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胡歌的中场故事
|作者：余驰疆
（本文刊登于《环球人物》杂志第484期）
终于，又一次见到胡歌——在2022年的尾声。先是王家卫导演的剧集《繁花》发布预告，胡歌一袭黑色大衣，从上海滩旖旎闪烁的灯光里走来；紧接着主旋律热播剧《县委大院》播出，两集后收视率“破二”，胡歌又为自己的“角色库”增添了基层干部的履历。
之所以是“终于”，因为上一次胡歌如此曝光，还得回到3年多前的金鸡节，他带着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接受了人民文娱的专访。
那次，胡歌与记者聊到表演之路的不同阶段：二十几岁时，他渴望的是一种突破、一种转变，“我演艺经历的前10年，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偶像的阶段，花了很多力气，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演员”；三十几岁时，他想领悟的是更广阔的生活哲学，“人生是有很多种可能的，你在某一个路口选择了拐弯，也许会带你去另外一片天地”。
如今，胡歌来到了40岁的门槛，记者们都很应景地问：“不惑了吗？”他也总是笑笑回答：“虽然我四十了，但是并没有不惑。”
近20年的行业磨练，体会过转型之难，也柳暗花明迎来高光。在人生的中场，胡歌对表演、对生活依然充满疑问，他对人民文娱记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觉得压力更大、烦恼更多了。”
在他看来，40岁仍是一个起点，过去的经验和收获未必适用于未来。
现实主义题材的魅力
《县委大院》是胡歌与导演孔笙时隔8年后的再度合作，许多网友调侃剧中的“梅晓歌”，是为了致敬《琅琊榜》中的“梅长苏”——这叫“梅开二度”。就连胡歌自己都有所怀疑，偷偷跟编剧求证，只得到“纯属巧合”的答案。
的确，从人物上看，梅晓歌不仅与梅长苏截然不同，与胡歌以往的角色也无重合。他用3个关键词总结了角色特点：临危受命、将心比心、破釜沉舟。
危，是指一个又一个“坑”。《县委大院》的故事发生在一座人口38万的内陆小县城——光明县（虚构）。县委财政紧缺，县城基建破败，招商引资、扶贫攻坚、产业发展均困难重重。上任县长因为数据造假东窗事发被撤职。梅晓歌就是临危受命接手了这样一个烂摊子，由此开启了基层干部“闯关记”。
将心比心，是梅晓歌的工作方法。剧里，梅晓歌最常出现的场景，要么是开会时和同事对话，要么是在走访中与群众对话。看似不起波澜的场面，实则最考验表演尺度，少一分则平淡无味，多一分则突兀尴尬。受制于疫情，胡歌没能在开拍前进行充分的实地体验，只能竭尽所能搜集关于基层的各种资料，每天向编剧和顾问请教。
基层干部的韧劲，并不一定只体现在危难时刻的力挽狂澜，高压下一段看似云淡风轻的吃饭戏反而更深入人心。背负上亿窟窿，梅晓歌啃着包子，一句“再大的事，饭也要吃”，入驻网友表情包图库。基层干部的辛苦，不一定只来自深夜挑灯的背影，一个身形的细节反而更有说服力。
“梅晓歌在工作中遇到很多阻力，他对家人、对爱人也有很多的亏欠，我在塑造时会适当加入一些无力感，在形体处理上有一些疲惫感。”
有时，角色也会反哺胡歌的内心世界。梅晓歌的出场就是跑步戏，胡歌在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破釜沉舟”需要的毅力和韧性，“好像这段路程是没有终点的”。
孔笙导演的风格，一向是给演员留足空间：场景、机位等细节都设置得精益求精，剩下便是等演员一气呵成的表演。《县委大院》大部分戏都是如此，唯有开会戏，是胡歌和孔笙最常探讨甚至有分歧的部分。比如一场梅晓歌在市里受到批评后回县传达会议精神的戏，胡歌希望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孔笙则要求他展现出魄力和决心。“这场戏我们讨论了挺长时间，印象特别深。”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现实主义题材的魅力，不仅要基于剧本，还要基于现实和逻辑，只有不断摸索和探讨，才能展现出“开会的智慧”。
《县委大院》前期的重头戏，是梅晓歌与村干部开“迁坟动员大会”。城关镇的水源地保护拆迁遇上村民祖坟，困难重重。梅晓歌在会上的微表情变化耐人寻味，柔和、痛心、坚定……直至最后站起来向众人深深鞠躬。
“弯下腰的那瞬间，我心里有东西在翻涌，也是在那场戏，我正式走进了梅晓歌的世界。”胡歌说，“塑造这个人物，让我重新认识了基层干部。我对这一群人充满了敬意”。
繁花一梦
如果说《县委大院》是一次现实世界的体验，那么《繁花》对胡歌来说就像一场五光十色的如梦之梦。
“好像自从演了话剧《如梦之梦》以后，就经常讲到梦这个词。无论是话剧还是影视作品，都是在带领观众走进一个梦的世界。”
30岁，胡歌在最迷茫时遇到了《如梦之梦》，继而选择暂缓影视工作，回到舞台；40岁这一年，他又带着《繁花》出现在大众面前。
《繁花》是作家金宇澄201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描绘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上海以及上海人的沧海桑田。这部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一直备受关注，但也让改编者望而却步：极具上海特色的文字讲述，蒙太奇式的叙事手法，情感暗涌与时代浪潮交织的氛围，都是影像难以表现的。
2019年，王家卫宣布将改编《繁花》为剧集，制作历时3年。如今，这部剧被许多人列入必看名单。
胡歌饰演的男主角阿宝，在小说中有着上海男人特有的细腻与温柔，而剧版的阿宝，更多了一份传奇性，是七八十时代的上海缩影。“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不服输、不甘心，看到想要努力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决心”。
对于胡歌来说，《繁花》能与他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直接相连。胡歌的童年是上海弄堂里的烟火日常：隔壁阿姨八宝饭的香味，婆婆摇椅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父母严厉教育的场面。
胡歌形容自己从小性格像猫，内向、胆小、敏感。父母为了锻炼他的胆量，带他去考上海电视台的“小荧星艺术团”，结果他从3万人里脱颖而出，成了一名小主持人。接下来拍广告、上电视，一路考到上海戏剧学院，大二时便被公司签下，没多久就因《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
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无忧无虑的时光。“所以拍《繁花》时，我经常感觉又回到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让我一直沉浸其中，作为梦中的一员，我是真的不太愿意醒过来。”一场夜戏，阿宝睡不着，出门坐上夜宵公交吹吹深夜上海的风，“超大容量的巨龙公交车，还有车上标志性的香蕉座，很多小时候的回忆涌入脑海”。
与王家卫的合作是另一个梦想变为现实的故事。“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王家卫导演一直是我心目中大神一般的存在。没想到有一天会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胡歌印象最深的是开拍前的筹备阶段，王家卫找了很多年轻电影人帮忙收集上海方方面面的资料。一次会议，主题是剧中非常重要的场景——思南路。
思南路是几位主角的主场，也是他们的少年时代。阿宝在这里结识了好兄弟沪生，两人的关系发散出整个故事的走向；阿宝也在这里遇见初恋蓓蒂，两人坐在屋顶上，“瓦片温热，黄浦江船鸣”。
因此，王家卫对思南路尤其重视，他率先在会上提问：“思南路有多长？有多宽？”很多人脱口而出。
接着他又问：“从这个路口到那个路口，又有多长？”大家开始拿出手机搜索，零星给出了答案。
最后他又问：“阿宝自己从这个路口走到那个路口，需要多长时间？阿宝和蓓蒂两人一起走，又需要多长的时间？”难倒了众人。
反复提问中，胡歌自动脑补了许多阿宝的画面和心理动机，好像他真的走在了思南路上。“很多人说导演喜欢拍走路，喜欢拍背影，其实那并不是在浪费时间、浪费胶片，他都是在帮助演员慢慢地走进角色。”
不想活在别人的语境中
从《南方车站的聚会》到《县委大院》《繁花》，3年时间，除了偶尔客串，大众很难见到“明星”胡歌。因此，媒体也总喜欢用“失踪人口”来形容他。
“我并没有刻意减少工作量，还是挺勤劳的。我也没有失踪，不是失踪人口，可能是流动人口。”胡歌说。
他把时间留给了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阅读。这是他为自己找到的精神出口，直至今日。
“我看书最多的时候应该是2007年复工之前吧。那段时间比较迷茫，也没有工作，需要在精神层面找到一些指引，让自己走出低谷和困境。”
《伪装者》《琅琊榜》连续爆红后，他再次来到密集曝光的时刻，全年无休地工作、宣传、采访、领奖，没看一部电影，没读一本书，甚至和家人约好的聚会也没有实现一次。“我好像只是吃饭、睡觉，每天一起床化妆，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永远活在别人的语境里、别人的世界里、别人的思维里。”
于是，他又给自己放了一个假，看书、放空，尽情体验生活。
前两年，胡歌无偿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配音，片名就是他最想表达的东西。
万卷书之外，胡歌还有万里路。2013年，他留起胡子，戴上帽子，把自己流放到西北，成为长江源环保公益行的志愿者。白天徒步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捡垃圾，晚上和其他志愿者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吃大锅饭、睡硬板床，网上流传出来的都是满脸风霜的照片。
“表演简单来说就是两方面，一个是感受，一个是表现。可能我们在学校里学得更多的是表现，是一种技术；而感受它需要的是人生的阅历和相当的文化底蕴，这两点对于演员来说是缺一不可的。”万卷书和万里路，都是他表演训练的重要滋养。
前段时间，胡歌去看了老同学袁弘主演的话剧《弗兰肯斯坦》，深受感动。看剧时，他想起曾经和同学们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的画面，各自进入行业从零开始的奋斗，还有四十岁后回归舞台寻找崭新自我的感动。
“我不是很喜欢给一个年龄段下定义，不一定非要在某个时刻立目标。在我看来，生命是流动的，最大的智慧是去面对它和接受它。”
有时候，接受困惑，就是找到不惑的第一步；回到起点，就是到达终点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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