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曲终

1986年，坂本龙一第一次到北京，跟着《末代皇帝》剧组进驻紫禁城。那是一个庞大的团队，群众演员就近2万人。34岁的坂本原本只是演一个小角色，意外地参与了电影配乐，两年后，站上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领奖台。

·坂本龙一在故宫。

1996年，坂本第二次到北京，在保利大厦举办一场小型演奏会。张艺谋、陈凯歌、崔健、姜文，文艺界的不少大腕都在场。

2018年，坂本第三次到北京，见了张亚东、曹保平和青山周平，在九霄俱乐部一架走音的钢琴前弹奏了自己的名曲《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京城文艺圈为之轰动，能否和坂本龙一合上影，成为检验文艺工作者资历的试金石。

那次北京之行，他是来为自己的展览挑选空间。疫情期间，展览在北京开幕，是他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展览之一。计划中的第四次北京之行，最终却没能如愿。据日媒报道，2023年3月28日，坂本龙一去世，享年71岁。

YMO时代

时间倒回上世纪60年代，一个全球火红的时代。也只有在这样一个象牙塔之高与江湖之远的界限被彻底打破的时代，一个3岁练钢琴，5岁给小兔子写歌，10岁学编曲，14岁以为自己是德彪西再世、在练习本上疯狂练签名的孩子，才会突然“流落”街头与咖啡馆，在不同文化的洗礼中成长为日后的样子。

高中时代，坂本龙一逃学泡遍了新宿30多家爵士咖啡馆，搭讪女生聊政治，再相约参加示威游行；阅读左翼读物，领导罢课抗议，撕毁考卷，在课堂上讨论越南或巴黎发生的事件……他依旧热爱德彪西、巴赫与贝多芬，但也喜欢披头士和滚石乐队，兴趣爱好从“激浪派”的白南准、约翰·凯奇到“新浪潮”的戈达尔、特吕弗、大岛渚。

1970年，坂本龙一考入艺术大学作曲系，美其名曰为了“追求解构”而升学。音乐学院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千金，坂本留长发、穿牛仔裤、时常光膀子，与他们格格不入。于是他跑去对面的美术学院，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家伙打成一片，在新宿黄金街一边喝酒，一边谈着“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

1978年，坂本龙一加入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黄色魔力乐团）。乐队3个人，细野晴臣31岁，高桥幸宏和坂本龙一，都是26岁。

第一次见细野，坂本发现自己花了好多年系统学习的德彪西和拉威尔，这个搞流行乐的家伙靠自学就掌握了；而第一次见高桥，对方一身高端奢侈服装还披着围巾的时髦打扮，看得他一愣，“这副德行的家伙也跟着玩什么摇滚？”

·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黄色魔力乐团）。

这一年10月，坂本龙一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千刀》。同名主打曲中，他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用作采样，用电子气泡音朗诵毛主席诗词，最后50秒则是合成器演奏的《东方红》。专封是高桥幸宏设计的，他逼坂本剪了头发，扔了大裤衩、人字拖，再拉去阿玛尼专卖店，一套套试穿西服。

1个月后，YMO 也发行了同名首专，左翼色彩鲜明。《中国姑娘》《东风》《狂人皮埃罗》的名字取自戈达尔的电影，《东风》的部分曲调则来自《让我们荡起双桨》。“68一代”的红色幻想，杂糅进电子合成器的音色狂欢，先锋前卫，当然，也几乎销不出去。

东方不亮西方亮。1979年，YMO第二张专辑《固态生存者》发售，迈克尔·杰克逊翻唱了其中的《面具之后》。世界巡演后，YMO火遍全球，《滚石》杂志称“日本电子流行乐已准备好入侵美国”。潮流很快回流，1980年代的东京街头，到处是听YMO的人。

那也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代。富士、索尼、本田等日企走出国门，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川久保玲等设计师异军突起，东京夜空挂着全球文化闪耀的灯球。YMO的音乐，一方面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潮流向四方，一方面又肩负着日本民族主义的重任，成为“昭和奇迹”的象征与“文化输出”的尖兵。

坂本龙一很厌恶这种感觉，不想抱持什么民族使命感。迅速蹿红让他困扰，甚至开始讨厌起YMO：“我根本不想变成现在这样，都是YMO害的。”

三人在音乐理念上的矛盾也开始显现，“就像把村上龙和村上春树关在一个屋子里，让他们合写同一本小说”。坂本发了个人专辑《B-2 UNIT》，封面一只脚踏在“2”上，火药味十足。作为报复，细野和高桥写了《CUE》，创作时完全不理坂本，却安排他去打鼓，于是每次演奏，本是键盘手的坂本只能气鼓鼓地敲些简单的节奏。 

1981年11月，YMO暂息争端。为留下一个美好记忆，1983年的最后一张专辑走了歌谣曲路线，诞生了YMO历史上最畅销的单曲《为你心动》。MV里，三个人跳着僵硬的舞，用坂本的话说，那是“可爱的中年偶像的感觉”。

反抗精神的DNA

坂本龙一始终行进在偶像的轨迹中，尽管他厌恶成为偶像。

离开YMO单飞后，他开始占领每一个山头。在大岛渚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他第一次当演员，也第一次尝试配乐，买来《公民凯恩》的录像带一通研究，写出了那首与电影同名的经典之作。脾气暴躁的大岛渚对他格外偏爱，不仅将配乐全盘照收，拍摄时也从不骂他。

《末代皇帝》杀青后，他又临时受命做配乐，两个星期写了44首曲子，拼到住院。但贝托鲁奇只用了一半，首映礼上，他气到心脏差点骤停，没想到几个月后，就站上了奥斯卡的领奖台。

青年时代的左翼锐气仍在。他为海湾战争写下《Heartbeat》，为卢旺达的内战与饥荒写下《Discord》，为美伊战争写下《Chasm》，3个专辑的名字——心跳的节奏、不和谐的冲突、断裂的鸿沟，也是他对整个世界状况的概括。

1999年，坂本创作了歌剧《生命》，将20世纪的灾难、战争、社会与环境问题放入其中。2021年北京展览中，《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是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创作。12个水箱如云雾般悬浮于半空，在地面上投射出录像片段的光影，时而汹涌、时而静默，观众抬头仰望，如在观看历史的起伏波荡。

对坂本来说，60年代的遗产还在，让他在迟暮之年，一次次地为反核能发电、反集团自卫权修宪、反对修改宪法九条等问题发声。但人们却更喜欢一个被流行化、标签化的坂本龙一，喜欢看他的天赋卓绝、帅气优雅，与贝托鲁奇的交往，与邬君梅的八卦。这是一个左翼音乐家的荣耀，也是他的无奈，“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关注那些沉重的话题了，真的好悲哀呀。”

我太复杂了，我没法定义我自己

晚年的坂本，也开始从“带刺儿”变得温和。2007年，YMO再度合体，高桥幸宏提议：“来弹《CUE》吧！”开口时还有些顾忌，怕坂本龙一不高兴。谁知坂本马上赞成：“就弹这首！”表演时，3个老头的眼眶都有点湿。

2017年的《异步》中，坂本采集了形形色色的声音。他说：“每个声音都同样地必然和重要，只是人类总擅自用各自的标准，判断它们的价值好坏。”就像这个世界，不同的国家和集团“彼此漠不关心，不做交流，渐行渐远，即便是有所交流，也是相互对峙”。

他在树林中倾听鸟虫的鸣叫，踩着厚厚的落叶，踢一踢空桶，敲一敲树干；用话筒对准雨点噼里啪啦打响的天窗，把蓝色塑料桶套在头上，走进雨中；把麦克风挂在家里的墙上，让房子变成一件乐器；走在街头，随身带一根小铁棒，敲击沿途的消防栓、栅栏、路牌……

患咽喉癌后，他的唾液分泌不足，只能慢条斯理地服药，每咽一颗喝一口水，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嚼着口香糖。纪录片《终曲》记录下这段“与癌共生”的日子，也记录下坂本依然活跃的身影。从日本3·11大地震后，他就站在了“反核”第一线，抗议了3年，但日本重启了9台核电站机组。纪录片中，坂本坐在火车上，看着民众抗议视频，无奈地说：“总觉得无论我们说什么，上头的人都听不见，最终又回到沉默。”“日本人已经沉默四五十年了。”他的眼神有些飘忽，“又倒回去就没意思了。”

在格陵兰，坂本龙一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冰川前掏出一对小撞铃。“叮！”声音清脆，他“哇”地睁大了双眼。在冰层缝隙的边缘，他用绳系着录音机，沉入汩汩流动的水中，兴奋地说：“我在垂钓声音啊！”

曾有中国人在访谈节目中问他：“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信念吗？”

坂本龙一羞涩一笑：“我太复杂了，我没法定义我自己。”

或许撇开种种标签和时代的滤镜，坂本龙一就是那个一直“钓声音”的人啊，哪怕如今“曲终”，但正如他最后一条微博上所说：人生朝露，艺术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