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犹太人80年前从天津投奔八路军，究竟为什么？（上）

一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犹太人，在中国度过了65个春秋。他是中共外籍入党人士中，党龄最长的老党员，还加入了中国籍。而位于天津五大道地区云南路48号的一座三层小洋楼，是他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出发站。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

他叫傅莱，是中国研制初制青霉素第一人，也是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还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历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这位犹太人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天津走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为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中国人民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前不久，傅莱先生的夫人江国珍女士来到天津，寻访丈夫在天津工作和生活的足迹，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就此展开。

妻子津门寻访旧居，

喜获丈夫80年前用过的钥匙

5月27日，天津晴朗无风，83岁的江国珍从北京风尘仆仆来到天津。自从2013年傅莱在德国定居的小儿子通过天津文史专家的帮助，辗转找到傅莱在天津的旧居，江国珍就一心想去看看丈夫曾经住过的地方，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此番终于可以实现多年的心愿，老人显得格外激动。车刚驶入天津市区，江国珍就打量着窗外的街道，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喃喃地说：“快了、快了！” 

天津五大道地区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云南路48号过去是登百敦道262号，属于英租界。这里的小洋楼已有百年历史，不少房屋长期处于出租状态。

▲傅莱夫人江国珍在傅莱旧居前

在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研究专家金彭育的陪同下，江国珍来到小洋楼二楼的一个房间。80多年前，傅莱就租住在这里。

“您看这地板没有动过，窗户、门、挂镜线也是原来的，包括窗户上这钮使的那大铜圆疙瘩，都是原装……”今年75岁的退休教师许君辉从1962年起就租住在这间屋子。眼前的一切，让江国珍猝不及防又倍感惊喜。虽然距离丈夫住在这里已有80年的历史，但房间主体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深色的木质地板、浅色的门窗，窗外沙沙作响的老椿树……穿过岁月的长河，江国珍仿佛看到了丈夫年轻时的身影。

面对傅莱夫人的到来，许君辉显得非常激动。一阵寒暄后，他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把老式铜钥匙，郑重其事地交到江国珍手上。“这个房子的原始钥匙我有两把，这次您来我特别高兴，特别准备了一把给您。我还找人鉴定了一下，这就是原始的，我给拴上了小绳儿……”

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江国珍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紧紧握着丈夫傅莱在80年前贴身携带的钥匙，激动地上前拥抱许君辉，许久才说出话来：“哇，太好了！了不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实物，谢谢你！我觉得中国人民跟帮助党的国内外人士，那种友谊是不可磨灭的！”

▲傅莱夫人天津寻访（视频：孙昭荣）

犹太青年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投奔八路军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犹太血统。这位犹太人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天津，居住在这座小洋楼里？一切还要从80多年前说起。

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残酷迫害、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身为奥地利共产党员的理查德，被列入希特勒的黑名单。1938年年底，为了逃避纳粹盖世太保的追捕，理查德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奥地利。情急之下，理查德想到了遥远的中国。因为，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而且他还知道，中国有一支坚决反对法西斯、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是一个进步青年，他的目标是非常坚定，就是要找到共产党的一支队伍，让全世界的穷苦人都能够得到解放。”江国珍说。 

▲1939年傅莱乘邮轮远行

在家人和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资助下，未满19岁的理查德告别祖国，辗转意大利乘上远洋客轮，在海上颠簸了近一个月，终于在1939年1月15日抵达中国上海。两个月后，理查德继续北上，于1939年3月来到天津，租住在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一座小洋楼。

他先是在奥地利医生开办的德美医院从事化验工作，此后，又先后去了道济医院、西开天主教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工作。当时，背景离乡的理查德只有一个愿望：投奔八路军，消灭法西斯！

智运药品获称赞，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0年，理查德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美国牧师胡本德，当时胡本德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在胡本德的帮助下，理查德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承担起为八路军采购和协助运送部队急需药品的任务。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伤员众多，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理查德手上有一批药品急待运出。但是日军为了防范药品进入抗日根据地，加紧了对天津外运物资的检查封锁。正在理查德急得团团转时，他意外得到一个消息。

天津文史专家张绍祖对傅莱在天津的经历做了深入研究，他说：“正好有个德国商人要往北平运化妆品，他就说我这也有，一起运过去。他找人把药品巧妙包装成化妆品，一直送到车站。因为他是德国护照，所以很容易就通过了检查。他又告诉北平的共产党，到车站接这批货物，所以这批药品很顺利地运到根据地了。”

理查德“智运药品”的消息在晋察冀军区不胫而走，得到了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1941年春季的一天，理查德正在天津马大夫医院化验室工作，突然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年轻人推门而入，此人正是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派来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黄浩。“我叫黄浩，专程从北平赶来找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聂荣臻司令员让我给您带来口信，欢迎来晋察冀边区搞医务工作。”

听闻这个消息，理查德心中说不出的喜悦，他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41年秋季的一天，理查德备好行囊，将一些生活用品和衣物托付给在小洋楼照顾他的厨师，然后按照地下党组织给他的通知，从天津出发，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傅莱初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白求恩学校里的“洋教员”和

战场上的“土八路”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理查德。当得知理查德的德文名字发音是Frey时（类似英文free，自由之意），他笑着说：“你离开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我给你起个中文名字，就叫傅莱吧！”理查德听后欣然接受，从此就一直用“傅莱”这个中文名。

由于傅莱有医疗方面的专长，聂荣臻将傅莱安排到白求恩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为尽快学会中文，傅莱拒绝给他配备翻译，每次备课，都用德文写好讲稿，然后借助字典翻译成汉语，并在旁边标上读音。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后，傅莱就能用中文讲课了。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他还熟读中国四大名著及很多文言著作，成了一名“中国通”。

1941年至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傅莱一面在白求恩学校教书育人，一面与同学们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有一次，敌人从飞机上投下一枚炸弹，一些战士被埋在瓦砾堆里，动弹不得。“我第一个跳下去，傅莱第二个跳下去，拿着我们仅有的工具去挖被埋的战士。因为工具不够，后来我们就用手刨，手都出血了，终于救出很多战士。”傅莱的战友胡宁回忆说。

▲1942年，傅莱在抗日前线诊治八路军伤员

傅莱身高1.92米，原本饭量很大，但由于经常需要行军作战，傅莱和战友们只能自带一点生玉米和黑豆充饥。即便肚子饿得咕咕叫，傅莱也从来不叫苦，不搞特殊。“有时候敌人的轰炸机来了，他就把锅里剩下的锅巴搁在兜里，停下来的时候拿出来吃。”江国珍说。

未完待续~

图文 | 天津广播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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