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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非侠:投放到汪洋大海里的井底之蛙

空间作者 二湘的六维空间 2021-01-29


题图摄影:吉它木影

当年的我,其实是深深地受限于自己的贫穷,以及学识的贫瘠,在视野格局和认知上,都存在问题。

一个清寒学子的北大成长史(10)

无头蝇校园胡碰乱撞
井底蛙艰难跟上节奏

文/侠非侠


“军训”结束不久,课程表发下来了。我这才知道,北大因为课室紧张,每个班级都没有固定的教室,每节课都在不同的教室上,课上完了就得背着书包走人,没课的时候就回到宿舍。


而即使是上课,也不一定是一个班一起上,而是几个班,甚至是全校同年级同学一起上。有时一个班上,有同年级的,也有不同级的,有进修的,还有旁听的。听课的人来源很杂,年龄大小不一,人数也多多少少,有时只有几个人,有时几十几百人。这种情况,在大一时最为突出。


因为北大第一年基本上都是些基础课,比如说文化史,历史,党史什么的。选修的人很多。这些课也大都选在学校比较大的阶梯教室里,可以容纳几十上百人。有时有些老师课讲得好,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室会被挤爆。搞得我们这些正式生连个座位都找不到。


当时,北大还秉持着开放听课的传统,这种开放,对内也对外。课室的大门都是打开的,只要你愿意,进得了学校,找得到地方,都可以进到教室听课。


因此,当年到北大蹭课的人不少,一如民国时杨沫,沈从文等,以至于在北大周围,形成一个个蹭课据点,那些旁听生们吃住自理,每天按时到学校免费上课,俨然职业学生。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估计是因为这些人太多了,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校园管理严格了,进出校园没有那么方便,这种情况才减少。


但这种传统并没有因此绝迹,只不过,受益人由外转内,变成了在校内工作的职工家属等。近年来,北大保安一再成为新闻热点,引发轰动,就是因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蹭课蹭出本科硕士文凭的,出书当作家的,办学当校长的,等等,不一而足,传奇又励志。


跟我们一起上课的,还有各国留学生,来自全世界。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种穿戴,各种做派,教室里俨然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印象中最特别的是来自朝鲜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统一服装,胸前都戴着领袖像章,进出教室团进团出,行动统一,仿若一支军队。他们对人客气而严肃,让人有点望而生畏,因为很担心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们。 


留学生中最活泼的是来自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的,他们的中文水平相对比较好,人也礼貌,非常热情,喜欢主动跟我们交流,沟通,混在一起。我知道韩国姓氏中常见的朴字不念pu,而是念piao,就是一个韩国留学生告诉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个日本小胖子,跟我们汉语班的同学玩得很好,常常到我们的宿舍来玩,我们都忘了他是日本人。因此,你若善交际,在北大你可以交到全世界的朋友,可惜,我却最不善此道。


即使同班同学,很多人选修的课程不一样,上课的时间地点也不一样。就拿我们同室六人来说吧,虽同是中文系,我们课程表很不相同,上课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到后来,每个人选修的课也很不一样,这样,同室六人,虽基本以班为界分为两组,但到最后基本上是自己上自己的。真是应了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那句古话。虽然进的是一个门,同一个系,但四年大学之后,每个人到底学了些什么,各有什么心得、特长,是无法比较,也无从知晓的。


这样,在大学里,班级,同学的概念就弱化多了,同宿舍舍友的概念则大大增强。因为教室变成纯粹上课的地方,上完了课,一哄而散,谁也不搭理谁。同学间的交往交流主要在宿舍,同学之间关系最紧密的也是同宿舍的。在我们班,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同宿舍的老门和老刘。我们三人中,老刘最勤奋,极少旷课、缺课、早退。老门和我基本都是情绪化的人,想上就去上,不想上就爱干啥就干啥,这样,老刘就成了宝。因为他基本上不拉课,笔记记得最全,我和老门到了要考试前,就只好求他借笔记来抄,或让他传达上课精神。他差不多成了我俩的救星。


同学间关系松散,上课老师更是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上课老师中有些是本系本专业的,也有些是外系外专业,甚至是外校外单位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匆匆赶来上课,上完课就匆匆走人。北大老师是很傲的,基本上是不会点名的。上完一个学期,连学生的名字都不知道。学生想在课余找老师聊聊,也很难。


对于习惯了固定教室,固定同学,固定老师,以教室为核心,围着老师指挥棒转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彻底颠覆性的。刚开始知道这样的情况,觉得怪异极了,也极不适应。特别是对老师的上课方式,当时就觉得简直是乱来,是放羊,是不负责!事实上,由于没有老师班主任的监管督促,学习完全靠自觉自愿,在大学里,还真有不少学生,逃课,睡懒觉,贪玩,把大学生活变成了游乐园。尤其是到了大三大四,很多学生变成老油条了,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严重。


刚上北大的不适应,还包括因为不大熟悉,找不到上课的地方。


北大的校园虽比不上清华大,但也不算小。北大的教学楼很多,又很分散,我们手中只有一张课程表,上面注明某某室上,而某某室往往相隔很远,每节课时中间休息也就十分钟的间隔。


刚开始时,我们对校园不大熟悉,也不大懂,以为可以像高中那样走路去上课,没有买自行车,结果,不仅误了不少课,也闹了不少笑话。


记得我到北大上的第一节课是党史课,地点则偏偏设在校园东门外的物理教学大楼。当时我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一块去上,在校内找遍了也没找到,好不容易一路打听赶到,课已上了一半多,已快下课了。


更荒唐的一次是,我看着课表上列明某课在一教上,当我赶到一个大教室时,课已经开始了,我满头大汗冲进教室,等站在最后面看了看黑板,又听了听老师讲的课,却发现上的是物理课,我一点听不懂,才知道搞错了。于是立即冲下来,冲出教室。我听到背后是一片笑骂声。一定是那些老生们在骂我这新生,是可笑的蠢货笨驴。


当时,我边跑边斜眼看了下老师,只见他也是瞪着眼,只摇头。当时,北大的大教室都是阶梯教室,门开在讲台两边,进出都在老师眼皮底下,我那样从台阶上一冲而上,又一冲而下的举动,的确也是够闹心,够莽撞,够傻冒的。

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像野牛一样在校园胡碰乱撞了几天,把我累的够呛的同时,也知道了没有自行车,根本别想在北大混,跑路都要跑死。


我只好写信给我三姐夫,把情况跟他说了,希望他能帮我。三姐夫很快给我寄来了20元钱,我花了15元,在中关园那个夜间黑市上,买了部旧单车,这样,才总算赶上北大人的节奏。


刚上北大时,还有一个严重不适应,就是占座。


那时,北大课室严重不足,座位短缺。要想找个地方自修,就必须学会抢座占座。占座,在北大可是门特别的学问,如果学不会,别说正常上课,连个学习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去当个飘荡的孤魂野鬼。


那时北大最好的座位是图书馆自修室,或者是图书馆馆中临时搭建的大自修室。图书馆离宿舍近,方便借书,又不用担心临时要上课了,位子没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很难找。为此,几乎每天早上,图书馆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主要是抢座位的人们。他们往往早饭不吃,先排队,图书馆一开门就冲进去,把书包往一个或几个最好的位子上一扔,表明此地名花有主了,然后施施然去吃饭或干其他的事。


有时他们把座位占了,却忘了,或者是临时有事来不了,座位一直空着,让人见了很不忿。就有人把占位的书包偷偷地挪走,或者干脆扔了。为这事,没少发生争吵乃至打斗。当然,那些占座的人都是很精的,专门找个破旧书包,里面放两本没用的破书,甚至两个砖头,这样,即使被人扔了,也没有什么损失。


其次是三教、四教、二教、一教或是地理楼,理科楼等教室的座位。要在这些个课室占座,必须拿着全校的课程表对照,认准哪节课没安排课才好。但常常出问题的是,课表本来安排这个时间没课,但你刚坐座位上,就进来一群人,告知临时调课了,就得赶紧收书包走人,搞得人颇为狼狈。


那时,如果要晚自习,就得下午就占好位,晚上再找是很难的,那就纯粹凭运气了。运气好时,有个地儿。运气不好时,逛遍了整个校园,都找不到一个落脚点。那滋味真是很惨很凄凉。尤其是在冬天,顶着寒风,雪花,踩着单车从一个教学楼到另一个教学楼,一个课室到另一个课室,却怎么也找不到,仿若游荡的孤魂野鬼无头苍蝇,感觉特别悲催。

图片来自网络


在北大的日子里,有多少时间花在找位子上,都无法计算。那时,北大的学习条件,其实是蛮差的。而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又很高,尤其是那些理科生,一天到晚背着重重的书包东奔西跑,学校的课座也大多是被他们占去了。当然,可能并不仅仅是北大,那时的大学恐怕都差不多。


当时我校园生活的一天,一般是这样的:早上八点左右起床,洗漱后去食堂吃饭。然后,拎着饭盒书包,骑着单车在校园里东奔西跑赶课,到学三食堂吃饭,回宿舍休息。下午没课,就去占座,或者去图书馆或宿舍里看书。晚上呢,也是或者去教室或去图书馆找个地方看书,或者就在宿舍里瞎聊。我因为穷,也不大会交际,活动范围基本上就限定在校园里,固定又单调。


这样规规矩矩还算认真学习的日子,其实也就维持了最多一年,这有高中时学习习惯惯性,也有对大学生活的敬畏。大二后,一看别人都逍遥自在地翘课乱玩,也随着懒散下来。呆在宿舍,或者到处乱玩。现在想起来,当然有些后悔,那时太不懂得珍惜,把宝贵的学习时间,给白白浪费了。


但在当年,这仿佛又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则是大学文科学习的确比较轻松,若没有自我高要求,奉行六十分万岁的话,那是很容易混的。二则是,经历过初高中高压下严管严控,一下子到大学的放任自流,人是很容易懈怠的,而一旦那股劲泄了,要再提起来,就比较难了。那需要重新立志,确定目标。而当时,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除了想赶紧混毕业找工作外,并没有其他高远的目标。


而那时我不少同学在入校前,已经有自己的人生方向目标,甚至有人已经小有名气,有作品发表。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宿舍的老门,入校后就代表新生在校刊上发文,其中一句引用唐朝诗人李贺“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真是意气风发,豪气干云,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还是从他的引语中知道鬼才李贺这句诗的。


而我的同学中,其实很早就有了“拿云派”(考研派,留学派,专业派,做官派),“呜呃派”(混混派,懵懂派)之别,我当然是后者。我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却又不知如何改变。


当年的我,其实是深深地受限于自己的贫穷,以及学识的贫瘠,在视野格局和认知上,都存在问题。犹如一只井底蛙,一下子被投放到了汪洋大海中,在孤独恐惧茫然中,只想着自保呼吸活命,哪里会想到充分利用那浩瀚海洋的魔力,由蛙蜕变为龙,翻江倒海,凤飞龙腾?


现在想来,相对而言,北大有最好的资源,最大的自由,最充分的选择。但在经历了那么多年残酷的应试教育,习惯指令性功利性确定性后,要转向自主性非功利性不确定性,从手把手,到无人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为职业学习到终身学习,从为人学到为己学的彻底改变,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有多少人,耗尽一生,也未能。


2004年我重返北大时,当年的学三食堂和大礼堂已经被这座百年大讲堂所替代,著名的北大三角地也面目全非,令我颇为惆怅。


好在,在北大时,我还是见识过一些高人奇士,所以,尽管醒悟得比很多人晚,我还是终究有醒悟的那一天。但是,晚了就是晚了,肯定会付出代价。那代价,就包括浪费了最美好的北大岁月和青春年华,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未完待续,每周五晚9.00刊发连载~

作者简介:

侠非侠:六零后,现居广州,媒体人。1984--1988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爱读书,爱思考。奉行真知真见真实真人“四真”主义,虽常遭头破血流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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