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散记（三）| 马达加斯加的“惊”与“喜”
作者简介
杨宝琴 1962年调入外交部，曾先后在中国驻马里、法国、马达加斯加、布隆迪大使馆任办公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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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田志东调任我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我亦随同前往。
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
马达加斯加是非洲的一个岛国，位于印度洋西部，与非洲大陆隔海相望。其领土除马达加斯加岛外，还包括附近的几个岛屿，总面积为59.58万平方公里。马达加斯加海岸线很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海域辽阔而无污染，盛产鱼虾及水果蔬菜等，号称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首都塔那那利佛（意为“远方的城市”）是一座山城，海拔1500米，既无酷暑又无严寒，可谓得天独厚。
居住在马达加斯加沿海地区和其它地区的民族有很大不同。前者为海岸族，皮肤黝黑，属非洲大陆型；后者为高原族，皮肤棕色，酷似印巴人。高原族无论男女皆蓄长发——妇女多为披肩长发，油黑发亮；男人则是天然卷发，满头弯曲，他们的眼睛很大，炯炯有神，鼻梁也很高，看上去很美，而且身材修长，绝少有矮胖子。妇女们上街时总要带上一把雨伞，有雨遮雨，无雨遮阳；已婚妇女还把一条白色丝围巾搭在肩上，更加增添了几分妩媚。男人们则别具一格，身穿各种花格长衫，头戴一顶草编礼帽，见到中国人时就掀动一下礼帽算是打招呼，大概见到亲朋好友时也是如此。
中马两国自1973年建交以来，关系不断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友好。早在近百年前就有一些中国人到马达加斯加定居，而历代与当地人通婚的中国人也不少。
马达加斯加的华侨见了我们都很亲切，如同见了亲人一般。当我们到华侨聚居的地方去看望他们时，他们就像过节一样聚在一起大摆宴席，真是热闹非凡。马达加斯加有几所华侨小学，这里的孩子们总是先学习中文而后再学习洋文。这样安排的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要子孙后代永远不能忘记祖国。
鹰爪兰
马达加斯加盛产“瓦尼拉”和鹰爪兰，前者是一种天然食用香料，后者可用来制作香水。这些香料价格昂贵，主要出口到西方各国。马达加斯加确是一个很富饶的国家。
作为使馆工作人员和大使夫人，我除了要做好本岗位的工作以外，还要同时做好“夫人”的工作。夫人工作灵活性很大，要做好也不容易。
在马达加斯加的五年中，我与拉齐拉卡总统的夫人交往甚密。她是一位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喜欢谈论政治而绝少拉家常，有时还出面接待一些议长之类的官员。我到任后拜访的第一位夫人就是她，当时她是外交部长的夫人，之后，她又陪同我拜访了当时总统的夫人。后来，马达加斯加发生了未遂政变，原总统遇刺身亡，拉齐拉卡上台当了总统，她也就成了总统夫人了。
拉齐拉卡总统
总统夫人原有四个女儿，我们到任后她又喜得一子，自是欢喜非常。为了表示祝贺，我曾带上礼物去看她。对我国的手工艺品，她看到了非常喜欢。一年后，在她的儿子周岁生日时，我又去看她，并带去了一些玩具。这使她非常感动，惊异地问道：“你怎么会记得孩子的生日？”自此，我们的交往日密。
总统夫人的母亲原患有糖尿病，发展到了晚期，引起下肢溃疡，马达加斯加各医院均束手无策。我在征得中国赴马达加斯加医疗队的同意之后，介绍他们出面治疗，我也多次到医院去看望她的母亲。谁知，她母亲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这进一步加深了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事后，她特意聘请中国医疗队的两名医生（中西医各一名）做了总统府的“御医”，每周进总统府一次，为总统做健康检查并为他一家老小治病。
总统夫人对我也非常之好。一次，我割阑尾住院，尚未拆线，总统夫人和总统的妹妹便亲自带着礼物在礼宾官和卫队的陪同护卫下，到医院去看我。在病榻上，我和总统夫人谈了两个多小时。总统礼府的礼宾官告诉我，总统夫人亲自到医院看望外国使节的夫人，这在以前还没有过。
我与总统夫人的交往并不只限于妇女生活的圈子，有时也涉及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非洲国家政局不稳，经常出现一些部族矛盾和权力之争。
一次，总统夫人对我说：“你对我们国家的情况感到不解时就来找我，我会如实地告诉你。同时，你们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情况也希望能同我们交流。”有这样的由头，我自然就成了总统府的常客。
还有一次，她约我见面，对我说：“xx主席的儿子搞政变把老子搞下去了，你们是否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她所说的这个国家，当时与马达加斯加和我国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对此都很关心。
说起政变，我不由想起了1975年马达加斯加政变发生后，我们度过的那难忘的日日夜夜。
我国驻马达加斯加使馆是1974年下半年建立的，到1975年2月，建馆才半年多。当时春节刚过，使馆的同志们还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2月11日午夜时分，人们听到使馆对面城市的半山腰里突然响起了枪声。这枪声时疏时密，越来越近，同志们立刻警觉起来，赶忙打开收音机，这才知道是发生了政变，新上任的国家元首拉齐曼德拉瓦上校已遇刺身亡，政府军与叛军正在交火。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使馆
塔那那利佛是一座山城，我使馆就位于该城郊区的一个半山坡上。使馆后面不远处有一个高地，那是政府军的一个兵营，而山坡下，距我使馆不足1500米处则是叛军的大本营。看来，我们真是腹背受“敌”了，大家的心都立刻揪起来了。这时，子弹已经打到使馆大楼，墙壁上穿了不少洞，被打碎的门窗玻璃落到地上叮当作响。大使办公室挨了无数发子弹，办公桌被打了个稀巴烂。院子里更是子弹横飞，呼啸而过，机关枪的哒哒声震耳欲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同志们迅速而有秩序地撤到了楼下的地下室中。在这里，全馆同志度过了极不寻常的几夜，一直到政变结束。
由于断电，地下室内一片漆黑，我们只能用手电筒和蜡烛照明。但更为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据我们分析，叛军极有可能乘夜间攻占使馆，将我使馆人员作为人质，并利用使馆接近政府军的有利条件要挟政府军。面对这样的情况，使馆党委当机立断，决定用平时积存的一袋袋米面筑成工事，用桌椅板凳堆成障碍物，分三道防线层层设防，并把所有的饮料和空瓶子等物搬到楼上，以便必要时作为武器掷下。
一天过去了，夜幕降临，双方战斗仍未停息。
政变发生后，塔那那利佛与外界的通讯全部中断，我们无法与国内取得联系。那滋味，真像是孩子离开了母亲！听着外面激烈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人们没有一丝睡意。党委再一次号召大家要誓死保卫使馆，与使馆共存亡，一旦叛军向我发动进攻，就要与他们决一死战！
与此同时，我们先后接到被临时选出的一位新的政府首脑和几个与我们友好的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劝我们离开大使馆转移到安全地方，以便接受政府军的保护。由于考虑到我们离开后使馆很有可能会遭到洗劫，同时在枪林弹雨中“搬家”，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所以，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下决心坚守下去。
又是一天的拂晓。虽然零星的战斗仍在进行，但枪声已开始明显减弱。经过激烈的战斗和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叛军渐渐不支，不得不最后宣布投降，枪声终于停了下来。
我们走出地下室，来到庭院里。此时太阳已高高升起。微风拂面，空气是那样的清新。环顾四周，使馆大楼已是千疮百孔。远处还有硝烟，一些建筑物还在燃烧……
可以说，在这次政变过程中，我使馆全体人员在异国他乡经受的是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
几天后，当得知我们的详细情况后，我国外交部给我们发了电报，表扬了使馆全体同志并向我们表示慰问。记得电报中有这样八个字：“临危不惧，坚守岗位。”看到这个电报，同志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像得到了祖国母亲最大的爱抚和奖赏，感到无比亲切和欣慰。
1979年，我和田志东离开了马达加斯加。临行，总统夫妇在总统府大厅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午宴，并将马达加斯加特产——一个宝石镶嵌的手工艺品赠送给我们。总统夫人动情地说：“我把你视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视为我们的亲姐妹。”
1986年，总统夫妇访问我国，在人民大会堂我们旧友重逢，真是有说不完的话语。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女外交官》
作者 | 杨宝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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