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丨历史学需要一种新的中和——“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
摘 要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揭示了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处理历史证据时的粗糙，同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也放大了处理历史证据时的随意性和过度诠释倾向，甚至带动起历史阐释中过度追求奇幻效果或炫示文辞雄辩深奥的风气。历史学虽然不能用实证的方式重建所有人类以往的事实，但只能接受不违背证据原则的历史认识。权衡两者各自的得失，历史学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中和，需要摸索一种传统实证主义与各种批判学说之间的中道，需要建构一种新实证主义。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摘自《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
原题为《“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5期
“文革”结束之后，史学界围绕“史学危机”问题讨论形成一个史学理论探索的热潮，对“十七年”的历史学和“文革”史学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反思。有此基础，才有接下来20多年中国历史学的新面貌。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普遍的理论热逐渐平静下来，但史学理论探索并没有停止。
史学理论取得的进步
大致归纳，80年代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基本成绩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是冲破教条主义；第二是实现中国史学观念、理论同国际学术的衔接；第三是史学理论的多元化；第四是史学理论成长为一个学科。
所谓“教条主义”指被笼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苏式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体系。这种观念和话语体系倾向于规定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价值立场、基本预设和研究的方法，把从“经典”中摘录出来的片段言说作为事实证据和衡量史学论证的绝对尺度，以论代史。新时期的史学理论探索，大致还原了斯大林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扬弃了语录式的史学论证风格，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论说进行具体的核实与评析，更多地依据历史本身的证据来解释历史，把对中国历史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和体系性叙述更多地置于中国历史演变的实践和史实证据基础上。没有这一步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存在和中国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只在有无之间。
80年代前的中国历史学，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之间不是联通的学术共同体，而是各自言说的两个世界。新时期中国社会趋于开放，历史学没有落后，大量国外史学著述被翻译出版，诸多国外史学理论得到评介，许多国际性协作研究展开，大批学者到国外进行交流研究，一些中国历史著作被介绍到海外，中国许多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与技术水平已接近国际水平。在这样的进展中，中国史学研究者诠释中国历史的理论自信才可能坚实起来。
良性的史学生态必须是多元化的。这种史学生态，在新时期得到培育。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证史学、历史人类学、后现代史学、微观史学、社会史、女性史、文明史、全球史、社会经济史、政治文化史、心态史，等等，各种风格、观念、方法、取径差异的历史研究都能得到阐发，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都在历史研究中有所表现，甚至形成了若干有独到理念和标志性成果的学派。
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虽然注重理论，但史学理论从来没有学科地位，史学理论成果基本是一般历史哲学的衍生品，或者是部分历史学者旁及的产品。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史学理论独立地位得到认可，许多高校建立了史学理论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专业史学理论学者已经被培养出来，一些专业史学理论刊物或期刊栏目稳定下来，纯粹史学理路的探索推出了日益增多的成果。
史学理论推进中的问题
从发展的眼光看，30年史学理论的成绩也伴随着一些问题，而且问题常常与成绩纠结在一起。教条主义主要不再作为一种观点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惯性，依然时时表现出来；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界虽然接近全面接触，但是缺乏直接的互动与争鸣；多元化的史学理论、观念被运用到史学研究实践中，但是经常可以看到对域外史学生吞活剥的复制和移植，甚至盲目追随；史学理论成为一个学科，但迄今并没有严谨、独到的史学理论体系推出，以各种“史学概论”为代表的试图覆盖史学理论学科的系统性论著都把重心放在布局和行文的周至性方面而缺乏创见。所以，史学理论研究的推进，依然任重道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问题。
史学理论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它的对象是人类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人类世界的历史学有共同的本质和方法，其间的差异并不影响史学理论有一种世界水平。但是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显著地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许多实证性著作拥有世界范围的读者，但是没有一部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已经形成国际影响。所以，史学理论要推进，就要直接面对当代世界范围史学理论的高水平前沿问题。而这类问题，主要在于历史认识论、知识论层面。中国史学理论界曾经长期探讨争鸣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于阐释中国历史是重要的，但其症结，部分是理论性的，部分是社会性的。比如“文革”时期盛行的阶级斗争史观，理论含量并不高，“文革”如果不结束，这种历史观会持续流行，“文革”结束，这种历史观随之寿终正寝。在国际史学理论界，这类问题却是早就已经澄清的。因而，这类问题，至多是半理论性的。所以，我赞成对中国史学理论界曾经争鸣的一些理论性话题继续研究，但不认为需要全面恢复对那些话题的讨论，也无需一一追求公认的回答或终极看法。与之相比，甄别出一些对于历史认知具有根本意义的话题来研究，更具有纯粹史学理论的意义。
比如，那个古老的康德式的问题——历史认识如何是可能的，就至今盘旋在全球范围史学研究者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工作中。早期现代历史学以实证主义作为基本特征，经过“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冲击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解构，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但后者虽然足够有力地指出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缺陷，其替代的主张和实践范例却带着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当代历史学事实判定中随意性的增强、过度诠释，这在当下西方、中国的历史学观念与实践方式中都有大量表现。近年亚洲国家围绕日本侵略历史问题而发生的“历史观”分歧也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种分歧固然突出地表现在政治领域，以涉事方利益和政治立场差别为基础，但所有“历史观”都涉及理论，或者说所有历史观都可以从理论角度加以解析。当对“南京大屠杀”这样亲历者尚存、遗迹尚存的大板块基本事实否定的说法能够公开或隐晦地流行时，历史学家需要思考，为什么在一些人看来证据累累的重大事实在另一些人的历史叙述中会扑朔迷离？否定历史事实的观念根源和可能的理论根源在哪里？如果历史学家不能阐明这些问题，历史学依然是理论贫困的。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一种历史认识比另一种历史认识更可靠？这类关于历史学本身性质、价值的基本问题，至今依然有待深入阐释。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其实正是从历史知识的性质这一个原点出发来阐发其论说从而形成普遍影响的，可惜其努力的方向偏重于说明确切历史认识的不可能性，而不是说明其如何才可能，因此，其解构的对象不限于实证主义历史学，而且包括历史学本身。历史学如果无法达成对历史事实的确切认知，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就被极大削弱。所以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以各种方式改造历史学的尝试也颇流行，而且常常可以看到宣称历史学发生了什么“转向”之类夸张的说法。如果浏览最近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历史学大会的论文题目，可以看到很大比例的论文是跨学科的，有些甚至很难说是历史学性质的，历史学似乎正在被社会科学和种种新文化思潮吞没。这很可能也与人们对历史学本身认知能力信心的动摇有关。即使这是国际范围历史学的一种趋势，我还是认为，历史学有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认知功能，史学理论要在这种潮流中阐明历史学的独立性。
历史学需要一种新的中和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揭示了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处理历史证据时的粗糙，同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也放大了处理历史证据时的随意性和过度诠释倾向，甚至带动起历史阐释中过度追求奇幻效果或炫示文辞雄辩深奥的风气。历史学虽然不能用实证的方式重建所有人类以往的事实，但只能接受不违背证据原则的历史认识。权衡两者各自的得失，历史学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中和，需要摸索一种传统实证主义与各种批判学说之间的中道，需要建构一种新实证主义。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事情。就其基本要素而言，我认为新实证主义应强调以下主张：历史学的本质是了解和呈现从长时段视野认知的关于人类过去事务的经验的学问。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历史研究的目标是比先前更大程度地接近于历史事实；人类过去事务是所有学科都可以探讨的对象，但历史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对于这些对象的探讨采取长时段透视的取向，因而区别于各种社会科学。历史学对于事实进行认知的基本依据是证据，而不是理论，当证据与理论冲突的时候，证据说话；当证据不足的时候，判断存疑；无论搜集、辨识、解读证据本身如何复杂，都是如此。凡有助于认知事实的学科、学说、技术皆可应用于历史学，但违背证据的解释不是历史学，对证据的过度解释不是历史学。历史学关注现实，但不因研究者的现实价值立场而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历史学永远需要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保持警觉。历史研究是人类探索自身事务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活动。
我们自己在判断一种历史学著作的意义时，其实就是使用这样的原则。很多历史学家的工作，体现着这样的原则。所以，历史学是各类学术中最为朴素的一种学问。其文尚简非繁，其义贵明不晦。不曾完整经历30余年史学历程的青年学者，应能在浩荡而来的各类史学潮流中，辨识和把持历史学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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