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友谊路上不倦的拓荒者

作者简介    

黄志良 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196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1980年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1985年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1989年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1991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5年12月15日是中国-智利建立外交关系45周年。为了纪念这一有意义的日子，中国五洲出版社特地编印出版了一本精美画册，收集了150多帧反映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珍贵照片。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同智利友人合影的那组照片里，一个身材高大、高额谢顶、善眉慈目的白人长者，引人注目地频频“出镜”。这些照片勾起了我对一段往事、一位友人的美好回忆，这个人就是在中智友好关系的开创时期里作出过重要贡献，被认识他的中国同志们亲切地称之为“佩老先生”或“佩老头”的吉耶尔莫·佩德雷加尔先生。

△ 佩雷德加尔（左一）同基督教民主党的两位领导人一起出席林平大使（右三）举行的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成立招待会。

1959年6月，我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借调去接待一位身份特殊的智利来宾。外交学会邀请的访华客人一般都是外国的前政要、国会议员或是非建交国的政界人士，而我们要接待的客人吉耶尔莫·佩德雷加尔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企业家、无党派民主人士。他所持的智利外交部颁发的红皮护照（即外交护照）上职务栏上写的是“前副总统”。

根据智利宪法，中央政府是没有副总统一职的。那是怎么回事呢？外交学会领导请教了在京的智利老朋友——亚太和会秘书长、画家万徒勒里才弄明白，原来佩德雷加尔先生在40年代曾出任过智利政府内政部长，在总统出国访问期间，行使过代总统的职务，对外就称副总统。这样，我们国内也就按前国家领导人的规格隆重接待了佩德雷加尔夫妇。

确实，这位亦官亦商的人物这次访华来头不小。据告，他来华前刚上台执政的亚历山德里总统交代他，要他“到中国去看看发展中智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佩德雷加尔抵京后即向新闻记者表示他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谈贸易，有人说同社会主义国家做不成买卖，他要用实例证明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是可能的。

第一天，我陪佩德雷加尔夫妇参观了故宫，游览了北京市容。第二天我就陪他一个人到中国进出口公司（二十世纪五六年代外贸部下属只有这一家国营贸易公司）谈生意，主要是洽谈如何用中国的茶叶交换智利的硝肥。那时我国同外国，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只做易货贸易，不做自由贸易，结算的外币是英磅，拒绝用美元。

智利是生产和出口铜的国家，我国是需要大量进口铜的国家，但在那个年代，对新中国持敌对政策的美国宣布铜为严禁向中国出口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智利不得卖铜给中国。作为天然氮肥的硝不在禁运之列，中国需要进口硝，但缺乏支付能力。一般来说进行中智贸易的难度确实是很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善捕商机，又具有远见的佩德雷加尔先生选择了硝、茶易货为推动中智贸易的突破口，他希望由自己的私人公司和中国的国营公司做成一笔交易的具体实例来证明同社会主义中国做生意是可能的。

我注意到，尽管他对做成这笔生意的决心很大，信心十足，但在进行具体谈判时却显得非常谨慎仔细，在确定货物作价时，分厘必争，在商订合同条款时，力争尽量对自己有利。我方公司代表也是谈判能手，既坚持基本利益，又灵活变通。经过一整天的讨价还价和反复争论，双方在互利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签订了中智间第一个切实可行的硝石和茶叶购销合同和备忘录。

在签字仪式上，佩德雷加尔举起香槟酒杯对中国公司代表说：“我做了几十年生意，谈判无数次，还没有遇到过比中国公司代表更精明能干的谈判对手。”中国公司代表说：“您是企业主人，盈利或亏损都是您自己的事，我们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岂敢不认真对待。”佩老听了放声大笑，用英语说了句成语——“友谊归友谊，生意归生意”。“来，为我们双方的利益，也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如果说，我对佩德雷加尔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个十分精明的企业家，那么，接下来我得到的印象，他又是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活动家。他对抵京第一天设宴欢迎他夫妇的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学会副秘书长吴茂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两人产生了浓厚兴趣，认真听取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政策。

他风趣地对张会长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我大概可算作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吧。”又说他在国内同各阶层、各政党都保持良好关系，但更倾向智利左派，本人是阿连德的好朋友，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

△ 1959年，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接见佩德雷加尔先生。

佩德雷加尔在到京后的第四天，也就是在吴茂荪和我陪同他们夫妇去东北和上海参观访问前夕，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同时接见。虽然这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没有进行深入交谈，但佩德雷加尔对这一高规格的礼遇喜出望外，激动不已。他向毛主席赠送了一件智利民族服装“庞乔”，还请毛主席披上了同他一起照相留念。事后他对陪见人员说，见到毛主席是他一生最大的殊荣。

当晚，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特地设宴款待了佩德雷加尔夫妇。周总理高度评价佩德雷加尔积极主张发展中智关系的远见卓识，热情赞扬了他带头同中国做生意。佩德雷加尔告诉周恩来，他已向中国对外贸易部官员提出，希望中方派代表常驻智利，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这正是他12年前向最早访华的智利代表提出的一个设想，希望佩德雷加尔先生努力促成此事。

佩德雷加尔的这次访华不仅推动了中智两国贸易的发展，也为以后两国建立非官方的贸易机构奠定了基础。

△ 1961年，中国贸易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智利。左二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右三为作者。

佩德雷加尔回国后积极促进中智间的民间往来，推荐了多位有影响的政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访华，他被推举为人民中国之友委员会主席。1961年7月，他热情参与接待了南汉宸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他见到了随团当翻译的我非常高兴，非常亲热。他陪同我们会见了智利硝碘公司等有关部门的官员，还邀请代表团去了他的庄园别墅。

1964年春，智利新兴的基督教民主党创建人爱德华多弗雷在大选中获胜，出任总统，奉行温和的民族主义政策。弗雷总统任用的外交部长塞尔希略·巴尔德斯是佩德雷加尔的老朋友，曾在佩老的公司里担任法律顾问多年，两人私交甚深。

佩德雷加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私人关系对基民党政府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来推动中智关系。智利新政府此时同意中国在智利设立常驻贸易机构既是国内外形势发展使然，也是智利各界友人多年努力和我方积极争取的结果，其中佩德雷加尔更是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中智关系迈出这一大步，佩老先生功不可没。

△ 1965年4月，林平代表（左二）在佩雷德加尔（右四）陪同下拜会智利外长巴尔德斯（左一）。右三为作者。

1965年4月，我和妻子静言随同林平夫妇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的全体成员到达圣地亚哥时，在机场迎接我们的众多智利友人中，佩德雷加尔夫妇站在第一排，佩老笑吟吟地对林平说：“我们大家期盼多年的目标，一半实现了！”

到达智利的第三天，中国商代处的正副代表在佩德雷加尔的陪同下，礼节性拜会了巴尔德斯外长。我从他们的交谈中能看出外长对佩老很尊敬，关系热络。我还记得，佩老先生在向外长介绍我时，开了一个亲热的玩笑：“他是我访华时的翻译，名字叫‘智利人胡安’。”巴尔德斯外长听了哈哈大笑，林平代表只听懂了上半句，不知下半句什么意思。原来我名字的西班牙语读音听起来与英语的“智利人”相仿，而“胡安”这个拉美人常用的名字正好同“黄”字谐音。从此智利朋友见了我都亲切呼我“胡安尼托（胡安的昵称）”或“智利人”。

我们代表处成立后，每次遇到困难和麻烦，总是首先去找佩德雷加尔（另一位我们常找的朋友是阿连德），佩老的社会关系多，“路子粗”，大大方便了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

△ 1965年3月，新中国派出人员赴智利建立第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机构——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原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林平等6人下飞机后正大步迈出机场。右起：林平，黄志良、刘长恒（副代表）、张萍（刘的夫人，会计）、刘静言、张廷福（厨师）

在中国商代处所处的特殊环境里，佩老先生给予我们的帮助和保护是多方面的。他在首都郊外有一处漂亮的海滨别墅，我们经常应邀去那里度假休闲。当时我们这个南美洲唯一的中共派出机构自然成了美蒋特务的追逐目标，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他们的监视和窃听，所以我们内部开会讨论工作或传达文件都得找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佩老别墅后院一片绿荫匝地的小山坡便成了我们经常在那里开会的场所。不知我们内情的佩老先生一直以为我们偏爱那里的环境和景色，以至到了两国建交，林平当了大使后，他还多次邀请大使夫妇到“你们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后山坡去休闲。

佩德雷加尔给予我们最大的帮助主要还反映在促进我们同智利政府当权派的关系方面。例如，有一次他以“家宴”的名义，在他市中心的豪华寓所里邀请巴尔德斯外长和林平代表“共进晚餐”，两人秘密进行了一次深入探讨发展两国关系的会谈。此后不久，这位外长在一处外交场合发表讲话，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并主张多方面发展对华关系。

1965年3月，佩德雷加尔第二次访华，受到了刘少奇主席的亲切会见，我国家领导人高度赞扬了他对推动中智关系所作的贡献。

1970年秋，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当选总统，上台执政后，即年年底中智建交。出乎大家预料，佩德雷加尔被任命为智利驻苏联大使，而一位名叫乌里维的经济学家被派来中国当首任大使。佩老先生到了苏联，身在莫斯科，心在北京，经常到我驻苏使馆做客，吃中国饭，每次必谈他的两次访华观感和他为促进中智关系所作的努力，居然还多次提到我这个忘年交的朋友，大讲“智利人胡安”的故事。

那时，我已从智利回国多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佩德雷加尔在苏联的事，我是后来从两个不同途径听说的。一位是我的同事潘占林（后来曾任我国驻南斯拉夫和驻以色列大使），他那时在驻苏使馆当大使翻译，在北京每次见到我都要提起佩德雷加尔对我友好的事。另一位是我在阿根廷工作时认识的智利驻阿使馆政务参赞劳尔·费尔南德斯，他曾在智利驻苏联大使馆任一等秘书，是佩德雷加尔大使的助手兼翻译。他第一次见我的名片时惊呼了起来：“您就是佩德雷加尔先生常说起的中国青年朋友‘智利人胡安’。”于是，我们两人也成了好朋友。

△ 林平大使和夫人季尼

佩德雷加尔在莫斯科当了两年大使就回国退休了。他退休后的第一件事是携夫人第三次访华。林平和夫人季尼以及我和静言陪同这对老朋友游览了颐和园。那是一个容易引发伤感的秋日，我望着年过古稀的佩老先生的背影，忽然感到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访华，也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想到这些，我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此时的佩老看上去身板还挺硬朗，但在言谈间更多了些情感的流露。我记得当我们穿过长廊时，见一个两岁左右穿着开裆裤的小男孩正扶着栏杆玩耍，佩老走近去，伸手轻轻抚摸着孩子露在外面的小屁股蛋，低声地说：“多可爱的孩子！”脸上流露的是一位慈爱的老祖父的无限深情。

放开孩子，他感慨地对我们说：“我深信，到他长大时中国将会更强大，人民生活也会更美好，他们是幸福的一代！”我听他说这话时，眼前的佩德雷加尔已再不是当年那个精明的企业家、老到干练的政治家，而只是一位对孩子、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爱心和深情的慈祥老人。

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在“听鹂馆”吃午饭。回首往事时，佩老又一次强调说，他一生中做过的最得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促进中智关系做了点工作。接着又感叹说：“我已老了，这是最后一次来访华。我想在见上帝之前，先来会会你们这些老朋友，再看看中国的进步。”他的话语重情长，让我深深感动。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佩德雷加尔的消息了。直到1980年春，我在驻阿根廷使馆工作时从圣地亚哥传来了佩老先生以83岁高龄逝世的噩耗，徐中夫大使（第二任驻智利大使，也是佩老的好朋友）和我联名给佩德雷加尔夫人发去了唁电，表达我们诚挚的哀悼。

在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友好关系蓬勃发展的今天，智利人常常骄傲地说，在中拉关系发展史上，智利占了好多个“第一”，如第一个与新中国做生意，第一个接受中国留学生，第一个接纳中国常驻机构，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世贸组织市场准入协议，第一个同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拉美国家。在积累最初的那些“第一”的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佩德雷加尔的身影，所有当年在智利工作过的中国同志一致公认：佩德雷加尔先生是中智友谊路上不倦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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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选自《中拉建交纪实》 

作者 | 黄志良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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