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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先锋文学”代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也是备受追捧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探讨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作者：陈娟按照约定的时间，格非推门而入，午后的咖啡馆有些吵，隔壁桌有学生正在讨论期末论文。他一边寒暄，一边放下黑色双肩包，匆匆落座。这双肩包跟了他好多年，据他在清华的学生讲，每周有一天，他都会背着它，腋下夹着A4大小的本子，从办公室出发，走进文学课的教室。作家格非在清华大学主要教授两门课：“小说叙事学”和“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前者是研究生课程，后者则是给本科生开的。“每年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不是说一门课我把它背下来，然后讲一辈子。每年都会有变化。”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采访前不久，格非利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间隙，给研究生上了一堂线上课，讲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作品。那天，他在饭桌上偶然提起将线上授课，同时参会的几位作家一时兴起，也涌进线上会议室，和学生们一起，认认真真听了一堂“格非的小说课”。在清华，格非老师的课很受欢迎。“总有一些热爱文学的人，打听课程时间和地点，跑来旁听。无论是大教室还是小教室，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席地而坐。”格非的博士生、助教张佳对记者说。5年前，在小说《望春风》出版后，格非一度陷入忧虑中，“有关乡村文明的衰落或者城市化的兴起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于是，他和学生商量，以现代文明为主题，开设一门文化专题研讨课。如今，这门课的讲稿被集结成书出版，名为《文明的边界》。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格非写《望春风》，源起于一次回乡之旅。2004年，格非回了一趟老家，江苏丹徒县的一个村子，离镇江市20多公里。村子刚刚经过拆迁，老房子化为一片废墟，到处都是破碎的瓦砾，一片混乱。细雨中，他在家门口坐了两个小时，四周空无一人，却好像听到邻居在说话，“那么多人都去哪儿了？这对我刺激很大，心中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些人写出来，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消散了”。由此，他的心中埋下一颗种子，这种子与故乡有关，与文学有关。几年后，他再次回故乡，在城里住了几年的母亲与他同行。母子二人回村后，发现了一些变化，老屋周边的芦苇生长茂盛，有一人高，偶尔还有野兔出没。“我当时特别感动，当年看到的废墟，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自身在恢复。”格非回忆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得不写。从起念到田野调查、动笔写作、修改，再到完成23万多字的书稿，耗去格非10多年的时间。2016年，小说《望春风》出版，讲述一个名为儒里赵的村庄从繁盛走向衰亡的故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断折腾、挣扎，命运浮浮沉沉。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不断反思，思考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慢慢地，他将这些忧虑和困惑带入现代小说史的脉络中，这就有了关于“文明的边界”专题研讨课程。自2018年开始，格非带着学生，每年讨论一个作家，进行个案研究。课程持续了3年，共研究了19世纪中期以来3位作家：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3位作家有很多共性：本人都是现代隐士或离群索居者；都以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创作主题；都从“不安或危险的现在”出发，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过去与未来。格非讲穆齐尔，先从作家的生平讲起，后分析其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他发现，穆齐尔在书中时刻不忘对“知识与话语”进行反思，预言“现代世界被分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其中之一由科学、法律、理性、社会道德所主导”。“他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比喻为海洋中的孤岛。孤岛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交流的匮乏与阻碍，而是源于过度的信息交流而导致的无所适从。”格非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并没有走出穆齐尔的视线。他讲志贺直哉，分析其笔下人物一次次逃离城市、回归自然的行为，得出“志贺对城市生活的虚伪、嘈杂和无意义感到厌倦和不适，是确凿无疑的”；他讲麦尔维尔，分析其名作《白鲸》，细节到主角的口吃，“象征着自然的性格与法则，是他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某种症候，亦有作者对现代言论空间强烈的不信任感”。“一开始设置这样的课程，我踟蹰不决。毕竟当今的学生，对乡村没有那么熟悉。尝试后发现，学生还都挺乐意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