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 | 陈苑苑：高尔基，在自由思想和极权体制的煎熬中黯然离去
本期人物
汪介之，1952年生，安徽省庐江县人，文学硕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博导，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与陈建华合著）《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述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原题
行人更在春山外
作者 | 陈苑苑
40年前入学的大学生，都对当年的高考铭心刻骨，对命运深怀感激。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不可重组的人群。在沉重，苦难，癫疯，和荒谬的十年之后，从一千二百万考生中走出的六十七万大学生，是靠自己的定力和努力，受到命运眷顾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他们的确有资格骄傲。在十年混乱中，有多少人还能相信知识有用，有多少人还能向往学府，有多少人在劳作之后还能手捧书本孜孜不倦，有多少人即便临阵磨刀也有足够的顽强冲过分数线？也因为上大学的几率如此之小，珍惜之情尤为浓烈，个个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投入学习。他们不负众望，毕业以后又成为40年改革开放中的中坚力量。
但当年未能参加高考的几千万人群中，走出一位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汪介之老师，其求学之路更加艰难，而学术成就更加卓著。
1968年，16岁的汪介之，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被下放农村。安徽农村不比江南，起早贪黑累断腰背还是难以果腹。
在物质贫乏，劳作艰苦，前途茫茫的日子里，他偶然读到普希金的《皇村中的回忆》。皇村中学是普希金就读的贵族学校，诗人怀抱着崇敬，深情赞美皇村和俄国历史。在“阴沉暗淡的夜”里，“昏昏欲眠的苍穹”下，隐隐地有潺潺流水，有微风呼吸……这描述的不就是文革时期的中国天地吗？汪介之直言这首诗对他有“神启”作用。从此他以青春拥抱俄国文学，也在他心中确定了他一生倾心俄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人类之成为万物之灵，在于存活在语言构想的世界里。正是凭借精神力量，人类得以应对现实的苦难、残酷和绝望。在文革摧毁一切传统和秩序的现实里，普希金讴歌的知识殿堂是汪介之的精神守候，心灵渴望，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生美好之境。俄罗斯文学给于他希望，给予他力量。
六年之后，汪介之终于离开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在矿场做了一名掘进工。这相对于农民实在是很动人的职业了，然而矿井有不可测度的塌方，葬身井下并非耸人听闻。此外采掘过程中的粉尘对肺部的侵害极大。他知道这一切，以至他不敢告诉家里他的工种。而当他母亲得知时，顿时心痛得泪水落下来。
但毕竟，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这份收入使他免于忍受饥肠辘辘的折磨。似乎幸运开始降临。他的文笔好，被宣传部门看中。于是在矿井工作一年半以后，他被调到宣传口做文字工作。他做事努力，又成为党员——那个时代里在机关部门工作的必要条件。但这，仍旧不是他的所求。他要跨入的，有如皇村中学般神圣的知识场域。所以工作之余，他的时间全部放在了文学和俄文上。他在等待，等待潺潺流水汇成江海，等待微风呼吸聚成急风骤雨。
他终于等来了一扫黑云浓霾的急风骤雨。1977年末，国家决定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汪介之在文革前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无论做工务农，也没有丢开书本，是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考大学的。汪介之出自知识家庭，他们家兄弟四个，全都跃跃欲试。可偏偏他的部门领导人从工作全局考虑而挽留他。汪介之不得不含泪应允。
这一切似乎云淡风轻，平和淡定，而且不失善意——他被告之，待有人能顶替他的工作时，可再去报考。似乎希望犹存。
希望是到来了，有人可以接替他的工作。然而，此时此刻，国家对高考的年龄已然做了限制。命运好像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眼睁睁地看着高考的机会从它身边大摇大摆晃过去。
谁能承受这样的打击？汪介之承受住了。不仅承受住了，而且决定以自学来与在校本科学生们一争高下。他同时自修两个专业——文学和俄语。那时，他哥哥已在安徽师范大学读本科。哥哥为他寄来教材和讲义，他只滞后一个邮递时间，与哥哥同步学中文。他同时按北大的俄语系主任李明滨教授提供的俄语教学大纲，以及课程表和书目，系统地自修俄语语言专业。四年后，他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吉林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1983年研究生。
人们一般不缺进取的愿望，也能为实现愿望而持续努力。但在学问上做出成就，你要努力在正确的方向上。俄语和中文这个组合将他区隔于一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和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正如文革前，一切照搬苏联，外语一边倒向俄语。改革开放后，向西方看齐，外语一边倒向英文。汪介之不趋时，不从众，但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所长，研读俄国文学。
30年来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汪介之老师出版了十六本专着，十二本编（译）著作，发表了160多篇论文。也就是说，在担当正常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每一年着/编（译）一部书，撰写五篇学术论文。
在16部俄国文学研究专著中，获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的《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对中国文学界和中国读者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大半个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有相关性，其政治和文化有很大的可比性，并且高尔基在中国有极高的知名度。
在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俄国文学是灿烂的一页。其时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大家，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契可夫，对中国人文学界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在清末民初就被当作西方文化引进中国。
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1890-1917），文学成果仍旧令世人瞩目。高尔基、叶赛宁等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更为中国民众所熟知。由于中共建政初期，一切向苏联看齐，大量前苏联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高尔基则为我国文学界最推崇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他的《海燕》编入了中学课本。
然而对高尔基和他的作品的解读多以“宣传”的形式传递给读者，故带有浓重的“革命文艺”的色彩。苏联解体之后，对文化人意识形态化的评价被质疑，助纣为虐的文人被民间否定，红极一时的人物均遭人心的鞭鞑。于是，为苏联官方所推崇的革命作家高尔基，自然评价褒贬不一，相互矛盾。
《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是汪介之以他半生的学术功力梳理对高尔基的评价的著作。在研读了《高尔基文集》20卷本，俄文原版《不合时宜的思想》《论俄国农民》等著作的基础上，考察高尔基对当时的社会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学现象作出的反应，综合其社会活动、言论和创作，汪介之为高尔基作出了更公正、更全面的评述，以还原高尔基的人格面貌及其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高尔基生于1868年，死于1936年。他的最后20年恰与苏联政权的最初20年相重叠。他曾呼唤推翻沙皇统治，但十月革命前后却写出大量“不合时宜”的文字；他在苏联新政中受到某种尊重，却长期寄居国外；他与斯大林多有个人交往，却拒绝撰写《斯大林传》；他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其文艺思想却同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高尔基的最后20年是痛苦的，他的痛苦来自内心的矛盾，和他自身与现实的冲突。
高尔基同苏联政权的关系，可以折射出需要自由空气的文化人同集权体制的冲突，这对研究中国社会里文学创作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也是有意义的。汪介之的良苦用心之一，或许从书名中可以品味出来。
“人要不断追求”，这是汪介之对自己精神品质的概括。1978年跨入大学校门的学子们多有这样的品质。而汪介之的这种品质，力度更强，持续更久，方向更明确，因而成就更突出，不能不叫当年被看作“天之骄子”的1978年入学的我，从内心深深敬仰。
入学照，汪介之左一
吉林大学师生合影，汪介之左一
《俄罗斯现代文学史》专题学术研讨，汪老师右二
写于2018年9月23日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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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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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苑苑
老师进了教室，端然一身学术气，深沉且柔和的目光扫过大半个教室，剪却了我所在的一角。教室顿时静下来，老师从容步上讲台，没有注意到座位上多了一个人，一个年龄同他相仿的人。
我走上前去，征询老师我是否可以听课。老师极其认真地倾听，但眼前的人和事显然过于突然，于是我重述：xx老师推荐我来听您的课，不知是否可以？这回老师完全听清了，肯定地点头，说“可以的”。
这是去年的四月份。开学是二月中，课程也已经进展了一半。我因为怕应付不了南京的冬天，等到天暖才过来。40年前我学工程，30年前我去澳洲。如今一切都安顿，回国补文学。但中国教育界对正规读学位有年龄限制。而旁听又必得有国内介绍信。于是我只能听课，不能上学。如果向老师这么长长地解释，显然时间和场合都不合适。总而言之，我只要听课，若被允许，就是大好。
我回到座位，很快被老师浑厚、沉稳、有亮度、有顿挫的声音，和有序、有力、漂漂亮亮的板书吸引过去。但也许老师还可能在疑惑中——突然间冒出这么个新面孔，是怎样的背景？有怎样的期图？教育专业强调对个人的针对性。老师是要照顾到教室里每一个学生的需求的，故对每个学生知识水平，学习能力，个人特长以及心里状态甚至家庭背景都要有所了解。
而我虽坐在教室里，心里并不很踏实，不知道汪老师的同意，有没有勉强的成份，因为中国人的礼仪是不大有直接拒绝的。其实付费读书的形式最好，学生和学校各得其所。而不能付费，自己心里自然是欠着的。这种”欠着”的感觉叫我心里怯怯的，惶惶的。
下课回家后，我给汪老师去了email，感谢他能允许我听他的课。汪老师的回复没有超过24小时，说“虽然你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但你来听课我总是欢迎的。”见字如面，我如释重负。汪老师又说，“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从心底涌出感激来。我是多么希望可以问问题啊！但这无疑是增加老师的负担，所以开不了口。现在老师主动让我问问题，那真是求之不得。学问嘛，就是学和问。老师当然知道在学习中问与答的重要。
第二周去上课，心里踏踏实实的。不料，竟是期中考试。照理，我没有考试的资格。更何况，前面的课程我没有上，考也考不出来。而我即已到了教室，老师也没有叫我离开，那就不妨一考。所幸是开卷，容我临时抱佛脚，边看教材边答卷。
记得考题有四题，我回答了两题。那是谈福楼拜的写作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在解答中对福楼拜“作者退倒作品后面”的观点做了解读：作者仅担负客观记述的角色，而不自诩是民众的教育者。这同中国“五，四“以来，文学担当“启蒙”重任不同。在福楼拜看来，真实自有其力量。他对读者有信任。至于文学史，那要谈上承下传，我在教材里没有找到具体实例，故仅只泛泛地说福楼拜的自然主义对其后来的文学有影响。
接下来是一个小长假，我去了趟成都。偶然遇到一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我父亲在中青社工作过，而我又在中青社大院里生活过。那是在北京东四十二条里。门口有传达室，右侧的长廊直通到后院，后院还有一口井，夏天可用井水浸西瓜。虽然我们年龄上几乎是两代人，但觉得彼此蛮近，自然聊了起来。她是学环境工程的，转而考了文学研究生。这真叫我羡慕不已。我便告诉她，我是学电子工程的，也是喜欢文学，现在南京师范大学听课。
这么说着，手机上有汪老师的回复——老师假期也阅卷，也发邮件。汪老师说，你的回答基本上是对的。我在课堂里讲的内容则是，纯客观的写作态度：“客观而无动于衷”，和写作的精确性：“小说的科学化”。而福楼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属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承前启后。我几乎雀跃起来。一来我照本抄科，还能糊个大概。二来汪老师又将他的讲课内容补充给我，使我能对这个题目有全面而正确的理解。考试也是学习。我有考试结束后弄清每一道考题的答案的习惯。该邮件尤其温暖，因为汪老师把我当学生对待，才会认真又及时的评判我的卷子。
我一时兴奋，便和这位年轻朋友分享。她问我你的老师是谁，我便如实道来。世界如此之小，她竟然知道汪老师！她说，汪老师是在欧洲文学史教学上很有名望的老师。她自己当年考研究生，用的就是汪老师的教材。我的惊喜无言以对。能有一位老师，已是幸事，何况遇上一位有名望的老师！
很快到了期末考试，我本无考试资格。带着对汪老师深深的感谢，我回到澳洲。秋季开学，汪老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课程表上，我也就没有再选外国文学史。今天春节，我给汪老师去email拜年，并告知今年在南师大听课的计划需要暂时搁下。但今年4月份回中国，希望能予一见。
如约，我见到了汪老师。汪老师显然是高兴的，始终带着微笑。我谈到我没有古文基础。古代文学对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难度巨深。汪老师解释，古代文学是两条线，一条是古代文学史，一条是古代文学作品选。那么我想，现代文学也应当是“史”和“作品选”两条线，外国文学亦然。临走，汪老师又对我说，需要哪方面的书，他可以为我推荐。仅仅十分钟的时间，我确信我今后可以继续请教汪老师。
虽说我知道王老师在外国文学史方面声望很高，但汪老师有怎样的学术成就，又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直到前几天，我才从南师大对他的报道中，略略知晓。
想象中，与我同龄的知识人，大约都是1978年入学的，也就是高考恢复后考入大学的。能在大学教书，又是这批学生中最优秀而留校的。但汪老师并不是。1977年高考恢复的时候，他在矿区，未被允许高考。而在这之前的六年里，他被下放为农民。从16岁到25岁，人生中最该学习的十年，荒在了文革的荒诞中。
长夜终于过去。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恢复。文革十年中累积的中学毕业生，有如千军万马涌上高考这座独木桥。高考是社会底层的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也是国家获取人才的重大举措。当时的社会，对想要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抱着极大的同情和理解。上层鼓励，下层支持。工作单位给与考生复习的时间，是普遍的做法。
正当汪老师满怀热情，准备一试锋芒，而且应当是胜券在握时，一道劝止令从天而降。他是党员，矿场的党领导要求他放弃高考，直到有人来接替他的工作。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十年最好的读书时光，却不得不接受这一要求，泪水忍不住滚落下来。岂料下一年的高考却有年龄限制，致使他高考成空。命运如此无常！
然而骨子里有文学的人，命运之神也无以奈何。文学是精神荷尔蒙，它只激发精神再生产。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对自己专业的情感，象父母对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付出，有无限的骄傲，有无限的满足。但从事文学的人，待文学有如恋人，是痴迷，是心醉，是身不由己，是欲罢不能，是生生死死却无怨无悔。
汪老师用了四年时间，在八小时之余，大学校门之外，自学了文学和俄语两个本科专业，最终以全国总分第一考取吉林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1983年的研究生。我暗忖，是不是由于当年想入校而不得的经历，汪老师理解了我跨洋过海来读文学的心情，从而给予了我他本无需提供的帮助。
研究生毕业后，汪老师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担任正常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在俄罗斯文学的研究领域里，诸多辉煌。至今出版了16部文学研究专着，12部（编）译着，发表了160篇论文。如今，正译制需要五年完成的《俄国文学史》。
就是这样一位有学术大成就的文学教授，谦和，诚恳，认真的对待我这个不是他的学生的学生。他定然知道，在我这个年岁上学起来，是绝没有做学问的希望的。但他依然接受我听他的课，依然鼓励我探讨问题，依然帮我改作业，依然回复我的每一个email。
我也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也从内心非常尊重教师。教师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将自己的品格，教养，作风，价值观念，治学态度，研究方法，等等，无形中传递了他的学生。有一位好老师，你不知不觉地按着老师的模版重塑自己。
前两天我又去email，询问能否帮助我了解汉语文学专业的整个课程结构，这样我便可以系统的、有序地去完成这个专业的知识构建，以期三、五年里达到该专业的本科水平。仅只36小时，我便收到王老师的回复，并附有“汉语文学培养方案“。
我有幸做了汪老师两个月的学生。那又恰恰是汪老师给本科生上课的最后一个学期，今后只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课。但汪老师给与我的指点，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是做事的认真严谨，为人的谦和诚恳，和中国人不多有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以及教师独有的，教人不厌，诲人不倦。
写于2018年 9月14日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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