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陈鸿仪：几曾回首，我的知青生涯

原创：陈鸿仪 2018-05-23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经考试成为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几曾回首：我的知青生涯

生为68届人，上山下乡一片红就成了我们的命运。那八年在北疆的生涯是深深刻入我生命年轮的青春年华。有泪，有笑，有苦难，有挣扎，也有学习和成长。但我坚决拒绝高喊“青春无悔”的美丽口号。我以为，悔或不悔，那是在可以选择的前提下对自己所作选择的反思与鉴定。对一件自己无可选择的事，讨论悔与不悔，那完全就是个伪命题；或者说，矫情。

但我还是感激。感激这样一段类似流放的青春岁月。因为它为我们揭开了之前十年教育给我们营造的幻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一个在城乡隔离的两元体制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社会。我所目睹和经历的苦难，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所感受的关怀，是那些身处最底层的纯朴百姓所能给与的最大的爱，至今想起还常常泪湿眼眶。

今天，我已步入老年。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真实地纪录下自己的那段生活，也记录下当时社会的点点滴滴。为自己，也为后代。

饿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这个字的份量。

其实还在“三年”时期，这个字就对还处于童年阶段的我和我的弟妹们下了个大马威。只不过我们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幸运者，虽说蛋肉油糖甚至菜都极其短缺，我们的那几斤定量粮食还是有保障的。所以饿是饿的，但还不至于饿得刻骨铭心。要说饿得刻骨铭心，以致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并且心有余悸，那是在下乡后经历的。

我们是1969年3月到达插队的屯子的。当时的规定是当年粮食收获以前我们的口粮由政府供应，收获以后和村民一样由生产队供应。说是政府供应，但政府并不拨粮下来，而只是按下乡知青人数和定量在下一年的征购数中予以减扣。所以实际还是要生产队给我们提供口粮。

我们第一批下到屯里的知青有72个，没法各自做饭，所以建了个食堂。队里分给我们的口粮烧柴都是拉到食堂统一做饭，知青按定量每月领饭票，凭票打饭。食堂炊事员挣的工分由知青分摊。

3月份本来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队里给我们的多数是已经霉了的玉米和冻过的土豆。天天带霉味的玉米面大饼子，顿顿不见油花只有盐味的冻土豆汤，让我们这些吃惯大米的上海娃儿常常要心中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能下咽。

三个月后，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节日端午到了。那是农忙开始前的节日，生产大队决定杀两口猪给大家分点肉。（那时为了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家是不允许自由养猪的，按家庭人口每年限养一至两头；但杀猪时必须先将一半交售给供销社供应城镇，剩下的一半才可以自己消费。如果瞒着不交售，查出来是要批斗的。但生产队集体养的猪不在征购之列。）那两口猪杀下来，按全队人口，每人可以分二两肉。

三个月未见一星荤腥，连食油都少见的知青盼这每人二两肉盼得眼睛都绿了。大家都不同意把肉切成肉丝肉片什么的（因为那一来也没办法数数每人碗里到底有几根肉丝几片肉片），而是一致决定就切成二两一块，烧熟了一人一块，干净利落。端午那天队里放了一天假，早饭后就有心急的知青等在食堂门口不走了。肉下了锅，就加了点盐和大料（茴香）煮上了（那时那里没有酱油，所以连红烧肉都吃不成）。煮肉的香气飘出来，引得更多的知青在食堂外翘首以待。

午饭时间到了，知青们都急着往食堂里挤。因为地方小，过去是分拨吃饭的，这天可是谁都不愿等到下一拨，唯恐晚了肉就会小一些似的。记得我们中间有个年龄稍大些的知青，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回民。只见他看着他分到的那块肉，好一会儿没有动口。突然他说：我不吃猪肉的，你们谁能把自己的那块肉一口吞下去，我的这块就给他。

他的话刚落音，就有个十五六岁心急的小知青真的一口把他那块肉给吞下去了。正当他眼巴巴地瞅着那个回民知青碗里的肉，盼着再来一块时，也许是让猪肉的香气给勾的，那个回民知青却改主意了，说：管它回民不回民呢，吃了再说！于是他开吃，而那个小知青几乎急哭了。说：不带这么害人的！我连肉的味道都没有尝到啊！说这话时这个小知青还不知道，我们还要再等三个多月，直到中秋节时才能吃到我们的第二块肉！

还没等到我们的第二块肉，却等来了一场早到的大雪。那场记忆中美丽又可怕的鹅毛大雪急不可待地在中秋前一天降临。纷纷扬扬，飘飘荡荡，直下了一天一夜，平地积雪齐腰，去食堂得拿把铁锹一路铲雪才能迈开腿。

没见过这么大雪的知青乐了，觉得是“红妆素裹，分外妖娆”；而老农们却懵了，因为除了已经收割并拉回来了的部分庄稼外，低茬的小麦，大豆全捂雪里了，连个顶尖都看不着，就是要抢收也没处抢去啊！那可真是哭都哭不出来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年成，一个期待已久的节日，就这么让老天爷给彻底毁了。

我们插队的村庄紧靠黑龙江边，天蓝水清

天晴了，可是厚厚的积雪看来是打算赖在大地等待来春了。我们和老乡们一起在还露出个顶穗的苞米田里连滚带爬地抢掰出了一些苞米，听说损失的收成几乎超过一半。

秋收过，征粮开始。每年这时上级会派人来核定收成和决定征粮数，其中最关键的是决定农民可以留下自己消费的口粮数。听说往年的标准是成年人每人每年500斤毛粮，未成年人要打折扣（扣多少记不清了）。这一年受了那么大的灾，农民们都盼着上面能减免征购数。可是农民口中的“天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向上报告该年是多年未见的丰收之年，加上1969年珍宝岛之战后黑龙江备战之弦越拉越紧，需要大大充实战备粮库，所以上面决定的征粮数不但未减反而比往年增加。

收成减半，征购增加，能挤兑的就是农民的口粮了。成年人的口粮数由500斤减到400斤，又减到350斤，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定在380斤。而且上面还下了死命令，如果拒不完成征购任务，将以破坏战备论处，也就是现行反革命了。那谁还敢提出异议？！

全公社完成粮食征购那天，还开了个庆祝会，老乡们没什么人愿意去，弄了帮贪图可以不干活看热闹的知青跟送粮的马车去参加。我还傻了吧叽的帮大队革委会主任写了份发言稿，满纸大话，说什么我们给党送的是红心粮，紧紧腰带，打倒帝修反。谁知太傻太幼稚的我们，紧紧腰带后，打倒的不是什么帝修反，而是我们自己！

380斤是毛粮，须加工成成粮才能吃到肚子里。成粮的出粮数视粮食品种有所不同，平均80%不到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分到手的粮食转化为成粮后只剩下大约8两一天。我们在食堂的饭票就是按这个份量发放的，谁也甭想多吃一两。十六七岁，二十来岁的年纪，每天干着抡大镐或者伐木砍柴的重活，又没有任何副食荤腥，连女孩一顿都可以吃下斤把的，8两一天哪里够哇！

队里给我们知青食堂拉来小麦，上磨磨面粉前先要过筛。一袋180来斤的麦子竟然筛出18斤草籽瘪粒。听在场院扬场的知青说，本来扬完场的惯例是要把上风头和下风头的倒匀和了才能装袋的，这样满的重的籽粒和瘪的轻的籽粒混合一起，谁分到都不吃亏。但领着干活的老乡却让大家不要倒了，直接装的袋。然后，这些瘪籽粮食就被分给了知青。

想想也是，若不是多出你们七十多口人来，老乡的口粮数可能还能定得高一些吧。不缺你们口粮就算不错了，不把瘪籽给你们给谁？这件事后来被告到公社，公社责令生产大队按比例给知青补粮，弄得大队革委会很下不来台。

真正的苦日子这才开了头。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能吃饱带霉味的大饼子和冻土豆汤是多大的幸福！老乡家多少还有自留地收下的一些菜蔬土豆，还有几只鸡一头猪什么的，我们才到屯里还不满一年，连自留地都还没分呢，猪啊鸡啊当然是连影子都没有的。队里集体种的白菜萝卜卷心菜等冬菜也捂到雪里了，分不到冬菜，我们就连菜也没有，每天就靠这8两的粮食硬顶着。

什么叫饿得头昏眼花腿发抖，什么叫饿得前胸贴着后背，原来这不是小说家的描写，而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啊！我们知道了所谓的“饥肠辘辘”就是半夜饿醒时听到满屋子都是空肠子乱转发出的肠鸣音；就是看到一丁点吃食时像要从肚子里直伸出来的那只“手”；就是干着活呢，一阵晕眩，好像五脏六腑都被抽走，一阵风就能把你刮倒的感觉。

那时食堂里一碗稀汤寡水的玉米糊要一两饭票，一个拳头大的窝窝头是二两。要是早上出工前喝一碗玉米糊加一个窝窝头，3两就去掉了；中午带饭，一只窝头肯定不够，要带两只呢，晚上就只能喝完稀糊就上炕了。因为老乡家也缺粮，后来队里就改成一天两顿饭，干活时中午不再午休。

这样一来，每顿吃多少比较容易解决，难的是从傍晚四五点那顿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那顿，中间要隔十几个小时，饿得只能猫在炕上睡觉，但又饿得睡不着，折磨得人直想把被子嚼嚼吃下去。再后来食堂做了决定，就是吃土豆不再刨皮，说是好歹多吃一口。又想出把磨面粉磨出来的麸皮拌点盐，做馅包在窝头或者包子里。

薄薄的一点粮食，裹着一堆粗糙得难以下咽的麸皮，常常噎得我们几乎要呕吐，为的只是暂时骗过时时提抗议的肚子而已。有不满的知青说食堂在把大家当牲口喂。问题是若不把大家当牲口而当人的话，那喂人的粮食又在哪里？！

想逃回上海的人肯定是有的，可是从我们队到上海，先要步行60多公里到县城，再要找到去通火车的城市的汽车颠上15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乘整整72小时的火车，顺利的话，单程也得一个星期。当年分红知青几乎没人分到了现金，既无钱也无力气，回上海就是梦想。记得有晚在我们女生住的宿舍，一个女孩说了句“我想回家啊”哭了起来，结果全宿舍的人一起嚎啕大哭……

最终老乡们看不下去了，说这帮孩子太遭罪，再这么下去快赶上1960年那阵了。也许还考虑到我们毕竟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也担待不起。所以大队革委会商量后决定，用队里留着喂马的瘪黄豆换我们的麸皮，也就是说让马吃麸皮，让我们吃瘪黄豆。

从那以后，每天晚饭时我们可以吃到一小碗盐水煮的黄豆，尽管又瘪又小也没有油水，到底比麸皮要好吃多了（虽然还是喂牲口的）。一直吃了几个月，直到第二年开春化冻，又从化了雪的地里刨出一些吃的，我们才算渡过难关。

那些黄豆吃得我至今看到黄豆还是反胃，不管把它的营养说得多好，除非不得已，我碰都不想碰。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夜里却还经常会梦到要去食堂吃饭，却哪儿也找不到饭票或者饭碗，心里着急得急醒过来。饥饿的恐怖竟然可以持续如此之久，那是没有想到过的。

附记：我们大队后来又陆续来了一批上海知青和两批河南知青，总计120余人。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盖了个比较大的食堂，也兼大队会议室。虽然知青也按农民的标准分了自留地，而且面积不小，但百多人的集体，谁也不愿意在业余时间费劲拔力地去侍弄大家的菜地，所以只好摊工分让队里给我们种些土豆萝卜窝瓜什么的，到头也没吃上过自留地出产的好的细菜。只是后来食堂养了几头猪，不在政府征购范围内，总算改变了仅靠队里分配一年只能吃上三回肉（端午，中秋和春节）的窘境，过个把两个月可以打次牙祭。尤其是再后来每年有知青回城探亲，探亲时没有粮票可带，最多从食堂秤几斤黄豆带上，这就省下了口粮在队里时吃。所以象1969年到1970年那样的极端饥饿未再经历。

冷

讲起黑龙江，人都会说“冷”！冷到什么程度呢？要是说“零下三四十度”，精确倒是精确了，可不够形象。那怎么个形象法呢？这么跟您说吧，我们下乡前听人说冬天在黑龙江尿尿，得拿根棍子一面尿一面敲，不然那尿没尿到粪坑里就冻成冰棍了。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没那回事！但要是我告诉你，冬天在黑龙江往地上吐口唾沫，然后马上弯腰去摸，那口唾沫已经冻成冰了，那绝对是真实的。因为我亲眼见证过多次！

刚下乡时，不知严寒低温的厉害，闹过不少笑话，挺悲惨的。比如下乡头年的冬天，有次拿着镰刀去干打树皮的活（就是把砍来准备盖房子用的杨树刨去皮阴干）。老乡里的调皮小子唬我们说，谁要敢拿舌头舔一下镰刀，舌头就得断咯。大部分智力正常的知青即使不信也不敢真的一试。偏偏有个缺心眼的小知青，人家话刚落音，他真伸出舌头去舔手中握着的镰刀。只听一阵含糊不清的惨叫，就见那小知青大张着嘴，舌尖牢牢粘在镰刀上了！原来是极低温的铁质镰刀冻在他潮润的舌头上了。

谁都不敢乱动他的镰刀，既怕刀刃真的割掉他的舌尖，又怕硬拽把他舌头上的肉拽坏。带着干活的大队干部气得直骂娘。不知从哪里找了条脏兮兮的毛巾垫在镰刀边，叫那小知青“哈气，拼命哈！”，见他自个儿哈了会儿不行，又叫旁边几个一起对着他的嘴哈气。折腾了老半天才算让冻着的那一小片地方化了冻离开了镰刀。那又急又怕的小知青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们也在他的哭声中认识了严寒的可怕。

那小知青的舌头没断，可因为严寒而冻伤却是常有的事。我有个铁杆姐们继红当大队代销店店员，经常要骑马去公社办货结账什么的。那年冬天她去公社回来，骑马时棉裤的裤腿有点缩了上去，没有完全盖住她的脚脖子。虽说只有十几里地，虽说还穿着毛裤毛袜，等回到队里刚进屋，忽然觉得脚腕处剧痛，一看，一溜圈鸡蛋大的水泡！还好有帮着卸货的老乡立时三刻端来一大盆雪，拿针扎破水泡挤掉水后又拿雪搓冻伤之处，才慢慢让伤处泛出血色缓了过来，后来好蜕了几次皮。如果按我们当时无知的方式用热水泡的话，很可能把继红弄得重则截肢轻则终身成了瘸子。

也还有因严寒而丢了命的例子。有年冬天，我们县某个公社有两名女知青回上海探亲，因为车票不好买，也是想省点钱，她们没有坐长途班车而是找了辆到北安拉货的卡车搭车。两个爱美的女孩，因为要回上海，没有穿我们下乡时发的棉袄棉裤棉大衣，而是换上了在上海穿的花棉袄，也没带大皮帽，而是围着鲜艳的毛线围巾。车行十多小时，到达北安时司机去叫她们下车，发现她们安然睡着，脸上还带着微笑。伸手去推，才发现两人已经逝去。（听人说，在极寒之地，人会变得昏昏欲睡，心里安宁喜悦并无痛苦，直至永远睡去不再醒来。）

黑土肥沃，绵延不绝。这样的土地上也曾有难耐的饥饿

要去如此苦寒之地插队，行装的准备可是让我妈着实为了大难。我妈尽了全家之力，又向亲戚朋友借钱借票证，总算给我制备了一床五斤重的新被子，一顶蚊帐，和一套草绿斜纹布军装式的外衣外裤。至于褥子，床单和其他一些换洗衣裤鞋袜就全是穿用旧的东西了。出发前，上面给发了一套军绿色的棉袄棉裤和一件棉大衣。看着又大又厚的衣裤，我们呵呵傻乐，想着这下肯定冻不死了！（其实真到了黑龙江才知道这套装备只是在长途乘车— 马车牛车卡车– 或者干活中间休息时顶用，平时穿着一点都不方便。因为厚所以硬，干活时要弯腰弯胳膊都不活络。）

三月下旬出发，上了火车一路向北，三天三夜把我们拉到了火车的终点站北安。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学校的教室过夜，等待第二天上汽车翻越小兴安岭。在这里发生的一个插曲至今想起还忍不住发笑。我们几十个女知青被分配在一个大房间，睡铺着芦席的大地铺。这间房间对面是间稍小些的房间，堆着很多纸箱。我们被叫到那间房间，一人领取了一顶兔皮帽和一双棉胶鞋。兔皮帽颜色不一，有灰有花有黑，毛软软的滑滑的。

第一次见到这种帽子的女孩们满心欢喜，拿着帽子你给我试带，我给你试带（就差拿着i-phone来个自拍再拿到微信上显摆去了）。我挑的是顶纯黑毛的帽子，正带在头上臭美呢，忽听到对面传来呼叫声：小偷！抓住他！本就站在门边的我转身出了房门，就见一个男知青慌慌张张地从对面分鞋帽的房间里跑出来。

我想都没想，上去一把就薅住了他的前胸。接下去的一秒钟里，只知道我脑袋挨了一拳，然后人就在地上了。脑袋在水泥地上砸出“咚”的一声，还好那顶臭美的皮帽还在头上，才没摔出个大包来。不过让我这一薅接一倒，正好挡住了那个男知青逃跑的路，他被里面赶出来的发东西的人给逮住了。一搜，除了发的一鞋一帽，他还在大衣里掖着两双偷的棉胶鞋，这也就坐实了他小偷的恶行。

不过因为还在途中，也没法处理，把东西搜出来拿回了，也就过去了。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他更搞不清我是谁。谁知冤家路窄，我俩偏偏是分到一个大队的。后来有次在打场休息时，这小子跟人夸大口，说在北安的那天晚上也不知哪个不要命的女的，敢来抓我，让我一拳给打趴下了。

我听得心头火起，本想着再上去薅住他胸口问问他偷东西羞不羞，打女人混不混。想想自己被打趴在地也够狼狈的，我不说还没几个人知道，说了就大家全知道了，所以终于忍下没出手。几十年过去，也不知这小子到头来弄没弄明白究竟是哪个“女的”竟然在老虎头上拔了毛吧？

从此之后皮帽棉胶鞋就成了我们冬天的标配。黑龙江的冬天，鹅毛般的雪片漫天飞舞，有时雪花能有半个手掌那么大，夜静时听得到雪落随风的沙沙声。这样的大雪下上一夜，早上起来积雪一两尺算是小的，雪深齐腰也不算太大。即使是在屯里，刚下了雪，要从宿舍去食堂吃饭也得拿把铁锹一路铲雪才能迈开步。要去野外干活，厚厚的松软的积雪一脚下去，整条腿埋在雪里，积雪往下钻入鞋里，往上钻入裤腿里。一开始身上的热量融化了积雪，于是鞋里湿了，裤腿也湿了。时间稍微长一点，湿了的鞋，裤很快冻了冰，走起来咔嚓咔嚓响。然后再湿再冻，这样一天下来一会儿湿一会儿冻的，就没个干爽舒适的时候。

后来我们学老乡，在裤腿上打起了绑腿。就是当年八路军新四军那样的。绑腿不算贵，好像是两块来钱一副，所以知青人腿一副。难的是绑腿要打得好。打太紧了，小腿发麻；打不够紧，还没干活绑腿就松开了。有时还走在出工的路上呢，听得哄笑声，回头去看，自己的绑腿松开了，在身后拉起了一长条草黄的“彩带”。再后来，打出了经验。每绑一道，在小腿前方反折一下，这样打的绑腿松紧合适不容易散开，还有道鱼鳞花纹，好看。

打上绑腿后，积雪钻入裤腿的问题解决了，可是鞋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棉胶鞋底是低质量的橡胶，面是黑粗布夹着一层再生棉之类的充填物，一天下来不但外面湿，里面也湿。所以每天回到宿舍，棉胶鞋和里面的毡鞋垫都得放到火墙边烤干。这一烤，满宿舍又是胶皮味，又是脚汗味，有时火墙烧太热了，还得加上焦糊味……你就充分发挥想象力吧！那时人都穷，一双棉胶鞋不穿到破得实在不能穿了是不会买第二双的。所以没有换的。第二天不论干没干，还得往脚上套。这时想想那偷棉胶鞋的小子要是得了手，可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其实真到零下三四十度时，棉胶鞋也不顶事。在北安领棉胶鞋时，我们都是按平时鞋码领的；可后来自己买时，起码要买大两到三个鞋码，为的是可以在鞋里用上棉包脚布。一开始知青学老乡，穿鞋前拿块破布把脚一裹（那时尼龙袜是奢侈品，没几个人有。而棉纱袜穿不几次就破了，出工累个半死，没谁有那闲工夫见天补破袜子，干脆光脚）；后来觉着还是冷，就有在两层破布中絮入旧棉花，做成棉包脚布的。

包脚布包脚因为不贴脚毕竟不舒服，我曾发明过棉袜子。就是把旧布剪成四片半高腰的靴子样，每两片中间纳入棉花，再缝成靴子样。这样的棉袜因为贴脚又暖和，就有很多知青照样画葫芦。男知青们有手巧的就自己做，不会针线的有求女知青代劳的。那些既手笨又没有女知青帮忙的，就只好继续用包脚布。

也有更好的冬季用鞋，比如犴皮靰鞡。所谓犴皮靰鞡是下端犴皮制的鞋接上端帆布制的高达膝盖的筒。犴皮鞋有两个好处，一是不透水。无论在雪里走多久，鞋都不湿。到家在墙角轻轻磕几下，沾的雪全掉了，也不用烤，第二天照穿不误。第二是结实抗造。看着只是一两毫米厚的一层皮，只要不割破刮坏穿五六年七八年不带坏的。齐膝的帆布筒子套在棉裤腿外，上端有带子，抽紧了雪往上钻不进裤腿，往下也钻不进鞋里，还省了打绑腿。不过犴皮靰鞡并不保暖，里面得垫上北大荒的三宝之一，靰鞡草。

其实靰鞡草就是一种细茎的长草，一般长在草甸子里，但韧性很好。干燥后拿木锤子砸成丝状就可以用来垫鞋了。如果脚汗大的，湿了可以烤干或者干脆扔了换一团。想来当年被贫穷的农民看作冬天御寒之宝确实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那时用靰鞡草只是垫个脚底，脚上还是要穿棉袜或包棉包脚的。只是犴皮靰鞡很贵，一双得十多块钱。大多数老乡是买不起的，就几个干活特牛，工分评得高，家里劳力也多的才能有一双。

在黑龙江待了几年后，我们明白了下乡时发的棉衣棉裤棉大衣厚则厚矣，其实并不是抵御严寒的上品。只要“白毛风”一刮，那丝丝严寒就会像针一样穿透棉花直刺肌肤。御寒的上品是皮制品，所谓“十层棉不如一张皮”。也没什么好皮，老羊皮大氅狗皮帽是赶马车的车把式常用的。大多数的羊皮大氅就是带毛羊皮粗针大线缝成个大衣的样子，毛朝里皮朝外。得家里条件好的，才能给大氅挂个蓝布或者黑布的面子。老乡的狗皮帽都是长毛，大帽耳。刮风下雪了，帽耳往下一抹，整个脸连脖子都捂上了，看着就暖和。

再看我们发的兔皮帽，毛虽软却短，拉下帽耳只不过盖住了耳朵和一部分脸颊，常常还露着后脖颈。加之兔皮不经磨，没过两三年大部分毛就脱落掉了再也不保暖了，所以老乡说那是上面糊弄我们呢。再买帽子得自己掏钱了，男知青买狗皮的，爱美的女知青买羊剪绒的，就没人买最便宜的兔皮帽了。因为冷不冷自己知道嘛，实在是省不得那几块钱。带上皮帽子没法捂上的是鼻子，所以冬天冻伤鼻子是常事。在野外干着活呢，不知不觉鼻子木了。叫人一看，糟糕，冻白了。赶紧拿雪搓吧！搓一会儿缓过来了，过几天鼻尖变黑，蜕皮。

我那鼻子特爱冻，所以经常整个冬天是黑的。回上海好几年后才恢复原样。为保鼻子，好像是哈尔滨以北正规部队发的皮帽子都带有一条枣核形的“护鼻”。平时用纽扣固定在帽子后部，寒冬外出时拉到前部盖住鼻子。我们的皮帽没有这个附件，所以实在冷了，也有带口罩的。问题是“护鼻”只遮鼻子不遮嘴，口罩则是连鼻子带嘴全捂上了。一呼吸，不一会儿口罩就湿了，再一会儿，就冻硬了。

更要命的是带了口罩，呼出的热气都往上走，然后在眉毛，睫毛，额前的头发上凝结成白霜，再冻成小冰珠，影响干活。所以大多数知青也都不愿意带口罩。现在想来，主要是亚裔的睫毛不够长不够密，要不在又长又密的睫毛上镶上一条闪闪烁烁的小“钻石”，该有多美！

要抵御严寒，穿的固然重要，住就更重要了。我们刚下乡时是分散住在老乡家的。虽然上面给安置大队下拨了知青安家费，但黑龙江边的屯子一年有七个月的冰雪期，从头年十月开始封冻，要到来年五月下旬才能开冻。我们三月下旬到达时，那里还是冰天雪地，根本无法盖房，队里只是开始为盖房备料，以便在夏秋时为我们盖房。所谓备料，也就是伐木。

我们屯离小兴安岭北麓不过几里地，那时山上满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尺把甚至四五十厘米直径的树比比皆是，柱樑檩椽要啥砍啥就是了。老乡家盖房，一般提前一两年甚至更早就开始备料，伐下的房料得放在阴处彻底晾干。但为知青盖房显然无法如此奢侈，只能是当年伐当年用了。盖的宿舍是土墙草顶房。很多老乡的房是土坯垒的墙，给知青盖房一要赶时间二是量大，也来不及脱土坯了，就用的夹泥墙。那就是在房柱两面隔尺把横着钉上细树干，再在钉上的树干中间填上和好的泥，一点点往上钉，一点点往上填。

这样填起来的墙有半尺多厚，和土坯墙相差不大。只是土坯墙是干的，而夹泥墙是湿的，而且土坯的泥是实的，而填起来的泥不可能砸实。虽然不能说是偷工减料，但这个差别一到大冬天就体现出天壤之别了。

房顶是在椽子上钉上由柳条编起来的房笆，在房笆上压上一层泥，再在泥上苫上长杆的苫草。在填夹墙泥和压房笆泥时有一项活要求很高的技术。因为墙越来越高，或者干脆干到了房顶上，负责填泥抹泥的人不可能自己下到地面来铲和好的泥，这样就要有人在地面把和好的泥铲到铁锹里，再往上扔到填泥抹泥的人手里。干这活的人一是得有劲，不然一满锹十斤往上的泥没法扔上房顶；二是还得有技术有巧劲，否则一锹泥还没到房顶呢，半道就翻身全掉地上了。而站在上面接锹的人也得有技术，配合好，泥锹一“飞”到身旁，得眼明手快地抓住锹柄，反手一扣，将锹里的泥扣到该去的地方，再将锹扔回下面的人的手里。

这些活轮不上刚下乡的我们来干，可我们看着这一气呵成的扔锹“表演”，半天都不带眨眼的。房盖起来了，要住人还有几道工序：垒炕，起火墙，吊顶。前两项也是技术活，弄不好了不但不好烧，还倒烟，那就不是小修小补可以解决的，说不定得拆了重来。至于吊顶，就是在垒炕住人的那间房齐屋樑的地方用一面刨平的细树干钉上网格，再在网格上糊上报纸。这样就在人字形的房顶下做出一个报纸糊的平顶，平顶上的空间对保暖防晒都有帮助。吊顶没什么大技术，就是要细心加耐心，所以老乡们说那是“老娘们的活”。而给我们吊顶的确实也都是些大娘大婶们。

有了住房，每年过冬前还有不少事要忙的。主要三件事：糊顶棚，溜窗缝，抹墙。住了一年的房，原先吊的报纸顶棚有残破的，有脱落的，这时就要重新粘贴修补。二是要把报纸裁成寸半宽的长条，将所有窗缝两面都糊上，要不北风呼啸时会像刀一样通过窗缝钻到屋子里来。条件好的老乡家都是双层窗，我们知青宿舍只是单层窗，所以溜窗缝就更重要了。

糊顶棚和溜窗缝都要用上报纸，一到那时报纸就成了极其金贵的东西。虽说全大队就没几个能把报纸上哪怕是豆腐干大的一篇文章念下来的人，队里还是按上级要求订着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黑龙江日报》。报纸来了放在大队办公室，钥匙在书记手里，平时要一小条卷个烟抽都唧唧歪歪的，只有到这时才大方点给个几张。

至于抹墙，那就是技术活了。土墙经一年的风吹雨淋，日光暴晒，外面就像被揭掉了一层皮。不但墙薄了，还布满裂缝。要是不在入冬前抹上一层泥，那冬天一到，针大的小孔斗大的风，就等着挨冻吧！所谓抹墙，就是用粘土，沙子，和铡成二三寸长的麦秸和成墙泥，拿抹刀在外墙抹上一层。这样年年抹一次，不但糊死了裂缝小孔，墙还越来越厚，有利保暖。特别是像我们宿舍这样的夹泥墙，原本填的时候就没砸结实，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入冬前抹墙就更重要了。

新宿舍盖成头两年，都是队里派老乡给我们干，我们摊工分。但是抹墙必须在上冻前秋高气爽有太阳的日子干才能抹好干透，而那时也正是秋收打场大忙之时，队里就常常拖着不派工，有时一直拖到都上冻了才草草了事。所以下乡几年后我们就自己干了。不过说着，看着容易，真要干就难了！首先粘土，沙子，和麦秸的比例要掌握好。粘土多了抹不开，抹在墙上疙疙瘩瘩的；沙子多了，抓不住墙，抹上就往下掉。加麦秸是为了加强粘合力，可加太多了却也会破坏粘合力。

要抹墙先和泥。像和面一样，在撮堆的泥沙顶上掏个坑，一面加水，一面拿二齿钩子搅和，直到和成一堆稀泥。但刚和成的稀泥是不能抹墙的，要继续搅和，直到搅出韧劲来才行。可是要搅出韧劲谈何容易。要知道“和大泥”可是老乡嘴里东北“三大累”的第一累！搅到后来二齿钩子根本就搅不动了，只好干脆脱了鞋光脚跳到泥堆里使劲踩，直踩到脚陷在泥里拔都拔不出来了才能往墙上抹。

房子整得再好再不透风，到了零下三四十度也不可能生出热量来。要住得暖和住得舒服就得靠火墙热炕取暖。可是要烧热火墙热炕，首先得有烧的。每年秋收后，队里会给各家各户各知青宿舍拉来大豆秸玉米秸。但那些东西主要用来引火，点着快，火头旺，但是是无法单靠它们来持续取暖的。尤其是火墙要烧过夜，谁能一夜不睡在那里不断续火？所以我们都得靠硬木柴取暖。

因为离着小兴安岭近，打一入冬队里就要抽大量劳力上山砍柴拉柴。拉来的柴先锯成尺半的木段，再劈开成柈子，靠外墙码起，随用随取。每年最难的时候是秋末初冬。有时一个寒潮，气温一下跌到零下一二十度。可是队里秋收打场还在扫尾，无暇顾及砍柴拉柴。老乡家还有上一年存下的干柈子可以顶一阵，刚下乡的知青宿舍可就惨了。

记得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二个冬天，突然的寒潮来袭，好几天了天都阴得厉害，冷风嗖嗖，还飘着些清雪。小敏病了，发着高烧。我们宿舍没有一根烧柴，屋里冷得就像冰窟。队里每天派两挂车上山拉柴，可是拉来的柴都先送到老乡家去了，轮不到知青宿舍。那天傍晚下工回来，看到中午挑回来的水已经在铁皮水桶里冻成了冰坨（怕冻裂了水缸，没敢把水倒入缸里），挂着的毛巾冻得梆硬，连把脸都洗不成。再看小敏，缩在压着棉大衣的被窝里，还冻得索索发抖。

本来发烧的人就怕冷，在这样连健康人都冻得受不了的屋里，遭多大的罪可以想见了。我说，这样不行，得想想办法。老实腼腆的丁丁说，队里不给拉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一贯泼辣的丽萍说，要不咱上支书家要柴去？大伙寻思了一阵，觉得不行，因为也不知道支书家拉没拉柴。还是丽萍有主意，说我看到今天给大队机库拉柴了，要不我们上那儿借去？

大家一听有道理，五个人拉着个小爬犁就上了村西头的拖拉机库。机库就一个机耕手铁山在那儿值班，别人都回家吃晚饭去了。我们向铁山借柴，他说什么也不肯，丽萍一个眼色，我们几个直接就奔了机库的柴堆，稀里哗啦拽着整棵的树柴往小爬犁上堆。铁山一个人拦不住我们五个，又不好动手拉，急得面红耳赤，话都说不完整了。我们也不敢“恋战”，拖了十几棵树转身拉着小爬犁就走。铁山一跺脚也走了，估计上大队干部那告状去了。

我们回到宿舍立马连锯带劈，等铁山带着大队支书急急赶到我们宿舍时，那十几棵树已经变成散在地上的树枝和还没码起来的柈子了。大队支书指着我们骂我们是无法无天的疯丫头，居然敢去机库抢柴；让我们赶紧把柴送回机库去，要不冻了拖拉机明天开我们的批斗会。我们五个梗着脖子听他骂，也不顶嘴，一副要批要斗要罚，随便；要把柴送回去，没门的样子。

骂了一阵支书也没词了。因为我们宿舍六个女孩全都是老乡嘴里干活拼命不惜力的好闺女，是队里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真要批斗我们不知能起什么教育作用，弄不好了别的也在挨冻的知青有样学样，全跑到机库去“抢柴”，那可就乱了套了！还是继红机灵，把支书拉到了屋里。支书看到水桶里的大冰坨子时愣了一下。再到里屋，看到躺在被窝里还得带着皮帽的小敏，看到小敏被头和帽上的白霜，突然摆摆手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大概觉得莫名其妙的铁山跟着也走了。

他俩一走，我们赶紧点火烧炕烧火墙。心里虽不免忐忑，不知明天队里会怎么处理我们；再一想，管他呢，干都干了，还是今夜先睡个暖和舒服的好觉再说。第二天，我们几个都有点心神不定，但什么也没发生。眼尖的阿琴说今早她看到六挂大车上山去了。

果然，那天傍晚时分六挂大车拉着烧柴回屯，不但给机库和老乡家拉了柴，还有两车柴拉到了知青宿舍。后来几天每天都是六挂车，拉来的柴也总有两车是分给知青的。只是一直没给我们宿舍拉柴，直到所有十几幢知青宿舍都分到烧柴后才最后等来了给我们拉的柴。这大概就算是对我们这几个“疯丫头”的惩罚吧。当然我们谁也没敢抱怨什么。

冬天虽冷，可我记忆中在黑龙江那几年中最冷的一刻却是发生在夏天。那是在万物茂盛欣欣向荣的八月初。那天午饭后我们扛着锄头到地里给苞米铲二遍地。刚刚走到地头，天突然黑下来了，狂风骤起，刮得地上的尘土草屑漫天乱舞。没等我们回过神来，一场瓢泼大雨瞬间降下。用某个调皮的男生的话来讲，“犹如一盆洗脚水迎头泼来”，没等带着干活的大队干部发话，一帮人全体向后转，一改出工时慢条斯理的四方步，全都撒丫子狂奔起来。

等奔回到宿舍，个个从头发稍湿到脚后跟，全身没一丁点干的地方。赶紧换上干衣服，大家靠在炕上闲聊，也不敢真的打瞌睡，因为夏天的雷雨可能转眼就停，一会儿又是艳阳高照，蓝天白云，大队干部就会扯开嗓门呼叫大家再次出工。可这天的雨下得奇怪，希哩哩哗啦拉一直下个不停。聊着聊着大家就在雨声催眠中睡了过去。等到被喊声惊醒时，外面天早黑了，不是下雨的黑，是夜里了。喊的是小敏，等我们醒来时她正瞪着房顶发愣呢！原来是房顶漏雨了，漏下的水将她裤子打湿了一片，把她给弄醒了。大家赶紧把自己的被褥往两边挪，空出她原来躺着的地方，拿脸盆接漏水。

这边还在忙活呢，又有几个地方开始漏水，尤其是屋子靠外墙那个角落我们放箱子的地方漏得特别厉害。这下大家也顾不上睡觉了，先把箱子搬到了炕上，再拿来各人的脸盆，做饭的小锅等一应可以接水的家把什放在漏水之处。忙乎到后来，连我们挑水的水桶，搪瓷饭碗都用上了，再也找不出能接水的东西了，漏水的地方却越来越多，再也接不过来了。

我们宿舍里间的睡房大约有十二三个平米，东西长四米，南北宽三米多点。靠北墙是是一铺两米来宽两头顶墙的火炕，火炕前有一溜一米多宽的屋地直到南墙窗户。这时屋地上方漏，炕上也漏，只有在屋脊正下方的炕沿那一窄溜地儿不漏。我们搬来原先在屋地的两条长凳和靠墙放着的一个小炕桌放到那一溜没漏雨的炕沿，先摞上我们几个的箱子（也没什么好箱子，就是木板箱子放个人衣物的），再把我们的被子褥子摞上去。六个人的箱子加六个人的被褥，摞起来有一人高，颤颤巍巍的，怕掉下来落到水里，只好几个人站在炕上几个人站在地下扶着。可是屋里就那一窄溜地不漏雨，所以两边扶着的人都只好让漏下的雨水打在身上。

不久，下午换上的干衣服已经又湿透了。一开始还有人说几句自嘲的笑话，可不久谁都没了那个兴致。大家默默无声地站着，小心翼翼地扶着箱子和被褥，不敢闭一下眼。虽说是大夏天，黑龙江的夜里气温还是很低，全身湿透的我们就像站在野外雨地里，冻得直打颤。唯一的感觉，就是这夜怎么这么长，这雨怎么好像永远下不停了…… 还有，就是冷。那冷，穿透肌肤直达心扉。我知道大家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只是没好意思让它掉下来。

天终于亮了，雨也停了，几个大队干部来知青宿舍检查。到我们那屋看到满地满炕接水的锅碗瓢盆，看到全身湿透一夜未睡冻得发抖的六个女孩，有两个的眼眶也红了。当天上午队里就派人来揭了我们宿舍顶上原来的苫草，用队里秋收时盖粮堆的塑料布盖上了。再后来队里派了人来给我们重新抹了笆泥，苫了新的苫草，也没叫我们摊工分。

离开黑龙江那么多年了，最让我们感到内疚的是我们给小兴安岭剃的光头。我们刚下乡时，站在屯子南口，就能看到连绵不断的兴安岭上全是森林。新盖的宿舍没有家具，从拉回的烧柴中挑粗的锯成段，往地上一矗就是个圆凳。等过了几年，离屯子近的山上再也无柴可砍。要柴就得往山里越走越远。一片一片的山坡都成了秃子，除了荒草和榛柴再也找不到哪怕是二三寸直径的树了。

可是再一想，那能怪我们吗？没有电没有煤也没有天然气，那么冷的天，谁来管过农民做饭取暖的需求？本来粮食就不够吃，肚子里没油水，扛不了冻，不就近砍树，难不成等着活活冻死？每人一年五尺布票，不够成年人做一条单裤。大冬天的看着我那些学生们全是精身子外面一套空壳棉袄裤，腰间勒根绳子保点暖，心里真疼！小孩长得快，常常裤脚衣袖都短了，盖不住脚踝手腕。还有不少手肘膝盖破了，就那样露着肉挨冻，不知老了会不会落下病。

而且就是因为这样，每到大冬天，本是农闲，上学读书的好时候，我们的村小学却不得不停课，真正的放“寒”假。一是破旧的教室处处漏风，就算烧上汽油桶改的铁皮炉子还是烧不暖和；二是没有御寒的衣裤鞋袜的孩子们无法顶风踏雪来上课……

万难“采购”

这次“采购”发生在我插队的时候。本来一个插队知青小农民，和高大上的“采购”二字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但因为偶然和特殊的原因，让我有了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经历。

那是1972到1973年之间的冬天。1972年我插队的地方有两件记忆中的大事。一是秋夏之交黑龙江流域频下暴雨，江水猛涨，黑河地区沿江公社全都受到严重洪灾。我们大队江边大田快到收获季节的庄稼尽数毁于洪水。还好有部分是在小兴安岭北麓的坡地，地势较高，留下了一些收成。但现金分红肯定是没有指望了。二是当年队里知青中爆发传染性黄疸肝炎。两三个月的时间，住集体宿舍的近百位知青中被传染上而发病的就达到三十余人。被传染上发病的不能出工需要休息，而尚未传染上的则人心惶惶，心神不定。

所以一待洪水退去，年终结算结束，知青们拿着分到手的可怜巴巴的十来二十元钱，全都提出要回上海探亲或养病。原本队里不成文的规定是知青每两年可以轮流请假回上海探亲一次。但那年受灾，分的粮食少，队里怕患病知青留在队里吃不饱饭，再加上没有治病的医疗条件而闹事，所以只要提出申请一律批准。结果全大队百余名知青霎时一溜烟地跑得只剩了七个。这七个知青有的是担任队里的某些离不开的职务，如代销点店员，赤脚医生，出纳等等；也有个别是家里条件实在困难，怕回去给家里添麻烦，只好留下。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在前一年染上肝炎，以后转成慢性（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传染给其他知青），回上海养了九个月病。因为回到上海没有粮油和任何其他配给品的供应，实在不好意思长期占用父母弟妹和老祖母的定量，所以病未全好也只得在洪灾前夕回到了黑龙江。

记忆中的那年冬天并不难熬。虽然天寒地冻，但因为洪灾，冬天没有多少活好干，倒倒粪，砍砍柴，比较清闲。更因为洪灾，缺少喂猪的饲料，知青食堂把养的两头猪都杀了。等多数人都走了后，还给我们留下半拉猪。我们七个人守着半拉冻猪，几乎天天可以吃到肉，那可真是自打下乡以来，不，恐怕是在上海都从来没有过过的好日子！只是好景不长，队里突然要叫我到上海采购！这是怎么回事呢？

黑龙江的特点是人少地多。我们大队连知青四百多口人，有地五百来垧，人均一垧还出点头。那么多地靠人工是种不过来的，就是用牛用马也还是不行。我们到达时，大队有两台老掉牙的“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和一台康拜因收割机。两三年后，又添了台上海支援的“二八”轮式拖拉机。所谓“支援”并不是免费赠送的，而是给接收上海知青比较多的大队一个购买的配额，拖拉机还是要大队自己出钱买的，只不过没有受到“支援”的大队就是有钱也购买不到。轮式拖拉机马力不如履带式的大，但挂上拖车运输的话拉的东西比马车牛车多得多，速度也比履带式快多了，所以队里把它看得很宝贵。

那年冬天，宝贝“二八”却突然趴窝了，听说是油泵出了问题。说是大队几个农机手在公社农机站折腾了好几天，都没法把这个拖拉机的心脏给折腾得活过来。公社农机站的站长下了结论，说是没治了，想法买个新的吧！那还有什么办法？买吧。总不能让那台还新得很的二八就此成了一堆废铁吧？只是接下去一打听，就傻眼了。说油泵是战备物资，别说县农机局没有，就是到地区，也别想买到。（至于拖拉机油泵怎么就成了“战备物资”，那就不是咱农民能知道的了。）那帮彻底没辙的农机手和大队革委会的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的结论说拖拉机是上海支援的，恐怕只能到上海去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买到了。

应该说这个办法的方向是对头的，只是此法一提出却马上陷入了困境：派谁到上海去“想办法”呢？那几个大队农机手，不管老的少的，高的矮的，平时都是下巴颌朝天，牛气冲冲的大老爷们，这时却都像老娘们似的打起憷来。推推让让，谁都不肯接这个茬。

其实也难怪，全大队除了老辈被日本鬼子从河北抓到东北当开拓团的，或者三年饥荒时从山东逃荒闯关东的，就没人足迹超出过一百多里地外的县城。让他们马车汽车火车千里迢迢到上海？想想都心惊胆颤啊。农机队长兼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老付说得最形象。他说：我大字不识一打，连男女两个字都分不清，到了上海要上厕所走错了门，让人抓了流氓咋办？！可是又不能不派人啊，七论八论不知怎么就把这件“重要任务”论到了我的头上。

大队党支部书记来找我交代任务，一开始让我一口回绝了：我从来没接触过队里的农机，不知道油泵是个啥东西，没见过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买，怎么接这个任务？！书记连连保证农机的人会把要买的东西给我写清楚，至于上哪儿买就得我自己到了上海再打听。他还说：你不是争取入党吗？这就是党支部考验你的任务。说，你要真把油泵买来了，你这次回上海的路费队里就给你报销了。我追问：要买不到呢？他想了下，挺困难地下了决心，说：也报！政治和经济利诱的双管齐下，让我最终点了头，接下了这桩任务。

有人也许要问，既然有那么多知青回了上海，为什么要派你去上海而不能写信让他们在上海想办法呢？这就涉及到当年的一种特殊规定，即介绍信制度。不管你到哪里出差，没有介绍信是寸步难行的。我们这是要出省办事，介绍信至少要县一级的才行。也就是说，被派办事者要本人拿着大队开的介绍信先到公社开出公社的介绍信，然后再到县有关部门开出县介绍信才能正式出行。

1969年4月。我的第一张工分记工单

等一切手续齐全，临出发前，党支书给我拿来一张半本书大的纸片，原是队里的记工单，背面是农机手给我写的油泵名称和规格；他交给我200元整票的现金，说是买油泵的。还说今年遭灾，队里没有多少现金，这是从信用合作社借的。要不够，让我在上海想办法借一点垫上。接着又给了我二十几元零票和两斤黑龙江粮票，说钱是队里凑的，算我预支当路费，等回来再办报销手续；粮票就算给我了，也不从我口粮里扣了。

最后他拿出一包大约两斤的黑木耳，不知是自己家的还是从别人家拿的。说知青回去探亲都跟老乡踅摸这个，上海人喜欢。你托人办事得给人上礼，别让人嫌我们农村人不识礼。我怕弄丢了写着油泵规格的纸片，又特意抄了一张。然后在贴身的棉毛衫胸口缝了个口袋，装上那二百元钱，介绍信，和纸片再缝死了。把零钱，粮票，和另一张纸片都收藏好了，才放心去睡。

我们大队在小兴安岭北麓，不通火车。要乘火车到上海先要翻越小兴安岭到达北安。从我们大队到公社6公里，从公社到县城62公里，没有班车。平时到公社都是靠的“11路”；到县城的话，要凑巧搭各种便车，如果是队里的马车，就得走整整一天。从大队到县城，公路是有，但是土路。冬天上了冻还不错，马车爬犁都畅通。最怕开春化冻翻浆或者夏秋久雨，路就成了大泥潭，根本无法走车。这种时候沿路各个村庄就成了和外界隔绝的“孤村”。我在前一年夏天患肝炎，正赶上土路变泥潭，没法到县医院看病。等一个月后路通了，我的病也熬成慢性的了。

从县城到北安好像有几百公里，全是在小兴安岭里弯弯绕绕的山间公路。虽有班车，也不是正常运行，时有时没有的。一般是清早开车，顺利的话傍晚可以到达北安火车站。如不顺利呢，也只有听天由命了，走上二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打听到第二天公社有车去县城，大队派马车一早把我送到公社，搭上了县邮局来公社收递邮件的车。到县城已是下午3点多了，紧赶慢赶来到长途汽车站，还好冬天路好，班车正常运行，买到了第二天去北安的车票。

冬天日短，刚四点天就黑了，得赶紧找过夜的地方。全县城就两家旅馆。离车站近的这家是大车店，大炕通铺，不分男女，两毛一晚，不提供被褥。还有一家也是大炕，但分男女，提供被褥，四毛一晚，但离车站比较远。就在车站旁这家住下了，反正都是穿着衣服盖着大衣睡，管他旁边睡的是男还是女呢。好在行李可以寄存，我放心出去吃了碗炸酱面，记得是三两粮票加一毛二分钱。炸酱味道还不错，里面主要是土豆和萝卜，还有点肉星星。那是一路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接下去的四天路程，就全靠书包里装着的冻得梆硬的馒头和身上背的水壶里的水了。

在小兴安岭的山路上颠簸了十几小时，终于到了北安火车站。北安到上海的直达车要走整整72小时，没有食品也没有饮水供应。这趟车更是有名的“强盗车”。在知青探亲集中的高峰时期，车上人满为患，不要说找不到座位，连过道，车厢连接处，甚至厕所里都挤得满满登登的。为争抢座位，争抢行李架，言语稍有不和，或者仅仅只是互相看着不顺眼，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斗殴。皮带横飞不算回事，拿出小刀扎出血我也见过。好在这时知青探亲高峰期已过，“强盗”不多，我顺利买到车票上了车。

上车后第一件事，是拿出条绳子，把带的那只旅行袋绑在了行李架上。因为我是一个人出行，没有同行的人帮我看行李，万一睡着了或者要上厕所，行李让人拿走咋办？绑上了，要解开困难，就少了让人顺手牵羊的机会。一路上，我从未敢在火车靠站时下过车，买过吃食。只是在东北某站通过车窗买过一小兜冻梨。就是那种只有李子般大小，冻得黑黑的硬得像石头的土梨。后来在车里化了，变成一包酸酸甜甜的水，味道还不错呢。

一路顺利，回到上海也已经是五天过去了。没顾上洗个澡，睡个懒觉，马上就开始“想办法”。先想到的办法当然是走“正门”，也就是到正规的上海市农业机械供销处（还是“局”，记不清了）去。门口倒是没管，也没人盘问就进去了。在楼里瞎走了一气，看到有个门开着，有个人坐在那里大概是看毛选吧，就走了进去。开口就问人家有没有二八拖拉机的油泵。那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里是按计划调配农机供应的，不对个人销售。说完又低了头看书不再理睬我。我马上掏出介绍信，说：我不是个人啊！我们大队的拖拉机买了还不到两年，坏了油泵就不能用了啊！

这人听我急得声音都有点发抖，又是一口上海话，就又抬头打量了我一下，问：知青啊？我说是。又问：开拖拉机啊？我说不是。他说你不开拖拉机怎么让你来买油泵？我就说了队里农机手不敢来上海，怕走错厕所让人当流氓打。他听了哈哈笑起来。完了对我说：在这里你肯定是买不到的。你到生产厂去问问吧，有时他们会有次品处理的。

我一听马上说：次品我不要啊。买回去不好用的话队里要我赔怎么办？他看着我懵里懵懂的样子哭笑不得，拿笔给我写下生产厂的名称，说：反正这里是没有的，要不要到厂里去试你自己决定了。就这么一个软钉子把我给推出了“正门”，不过总算知道了生产厂的名称。(可惜现在无论怎么想，就是回忆不起那个厂名了。)

想想如果到厂里去，不认识人的话，正门恐怕也是走不通的，那就只好想想旁门，后门了。本来我父亲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一家研究所的总工，解放前就开始在上海工业系统工作，由他找找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那时他正在研究所被批斗和打扫厕所，他的昔日同事和朋友大多也是同样处境，这条路也就断了。我只好向先前回上海的其他知青求助，看有没有认识生产厂家，或者有其他办法的。

那时又没有电话，我只好按地址一家一家去找。知道消息的知青们倒是很快行动起来，一传三，三传十，连他们的家长都动了起来——那时我们下乡已近四年，县里没有什么工业，所以除了1972年走了一个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全队百多知青就没有一个上调的。如果能在购买油泵上立个功，就算没有上调名额，能在队里有个职务，比如当个木匠、电工、农机手什么的也好啊。

几天之间，消息倒是传来了不少，但大多牛头不对马嘴。也试过他们提供的几个关系，结果还不如在农业机械供应处得到的消息有用。其中只有一个男知青说的听上去靠点谱。那个男知青的父亲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听说是八级钳工。（上海人都知道，技术工人中八级钳工是什么样的地位。）我到他家去了两次，满怀希望。第一次没见着他爸，第二次见着了。

他爸说，只要有图纸，他保证能把油泵给做出来。但他提出要让队里给他儿子办“困退”。理由是那个男知青的父母早年离婚，男知青和两个弟弟跟着父亲过，原来家里的一应家务都是那个男知青干的。现在没了他在家，家里生活很困难。我不是不相信男知青他爸能把油泵给做出来，问题是我上哪儿给他弄图纸去？我又怎么可能让队里给那个男知青办“困退”？这样一来，这条路也就算是堵死了。

又过了几天，正当我像没头苍蝇到处乱撞，撞得几乎绝望时，从我好朋友小敏那里传来了好消息。小敏的母亲在中学当老师，本来和拖拉机厂，和油泵毫无关系。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想到有个过去的学生分在那家厂工作，就找上门去。没想到那个学生正好是那家厂的造反派头头，成了革委会的一员，大权在握。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学生竟然还记得上学期间小敏母亲对他关爱，答应帮忙。这真可谓是无路者难于上青天，有路者易如囊中取物。

我没和那个“前学生”见过面，只是让小敏母亲用我的介绍信换来了一张到那家厂的销售部门付款取物的单子。单上写的品名是我要的那种油泵，不过注明是“三等品”，价钱238元零几毛。我对 “三等品” 这三个字心存疑虑，特意让小敏妈再去问。回答说，正品是不能由厂家自主出售的，而且价格也要贵不少。这个“三等品”的质量完全合格，是照顾我们农村知青，特意降等降价卖给我们的。

我喜出望外，但没忘记把那两斤黑木耳交给小敏母亲。我说一斤给那个“前学生”，一斤给小敏母亲。小敏母亲说她不要了，两斤都给那个“前学生”吧。队里只给了我200元钱，购油泵短缺的近40元钱也是小敏母亲借给我的。（我父亲那时工资减发，存折被扣，家里根本拿不出40元钱来。）付了款，拿到手的是一个多层油纸包着的，有点圆，有点扁的十来斤重的家伙，还用细绳捆了好多道。我捧着它，也没敢打开看一下这个宝贝，就踏上了回黑龙江的火车。

这趟“采购”连路上行程历时二十九天。我不负重望，将油泵买了回来，虽然我仍然不知道它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这二十九天，队里没给我记一天工，但按照党支书的保证给我报销了路费（火车，汽车票钱）。至于什么路途补助，餐饮补助，住宿补助，那是一概没有的。就是那报销的路费，也让不少知青很是眼红了一阵。至于入党嘛，因为成分不好，还得多加考验，一直考验到我最终离队去上大学，还是没入成。

不过，这一趟“采购”也让天真的我学到不少事：记得队里有个高中生知青有一次说，看到别人开后门很痛恨，可是自己开到后门很开心。结果让不少知青狠批了一顿，说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这时我才知道，其实他说的是真理，尤其是在很多事从正门绝对办不成而非走后门和旁门才能办成时；也知道了什么叫“县官不如现管”；知道了所谓“次品”不一定有质量问题，而所谓价格也是可以伸缩的……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经常在网上看人家写喝酒。我一江南女子，本不善酒，然在极寒之地一待八年，所以多少也沾了点酒气。那就斗胆也写上一篇。不过各位看客不要被这题目唬住，俺插队时乡下的东北银哪有那么大福气，所谓“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过一好梦，每年过年过节能做上那么两三回罢了。

都知道东北银好酒，天冷嘛，但好到什么程度呢？那时俺们那旮垯没有别的酒，就县酒厂出的土豆酿的白酒，62度。据说拿火一点就着。不过没见过——酒得拿钱买，谁有那闲钱买来点火玩啊？常能看到哪个大爷大叔站在大队代销店的柜台前，端着个酒盅，也没什么下酒的（一是没有下酒的东西卖，二是有卖也没钱买），吱溜一声把杯里的酒一口喝下，然后拿衣袖抹下胡茬拉杂的嘴，说声“记账”，转身就走。据俺在代销点当店员的姐们继红说，都是熬不过酒瘾的大老爷们，就要一两白酒，喝了过个瘾。没现钱，欠着，到分红时扣。也有个别不欠，拿鸡蛋换的（那时一个鸡蛋七分钱，正好够买一两白酒），不过都是偷偷摸摸的。大多是背着家里的女主人，偷偷把女主人千辛万苦攒着换现金的蛋顺手牵来一只换酒喝的。要是哪天见着“蛋换酒”的大老爷们脸上有被挠的痕迹，或者老爷子被儿媳妇高声臭骂，那多半是东窗事发了。

一年到头，也就是分了红到过年时才能敞开了喝那么一顿两顿的。过年时代销店还会有些色酒（“色”唸sai，第三声）卖。那是瓶装的果酒，有本县产的，也有外来的。一斤装，大约一元上下一瓶。记得见过苹果酒，青梅酒，紫梅酒，李酒。那种酒带点颜色，有点甜，度数也不低，一般都20度朝上。现在想来大约是用香精，色素，加酒精勾兑的。大老爷们不喝这酒，过年时买上一瓶说是给老娘们喝的。

要说吃肉，除了队里过年过节杀猪杀羊分点，一般合着每人几两，主要靠自家养猪。但猪也不能自由养。每户除了一头母猪外，最多养两头肉猪，多了就该“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等到杀猪了，按规定半只必须交售给供销社供应城镇，另外半只留给自家享用。交售的猪要评等，评等的标准是看猪的膘有多厚。如果只有一指（不是手指的长度，是手指的宽度），或不到一指，那是皮包骨的瘦猪，末等。如果能有两指膘，就算不错的了。如果哪家的猪杀出来能有三指或以上的膘，那就是头等了。而且说明这家的家境不错，因为有东西喂猪，猪才能长膘嘛。

摄于2007年。被废弃的村庄。我们当年住的房子还不如这些

杀了猪怎么吃肉呢？半个猪头煳得烂烂的，那是自家解馋的。猪血灌到猪肠子里做成的血肠，是待客的。再有呢，猪肉酸菜粉条是可内可外的。自家吃着够劲，待客呢也不寒碜。俺们那旮垯最特色的菜要算“酥白肉”了。那是起码三指膘的纯肥猪肉，切成三寸来长，半寸来厚的大片，先下油锅略炸一下，然后碼到大海碗里，上下铺盖着厚厚的绵白糖，再上笼屉大火猛蒸。直到白糖尽化，肉色变成半透明方可上桌。

哪家待客，要是能上这样一碗酥白肉，那是很长脸的。因为一要家里养得出三指膘的猪，二要拿得出也舍得在一碗肉里放上半斤绵白糖。不是一等一的家境，谁能？！不过，这样的肉，一般一个人最多也就消受得了一块，不管有多饿，多馋肉，能吃下两块的绝对得有奇能：就想象一下你怎么把一大口拌着白糖的猪油咽下去吧！

那年，就是春节后我被大队千里迢迢派到上海去采购拖拉机油泵的那年，俺那旮垯遭了水灾，知青中又爆发肝炎，分红后全大队就剩下七个知青守着半拉冻猪过年了。虽然遭了灾，分红时很多人家没能分到一分钱的现金，但和知青食堂一样，老乡家也因为没有饲料而纷纷把不管养成还是没养成的猪杀了。杀了猪，自家就有半拉猪肉吃，而卖了另外半拉猪又多少得着些现金，所以这年的春节倒是过得挺热闹的。

从腊月二十起就有老乡家杀猪。俺们那里的习惯，杀猪的人家一般会叫上几个亲朋好友吃一顿。后来也有和老乡关系好的知青被邀请的。那年我们留在队里的几个知青多数在队里担任些职务，如赤脚医生，代销店员，电工，等等（我原是小学老师，前一年生肝炎回上海养病队里才找别的知青顶替的），所以就成了各家争相邀请的对象。

开始还是过一两天上哪家吃一顿，等到过年那几天，就几乎天天顿顿吃请了。有时在这家刚上炕开吃，下一家已经打发小三子，四丫头啥的在炕下等着了。你这里吃完伸腿下炕，还没等穿上鞋，那脏兮兮热乎乎的小手就拽着你的手往他家拉了。也有时吃的知青少，等的小孩多，有没拽着人的会急得叽哇乱叫，非得你保证明儿个一定去他家才能消停。

年初二那天，我和继红中午在一家老乡家吃的，快三点了才回宿舍。远远一看，宿舍门口站着个闺女，走近了才看出是村西头老郭家的独生女珍子。珍子一见我们就说，俺爸请你们去俺家吃饭，让马上去。我们说我们刚吃完午饭，真吃不下。珍子说那也不行，非得去，要不俺爸生气。珍子原是我的学生，不怕我。说着就伸手来拽。没办法，连宿舍门都没进，就又跟着走了。老郭头正当壮年，老婆也能干，家里就珍子一个闺女，人口少没拖累，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

到他们家就让上炕，说炕上暖和。炕上的炕桌上已经放了好几盘菜，有常见的炒土豆丝，拌白菜心，血肠，猪肝，切半的咸鹅蛋，还有一盘炸鱼。黑龙江出鱼。我亲眼见过鱼身在大马车车上鱼尾拖在地上的大鲟鳇鱼，也亲口吃过像黄豆粒那么大的大马哈鱼籽。不过那是要有船在黑龙江主航道才能打到的。

平时老乡偶然在村旁江汊子打的，多数是半斤上下的鲫瓜子，还有一种大约一匝长老乡叫“鸭鲁”的小鱼。因为没有油来煎，也没有姜和酱油，老乡打到鱼只能拿清水加盐加几瓣蒜炖着吃。鱼小刺多味道也不咋地，所以不常有老乡折腾鱼吃，我们也就很少吃到鱼。

那年不是涨水嘛，不少鱼跟着上涨的江水进了江边的水泡子，等水退时却没能跟着回到江里。一待封冻，就被困在氧气越来越少的水泡子底部。这时如果有人在冰面上打开个洞，就会有鱼自己跳出洞口，一落到冰面上就被冻住了。那时你就拿手捡好了。老郭家的鱼大概就是这么打来的鸭鲁，只是能够油炸就很少见了。

没唠上几句嗑，老郭就让开吃。我俩和老郭在炕上一人占着炕桌的一个边。郭大婶在外屋灶头边忙活，珍子站在地上就着炕桌的第四个边，一边吃着一边听她爹妈招呼。她接二连三地端来不老少的热菜，什么粉条炖猪肉啦，酸菜干豆腐啦，拔丝土豆啦……一会儿就将炕桌堆满了。老郭拿出个酒瓶，往我和继红面前的酒盅里倒酒。看着是白酒，但不知为啥带着点红。我和继红都说刚才午饭已经喝了酒，不能再喝。老郭说，在别家能喝，在我这就不能喝了？说得我俩也不好再推辞。

那酒喝到嘴里没有白酒的凛冽，觉得有点混浊，说不出什么味儿。老郭告诉我们这是泡了五味子的酒，还说五味子补身子，让我们多喝。我们知道咱那山里出五味子，是县药材公司收购的滋补药材，只是五味子号称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泡在酒里就变五味杂陈了。喝了一盅不够，被老郭让着又喝了一盅。两盅下去，反正没二两至少一两半。

我和继红都说不能再喝了。老郭说行，不喝白的，那你们喝色的！他这一说，珍子立马拿来一瓶苹果酒，一看，28度。老郭又说，喝色酒不用盅子，得用缸子。珍子就把我们面前的酒盅换下，拿来两个喝茶的搪瓷缸子。不等我们推辞，老郭启开瓶盖就往茶缸里倒，一瓶酒正好倒满两缸子。老郭说，喝！这瓶酒就是为你俩买的！东北银实诚，不会说什么“感情浅，感情深”的，翻来覆去两句话。一句是，色酒不是酒，喝不醉人的！另一句是，喝！不喝就是看不起俺！让人这么连“劝”带“逼”的，加上那苹果酒挺甜，不知不觉我俩的缸子都见了底，同时也都觉得酒有点上头了。

正想着要告辞下炕，郭大婶自己端着个热气腾腾的碗进屋了。她把碗往炕桌上一放，啊呀娘哎，酥白肉！我和继红瞪着这只是听过从没见过的最高待客菜，说什么也伸不出筷子去：我们打半上午起一直吃到这会儿就没停过嘴，肚子里塞满了酒菜鱼肉，哪里还有地方容纳这个呀！可是架不住老郭夫妻和珍子一个劲地让，郭大婶还说，我家好多年没做这个菜了，知道你们上海人爱吃甜的，特意为你俩做的！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地一人夹了一块放入嘴里。我都不敢嚼，不敢体会它的味道，只是偷偷仰了下脖子，大口把那已经蒸得酥烂的肥肉吞了下去。

等我们走出老郭家时，天已经黑透了。我们俩走得脚步踉跄，歪歪倒倒。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也分不清是天在上还是地在下了。好不容易回到宿舍，进屋刚点上油灯，两人都直冲门外，一阵翻江倒海的猛呕。经常听老乡们说，不怕喝多酒，就怕喝混酒。我们那天喝的酒加起来绝对超过一大碗，而且是白酒果酒乱混的，能坚持到家没在老郭家门口躺倒就算不错了。当然还有最后那一大块酥白肉的功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二天早晨我和继红差不多时间醒来。继红醒来发现自己是睡在宿舍的炕上就慌了。因为冬天天冷，怕店里的东西冻坏，代销店得整日整夜烧着火墙，所以继红不能在宿舍过夜，要睡在代销店后面一个小隔间里。没等她洗完脸，大队党支书就找上门来了。他说昨夜有人要买东西，看代销店黑灯瞎火的，叫不开门，就去找了他。他去了也叫不开，就来我们宿舍。见灯亮着，叫了几声没人应，伸手一推，门也没上拴。进我们住的西屋一看，说我俩大衣鞋子都没脱，头挨头睡得死猪一般，叫都叫不醒。

更要命的是，东屋集中保管着回上海探亲的武装民兵的全部武器，有冲锋枪，手榴弹，还有子弹袋，因为我们没有拴门，也等于是随人拿了。他叫不醒我们，又不好下手推，只好回家拿了把锁，把东屋给锁上了。又找了有代销店钥匙的出纳睡到那里看火，才算补上我们的漏子。不过大过年的，他就是叱打了我们几句也就不再追究。只是事后我才知道生肝炎的人应该戒酒，我那天喝成那样是大忌。也因为那次大醉让我见酒害怕，以后几乎完全不喝酒了。

说完自己的糗事，再说说不同民族的人喝酒后的不同反应。

我们公社有个朝鲜屯，全大队社员都是朝鲜族人。有一年过年我们大队演出队应邀到他们大队表演，演完了他们请我们吃饭。早就听说朝鲜屯有两样别的地方没有的好吃食，一是打糕，因为没有糯米，是用黏糜子加赤小豆和大枣做的；二是泡菜，说是鲜族人考究，做泡菜要在坛子里放一个苹果，所以做出的泡菜有苹果的香味。

那天晚上这两样吃食倒是都吃到了，也没吃出特别的好来。只是稍稍喝了点酒后，就有他们屯的人哼起歌来，哼着哼着，就有姑娘摆手扭腰舞了起来，接着又有小伙子甚至老大娘加入，只有老大爷们还矜持地坐着。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有外人在。不然的话，喝了酒夫妻合跳，老公公和儿媳妇对跳，一家子一起跳，可热闹了，不跳过瘾了没个完！

我们县也是鄂伦春人聚居地。山里有个公社全是鄂族人。虽然只有几百人口，但单列为一个公社。鄂族人在解放后才从山里游猎的猎人转为定居的半猎半农。后来来了上海的知青，有的女知青嫁给了鄂伦春的小伙子。据说鄂伦春人特别疼老婆，结了婚就不让老婆再外出干活。

只是鄂族人好酒，一喝非得喝到醉。醉了就打老婆。老婆要敢顶嘴，提起猎枪就打。就这样那个公社嫁给鄂族的女知青有一个被打伤，一个被打死。但因为鄂族人口极少，所以有民族政策不将这种酒醉伤人定大罪。听说是伤了的那个女知青最后离婚病退回上海。死的那个女知青的丈夫判了不到五年，知青办给家长赔了一笔钱也就过去了。

桩子

经过了差不多三年的“文革洗礼”，我们下乡了。到小兴安岭北缘黑龙江边上的屯子插队落户。下乡伊始，第一要务当然是要请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忆苦思甜是在生产大队的磨房进行的，因为全屯也就那个房子大一点，容得下百来口人。最先发言的是个中年男子，矮小，精瘦，脸上的皱纹山重水复，棉袄用根绳子拦腰捆着。他说他是在“日据”时代，也就是日本人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跟他爸一起被日本人从河北强行迁到这里当“开拓团”的。那时他还年幼，干不了大田的活，只能看牲口。大冬天的没有鞋子光脚在雪地里放牛，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踩到刚拉下的还冒热气的牛粪里暖暖脚……说着说着不知怎么一来转了调，说起“日据时再苦也不如六零年苦，那才真叫苦啊。没吃的，我妈和我媳妇都饿死了。”说到这里，旁边还有不少随声附和的：是啊，是啊，就数六零年那阵最苦哇……

1971年的村小学教室。我（前右）旁边的学生就是桩子

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也搞不清他们说的“六零年”到底是哪一年（一是因为和“日据”混一起了，二是根本没想到竟有人敢公开说“六零年”比“日据”还苦）。还是组织忆苦思甜的大队革委会主任机灵，忙说好了好了，我们吃忆苦饭吧。以后有的是时间唠嗑。这个“忆苦”的就是桩子他爸，一个正宗的贫农。（后来知道我们屯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主要成员是像桩子他爸他爷一样被日本人强迁来的河北贫苦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在“三年”期间从山东逃荒来的农民。）桩子是我的学生。

在知青到来前，我们屯是有过“初小”的，就是小学1~4年级，“完小”（1~6年级）则在相距五六里地的另一个屯。初小只有一个老师，他住在有完小的那个屯，主要在那里上课，因为他的老丈人住我们屯，所以也兼在我们屯教学。也就是说那个老师有时一星期来一两天，也有时好一阵子都不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据说是我们屯的孩子太淘，那个老师后来被闹得不愿再在两屯间来回折腾，加上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我们屯的初小就黄了。我们知青到时，已经停了快两年了。

1971年，我和我的学生

下乡一年后我被安排去和那个老师一起恢复这个小学，就此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一开始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学生分成两班。黑板放在教室两头，两班学生背对背，两位老师面对面。那位老师有一副好嗓门。每当他开讲或他的学生朗读课本，我就得喊，才能让我的学生听见。结果是我后来在二三百人的大教室上课，不用麦克风保证后排的人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言归正传，说桩子。开学前，桩子他爸领着个矮小的男孩来找我。说：老师，这小子淘，讨人嫌。过去在梁老师班，把老师惹恼了，一脚把他踹在地上。他把老师给骂了，以后就再没上过学。求你让他回来上学吧。贫下中农的孩子，咱没理由拒绝，桩子就来上学了。还是淘，但对我极好。长达半年的冬天不见一星绿叶菜蔬，入夏后家里菜园下了一匝长的脆生生的小黄瓜，桩子揣在怀里带到学校，见我就掰一半给我。有时还会带给我一把野外採来的酸酸甜甜的山丁子。

后来听人说，“三年”时桩子他妈和他奶为了省下口粮给桩子爸和桩子爷爷吃，自己吃玉米芯磨的粉，拉不出屎，活活饿死憋死了。桩子爸和爷爷可怜幼小的桩子，就把他给惯坏了。再后来，和桩子熟了，知道他已经13岁，可个子却那样小。他脱下衣服让我看，他后背，肩膀，胳膊......全是疤痕。问他咋整的，他说他妈他奶过世后，一家就剩仨男人。他爸他爷两个大男人要出工，要粗手笨脚做家事，还要带幼小的他，有次做饭时把他放在锅台上，他仰身往后掉进了正在熬大馇子粥的锅里。等他爸和爷爷手忙脚乱地把他捞出来，他身上的皮肤都烫得耷拉下来了。最后命算是保住了，可身上皮肤被疤痕紧住，个子就长不大了。

2007年的村小学教室

后来上面派来了工作队，抓阶级斗争。工作队的大姜说，农村孩子没人剃头，你当老师的得学下这手艺。他给我示范了怎样用各种工具。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我就买了套理发工具，带回了队里。有天下午，我第一次拿出了这套工具，对围在身边的一帮孩子说：看你们头发那么长，我给你们剪头吧！话刚说完，刚才还在叽叽喳喳的孩子们突然静了下来，看着我手里的工具发愣，没有人肯坐到我身边的凳子上来。有的还直往后躲。我有点尴尬。毕竟我只是看过大姜给人剃头，自己从来没实践过，所以也没有自信让哪个孩子来当我的试验品。

2007年村小学的学生

这时，只见桩子把身上的衣服一脱，往凳子上一坐，说：“老师，你先给我剪吧！”好仁义的孩子啊！我就从这“第一个”开始了我的“理发生涯”。后来在我当小学老师期间，孩子们的头全是我剃的，最高记录是有个下午剃了18个头！再后来回上海，我爸，我弟，我丈夫，甚至出国后一些朋友的头，也全是我剃。理发工具都换过几次了，我还是清楚地记得几十年前桩子的那一声“老师，你先给我剪吧！”

2007年，桩子家正在建的新房子

前几年回国探亲，听当年一起下乡的朋友说，桩子的二儿子患胃癌，他带着儿子到上海求医刚刚回黑龙江。还说这几年桩子靠种大豆和养羊，全家每年的毛收入有二十多万。不但给三个儿子都盖了新房，还给生病的二小子买了辆二手的丰田汽车。说是可怜孩子还没娶媳妇就患了治不了的病，他眼馋人家有车，就买一辆给他玩呗。不知他从谁那儿听说我在上海，竟然特意从屯里给我打来电话。听到他喊的那一声“老师”，我不由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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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由作者提供，授权本号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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