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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倾覆之苦,是人内心最大的苦

清秋子 新三届2 2018-11-18

原题


我是老三届
六十年代的青春记忆

(节选)



作者 | 清秋子

转自 | 公众号上海知青



细节,有时候才是本质。考证知青时代的历史,不能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生活粗糙的树皮,要亲自用手摸过,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个时代,是我的“山楂树时代”。因此我在本书里,只谈谈知青插队时的细节,大多是讲些寻常小事。我想,那些未经过“暴风雨”磨练的年轻人读了,或许就会有一些思想触动;再或许,他们会明白:这世上最畅快的事,是诅咒发誓;而最难办的事,是日常生活。


下面就是我在知青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点点滴滴,都是扎在我记忆中的刺——当然也有花儿。


一、喝生水



下乡前,我是城市孩子,家庭生活还不错,按当时标准是典型的“娇生惯养”,因此对下乡后的一些细节,感觉就非常强烈。


首先是,下乡了,就再也不能喝开水了,只能喝生水。水从井里打上来,存在水缸里,渴了,就拿水舀子舀起来喝。


在老乡的观念里,水,就是生着喝的,烧开了喝,等于“脱裤子放屁”。


我下乡8年,只要是在农村待着,喝的就是生水。


农村的井水纯净,问题倒也不大;比较难以克服的是——无论谁,都共用一个水舀子。水舀子是什么样子呢?是镀锌板做的,像牛奶锅,带个把儿。也有更简陋的,就是“瓢”,半个葫芦的壳。


一个集体户,如果有10个人,就等于1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个问题,根本不能去想。


在田间集体干活,往往是三四十个劳动力,有专人从村里挑水到地头,两大桶水,一个公家的水舀子。大家歇气时,想喝就喝,这就等于三四十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也不能去想。


我们知道,井水再干净,生水里也是有很多细菌的,跟欧洲的自来水不能比;而且4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喝一口水,就相当于跟40个人接了吻。这个,也得克服一下。


年轻人易于冲动,向往“革命者生涯”,这很好。但,切?格瓦拉不是那么好当的。


二、不洗手



有朋友看到这儿,可能要说了:怎么又诉苦?知青去了农村几年,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老农民在农村一辈子,又怎么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小子们。我们当年痛苦,不是因为“被贬了”、“被涮了”,更不是因为生活水平下降了——那时候多少是有点“革命豪情”的。那时候的痛苦,主要是因为:好好的学童忽然成了童工了,“两种文化”冲突得太厉害。


“文革”前的城里学童,都还不是妖魔吧,从小受的是一整套文明教育,比如,要讲礼貌、讲卫生,跟现在差不多。忽然一夜之间下乡了,要“革命”了,还要触及灵魂,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这文化观念倾覆之苦,是人内心最大的苦。为什么现在的海外留学生,比没出国的爷们儿还爱国?就是这道理,留学生们舍不得的是从小就熟悉的文化。


不算难受的,更难受的是,“革命”了,从此饭前便后就不再洗手了。


早上当然要洗脸,时间来得及也可以刷牙。但一天干活很紧张,生产队长一吆喝,心慌慌的,赶紧出工,刷不刷牙不一定,反正早上洗脸时,算是把手给洗了。然后中午、晚上收工回来,又累又饿,还洗什么手,端起碗,抓起大葱、大饼子就吃。


老农民的观念,手上没见到有土,那就是干净。以此类推,在自留地的菜园里摘了黄瓜、西红柿,用手擦一擦,再用衣服大襟蹭一蹭,见不到有泥土了,就干净了。放心吃吧,农民的真理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晕啊!文化冲突太厉害了。


至于上完厕所后,一般也不洗手。因为,按照前理——你的手碰到屎了吗?碰到屁眼了吗?没有。那还洗什么手?


可是现代科学不是老农发明的,那手上、大葱上、生水里,多的是杆菌之类,擦一擦,怎么能擦干净?尤其是,这样不干不净的时间长了,没有不得蛔虫的。


啥叫蛔虫?是一种长在肚子里的寄生虫,现在听信张悟本吃了生茄子的人,肚子里就常会有这玩意儿,粉红的,像蚯蚓,专门吸收人大肠内的营养。有时候人拉屎,能拉出一根两根或者一大团来。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是一句俗语,是说蛔虫聪明,能知晓一个人的心事。事实上肚里的蛔虫很可恶,跟人争营养,长了太多蛔虫的人,就不容易强壮。


小哥们儿,羡慕过去的革命者么?那就要准备好肚里长蛔虫哟!


我从农村回到城里,最后一次看见自己拉屎拉出蛔虫,是回到城里12年后,当时赶紧吃了“肠虫清”,后来就没有了。


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看我写的这些,你不感到恶心,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一个“革命者”的潜在素质了!


三、手抓大粪的壮举



说了些蛔虫什么的,怪恶心人的。当然,那时候也并非蛮荒,有治蛔虫的药,俗称“宝塔糖”,是粉红色的、圆锥体的糖块儿,吃了能打虫。价钱也不算贵吧,农村供销社(相当于行政村的小卖部)就有卖的。


可是,那时候的农民,一分钱得掰两半儿花,没多少人买打虫药,太奢侈了。我们知青,也就入乡随俗,硬挺!怕什么肚里的蛔虫?难道比“变修”更可怕吗?


不过,我在这里也不能埋汰(糟蹋)东北的老农民,农民也讲究体面,什么屎啊尿的,一般还是敬而远之。只是,种庄稼一旦要涉及屎尿,那就决不能打怵,再肮脏的活儿,也得有人去干。


这一节,我就说说大粪。什么是大粪,就是人粪尿。农村的马、牛、羊,拉屎是随地拉的,因为是素食动物的缘故吧,都还不太恶心。


可是人粪尿,太臭了,需要意志坚强才能面对。人粪尿,在农村叫做起来,放一放,发发酵,然后再用。


这么金贵的天然肥料,在我们生产队(自然村),就专门用在种香瓜的地里。香瓜,北京人叫甜瓜,别的地方也有叫金瓜的,是金黄色、带条纹的瓜,里面一肚子稀溜溜的瓤,非常甜。生产队种香瓜,不是给社员吃的,是拿到集市上去卖的。生产队有时候会缺现金用,瓜比粮食卖得贵,来钱也快,卖瓜可以救急,所以那时集体可以有一小块地用来种瓜。


种瓜,不是现撒籽儿,而是移栽已经育好的瓜苗,挖个坑,抓一把“农家肥”垫在坑里,把苗栽进去。


这就得用手抓了。经过发酵及与黑土混合,人粪尿不那么臭了,但不能仔细闻,也不能细想——这不就是用手抓人粪尿么?除了极少部分精神病,谁能这么干?


当年干完这活儿,回去吃饭时,洗没洗手,忘了。估计是洗了,再革命,也不能吃自己的粪尿啊,我们到底是人。


四、厕所没门儿



说起“道在屎溺”,我的思路还真是跟屎尿摽上了,摆不脱,下面就说说农村的厕所吧。


农村是旱厕,没水冲。北京现在有些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是旱厕,蹲坑下面一溜沟,里面积满了屎尿,掏粪工人定期来掏。


农村就没有专人掏粪了,蹲坑下面是一口深埋的大缸,粪由自家攒起来(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农家就不可能定期掏粪,要满了再掏。


这样就有些问题。一下雨,雨水也流进粪坑里去,形成一缸粪水,排泄的时候,粪水很容易溅上来。在农村上厕所,得有技巧,怎么“投弹”能避免粪水溅上屁股蛋,你就琢磨吧。


另外,长期不掏粪,那个味儿,“情到浓时情转薄”,别提了!上厕所,得学会憋气。我要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可能会好一点。可惜不是。这样的农村厕所,一低头,整个一“酱缸文化”,里面绿头苍蝇乱低温很难有零下40度的,所以“家伙儿”还不至于冻坏。夏天嘛,就难免有苍蝇爬得痒痒啦。


农村厕所,还有一大尴尬——没门儿。我们集体户好说,东西两个山墙后各一个厕所,男女有别。老乡家的厕所就一个。一个也没啥,你总得有个门啊,没门,也没有遮挡物。


上老乡家的厕所,你就得小心,要慢行。里边要是有一大姑娘正蹲着,她会咳嗽一声,你就得赶紧止步、回头。


如果稍一疏忽,恭喜你,可能就会看到艳照。有一次我跟生产队长,一位特英俊的年轻人,一起去办事,从他家东房山头绕到后面的大路上去。走得急了,没注意,他家厕所里正蹲着一位工作组的美少妇!


撞个正着,不说话吧,太尴尬;说话吧,说啥呀?


我和生产队长脸憋得通红,硬着头皮向前走。要是往回撤,那就更尴尬了——那不成耍流氓(偷窥)了吗?


还是那女工作组员态度大方,蹲在那儿说了一句:这农村的厕所,没门哈,多不方便。”


生产队长哼哈了一声,我俩就低头匆匆而过。


五、擦屁股用棍儿刮




继续说“道在屎溺”,这一节说说厕纸。厕纸这玩意儿,南方叫“草纸”,北方叫“手纸”。在我们那时候的农村,是“没纸”,一概是无纸化作业。


那时候艰苦朴素,就是城里也很少有卖厕纸的。像今天这样雪白的卷纸,闻所未闻。


那时候城里人就用报纸、稿纸、裁开的书页做手纸,这很正常。不过,用之前要揉搓揉搓,避免扎屁股。


在农村,我也坚持用报纸、稿纸擦屁股。有一回,忽然对农民的如厕发生了兴趣,问他们怎么擦,有农民告诉我:棍儿刮呗。”


他跟我说了具体方法,农村遍地都是秫秸(东北话音“树该”),就是玉米或高粱枯了的杆子,随手就能找到。掰下来圆珠笔那么长一节吧,劈开,瓤儿是软的,皮儿是硬的,就用硬的那个边儿去刮。一节刮秫秸是废物,也是自然物,用完了往野地里一扔,降解极快,很环保。可惜我的卫生观念不行,接受不了。


据我所知,俺们的古人和古代日本人,也是用棍儿刮。古代的棍儿,是竹木做的,叫做“厕筹”,一片一片的。是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到20世纪初才失传,有老鼻子长的历史了。


我在农村,也算体会过“厕筹”的滋味吧。改革开放之初,进口了日本电影《望乡》,美丽的女演员栗原小卷有个镜头,是在野外方便被惊起,露出了几秒钟雪白的屁股。我当时看了想:这样精致的屁股,是绝对不能用棍儿刮的。


六、华美的蚤子


上面的话题不能再说了,要转换一下,来一个雅的——张氏语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毕竟是南方人,分不清虱子、跳蚤。我估计她原来想写的是“虱子”,一不留神写错了,写成“蚤子”,成了当今小资的经典用语。


这说的都是寄生虫,跟了人类不知有多少万年了。当时在农村,这类近身附体的虫子有三大类——臭虫、跳蚤、虱子。


其中,臭虫最厉害,咬的包又大又红。北方很罕见,那时我在南方的旅馆里被咬过,简直恐怖!


跳蚤,狗身上多,我们那时候只是偶尔遇到。有的老乡家的炕上有,我们集体户从来没有。


最常见的,是虱子,白的,小米粒大小,生在贴身衣服的接缝里。


虱子会跑,一个人就是再讲卫生,只要在有虱子的炕上睡一觉,都会染抓虱子,那是很有派头的,在太阳底下,脱光了膀子,在衣缝里低头找,找到了,就抓出来,放在嘴里咬,嘎嘣一声,再吐掉。早年间在延安那时候,虱子叫做“革命虫”。要革命,就别怕生虱子。


生虱子,主要是不卫生。在农村,穷啊,也忙,不常洗衣服、洗被套,就易生虱子。


我在集体户那会儿,有时候回家。我姥姥怕我身上的虱子到处乱跑,每次都把我的汗衫放在铝盆里用水煮,确保杀虫。


我姥姥在“文革”期间,也跟着我爸妈被下放,下过两年乡,住在房东的一间房里。老人家冬天洗澡不方便,几个月后,身上奇痒,喝了中药也不解决问题。有一天我妈脱下姥姥的汗衫看,我的妈!长了一百多只虱子,都成团了!赶忙把衣服拿去烧了,烧得噼啪作响。


我后来回城上了学,回城后第三个月,在大学宿舍里偶然一低头,发现床上掉了一只虱子,赶紧碾死,又把衣服脱下来找,再没找到。此后,就再没染过虱子。


听说现在,就连最偏僻的农村,也没有臭虫、跳蚤和虱子了,因为卫生状况大有改善。当然也有人说,是人吃的残留农药太多了,大家体内都带毒,跟了人类几万年的寄生虫,全部给毒得死翘翘了。


——这也不错吧。



七、抠鞋泥


不怕脏,不怕累,是那时的时代精神。再说一个不怕脏的。


那时候,我们夏天都愿意穿解放鞋,也就是低帮运动鞋,黄色的帆布面,黑色胶底,因为是仿解放军的装备,故而名之。


解放鞋很廉价,也不算好看,但是结实耐穿。穿久了,大脚趾会把鞋尖儿顶出一个窟窿来,找鞋匠补一下,还可以继续穿。


夏天雨水多,穿布鞋不方便,穿解放鞋就不怕泥泞和浸泡。


但这鞋也有一个弊病,就是不通气,穿完了奇臭。


在农村,人一般四季有三双鞋,夏天就是解放鞋,天天穿,穿坏了拉倒。这样当然不如多几双鞋经穿,但人穷或者节俭惯了,没办法。


晚上干完了活儿,回到集体户,男生一脱鞋,那味儿,打鼻子!用文雅语言说,是“令人窒息”。


解放鞋还有一个弊病,因为它是低帮的,所以容易进土。干一天活用手抠!抠得满手指臭大酱味儿,有时候还忍不住闻闻,再去洗净。


多年以后我读张爱玲散文,才知道她老人家也有闻奇异味道的嗜好,比如爱闻汽油味儿、油漆味儿,我这才释然。


科学啊,就是好。我想,人要是不进化出两只手来,而是进化到偶蹄类,长了一副猪爪,那怎么对付这解放鞋呢?


八、他要住厕所



大概有朋友一看本节的小标题,就拍了桌子:糟了,又拐回来了!


别急,这里我说的是住房,与厕所基本无关。那时农村的住房,是土坯墙、木头举架、茅草顶。土坯就是土砖。从低洼地里挖出质量极密实的黑胶泥来,扣在木头模子里,掺进谷草屑子加固,然后阴干。不知你是不是见过扣煤饼的,就和那差不多。集体户的房子略微先进,是平顶房,房顶用了油毡纸,可保长年不漏雨。


为什么农户都是坡顶的茅草房呢?因为坡顶可以防雨、防晒,还能防暴雪压垮,很科学。而集体户为什么不采用坡顶呢?因为农户的房子,每过几年要换草,因为草时间长了会烂。换房顶草这活儿,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儿,一家换房顶,要八九个好劳动力帮忙,忙乎多半天。上级考虑到集体户的人缘不一定行,到时候没人帮助,就会尴尬,于是采取了不必更新的油毡纸。


那房顶的草,是特殊的草,我们村子附近是没有的,不知从哪儿买来的,叫做“洋草”,又长又有韧性。


老农手巧,一捆一捆的草,从地面扔上房顶,上面几个人一摆布,一层层地就铺好了,相当漂亮。我也给老乡帮过忙,那时候身体棒,负责在地上往房顶扔草,站在马车上,一叉子举起一捆来,有60多斤重,“嘿”一声就扔上去,老农还直夸。


若干年后,我研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发现我们的老祖宗起码在6000年前,建筑方法就是这样的——泥巴、谷草、木头,是建筑的主要材料,只不过最早的房子是圆形的。那是什么社会?原始氏族社会。现在是啥社会?中间跨度6000年,这让我大大震撼了一把。


东北人讲话——啥也别说了。


当然,也还有不同。


我在农村那几年中,我们生产队通了电,有了电灯,有了有线广播。此外,屋子内墙上糊了报纸,也吊了顶(用秫秸搭天棚架),吊顶也是糊报纸。


电灯、广播喇叭、报纸,这就是当时“现代化”的印记。别的,满眼是黄泥、谷草、秫秸、木头,全天然,几近原始社会。


农家的前面和后面,有小院,是自留地,用秫秸扎成篱笆。白天壮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村里就只能见到“篱笆、女人和狗”。


汉字的“家”,是房架下面有猪。远古时候,猪是养在半地下一层的,所以“家”下面的“豕”就是猪。到我下乡那时候,时代早就进步了,猪圈移到了房子前边,在小院的角落里。猪圈,那也是气味最浓厚的地方。


猪兄弟,几乎就生活在粪坑里。我起过猪圈的猪粪,那味儿,绝对能把人熏死。至于远古时候猪在地板下睡觉,上面怎么能受得了?不知道。


为什么骂人要骂人家是猪,我看了猪圈的情况之后,也才明白了。


这样的住房条件,小喇叭里就是把“形势无限好”唱上100遍,农民好的,人人都梦想进城。有一个年轻农民说:你就把城里的公共厕所让我住,我也干。收拾收拾,那多好!”


那时农村把厕所叫“茅房”或“茅坑”,上厕所叫“蹲茅房”。厕所,是城里的建筑,标志着现代生活。


“住厕所”,是当时那位青年农民的世纪梦想。


九、为什么要裸睡?


东北的农民,没有床的概念,睡觉的那地方叫火炕。火炕是个好东西,知青真心喜欢的农村东西不多,火炕是其中之一。


现在有些南方的作家,没有关于火炕的概念,经常把“火炕”写成“火坑”,于是东北、华北的农民,在他们笔下就都生活在火坑中了。


什么是火炕?我要给南方人和城市青年解释一下了,就是土砖砌成的床,里面有烟道。北方农家,正门进去是厨房,两边是卧房。锅台就在正门里面,做饭烧柴的烟,就从火炕里的烟道钻出去,烟囱在房山一侧。


火炕内部的烟道,是回形的,烟雾在里面慢慢巡游,然后冒出去,这样即使烟囱不高过房顶,也不会有火星冒出来把茅草屋顶点燃,防火效果很好。


关键还在于,烟雾在炕底下一游走,炕面就非常温暖。这就是老农冬天睡觉时取暖的办法。


在火炕上睡一宿,跟在床上睡一宿的效果太不一样了。那是舒筋活血、五体通泰,用老农的话说,是“太解乏了”呀。


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劳动强度是超级的大,估计比西周那会儿还累,要是没有火炕来解乏,第二天根本恢复不了体力。


夏天火炕也是热的,但做完饭后很快就会降温,不会影响睡觉。冬天,农民有另外的办法保持温度。


火炕的温度,要想一晚上都不下降,灶坑里就要一晚上都有火。粗粗一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浪费柴禾了;但农民有办法,他们把无用的高粱糠皮、谷子糠皮做燃料,塞到灶坑里,不让它有明火,阴燃一晚上,这样火炕整宿就都是暖暖和和的了。


炕面,就是泥抹的,上面铺一领炕席,席子是秫秸编的。晚上睡觉,穷人家的炕上就什么也不铺,人呢,裸睡,盖上大被就行。睡一晚上,后脊梁上都是席子的花纹印。


为什么要裸睡?唉,省衣服!那时候,农民太穷。


卧室里,火炕的位置在南窗下(农家只有朝南的窗),紧挨着厨房这一头叫“炕头”,靠着山墙的那头,叫“炕梢”。炕头,是一家最尊贵的位置,一般给老年人睡,因为这一块儿最暖和。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说的就是这种享受。数九寒天,有什么比“热炕头”更具诱惑力的?


家里要是来了客人,关系亲密的,主人就要热情招呼:上炕!上炕!”上炕,那就得脱了鞋,盘腿而坐。炕上有桌子,矮矮的,叫“炕桌”。比较郑重的吃饭,是要把饭菜摆在炕桌上吃的。要是一般的吃,就蹲在厨房门口了。当然,农家的厨——那种亲密,那种满足感,不是城里人所能体会的。


现在的人,如果仔细看本山大叔的小品,也许能体会出一点儿味道来。


在新时代里,有时候我也想:如今流行的词汇把莋爱叫“上床”,如今的老乡,总不能把莋爱叫“上炕”吧?


十、炕上的伦理


关于火炕,还得说一点儿。火炕是东北农民家里的主要设施,有炕的地方才是家,才是住处。


农家的卧室叫“里屋”。炕,三面紧挨着里屋的墙,还有一面朝着空地。一般的农家,在炕梢都有一排炕柜,柜子上放着几床叠成长条的大被,那就是“被垛子”。被多、被新、被垛子高,就是富裕的标志。


东北农家大被的被面,全都是花花绿绿的,图案是俗不可耐的大红底色,加上大朵的带叶牡丹花。最近出版的大陆版张爱玲《小团圆》,不知怎么的,就用了这种图案作装饰。还有畅销书《黑道风云20年》的封面,也是东北大花被面。


大红大绿,喜庆,这就是东北农民的审美观。没办法。一年中有8个月没绿叶,推门看天地,不是土黄就是黑褐,老爷们儿全是一身黑棉袄,太缺乏色彩了。


下面讲讲,这样的大炕怎么睡?


人躺下,头朝北,也就是朝着与窗户相反的方向。炕面的边沿,有一条扁扁的木头,叫炕沿。东北老农开玩笑,说谁的岁数小,就说:你还没有炕沿高呢!”说的就是炕沿离地面的高度。


一大家子人,都睡在一个炕上。在我们那儿的家庭伦理中,只要是三代以内血亲,无论长幼,男女睡一个炕上没问题,不用忌讳,但原则上儿子娶了新媳妇,是要分屋另过的。


有极少数人家,人口奇多,屋子不够,加盖也盖不起,于是就有搭建“对面炕”的,也就是在北墙那边也搭一个炕,以缓解人口压力。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一家子大小,男男女女,临睡时宽衣解带总不大方便吧?尤其是,老爷们儿和小男孩全都裸睡。后来我想,可能是到了睡觉时就“拉灯”,或者长幼辈错开一点儿时间睡下。总之人家会有办法,不至于尴尬。


前面提到过老农喜欢裸睡,裸睡为什么能省衣服呢?因为农家的炕席有点粗糙,容易磨损衣服(可能只是心理作用),所以男人一定要裸睡。裸睡,其实是有一点儿危险的。火炕很热,睡到后半夜,容易掀开被子,裸睡者的那点儿零件就会全部曝光,很不雅。


而且,夫妻之间干点儿“坏事儿”,也没办法与小孩子完全隔绝开,导致农村小孩从小就什么都知道。


我在写本书的时候,我的小弟就对我说,他当年随家下放到农村时才六七岁,邻居的小孩儿就告诉过他,男女做“那事”的具体姿势是什么样的。农家孩子还拉着他去自家窗下,偷看他们父母如何行房事,这算是睡大炕的负面效应吧。


农村也有个别作风不好的女人,老农在背后骂她们,说她们是“卖大炕的”,估计这是旧社会农民对妓女的称呼。


呵呵,炕上的伦理,细想想,还挺惊心动魄的啊。


十一、中西合璧的墙上装饰


应该承认,我那时虽然插队8年,但思想深处始终没改造好。在我心目中,农民的家,那根本就不叫个家,叫“家徒四壁”还差不多。有时想想,幸亏自己没出生在农村,不然这土坯房、泥巴炕头、泥巴地、糊满发黄报纸的墙壁,不就成了我的家了。


这哪有一点儿家的温馨?哪有一点儿人的尊严?


我不成了原始部落的人了!


离开农村后,有时候回想起来,观念就有点变化。想想农民虽穷,但农家还是挺有味道的。穷人,实际上也在苦心经营着一点儿温馨气息。可怜是可怜,但嘲笑不得。


农家虽然是家徒四壁,可墙上还是有风景的。那时候的墙纸不去说了,就是废报纸。在老农的观念中,报纸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物质,是拿来糊墙的东西。当时的报纸,既没有信息,也不能提供娱乐,全是脱离现实的口号。


农家的墙,最多5年就得重新糊一遍,不然报纸就黄得跟旧社会差不多了,而且有的地方可能脱落、损毁,看上去更加寒酸。


新糊的墙壁,报纸雪白,尤其是晚上电灯一亮,还真是有一股富贵气。


这对农民来说,不容易了。农民是体制外的,没有任何人家是订得起报纸的,这些废报纸,都是花钱买来的。花的钱虽然不多,那也是血汗。


我见到的新糊的墙,不多,一般是集体场所和新婚家庭才有。


农家的墙上,也有装饰物,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年画,20世纪70年代那阵儿,传统年画完全绝迹了,什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观音送子”、“南山寿星”全没有了,全都换成了宣传画和样板戏剧照。


我下乡那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于是就流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宣传画,画面上是威武的军人与民兵。


那些年,样板戏刚刚开始普及,流行着一幅《红灯记》的宣传画,上面是李铁梅高举红灯,下面是一个女红卫兵高举语录本,意思是要继承先辈。


此外,还有一种挂屏式的年画,是样板戏剧照,从上到下,四张一幅,一共四幅,大致可以把剧情介绍明白。


这些宣传画,与农民的实际、与农民的渴望相距十万八千里,严格说,贴在家里是不伦不类的。可是,毕竟这是色彩鲜艳的印刷品,贴上墙,就能驱散一点儿寒酸气。画上的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


那时稍有财力的农家,春节前都要贴上几张新画,想要增添“财产性收入”太困难,就贴几张画吧,好在画上的人物衣着光鲜。画饼,也能充饥。


贴年画,是千年的老传统了,“革命”年代里取消了年画,你总得女性,胸脯是鼓鼓的。这——“鼓鼓的”,就能给少男们以遐想。


望梅止渴吧!


另一类墙上装饰物,是老照片。农家的老照片,都不放在相册里,而是密密麻麻镶嵌在一个或几个大镜框里,就像开展览会。家里来了客人,这几个大镜框,是很能抓人眼球的。


那时的照片,很少有生活照,谁家能富得买个照相机啊?一般都是去照相馆照全家福。


全家福,就是老农理想的底线。


农村的老太太,要是儿女有出息的,进城当了工人、做了干部,那就会向客人热情介绍:这是大小子、二小子,这是大丫、二丫……”不无得意。


我一直很不喜欢这种乡俗,直到几年前看到欧洲旧时的市民家庭照片,才知道,原来这“照片上墙”的习俗,是从欧洲城里人那儿传过来的。


敢情放在100多年前,这还是国际上很时髦的风俗呢。




转自 | 公众号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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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六:新三届人的爱情故事

主题七:新三届中的菁英人物

主题八 新三届人的职业生涯

主题九:新三届人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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