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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岚:父亲和儿子的大学之路

空间作者 二湘的六维空间 202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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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恍然想起过去的年代,多少年轻人就此与父母分别东西,从此真正地离家独立。多少人的命运从此路径交叉,山穷水复,再也不会相逢。
 

家中“第一代”

文/ 凌岚


九月送儿子去大学报到。原来计划是全家长途开十五个小时车去芝加哥,临行前计划生变,改成我们母子三人坐飞机前往。装了满满一车的开学用品,从车上卸下来,都堆在客厅里——崭新的床单,被套,可以组合拆装的书架……林林总总被随意放在地板上,家里乱作一团。儿子可能被突然而来的离愁别绪搞得不知所措,头没脑地问他是不是家中第一代上大学的。

“你当然不是啦,真的不是!” 我回答,First-Gen 哪有那么好当的啊!你爸你妈在美国都读到硕士以上学位。

First Gen 指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在中国民间旧称“鸡窝出的金凤凰”, “寒门出贵子”。美国各大学每年公开的招生数据中,总有一项“First Gen”录取率。“寒门”在美国的联邦教育法案中有严格定义,“第一代”大学生必须是父母双方都没有拿到过大专以上的学位。若父母中一方拿到过大专学位(Associate Degree),就不能算,当然也不能享受各种教育优惠福利。若是父母上过大学但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孩子申请大学时可以算作“第一代”。出生南方底层平民总统比尔.克林顿,童年时由祖父母养育。他母亲维多利亚.克林顿在他幼年时一直是单亲身份。为了谋生她撇下年幼的小克去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读护士学位。克林顿总统高中毕业后拿了奖学金上乔治城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但因为他母亲的护士学位,出生贫寒的他并没有在履历中自称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

美国各大学多年的录取统计中专门有对First-Gen的追踪:27%-32%的新生属于“第一代”;“第一代”大学新生中,三分之一的学生年龄超过30岁; “第一代”边打工边读书,为了打工挣钱这些学生拿到本科学位的时间往往超过四年。超过三分之二的“第一代”读的是社区大学或者职业学校。

“第一代”大学生历年录取人数,完成学业率,毕业率,学费负债率,工作成就, 收入曲线等各种数据, 是经济学家研究和评判美国社会经济阶层垂直流动性的重要数据,是透视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各阶层对教育资源占有率的重要依据。这些量化的教育数据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和教育大国必也有,虽然并不见报。

按照这个First-Gen的定义,儿子的外公也就是我的老爸是家中的“第一代”——他是浙江山区农民家出的大学生,1957年考进南京工学院电力系发配电专业。走出苍南县的大山,远行读书,最关键的是当时在温州市做干部的堂叔的慷慨资助。考大学前夕,老爸到温州城里住在堂叔家。某日他和同学闲逛,在一个什么风景名胜处遇到了南下的国家领导人之彭德怀。当时文化革命磨刀霍霍但剑未出鞘,京华烟云中彭大将军独憔悴,他居然给这群乡下来的高中生做了一番临时讲演,勉励为国为民努力学习。我爸爸初到城里即见到贵客,非常兴奋,对彭老的话记忆犹新,他觉得那是登龙门的先兆。

我爸考上南京工学院(即民国时的东南大学,现在已经恢复这个本名)。多年后他一直把自己能够考上归功于1957——1957是中国当代政治上多事之年,那一年四月开始的鼓励知识分子给政府提意见的“大鸣大放”运动,历经一个多月以后变成“引蛇出洞”,反右开始。1957年的高考因为反右运动的影响,是对应届高中毕业生政审最严厉的一年,许多右派家庭出身的高中生因为家庭成分不合格而退档落榜,。有人下放当农民,有人去南京读大学,这种社会阶梯“上来”和“下去”是否零和,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证明,但现在回想起来总脱不掉“零和游戏”的残酷意味——别人下去了,你才能上去。这种同一年里此起彼伏的命运上升和沉沦,恰好分别呈现在我爸妈各自的人生里——老爸考上南工的那年,却是我妈妈家最倒霉的一年,外公——妈妈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离开了江苏省医疗系统。老爸考上大学,妈妈家阶层跌落, 一上一下,命运把这两个人的生活轨道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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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Gen在美加基本等同于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 这个概念成为衡量社会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指针。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旦有资质天赋和运气能成为第一代大学生,就有了走出原地迈上更高社会经济阶层的起点,个人命运从此改变。我老爸是一例。门罗也是一例。这位加拿大杰出的小说家1931年出生,比家父大几岁,她也是家中“第一代”上大学的。门罗生于安大略省西南部的穷乡僻壤,祖辈分别从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过来,领了加拿大政府无偿配给的土地作农民——按中国的成份划分就是“富农”。门罗的父母都上过中学,识字。他们属于加拿大广袤无际的土地上艰难谋生的小农户——种地,养牛,开银狐和貂农场, “经济阶层上仅比赤贫的农民好一点。”门罗的多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于贫困人家的女儿“走出去”和“逃出去”的真实故事,这些女孩子离家出走,或者顺利嫁人,变成改变一生的契机。门罗小说都有这么一个暮然回首的时间框架,看着叫人既庆幸又害怕。

中国的情形则更复杂。比如老爸的祖父是前清进士,乡绅,到了父母这辈已经又跌回到农民。一旦打倒在地,若想回到正常的上升路径要等到两代之后了,“三代制造一个贵族”, 而“一夜之间可以变成贫民”,上升和跌落的速度完全不均等。中国民间说的命苦到底是天意呢,还是生不逢时?

老爸出生于浙江苍南平阳,他在那里接受的初等教育基本就是私塾学堂加1949年后的全国统一基础教材。我记忆中他的童年都是在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岳飞的《满江红》词。至于如何学到微积分,高等代数,高中理化课并可以达到考上大学的水平,他从来没有跟我细说过。老爸每提到自己的大学时光,发愁的都是跟“钱”有关,功课难易,学科陌生,这些都好解决。因为生活费接不上,他还曾经休学一年,回到温州向亲友借钱才重新上大学。

“第一代”大学学习之路非常艰难,即便千辛万苦进了大学,稍不留神就因为各种困顿而终止学业,拿不到毕业文凭,这是中外穷孩子都经历过的。比如爱丽丝.门罗,在高中没有一刻松懈地读书,拿了四个奖学金,全部的钱加在一起也只够她读两年大学的学费。1951年开始在西安大略大学读了两年英语和新闻,她靠打零工挣所有的生活费——作餐馆女招待,夏天到农场摘烟叶,当图书管理员……如此挣扎还是不能解决两年后的学费问题。

要不是我爸的贵人堂叔出钱资助,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休学一年后再回到南京工学院继续学业的。门罗没有贵人相助,她像那个时代的女大学生那样,择一好人家嫁了,离开了大学,最终没有拿到本科学位。假若没有坚持写作,她这个“第一代”也是半途而废,成为众多“走不出来”的“第一代”的失败案例。但门罗写出来了,第一本小说集就获得“总督奖”,加拿大最高文学奖。

门罗在嫁人后随夫搬到温哥华地区,在那里居住长达十几年。因为经济拮据也因为孩子年幼,她从未回到安大略的故乡,连母亲患帕金森症病重期间以及去世都没能回家参加葬礼。待她回来,已经是人到中年。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工作在宿迁发电厂,等好不容易调回南京,跟我们母女团圆,已经又过了好几年。待奶奶第一次来到南京见到成为工程师和城里人的儿子,他们母子分别已经超过十年,我爸结婚多年并有了女儿, 那就是我。从苍南到南京的一路,分别换坐长途汽车,轮船和火车,经过温州和上海两处中转。我爸爸和奶奶事先约好在火车站以木梳为暗号,这一点我至今不能理解,母子相见,难道不是瞬间即可认出?还需要对暗号吗?奶奶90年代末去世,苍南地区已经富起来了。老爸2014年年末去世,这个奇怪的木梳约定永远成为一个记忆中的谜。

我们母子三人按时飞抵芝加哥,帮儿子搬进宿舍入住。两天后开学典礼,新生入学仪式上,四个苏格兰风笛手开道,乐声凄厉悠扬如唢呐一样抓心挠肺。新鲜人雀跃奔走在队伍里,我们家长冒雨站在路边为“未来的主人翁”喝彩,这时已经队分两列,孩子渐行渐远。儿子在队伍里对我说:“妈妈你听完刚才本科学院院长的讲演吗?老夫子掉书袋多啰嗦啊……”他兴奋得脸上泛光,好像一个老学究的讲演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事。说完他就跑开了。

我恍然想起过去的年代,多少年轻人就此与父母分别东西,从此真正地离家独立。多少人的命运从此路径交叉,山穷水复,再也不会相逢。


作者简介:

凌岚,生于江苏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中短篇集《离岸流》。个人微信公号“金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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