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寰】台湾人的反中意识剖析

From 程志寰两岸远望 2019-04-06

*作者程志寰为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11月号；总350期）。

2014年3月18日太阳花运动爆发以后，大陆许多专家学者都开始注意到台湾的社会科教材去中国化的问题，甚至大陆官员也多次公开对此问题批评台湾当局的做法。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台湾教改开始以前就已经存在，从李登辉主政后开始推动的去中国化教改，到今天蔡英文将中国历史归类为「东亚史」的范畴，其实都是利用台湾社会认同的矛盾，并将其更加激化。

与今天的独派一样，国民党撤退来台后，亦掌握了教育体制。「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当时所有小学生作业本上的统一标语。但令人不解的是，当李登辉开始推动去中国化教改时，经历国民党教育应该是「天然统」的一代，却没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坚决反对去中国化的教改。相较之下，2015年的反课纲微调运动中，马政府不过想修改几个字*，就受到「天然独」学生们的激烈反抗，甚至有学生不惜「死谏」，也要捍卫去中国化的课纲。

*例如在慰安妇叙述前加上「被迫」两字；在日本统治叙述中间加上「殖民」两字。

2015年反课纲学生阵线成员高举「捍卫台湾史，拒绝中国化」看板。

为何在台湾推动「去中国化」那么容易，且几乎毫无阻力；推动「中国化」却如此困难？这是台湾问题的症结点，要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就须先探求上述问题的答案。台湾人的「反中意识」究竟如何萌生，就是本文的主题。

从种族上歧视中国

甲午战争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受到日本殖民长达50年之久，期间更经历皇民化运动，导致台湾人被迫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认识世界与中国。由于台湾人对中国的看法深受日本影响，故我们必须理解近代日本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日关系的。

1937年皇民化运动第一阶段「国民精神总动员」，透过思想宣传与精神动员，强化台湾人作为日本臣民的思想。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科学与思想书籍，在「黑船叩关」以及受西方强迫缔结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当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就是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当中又以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理论为主轴，而以海克尔的优生学理论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社会进化论，更受到日本人的高度推崇。例如当时日本知识分子高度重视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英国哲学家史宾塞（Herbert Spencer），并将他的主要著作都译成日文，使其社会进化思想在日本知识界广为流传1。如Douglas Howland所述，史宾塞作品在日本被译介具有两层意义：一、其社会进化和适应定律（law of adaptation）提供了明治时代各种社会运动、风潮的科学根据。二、使日本知识界对「社会」的概念进行重构，并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日本过去、现今、未来的社会型态2。我们可从当时掌握日本舆论的重要思想家──德富苏峰的论述，以及他在思想上的转变，看出史宾塞对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德富苏峰早期的思想受到英国自由主义影响，一直鼓吹民权和平民主义（heiminshugi），认为日本要生存就必须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但他接触史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后，开始认为现代民主国家并非一蹴可几，而是逐渐从军事社会演变而成的。故他强调军事建设是带动工商业生产力的前提条件，而在社会生产力成熟后，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3。1890年代之后，德富苏峰的作品不再提自由民主了，而是只谈如何建设强大军力，以保护和扩张日本的海外利益。

1 韩承桦，2010，〈斯宾塞到中国──一个翻译史的讨论〉，《编译论丛》第3卷第6期，页44。

2 Douglas Howland, 2000, “Society Reified: HerbertSpencer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eiji Japan.”Comparative Studies in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2, No. 1, pp. 67-68.

3 John D. Pierson, 1974, “The Early Liberal Thoughtof Tokutomi Sohō. Some Problems of Western Social Theory in Meiji Japan.”MonumentaNipponica, Vol. 29, No. 2, p. 215-216.

德富苏峰

20世纪初，日本在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特有的民族观，这种民族观便是导致日本后来朝向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将社会进化论与种族主义结合的关键人物为丘浅次郎，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动物学者，其著作《进化与人生》便是根据生物学研究的经验，总结出一套政治社会学理论。丘浅次郎认为，民族（minzoku）是一个在个人之上的「超机体」（super-organism），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应该本能式的限缩自己的私利。他还将生物学中强调复演说的「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和「定向演化论」（orthogenesis）*运用到社会发展上，认为私有财产制和思想自由会促使个人追求私利，这两者都是社会过度发展及退化的征兆。因此必须培养每个人都追求群体目标的利他行为（altruism），促使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的整体进化，最终达到像蚂蚁或蜜蜂那样极度合群的组织状态，以实现极致的群体「个体性」（individuality）**。丘浅次郎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中，可持续进化的都是种族上纯正的国家，人类会以自己血缘纯正的族裔为亲近对象，排斥或驱逐他族、他种，这是无法以理性消除的自然天性。因此，人类的未来就是以民族（或种族）为单位的生存竞争，日本想要生存，就必须「举国一致」（kyokoku itchi）、团结对外。

*拉马克主义认为「用进废退」是具有遗传性的。动物可将其后天锻炼的成果传给后代，如健美选手小孩的肌肉，先天会比其他人发达。定向演化（或直生论）则强调生物的演化会依其自身能力，向着一定的方向进行，与外部环境无关。但某些器官或外显特征的过度发展，会成为该生物灭绝的原因。如恐龙的体积、剑齿虎的牙齿等。

**Gregory Sullivan, 2011, “The InstinctualNation-State: Non-Darwinian Theories, State Science and Ultra-Nationalism inOka Asajirō's Evolution and Human Life'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Vol. 44, No. 3, pp. 547-586.

丘浅次郎的物种竞争观影响了日本以种族为单位的团结和动员力，也为日本对其他种族、国家的歧视提供了正当性*，所以20世纪初期日本的人类学发展就是基于这种对他族的歧视展开的。如素有「日本人类学之父」之称的坪井正五郎，一手主导了1903年在大阪举办的「劝业博览会」，此次博览会是日本第一次设立「学术人类馆」，展示所谓的「落后人种」。依当时的《人类馆开设趣意书》所述，原来准备展示的人种包括北海道阿伊努（爱奴）人、台湾原住民、琉球、朝鲜、中国、印度、爪哇等七种「土人」。最后在清廷和韩国公使的极力抗议下，取消了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展出。虽然清廷和许多中国留日学生们也对台湾馆提出积极抗议，表示这将严重伤害中国人感情，但在台湾已成为日本领土的状况下，日方不理会这样的诉求。当时虽遭亚洲各国抨击，但坪井正五郎依然坚持人类馆的展出，其出发点乃基于配合日本的殖民扩张。亦即随着版图的扩大，日本帝国统治的种族也不断增加和复杂化，所以坪井藉由人类学调查提出「民族混合论」，以此作为未来日本民族发展之路线。但事实上坪井的「民族混合论」并非关心受殖民种族的平权问题，而是希望被殖民者能够透过日本「文明」的启发，成为增强日本国力的「资源」**。这也恰恰说明了日本在过去殖民台湾、朝鲜，以及现在对待阿伊努人和琉球人时，不断施行「同化」政策之原因。

* 除此之外，丘浅的思想也进一步影响了后来日本「国体论」的发展。国体（kokutai）是日本将神道信仰结合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词汇，用来泛指一个国家的特色、国情、国家的状态。日本的国体思想起源于幕府末期的水户学，倡导尊王的学者会泽正志斋在著作《新论》中提到了国体的概念，会泽生长在西力东渐的时空背景下，体悟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是有凝聚精神的基督教，所以他认为日本必须传承神道传统来建立精神合一性。在这种强调精神绝对服从的国体思想上，再加上丘浅对于物种进化的科学理论，使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和法西斯主义逐渐成熟。如后来上杉慎吉对《大日本帝国宪法》进行绝对主义解释，主张天皇主权说就是一个例子。上杉认为世界资源有限，且受到西方国家宰制，日本必须让国民对未来可能的冲突做好觉悟，并准备好自身的国族动员方式。详见董璠舆，2011，〈日本明治时期的国体与天皇机关说事件〉，《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页140。林来梵，2013，〈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页67。

** 李政亮，2006，〈帝国、殖民与展示：以1903年日本劝业博览会「学术人类馆事件」为例〉，《博物馆学季刊》第20期第2卷，页32-41。

1930年代后，为了正当化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的官僚、军部、政界、学术界更创造了「中华思想说」来诋毁中国。如秋山谦藏的《支那人眼中之日本》、米内山震作的《中华思想论》等，认为中国自古将四周的其他民族视为下等的禽兽、蛮夷，而日本也是遭受歧视的受害者之一，故「中华思想」即为中国自大傲慢的国民性象征。泷川政次郎甚至在《从法律看支那国民性》一书中，将中国的国民性主观归类为极端性、矛盾性、僵化性、形式性四种维度*。而在侵华战争遭到中国人民的奋力抵抗时，日本人更进一步丑化中国，污蔑「中华思想」是影响中国人民的「痼疾」，使中国人故步自封，不接受西方法理，且将外国人视为禽兽，因而用残忍、暴力的行动迫害在中国的日本侨民。所以日本在侵华战争时，不断利用舆论，将中国的抗日分子诋毁成「匪贼」，营造出皇军「剿匪平乱」的正当性，使战争行为获得日本国内的广泛支持。

* 王柯，2015，《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301-312。

1895年获得台湾后，日本便开始从思想上压抑台湾人的中国民族认同，期间长达50年之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的种族进化、优越论的发展，以及后来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宣传思想，也都在这50年间灌输到了台湾人的脑中。这不仅使得台湾人丧失对中国的民族认同，甚至开始以「文明者」自居，呼应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

后来日本政府在侵略华南时，将台湾规划为新的南方占领区的示范角色，使台湾人成为了夹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南方指导者」*。长天传播集团在2013年拍摄了《台湾人在满州国》系列影片，详述1932年伪满州国成立后，几千名台湾优秀青年响应日本的「北进政策」，前往伪满洲国担任公职、经商和行医**。据当时的东北居民张冰玉女士所述：「…日本人对台湾人…比对我们满洲国人好…。」台湾人到东北协助日本人执政、统治，所以不论待遇或地位都比一般满洲人高。

* 如日本的战地文学家绀谷淑藻郎的著作《海口印象记》，描述了日本占领下海南岛的日常状态。当中刻划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洋行员工杨文通（化名），以「南方指导者」的优越感，在海南岛用日本人蔑称台湾人的「清国奴」叫当地人，并对当地「土著」颐指气使。详见林慧君，2014，〈火野苇平与日据时期在台日人的战争书写〉，《台湾文学学报》第24期，页46-47。

** 如伪满州国的外交部长谢介石就是台湾人；现任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黄光国的父亲黄子正为当时溥仪的御医；在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战败隔天，曾与多位亲日台商、留台日军召开「草山会议」，意图策动台独的著名富商许丙，年轻时也去到伪满州国和朝鲜经商而发了大财。

伪满州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来自台湾新竹的谢介石。图为日据时期台湾的日日新报上，以「幸运儿」来形容谢介石的境遇。

虽然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受到日本殖民剥削，也同样身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受害者，但在日本的种族观和对中国的歧视观影响下，渐渐丧失民族大义和是非道德观念，只执意追求日本人所称的「文明和进步」，唾弃中国的落后衰败。如"台独"人士蔡焜灿在其日文著作《台湾人和日本精神》中认为：「日本精神是指勤勉、正直、信守约定等种种德行之表现」，其相对语则是「中国式」*。另外，在日本因应帝国扩张的政策下，成为「文明示范者」、「指导者」而享有较优渥待遇的状况，使台湾人不仅在物质上，更在心理上感受到自己高出中国人一等；台湾人与落后的中国人是不同的。所以许多生长于日据时代的台湾人都很「感念」日本的统治，台北市长柯文哲更从中悟出了「殖民进步论」的歪理。

*　黄智慧，2010，〈台湾的日本观解析（1987-）：族群与历史交错下的复杂系统现象〉，《思想》，第14期，页73。

经济和制度上的优越感

随着中国在1945年的抗日胜利，台湾结束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迎来光复。但长久以来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而且不久前才在日本的战争动员下「全岛抗中」的台湾人，转眼间成为他们长期抵抗、歧视的「中国人」，其心境上的矛盾和冲突自然是不言而喻。消息灵通的台籍仕绅们，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就在驻台日本军官的策动下，进行草山会议，密谋"台独"；到海外参军的台籍日本兵，内心充斥着战败的不甘。即将返回的故乡台湾，成为战场上敌营（中国）的领土，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自己，也成为杀害同胞（却又是敌方中国人）的一分子，种种矛盾促使他们成为二二八事件中的激化者*。

*　关于台籍日本兵对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可参阅：胡佛，〈认同危机与二二八──《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意见书〉，《远望》第341期（2017年2月号），页11-16。唐贤龙〈二二八乱起　席卷全台〉，《远望》第342期（2017年3月号），页42-48。

逐渐激化的国共内战对台湾局势火上加油，使刚接收台湾，且受二二八事件影响，声誉重挫的国民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兵荒马乱、措手不及。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内战失利后，带领大批军民撤迁到台湾，随即在台湾展开铺天盖地的反共政策，直到1987年解严为止，又带领台湾人丑化大陆近40年*。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教育开始向下扎根，如在蒋介石的指示下，1950年4月台湾省政府教育厅颁布「台湾省非常时期教育纲领」，指导各级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化宣传工作。当年的反共教材，将共产党描述成恶魔、鬼怪，而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则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如小学六年级课文中有一连四课，从食、衣、住、行四方面述说台湾人生活在天堂，而大陆同胞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地狱惨况。另外国民党在民间也开办了中国文艺协会、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鼓励反共文艺作品的创作，激起台湾反共文学、反共戏剧的发展。较知名者如陈纪滢在195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荻村传》，描述「"共匪"」到了荻村后，把整个村子弄得天翻地覆，「白天是兽的世界，晚上是鬼的世界」**。种种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活动，将台湾建设成极端反共的壁垒，也使台湾极度排斥大陆实行的政经制度。

*　关于国民党在台湾的长期反共政策对台湾外省族群造成的心理影响，可参阅笔者另一文：程志寰，2017，〈从抗日到亲日？──台湾外省人的矛盾与困惑〉，《远望》第349期（2017年10月号），页17-21。

**　陆卓宁，2011，〈1950年代台湾地区「反共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页91。

在美国的援助下，1960年代后期台湾轻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并设立加工出口区，以出口导向的模式大量积累外汇。70、80年代台湾政府开始推动「十大建设」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了享誉世界的「经济奇迹」，并在政府规划下开始往技术导向的产业结构发展，为今日台湾电子和高科技产业的领先打下基础。同一时期，大陆所经历的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这使得台湾对自身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充满骄傲和优越感，而对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则嗤之以鼻。尽管80年代后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两岸也重新展开对话交流，亦有第一批台商前往大陆投资，但台湾人心里对「"共匪"」根深蒂固的印象，使他们只能从交流中看到大陆的落后贫困，看不见大陆逐渐开始的进步和发展。1987年解严后，台湾社会开始向西方式民主体制发展，到了1996年总统直选后，台湾基本上已完成民主化，进入西方学者所称的「民主巩固」时期，这导致台湾与大陆的政经体制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冷战的结束和共产阵营的瓦解，正当化台湾人长久以来的反共意识；美国和自由阵营的胜利，则强化了台湾人的制度优越感，象征台湾与西方阵营一同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而大陆的共产政权不正当、不民主，迟早会崩溃。所以即使大陆在21世纪初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人仍然认为大陆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落后于台湾。

这种经济和制度上的优越感体现在两岸关系的诸多层面中。例如2001年大陆配偶谢红梅在台湾考取公职后，其任职资格又遭到台湾当局的否定。针对此案，大法官释字第618号认为，大陆地区人民对自由民主宪政体制不够认识，需要长时间的「培养、适应」，所以规定入籍10年才能参与公职考试，属于「手段必要」、「情节合理」之范围。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陆配光是在台湾取得身分证就需要6年时间（比一般外籍配偶规定的4年还要长），且还需要10年「合情合理」的「适应期」，才能获得《"中华民国宪法"》对其所及区域（大陆）所保障的服公职权利（第18条），这无疑是对大陆地区民众的「制度歧视」。另外，台湾人在经济条件上的优越感，也影响了他们与大陆人民的接触和交流，即使长期在大陆工作的台商，心里依然抱持着对大陆的偏见。如林瑞华针对「台商对大陆人的观感」所做的质化研究，访问了214位长期居住于上海和东莞周边地区的台商、台干，发现约八成台商或台干，仍然以台湾人为主要的深交对象，而表示自己「大陆朋友较多」或交友圈「以大陆人为主」的只有7%。林瑞华总结出在大陆的台商排斥与大陆人来往的原因在于「阶级性」，因为他们多半享有较优渥的薪酬所得，故在饮食、消费、品味、生活方式上，与一般大陆人有截然不同的差异。正如一位台商受访时说的：「我跟他们交朋友是很浅的，不会再深入，因为经济条件有落差…*。」

*　林瑞华，2012，〈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大陆台湾人社会融入状况之研究〉，《东吴政治学报》，第30卷，第2期，页146。

林瑞华也指出，绝大多数台湾人对大陆人印象差的原因是他们的素质、水准、教养等「惯习」不好，而这些「惯习」的培养也和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有关。然而在正常社会中，通常会将「惯习」不好的人，归结为其家教或个人问题，但带有经济和制度上优越感的台湾人，则不假思索地将「惯习」问题上升为「族群」问题（或「民族」问题），合理化他们对大陆人的歧视。所以尽管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已蒸蒸日上，中产阶级人数也不断扩大，大部分在大陆生活的台湾人，依然会「选择性」的与大陆人接触，因为全大陆13亿人都成为「上流阶层」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会选择与「有钱、有地位」的大陆人来往（因为生意或工作上的需要），并继续歧视社会地位落后的大部分大陆人。

民族自信与两岸融合

台湾在与中国（大陆）分裂后，长期站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认识中国（大陆）。日本殖民者对中国的丑化，和国民党对大陆的妖魔化，仍然影响着台湾人的「抗中」、「反中」心理，导致台湾人失去了民族认同，长期以来盲目的追求「现代文明化」发展，以及标榜为「普世价值」的西式政经体制。要扭转此种局面，就必须重建中国的民族自信，彰显出中国思想、价值、制度的高明和进步。

例如西方的进化论传入日本后，迅速形成弱肉强食的日本帝国主义世界观，导致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歧途。但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时，严复精心挑选与中国传统天人观类似的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作品《演化与伦理学》（Evolutionand Ethics）译介成《天演论》。如黄克武所言，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目的是要突显「伦理」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价值，毕竟人类社会不是自然界，不能完全按照「丛林法则」，而是应该依赖伦理原则「以物不竞为的」*。另外，西方民主制度也并非举世通用的「普世价值」。如王绍光所言，西方民主体制为「代议型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中国则是「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西方代议型民主强调授权和问责机制，在现代社会选举成本昂贵的情况下，真正的「授权者」不是普罗大众，而是候选人的「金主」；在选择不多的状况下（如两党制社会），问责性对候选人或代议士发挥的作用也非常低。而中国的代表型民主走的是深入基层的群众路线，干部必须与普通群众打交道或深入调研，理解人民真正的需求，把这些经验集合起来，成为有条理的办法和道理，再向群众宣传，并观察落实的成效，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直到群众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幸福。

*　黄克武，2014，〈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页170。

**　王绍光，2014，〈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求是理论网http://big5.qstheory.cn/gate/big5/www.qstheory.cn/wz/shp/201404/t20140409_338632.htm。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仅使中国失去台湾，也使得中国学习西方「器物」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人转为崇尚西方的思想、制度，进而导致中国人丧失了几千年来的民族自信。此后一百多年来中国不断在寻找发展的道路，直至今日才逐渐摸索出崛起和稳健的发展方向。1895年乙未割台之际，多少台湾的知识分子、乡绅起身抗日，壮烈成仁；即使割台一事已「无力回天」，抗日领袖如丘逢甲、林朝栋，亦不甘「臣倭」，愤而放弃在台湾的资产，内渡大陆。反观今日台湾社会，却由政治菁英主导、带领的「去中国化」、「再殖民化」，塑造出「受日本统治为荣」，「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风气。因此，中国大陆必须先恢复民族自信心，然后帮助台湾人民理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重建对中国的认同，以及了解台湾的先贤先烈们为何宁可牺牲成仁，也要守护、捍卫这样的价值观。唯有如此，两岸社会才可能真正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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