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穷是因为你父母很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与云南大山里的答案
连清川
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研究员,专栏作家,一道自媒体CEO。曾任《南方周末》编辑、记者,《21世纪经济报道》财富版主编,《21世纪环球报道》副主编,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访问学者。出版作品《不合时宜的阅读者》《彷徨的帝国》。
▲云南保山
对于一个来自于福建丘陵盆地的孩子而言,翻山越岭是一个惨痛的记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乡已经有了几条简陋的沙土路,10多公里到镇里中学去上课的历程,每天对我都是一件无法承受之痛。
当我第一次离开这里前来上海读书的时候,大巴带着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穿越100多公里到达中转站福州的时候,我的快乐可能更多地是来自于:终于能够摆脱每天那足够令人精疲力竭的上学路了。
福建那令我痛楚的丘陵不过是小小的疙瘩而已。
很遗憾,我并没有读过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著作,但我大致通过我的朋友苏更生的文章《你为什么这么穷》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著作。
▲比尔·盖茨(图/视觉中国)
这个世界对于贫穷是极不友好的。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中,7X24,抬头一片天,躺下三尺土,生活在生产关系的总和之中。所有的发展,都来自于这些物质与环境的牢笼之中。
当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一日三餐的战斗之中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剩余的时间用于规划未来和发展决策;当你的生存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你就没有更多的剩余资本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之中,反而要求你的下一代更早地投入到获取生存资料的工作之中;当你自己只能勉强温饱的时候,你就无法使用额外的金钱,去建设更多发展所需要的人际和社会关系。
更加残酷的例子在于你基本无法进行改变命运的努力。整个世界的经济的本质,在于提高资本或者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成本。贷款100万元给一个富翁,和贷款1万元给100个穷人,它的成本更低,而回报率更高,关键的问题是:风险更低。
这几乎就是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恶性循环:富有的人,有更好的条件发展教育,扩大再生产,建设风险抵抗机制;而贫穷的人,由于缺乏发展所需要的所有必要条件,在获取发展资源方面无能为力,只能通过自我积累来进行,于是贫困加剧,上升无望。
因而,这何止是发展经济学的结论,这整个就是一个经济规律的结论。
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中,包括教育、健康、采用新技术和小额信贷中,他们都发现了,贫穷者所做的选择,并非都是最理性或者最佳选择。
他们的结论,是通过生物医学中所经常采用的随机对照实验方法(Random Controlled Trial)和田野调查所得到的。
这些研究方法大体的意思是说:贫穷所发生的本质,和扶贫的效用,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有决心,有投入,就能够进行有效的改变。
我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三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贫穷的困境。
▲云南保山的农户在晾晒咖啡豆
不过这句话,如果按照我们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探讨的话,却有着太多的陷阱在里面。
你让他到哪里去打鱼?——工作环境
他凭什么判断这个地方有鱼?——知识
怎样才能把鱼打上来?——技能
他根本负担不起买渔网所需要的钱。——基本资本
打了鱼到哪里去卖?——市场
因而,贫穷的困境并不在于你有了扶贫的决心,并且把一笔钱甩给他们,贫穷就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核心的问题,更在于如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不同环境、不同心理所产生的贫穷,进行针对性的解决。
它所需要的是一揽子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决心+资本。
▲解决贫穷并不简单是靠决心+资本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经出版过一本著作《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兴败成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败亡模式是,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人类过量消耗自然资源,从而导致了社会在抢夺生存资源的情况下,引发了战争、饥馑、疾病,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崩溃。典型的案例包括了复活节岛文明、格陵兰维京殖民地等等。
在传统的隔绝的社会中,这些问题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人们如何计算资源需要多长时间枯竭?能够使资源延续下来养活更多的技术如何发展?人们如何能够控制人口的增长?节育的技术手段又是如何?
当所有的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和技术方法给予支持的时候,一个社会的崩溃和长期的贫穷,就基本上是命定的。
诺贝尔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问题,恰恰是对于以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现实的一个技术性回答:对于贫穷的所有理论性想象,包括简单粗暴的扶贫方法,都终将归于失败。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关于贫穷的本质,或者因此而推导出贫穷的纾解只能是一个宿命的失败的话,那么这真的无异于一句废话。
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核心在于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如何进行有效的政策决策和技术选择。
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消灭贫困是一门技术活,它所需要的社会投入,不是简单的拨钱捐款,或者建设希望小学。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前经济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ks)也是贫困问题的专家,他曾经为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提供过经济和金融政策建议,是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
他曾经出版过一本《贫困的终结》,为联合国提供消灭贫困的整体性政策建议,简单地说,就是发展替代扶贫。这其中包括了富国债务问题、技术转移、金融政策选择等等。但是核心的问题更在于:技术性干预,基础建设投资、健康政策、金融政策选择等等。
那么,这一切,对于那些我看见的,被隔绝在保山的大山里的人有什么作用?
就是三位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真实的问题:鱼和渔对他们如何产生作用。他们的基本选择只有两个:
一,他们的人逃出大山;
二,他们的东西能够离开大山,变成他们逃离贫困的物质跳板。
在汽车行进了两个小时之后,我进入了一片咖啡园子。那是一片漫山漫野的咖啡园子,我平生见到的所有咖啡树也没有这里多。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咖啡99%以上产量出自云南,但近年来云南咖啡价格一路下跌,农户无利可图,甚至开始连片砍伐咖啡树,改种其他等农作物。
拼多多的“多多农园”扶贫兴农小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发动贫困农户组成咖啡种植专业合作社,提供现金资助,这些资金以农户入股金的形式进入合作社。在合作社的牵头下,农户将咖啡原料加工成精品烘焙豆等产品到网上销售,农户再按比例分红。
这便是鱼和渔的关系。被锁在深山里的农人们,只需要贡献出他们的本土知识:对于咖啡树的了解,提升他们的咖啡产量,稳定咖啡的质量,而后续的销售、营销,已然在拼多多的平台上一股脑子完成了。
你当然可以想象,当一片咖啡园能够在深山中得以实现,并且有了一定的销售预计之后,当地的政府、农民以及相关的后勤,将以如何的欢天喜地的方式被得以实现。道路得以修整、学校得以建设、种植技术得以普及。
企业是来做慈善的吗?对于企业来说,扔一笔钱给当地的政府是最简便省力的办法,也会皆大欢喜。但我们已经看过太多那样的例子:返贫、绝望、轮回。
鼓励当地农户选取适合的咖啡原地、建设种植基地、开设咖啡工厂、进行品控、设计物流、协调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切是极其繁琐而且耗费时间的,但是结果是长治久安。
▲云南保山当地的农户把咖啡豆抱到收购点
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是拼多多的核心业务:消除信息不对等。坐拥4.29亿用户的拼多多,恰恰是通过将市场信息缺失的保山咖啡,匹配给平台上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廉价而优质的咖啡的用户。
我们最初所谈到的生态恶性循环,就此终结。
在我阅读《贫困的终结》的同时,我也阅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我对于他的观察,五体投地地佩服,但是对于他的结论,却满腹狐疑。
弗里德曼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认为,通过技术平权行动,通过技术外包、离岸金融的方式,能够将世界拉平,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诺贝尔奖获得者三人之中,最年轻的46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丝特·杜弗洛恰恰来自于印度。印度盛产具有思辨精神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本人就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的执牛耳者,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同样来自印度次大陆孟加拉国的默罕默德·尤努斯,既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消灭贫困的践行者。2006年,他的小额贷款银行“格莱珉银行“则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丝特·杜弗洛(图/视觉中国)
世界是绝不可能变平的。戴蒙德、萨克斯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努力,依旧在为社会发展和消除不平等而鼓与呼。
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慈善事业得以快速的发展,为穷人捐款在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荣耀和必须,这自然是社会进步的呈现。
但2019年经济学奖所要告诉我们的问题在于:当你无法直抵贫困的本质,并且像拼多多那样,去建立起地方智慧的效用、以发展替代扶贫、进行有效的技术性介入,所谓的扶贫,往往沦为一场空想和徒劳。
我所期待的是,未来我不会再带着恐惧和狐疑进入保山,而是愉悦和休闲。因为那里的山水很美,没有人应该为了生计而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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