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刻满皱纹的青春片
王希季与臭虫“相爱相杀”、许渊冲与杨振宁“隔空打脸”、杨苡吐露少女心怀……导演徐蓓记录下16位西南联大学子的生命史
|作者：许晓迪
2019年11月，南京，老旧的宿舍楼门前挂着一个风铃，随风叮当作响。这是百岁老人杨苡的家。上世纪50年代，她翻译了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纪录电影《九零后》的导演徐蓓觉得，这是位很有“日漫风”的老太太。沙发背上是各种玩偶，柜子里，猫头鹰们瞪着圆圆的眼睛排成一队。
镜头前，杨苡讲起了自己的“少女心怀”：从8岁到18岁，最欣赏的男人是哥哥杨宪益，“绝对崇拜，谁也不能和我哥哥比”；另一个就是巴金的二哥李尧林，“那是我的暗恋”。
拍摄那天，杨苡拿着一个小播放器听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1938年美国电影《翠堤春晓》的插曲。那一刻，徐蓓决定，这就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这是一部西南联大学子的生命史，16位“演出者”平均年龄96岁。这也是徐蓓自2018年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后，再次讲述这座抗战烽火中的传奇大学。
· 《九零后》海报。
“人类衰老后最美的样子”
1937年7月，天津人杨苡中学毕业，保送南开大学。书房里还有她当年的毕业照，18岁的少女，婴儿肥的圆脸，刘海覆额。他们拍完照第二天，日军占领北平城。接着，南开大学遭遇连续轰炸，2/3校舍毁于一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临时大学，决定迁往长沙。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杨苡决定去昆明。从上海到广州，经过香港到海防，再坐上4天的火车。少年们群情激昂：“到了中国边界，我们就站起来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杨苡进入联大外文系，学号N2214——T代表清华，P代表北大，N代表南开，L则是新考入的“联大人”。
· 1941年，赵瑞蕻和杨苡夫妇在昆明西南联大。
自1938年5月4日至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办学八载，弦歌不辍。“教授天团”——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钱穆、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费孝通、陈岱孙、吴大猷等人——漂泊西南，吃“八宝饭”、跑警报，一边养猪养马、刻印章、做肥皂、上街摆摊，一边写出不朽的学术著作。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汪曾祺、杨苡、穆旦、许渊冲等从这里走出，成为中国的明日之星。
2016年，受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委托，徐蓓着手拍纪录片《西南联大》。她看了几十本书，从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到各种学生回忆录，从梅贻琦、郑天挺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到蒋梦麟的传记；张伯苓的文选10本，她都翻过一遍。
采访历时两年多，徐蓓至今记得与每个人相见的情景。
2017年5月，美国马里兰州。上午10点，她和团队走进巫宁坤的公寓。这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那一年97岁，因为太激动，看错了时间，凌晨2点就醒来坐着等。夫人说他这几天总做梦，梦中喊着“大西门外，大西门外！”——昆明的大西门外，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宿舍所在地。
离巫宁坤住处1小时的车程，是刘缘子的家。他们曾是联大外文系的同学。这位翻译过《人类的故事》的老人，已是99岁高龄。为了今天，早挑好了衣服，一件深绿色衬衣，上面绣满花朵。采访快开始了，她朝女儿看了一眼，女儿心领神会，拿来一支口红。
2017年6月，北大燕园。96岁的许渊冲声若洪钟地历数心中的联大top3：“文科是我，理科的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工科的王希季是第一个让人造卫星上天的中国人。”他也大大方方地交代自己的恋爱史，日记里记录了不少和女同学的故事。“杨振宁也笑我，说我净找女同学了，所以功课就不那么突出。”
201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再次请徐蓓创作纪录电影《九零后》。她本打算再采访先生们一回，可重新联系的时候，有人已离开人世，有人住在医院里。
再次采访到的，一个是杨苡，一个是许渊冲。前者变化不大，后者的面相却有奇怪的走向，“人是苍老了，但又像小孩子，没了棱角，长圆了”。徐蓓翻许渊冲的影集找老照片，他把在联大喜欢过的女孩一一指给她看。他也依旧充满孩子气的胜负欲，说逝去的巫宁坤，“英文很好，但法文就不行了，才考70多，我大三才开始学法文，一考就是99。”
一位观众在豆瓣留言，说他们“几乎是人类衰老后最美的样子了”。
一群pure的人
在成为“大师”前，他们本就是一群毛头少年。
会抱怨学校的条件。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糊的是竹纸；一个椅子拐出一个羊腿把，用来放书记笔记，“比我中学差远了”；学生宿舍是茅草房，20张双人床，一屋40人。最可怕的是臭虫，“最初咬得睡不着觉，浑身都痒”，后来渐渐习惯，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放进去，“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处于‘和平共处’状态”。
会得意于抢饭的技巧。“第一碗不要盛太满，一定要盛半碗，这样吃完了才有机会去盛第二碗。”
会吐槽“名师天团”的水平。许渊冲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文课。”杨振宁“打脸”：“有点乱，不系统化。”巫宁坤更直言不讳：“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还是课下和老师同学沟通更有意思。”
然而这里又并非桃花源、象牙塔。抗战烽火激起了书生意气，从长沙转移至昆明，244名学生、11名教师组成“湘黔滇步行团”，长途跋涉68天，一路上常借宿农家茅舍，与猪牛同屋，雨雪交加时以油布蔽雨。
· 旅行团午间野餐。
在艰苦而浪漫的“长征”中，有人记日记、写散文，有人作诗、绘画，有人搜集民歌、采集标本。
·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团部和辅导团全体成员在昆明合影留念。
2019年，徐蓓见到了步行团极少数健在者、101岁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大昌。当年，他曾荣获“步行矫健奖”，如今仍坚持每天在操场上走三圈。摄像机拍下他悠然散步、伸臂垫脚做拉伸的画面，“看上去只有80多岁”。
大批学子投笔从戎，穆旦参加了入缅远征军，在蚂蟥、痢疾肆虐的热带雨林死里逃生；许渊冲进了飞虎队，负责将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陈纳德大队长。外文系的学生缪弘，作为“汉奸”的儿子毅然从军。“我们一块儿考上译员训练班，当翻译官，训练伞兵部队。”2017年，94岁的罗振诜对徐蓓说。
1945年7月31日，广西丹竹机场，罗振诜和缪弘写好了遗嘱。日军打得疯狂，罗振诜听到伤兵们描述一个翻译官的阵亡：“进攻时，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退下去了。作为翻译官，他也可以跟着撤退，但他没有临阵脱逃，而是和战士们一起冲锋，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那个翻译官就是缪弘，牺牲时，才19岁。11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热爱写诗的缪弘，留下遗诗《赶快》：“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 丹竹机场缪弘冲锋的背影。（《九零后》插画剧照）
同样爱诗歌的还有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校舍东墙根的树旁，他们常一起念古诗，一个拿着书看，另一个在背，就像两个亲兄弟。1950年，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邓稼先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前往戈壁荒漠，开始了研究原子弹的艰难岁月；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各自写信给恩师吴大猷——那个曾在昆明菜市场捡牛骨头、拾菜叶给妻子熬汤的“中国现代物理学之父”。
· 1949年，杨振宁（左）、邓稼先（中）、杨振平（杨振宁弟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合影。
《九零后》结束于邓稼先。在校园里，邓稼先赞赏一个人的用语是“pure（纯粹）”，这个标准，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至同学们干脆就叫他“pure”——真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人。
在徐蓓看来，这不只是说邓稼先。西南联大校友们的人生，就在这个“pure”里。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在《邓稼先》一文中，杨振宁写道：“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九零后》里，徐蓓用了三次《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xiòng)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它是两位挚友青春的铭记，是联大学子奔赴沙场的写照，是邓稼先置身蓬断草枯中的漫漫岁月。
这是社会人类学的眼光。在徐蓓看来，无论是昆明黑龙潭的唐梅、宋柏，还是联大图书馆昏暗灯光中，学生们又抢位子又抢书的状态，“很多人一晃而过的信息，我的眼睛会停留下来”。
1989年，徐蓓考入四川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去了重庆电视台国际部。上世纪90年代，从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到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使纪录片前所未有地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命运。“新纪录运动”的风潮中，徐蓓踏上纪录片之路，从希望工程、三峡移民到城市化、“三农”问题，聚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此10年。
2006年，徐蓓拿到英国外交部的志奋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读社会人类学。如果说剑桥给了她更宏阔的视野，“站在世界甚至宇宙的维度想问题”，社会人类学则给了她另一副眼镜，平等、精准、细微。
2012年12月，徐蓓接到《大后方》的创作任务。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她在中山四路上徘徊许久。那是重庆的一条老街，原国民政府所在地，戴笠的公馆，旁边的曾家岩50号，是周恩来的公馆。
· 《大后方》海报。
拍摄历时3年，这是第一次，纪录片的镜头穿越硝烟纷飞的前线，对准支撑抗战的四万万民众。《大后方》里出场的，都是普通人的传奇——赶着中央大学的鸡鸭牛羊猪一路向西游牧的校工王酉亭，以一己之力帮助完成“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卢作孚，在甘肃玉门打通石油生命线的翁氏一门，一手建立战时医疗系统的林可胜，还有滇缅公路的民工，田间劳作的农民，轰炸后在残垣上写下“愈炸愈强”的重庆人……
2015年8月，徐蓓得到《大后方》在重庆卫视首播的消息。她在朋友圈写道：“此时此刻，坐在曾经是防空洞的米粉店，对着一碗贵州羊肉粉，看着夜色中的车流，眼泪流下来。”
这些年关注西南联大，星光熠熠的“大神”之外，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的普通人，更令她心有所感。
罗振诜，1944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后来到一所中学教书，直至退休。联大群星中，他是黯淡的平凡人，一生坎坷，却没有半句对命运的愤懑牢骚。两年后，徐蓓给罗振诜的儿子寄去一套西南联大的书。那时，罗振诜已住院多日，儿子把这套书放在他的枕边，第二天清晨，发现父亲已安详地走了。
“采访他们，态度比技巧更重要。他们都是pure的人，温和敦厚，有赤子之心。”徐蓓说，“无论平凡还是不凡，都有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体面和尊严。”
电影里，这些“九零后”们一一登场，在银幕前定格住满涨的生命。就像巫宁坤所翻译的那首狄兰·托马斯的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90岁的焊接工程专家潘际銮，干的不比一个年轻人少。采访结束，他下楼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骑上绝尘而去，留下徐蓓等一众惊呆，忘了记录下来。
96岁的“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希季，仍将“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记在心中，每天坚持上班。
98岁的许渊冲坐在电脑前，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敲击着键盘：“我翻莎士比亚再翻王尔德，又翻了亨利·詹姆士，难在自觉，贵在坚持。”
《让子弹飞》的原著者马识途，在病床上抱着当年搞地下革命的态度奋力写作。初稿完成时，医生发现他肺上的肿瘤阴影不见了。他说：“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2019年，徐蓓见到了抗癌成功的老先生。“我今年105岁了，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好在我的脑子没有糊涂。”一口川音利落脆爽。
100岁的杨苡拿着音乐播放器，安静地听着老歌。巴金说，长寿是个惩罚；杨苡说，活着就是胜利。“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每一天一定要做得最好。”
拍摄时，徐蓓在不大的房间里铺下两节轨道。“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的歌声里，杨苡的身影在镜头中渐渐拉远。拍完后，徐蓓上前告别，发现她在流泪。“我一下抱住她，她在我耳边说：Just for you（只是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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