收有十余种，包括傅斯年图书馆数种以及法国所藏者，但总的来说，不如国会图书馆所藏乾隆五十一年序本为佳。

按，此册页凡41幅，左图右文，前有序，云：“甲辰仲冬，楚秉天子命观察黔中。下车伊始，辄留心民物，遍访茅檐，则见苗獠杂处，同俗异宜，厥种既殊，托业亦异。其性拙而愚，其风朴而俚……是方汉夷杂居，话言殊致，敦庞淳固，渐被华风……五代时楚王马殷，自邕管迁来，其种有三，曰补笼，曰卡尤，曰青狆，贵平诸郡皆有之……诸苗大率如此。兹因种类杂糅，未由罗列。目击其情形意态，以辨其性情风土之殊。爰按其丑类，绘厥全图，汇为一帙……时惟乾隆岁次丙午秋九月中浣，舫亭识。”舫亭者，或名福海，生平无考。

我在国会图书馆工作的最后时日，见该馆展出另本《苗蛮图册》。该本画风精致，绘于菩提叶上，待询问馆员知为未编目之书。该册页上见有允禧题记，知为清雍正时期宗族所为。允禧，为康熙第二十一子，善书画。而这些苗蛮图册页保存不少资料，国内学者无由得见，实在十分可惜。

美国国会图书馆普通书库所藏汉籍不少未编目，未揭示于世，不仅无由知馆藏，对外也无法利用，实有待馆方持续编目，以便于国内参考。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前善本部主任，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导师；郭明芳，中国台湾东吴大学中文博士）

ISBN：978-7-5013-8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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