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比尔·盖茨一向居安思危。他所推崇的“大历史”学派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教授就“人类在大历史中应位于何处？”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人类是40亿年以来地球上唯一主宰了生物圈的物种。这种成功在于人类的认知革命:拥有集体学习、虚构精神事物并形成想象共同体的能力。1800年左右，人类的农业社会已发展到了瓶颈，但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发现与使用、普遍工业化与现代性的发展，让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所开发、榨取和消费的地球能量、地球资源急剧增加，意味着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影响之大到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既然人类的活动是由人的想法引发的， 那么人类的想法有没有危险？人类最危险的想法是什么？这都是值得去追究的。
      近 50 年来，由于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电脑技术与资讯科技等的迅速发展，使得科学技术开始全面介入人类身体与环境，人类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后人类”的存在样态。由此而产生了后人文主义。在后人文主义者看来:人不是存在的主人，而是存在的旁观者和 “看护者”。“世界”不是一个仅由人组成、唯人独尊的世界。而是类似于北欧萨米人眼中的一种“天地神人”共存的世界。如此，人不再是“世界的统治者”，而是看护者。“后人文主义”理论重塑和调整了人类主体，成为人与外在世界在秩序与和谐的状态中延续下去的 一种方向。

      以色列思想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提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三大挑战。这都是人类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负面效应。在不突破人类的人性底线和法律底线的前提下，我们怎么来面对它?一旦出现问题，人类应该怎样去修正?怎样去应对?

主持人

演讲嘉宾

讨论嘉宾

主持人总结

雷老师的分享显示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和他的历史责任感。他的演讲提到了集体记忆、权力关系、制度安排等关键词，这些都是我们面对新冠疫情所要焦点关注的问题。“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这句话用在这里特别贴切。雷老师提起“集体记忆”这个问题，其实是让我们在面对疫情问题的时候，对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分配关系以及制度安排产生一种非常敏感和非常关键的思考。因为这样的一种权力的分配有可能会改变疫情的方向。但是也有可能在疫情以后成为一种公权力放大的一种危险。所以我们讨论什么是人类最危险的想法，实际上也包括面对危机时刻人类的一些想法。

主持人总结

主持人总结

主持人总结

李晖

王皓毅

第一，我不是研究鲨鱼的专家，按我的正常理解我认为它应该会得病，但是我不懂，所以我不敢做任何判断；

第二，如果任何一类生物的某一个特性要嫁接到人类身上，在我看来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某一个特性往往是由很多个基因共同发挥作用所产生、涌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不是单独靠移植一个基因就可以做到的。据我所知，有一些物种产生癌症的几率相对非常低，这种特性往往是由很多基因相互作用决定的，整体移植给人类是极其困难的，但是通过研究这些体系从而理解它最根本的原理，把理解的知识转移到将来对人类疾病的治疗上是非常有可能的。

李晖

王皓毅

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直线上升的原因就是来自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爆炸和爆发式的增长。当人类具有越来越多的能量、能力的时候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更大，我们有什么样的考虑？

从朴素的自然科学的观点上来看，我们只看现实，人类的平均寿命从上世纪前期的30、40岁，提高到现在70、80岁，新生儿死亡率极大的降低，人口极速增长，以及绝大多数国家人民基本福祉的保障和人权基本概念的普世性的建立，都是基于我们对于基本物质资源的保障基础上，以上这些我觉得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了最核心的作用。当然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一些可以自我毁灭的力量，比如核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疯狂到自我毁灭的地步。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科学会赋予人类更大的power，虽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有极少数人会有一些危险的念头，但每一个想要把这些power用在毁灭整个社会生存的人，就会有100个人站在另外一面保护这个社会，这也是我对科学发展永远抱持积极心态的重要原因。

另外，人文学者塑造一个促进更多人的交流、善意合作的社会文化，当这些成为主流，那些极少数的所谓“邪恶”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李晖

王皓毅

这是值得大家庆祝的人类伟大的进步。

成卓

我想先阐述一下我自己对“人类最危险的想法”的看法。

我认为：人类最危险的是思想的异化和对思想的禁锢。从这次全球疫情的发展的过程看，病毒肆虐、信息泛滥与误传、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调节措施的失效等等，所有的现代社会及现代制度本身的风险，都在这一次重大危机中表现了出来，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会出现的典型问题。有些大众的反应也是典型的思想异化的一些反应，比如憎恨、厌恶、过敏、强烈反感、拒绝和疏远等等，这些反应我们大家都看到过。当情绪加重到一定程度而不加以修正，就可能会引起莫名的憎恨和战争，这是很危险的。

刚才有老师提到了“大众习惯了眼见为实”，我认为这种想法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对思想的禁锢。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红外线和紫外线的，我们的耳朵也是听不到超声波和次声波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相信我们感官体验到的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带着这种偏见，认为只有被科学证实的才是真实的，本身这个想法就是很危险的。

从264年前俄国科学家就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但是到今天地球上还有将近一半的人不相信灵魂的存在，不相信三维空间上面有四维、五维一直到N维空间。这些都是人们对自己思想的禁锢，或者是因为无知，或者因为偏见，所以这些禁锢都会阻碍人类社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文明的发展。

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是用我的艺术作品来阐述我的多维宇宙观。屏幕上放的是我的系列作品《蚂蚁的上帝》中的一幅，其实就在讲人类在三维空间，是二维空间的蚂蚁的上帝，但是生活在四维空间的智慧体又是我们的上帝，以此类推。我们不应该固守我们看见的和我们能感知到的或者我们认为的知识就是最终真理，而是应该不断地去拓展我们意识的边界，去提高我们智慧的维度，这样才能推动科学和思想的进步，从高纬度视角看三维的问题，人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解放。

成卓

雷颐

谢谢成卓，谈到“历史记忆”，这确实是历史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坚持“历史记忆”这个观点，因为历史记忆在长期历史研究总是一种宏大叙事，任何事情都是从国家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谈，很少有个人的，尤其是芸芸众生、普通人的历史，几乎进入不到历史的叙事之中。恰恰我特别重视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写下的个人见闻和感受、特定时刻真实的心理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是要保持我们的历史记忆，比如当下的历史记忆就是和疫病进行抗争，但我们本身自然会遗忘，还经常有外在的力量控制我们要忘记什么、要记住什么。公民的概念是一定要保持个人记忆，所有普通人的个人记忆汇集起来就形成更多的一个集体记忆。

当然有时候上升到非常哲学或者是非常形而上学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就会说有没有真实？有没有真实首先回到现在的层面，疫情来了，死亡了几千个人是真实的吗？你认为不是真实的吗？是不是一种真实？

我对历史哲学非常感兴趣，有一个著名的实验是讨论关于有没有真实历史的：很多人坐在教室里面，忽然进去两三个人打斗，几十秒钟后再撤出来，然后让所有在教室里的人说你们看到了什么。每个人说出来的都不太一样，但汇总每个人的陈述，最后研究出来总会得出一个相对的真实。如果没有这个确定性人类怎么生活呢？今天完全没有确定性，我们这个讨论还会留下什么影响吗？没有影响我们这个讨论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我谈的，你问的，都是关于灾难和记忆。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历史学具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包括学术内在的限制和外在的压力，使他不能记述一个很好的大众记忆，没有材料就说不出来。而文学、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性，可以进行一种平民的叙述。我特别注重从诗歌、小说中证史，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补史之阙》，不说外在的限制，就是历史学本身内在学科性质决定了很多事情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而这个局限性恰恰能用文学作品填补。历史学往往是从某个人的日记来分析，文学有时候能够根据一种感觉营造出一个更真实的人的心理状态，比如说加缪的《鼠疫》，《祸乱时期的爱情》等等。

成卓

雷颐

这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编者注：发明了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说在疫病初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有关部门有严重的失误，但后来的控制方法极其有效，这事实上就反映出我今天说的矛盾，这也是很多人关注、担忧、担心的。（具体观点可参考尤瓦尔·赫拉利最近发表的“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

顾振清

今天讨论三维世界的经验，也是在讨论这样一种经验能否成为人类的一种惟我独尊的原因。人类所拥有的经验成为整个40亿年来地球生物圈的一个霸主。刚才王皓毅所说的理念，谈及科技发展也催生了一些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否也是另一个危险的存在呢？因为越高级的文明有可能也是越脆弱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反思的一个节点。

对于现在的新冠病毒，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索多玛的惩罚和诅咒。因为人类扮演的造物主的角色是人类在三维世界的经验里想象出来的一个角色。人类所实行的对整个地球生物圈的改变，实际上在为自己造福的同时，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时候，也造成了我们对整个生物圈的一种危害。我想请王皓毅老师一起来讨论一下，科学技术发展有没有负面的危害？是否人类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能够为人类保驾护航，去规避这种危害？这次疫情爆发形成的危机还没有消除，如果有更大的危机事件出现时我们应该怎样应对？人类在这一点上是否应该有深度的反思？

王皓毅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简短地说几句。我是一个科学乐观主义者，再次强调。

我个人不觉得疫情、灾难是任何所谓的某一些超自然的意志或者对于人类的一些惩罚和诅咒。我个人认为这是纯粹几率的问题，每一百年或者是几十年有重大的疫情、流行病或者是重大的灾难，这纯粹是几率的问题，对比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或者是更早的瘟疫，我觉得这次的疫情对人类生命的损失应该会远远小于一百年前或者是几百年前，因为科学和技术有了太多的进步。刚才有的老师在讨论中多多少少有一些觉得人为因素可能参与到病毒里边，我个人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有任何直接的科学证据去支持这种猜测。用最直接的逻辑来讲，这个病毒极大几率还是自然衍生出来的。正因为如此研究病毒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不是因为有了P4实验室才有病毒，是因为概率事件一定有新的病毒威胁人类，必须要有P3、P4实验室进行最高级别的防卫，在这个防卫的体系里研究可能的高危病毒，才能让我们有可能更好的反应，这是科学的逻辑。我们看到的是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大量的、各国、各领域的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使出浑身解数开发新的疫苗和药物，溯源病毒变异，研究其传染特点，解开它的结构，科学使我们面对这次疫情时一定会比几十年前、几百年前能够更好的多的挽救人类的生命，延续我们的生命。

至于科学技术持续发展会不会有一些不受制衡的东西，使人类社会变得更脆弱，我想明确我们的语境是什么？我们说危险，那这个危险是针对一个个体而言还是对一个种族而言，如果对一个个体而言，短短70年的生命在一个相对和平富足的世界里生活下去，我觉得大概率没问题。但是如果讨论五百年后种族的生存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更多的您讨论的是种族的角度，如果要应对我们不可知的环境的剧烈变化，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跟其它物种一样被进化所筛选，而人类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有科学和技术。我们有可能在当年毁灭恐龙的陨石坠落的时候用核弹把它炸掉，我们有可能在清除某一类物种流行病病毒兴起的时候，有科学家研发的抗体和疫苗解决问题。我是做科学研究的，但是从这套自洽的逻辑观里边，我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最伟大的一种思维方法，当然它不能解释所有问题，因为科学永远在拓展边界。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后会有一百个问题延伸出来，但这不代表科学不是理解这个宇宙最好的方法，我是科学的崇拜者，我也是它的践行者，我也是非常乐观的科学主义者。

顾振清

谢谢王皓毅老师的分享，我觉得王皓毅老师的阐述很重要，人类个体的福祉是否跟整个人类物种长期的繁衍是有关联？当然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提出“人类最危险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种不断考虑自己存在意义的一种生物，对自身意义的思考不会只满足于长期繁衍下去，更会考虑在生存以外、繁衍以外的更高层次上的一种意义。这些意义形成我们对整个生物圈的平衡，对人类整个思维结构跟自然规律和宇宙秩序是否有关联的思考的一种追问，这种追问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原因。

王皓毅

现在很多人讨论环境、生物圈，我个人觉得绝大多数人还是从人本的角度在讨论问题。这个生物圈是不是能够符合人类继续的生存需要，如果刨除人类，去掉人类的意志就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意识里边。一切都是人本的，我们还是得以人本的基础来讨论问题，否则可能也是讨论不清楚的。

顾振清

是的。为什么康德说“人为自然界立法”，因为人类感知的外在世界就是人类感官经验所把握的那样的一个现象界。万物以现象反映到人类的知识系统。所以如果我们问，人类灭亡以后这个世界还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假问题。没有人类了，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相当于不存在。所以一切还是要围绕人类来谈。但是人类不能以一个僭主的身份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这个也值得思考，如果人类经常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这个扮演是非常有限度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还是把问题开放，我想问一下李晖有没有进一步的提问，李晖的确为这次论坛准备了一些核弹级思考的问题。

李晖

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看法。我一直疑虑的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环境，是环境逼迫着我们要思考本质的问题，确实是出了问题，不是说没有问题，不是说太平盛世，所以我要大空间地想，我们要考虑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是我们势必会面对的。我们一个地球够不够？或者是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个不是问某一个人，也不是问某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在一个历史长河中方向性的问题。我不是说都要这么终极的考虑问题，但咱们是在三维的世界里。

三维还有一个定义：是因果的（原因和结果），按照第四维时间的方向、按照顺序。现在的现实是在三维世界中一定要考虑因果关系，我特别想问，尤其是有疫情前、疫情后会有巨大的变化，预判疫情后的变化会不会考虑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为了繁荣？繁荣是结果还是原因？或是我们会质变进入一个更“高等”的文明，还是我们有更迫切的需求必须要解决这个悖论问题？我发挥想象力的想象一下，比如我们迫切地感觉到将来有可能有大问题，所以要快速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找第二个地球作为备份，那个有可能是科幻的问题，但是代表了一种心态，我们得知道，其实我是一个科学迷，我确实觉得解决这一切问题只有靠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一切疑虑堆积在这儿是压力，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几位专家，咱们关心这件事的朋友们分享，是不是所有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都产生了这个疑虑，这是大家要面对的问题。

藏策

刚才听了几个老师还有嘉宾讨论的问题，我也在思考，我简单地说一下个人的观点：

刚才提到的历史与记忆的问题，我认为记忆方式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如何记忆的问题。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事件的记忆，为什么会不同甚至于完全相反？就比如人们对眼下身处其中的疫情，人们的记忆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网上的争吵甚至是骂战了。记忆从来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人的记忆方式，一定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对现实的理解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外界舆论的诱导等等密切相关。当这些记忆的背景不同时，记忆也会完全不同。那么所谓的共同记忆呢？

共同记忆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个人记忆的最大公约数。当然了，不同的个人记忆在共同记忆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更具话语权的记忆方式一定会对个人记忆起到重塑的作用，从而对不同的叙事进行“再生产”，并吸收到更具话语权的叙事方式中来。那么为什么历史又总是公正的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真正源自个人生命体验的记忆就会浮出地表，并唤醒人们曾被遮蔽了的生命体验。这一点刚好也回应了雷颐老师刚才对文学记忆的观点。

因为真正的文学的记忆，同样是源自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的，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那么为什么文学文本有时会比历史文本更具承载个人化生命记忆的能力呢？这与文学特殊的语言方式有关。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像我在前面所分析的，因为真正的文学，具有对“世俗世界”日常语言进行救赎的功能，文学可以破解在日常生活中被固化了的语义关系，从而将日常叙事提升至心灵叙事的层面，并对“世俗世界”进行精神性的超越。

现在再来看历史。首先，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这是大前提。史料如果离开了个人记忆，那历史就不存在了，即使是史书放在那里我们也解读不了，就只是是一堆符号，跟天书一样，是不可解的。我们之所以能读懂历史，其实也是基于我们的个人记忆与生命体验的。

那么记忆又是如何被历史所收纳和编码的呢？胡适、傅斯年他们曾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所以他们那一代学人，最喜欢干的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什么东西呢？找史料，也就是收集尽可能多的有关记忆的文本。因为只有对更多的记忆进行考辨、互证，才能揭示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历史样貌。那么掌握了史料是不是就可以还原历史的所谓“真相”了呢？也不是。因为这些史料在不同的叙事框架中，也同样会被纳入不同的意义系统之中。比如说在新历史主义理论中，史料其实就相当于小说叙事学中的“事件”，“事件”在不同的叙事类型中，就会变成各种不同的故事。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在这方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假定史料都是真实可靠的，但在进行叙述时就会被纳入到与文学叙事无异的四种文体之中：罗曼史、悲剧、喜剧等……史料需要文字叙述、要修辞，于是就成为了一个文本，而不再是什么所谓“客观”的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能做的，其实就是尽可能充分地表达我们各自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以及相关记忆，为未来留存更丰富的史料。

解释清了这些问题，其实李晖老师刚才所提到的问题，也就不言自明的。我们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焦虑，以及怎样的焦虑，其实恰恰源自于我们今天的记忆方式。由于人们今天的记忆方式不同，对于未来的焦虑也肯定是多种多样的，甚至会不焦虑。比如“最大赢家”之类……

在今天我们都在家里呆着的时候，每个人的焦虑一样吗？不一样，各有各的焦虑。有一些人对未来的焦虑，在我们看起来或许是很可笑的，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却一点不可笑。这些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经验、生命体验的不同，以及记忆方式的不同。我们今天既然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方式，那么对未来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有关焦虑的想象共同体。这就是我对李晖老师所提问题的答复。谢谢！

顾振清

谢谢！我觉得后2020时代（所谓疫情后时代）人类可能会形成一种“认知革命”。认知革命是这次大流行病带来的深刻的人类生存危机的一种反思。当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50年来的发展，让人类整个的能量和能力爆棚，有一种爆炸性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产生了很多念头，比如说像超级人类有没有可能产生？超级人类通过对永生界限的突破而实现。永生的界限是三维世界里不可考量的。人类有了智慧以后就会考虑永生，所以永生的维度被造物主屏蔽在人类生存环境之外。这就是所谓的“失乐园”。但现在永生也是在被人类自身所思考。

第二，人类具有超能力，因为通过人工智能，通过脑机融合有可能让人类超越现实人类的一种能力，包括对病毒的一种研究和思考。如果有一些人注射了某种疫苗，他们可以完全抵御所有病毒，百病不侵。这样一种超级人类的产生，有没有可能重新会形成一种阶级、种族、平等等新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包括以前有一个叫“伤寒玛丽”这样的人物，因为她永远带有伤寒病毒，但是她没有症状，但是跟她接触的所有的人都会得病和死亡，超级玛丽是否应该被永远隔离呢？如何考虑她的个人人权问题，人类会不会出现所谓的病毒人特殊群体的存在呢？因为病毒可能会长期存在，这些都会让我们形成一种思考。我把这些思考的问题必须抛给各位主题分享的嘉宾、提问嘉宾。

成卓女士听我刚才的想法有没有激发你对新的问题的一些思考呢？对科学乐观主义有没有批判呢？刚才你的整个知识结构跟王皓毅老师科学乐观主义的确是有一些碰撞的，这些碰撞你有没有进一步的思考？

王皓毅

我其实不喜欢不可知论，我们可以用这些不可知的所谓的玄学或者是任何一种理解方式让我们停止思考事情的本质。我仍然认为世界是可知的，科学永远会拓展我们的边界，这是科学最伟大的地方，包括“伤寒玛丽”、有更强的免疫能力的无症状携带者，其实这都不是任何科学发展的结果，这是自然的一个结果。自然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科学会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他们跟其他的人有不同。

人类就像其他所有的生命一样在这个地球上要经历无穷的不可预测的环境的挑战，包括病毒、生态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我们像其他物种一样被选择、被淘汰、被筛选，一部分人活下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保证更多的人能够更好的生存，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我们就是要靠科学技术把这些过去未知、不可知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变得可知，它的不完美或者是自我挑战、自我更新，不应该成为被攻击的理由。

顾振清

王皓毅的科学乐观主义还有一个人道主义背景的立场。

成卓

我回应一下王老师的观点。我没有反对科学和技术，我觉得科学和技术我们应客观、正确地看待它的发展。在三维世界里，科学和技术是人不断发现和研究三维世界的规律，当然也会随着对太空的探索发现其实有四维空间的存在。但是，因为科学家也会受到三维世界的眼耳鼻舌身的感官限制和科技探测手段的局限，所以科学和技术相对和人类升维后的自我意识对宇宙真相的了解来比总是滞后的。

王皓毅

你有更好的选择吗？

成卓

我并不反对科技。我说的危险是指如果人类被“没有通过科学证明的东西就不存在”这种思维逻辑所限制，而把人类的思想禁锢起来。这就与你刚才说的人最危险的思想是“限制人类的想法”类似。

王皓毅

大家对科学经常会有误解，恰恰是相反的，科学是最开放的思维方式，比如你问我有没有鬼魂、有没有灵魂，我会说我不知道，我不会说科学说没有。但是我需要实验证据，否则变成玄学，变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需要实验证据，实证主义是我世界观的基础，如果说不需要实证，只要信就好了，那是宗教的思维方式，没有太多讨论的空间。

另外，在数学语言上早已经可以描述十维或者是更高维度，但是我同意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的意识去体验。

成卓

不是，我就有体验，很多修行之人都有体验，不管是古时的释迦摩尼、老子还是现代的印度瑜伽仕。

王皓毅

讨论宗教是另外一个事情。

成卓

这不是宗教，我说的有些修行人是可以进入多维空间的，我也体验过升维，即短时间超出三维世界，其实有很多人能体验到，即使这样我并不反对科学和技术应该继续向前发展，我只是说相对人的意识能进入高维空间来说，科技的证明手段受三维限制会有延迟。

王皓毅

顾振清

王皓毅可以保留你自己的观点，成卓也可以保留你的观点，我们今天不得出结论。

王皓毅

没毛病，有两个事：一个是fact，一个是主观感受，fact可以讲，主观感受没法讨论。

顾振清

其实大家都试图去谈fact，但对fact的认知是不一致的。

开放讨论环节

顾振清

有观众提问：翟老师，只要相信生命是神创造的，就会坚信有时失控的科学研究会受到神的审判，这不，神的审判正在开始。核心问题是无神论唯物信仰的科学研究的破坏性。比如贺建奎的研究被广泛的批判，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神，制造生命的工作属于神，不属于人。至于人对人大脑信号的分析与研究、利用，是不是挑战了神的权威，神会看的清清楚楚。这是一位有神论者，对翟老师的一个提问。

翟振明

这一点我和王皓毅老师的观点接近，我也不反对个人对多维时空的体验，所以成卓的体验我可以承认有，因为我自己也体验过气功的功能，气功的功能用现代科学没有概念去描述，但是不能排除它，我就体验过，治好腰的病。

刚才我也讲了，要做出有自我意识主体的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以量子力学为基础，这也是科学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是正在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和成卓的体验和王皓毅先生的科学信仰主义是可以调和的，并不是水与火的冲突。有神主义者讲上帝有人格的神，我是不承认有人格神的，量子力学我不全懂，但我也是一个虚拟现实研究的一个科学家。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家，我应该比王皓毅教授更开放一点，就是这样。谢谢！

顾振清

藏老师，有提问嘉宾表示很同意你的观点：每一次打破固化，都是边缘起革命，比如伟大的历史性艺术品的创作者，是否一开始都是都处于边缘位置，慢慢成为主流，然后又成为被固化的思想？

藏策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顺便提一下，实际上我非常同意王皓毅老师提到的关于科学的观点。因为恶产生于蒙昧，科学恰恰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祛魅与启蒙的重大作用，推进了整个人类认知方式与理性的成熟。科学只要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且具有元认知的自觉，不固守于某种阶段性认知,那么科学就不危险，就不会沦为“惟科学主义”。

我想有必要划分一下科学与作为应用科学部分的科技。比如翟老师说的马斯克的“脑机结合”，它的危险性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认为：在于其是否会沦为某种危险思想的工具。如果一种非常前沿的新技术，被服务于某种非常危险的思想，比如我提到所谓的“至善”，以这样一种执念把所有不属于“善”的人全部洗脑，那人类就成魔鬼了，这就太危险了。

说到洗脑，我想再补充一下这方面的观点。思想固化的极致，就是被洗脑。只能用一种语调说话，只会用一种方式思考，只会用一种目光看世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脑残”。我常在一些僵尸、吸血鬼之类的电影里看到类似的场景：人被僵尸或吸血鬼咬死后，也成为了其同类，再去咬别人……这其实就是现实中人被洗脑后的象征性恐怖景象。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度说，洗脑的原理，其实就是强行控制了符号关系中的“解释项”，包括语义的“解释项”与图像的“解释项”。于是人脑就变得像被输入了病毒软件的电脑一样了。那么“脑机结合”会不会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新的洗脑方式？我对此也充满着深深的忧虑。

科学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由科学发展而来的某些科技，如果被“极恶”的理念所掌控，那就会构成人类毁灭性的危险，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顾振清

一位线上嘉宾提问：人最危险的想法就是失控的控制欲，无法控制的控制欲。各位觉得这个提法对不对？请雷颐、王皓毅老师、翟振明老师都来回答一下。

雷颐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算是科学问题还是人类问题，人类想控制一切，想控制自然，一切都在人类的把控之下，所谓人的主体性就在这里体现，人类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缺乏敬畏之心，这确实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人类本能的有一种想了解自然，并控制自然，控制一切，包括控制其他人的想法，控制其他人的想法是最危险的。

翟振明

控制其他人是最危险的，这是政治的危险。

王皓毅

让我很困惑的是我们讨论的语言如何定义的问题，当我们说危险的时候，怎么定义危险，谁有权力来定义这个危险？对谁危险？是对个人危险？对种族延续危险？对今天福祉的危险？五百年后种族生存的危险？

顾振清

都在讨论当中。

王皓毅

但是我们要讨论清楚才能谈问题，因为我是做科学比较严谨，否则谈的都是不同的事，很多时候是鸡同鸭讲，谈的是不同的事。

谈到“控制”什么叫控制？我们现在在讲话，我在谈我的思维算是控制吗？有可能我很强的影响了某些人的想法，这算是控制的一部分吗？

顾振清

这是影响、说服，并不是控制。

王皓毅

对这些名词定义上我会有一点点迷惑。

顾振清

人类的语言、整体思维逻辑，都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可能词不达意。人为的知识都是有一些漏洞的。人也是有缺陷的，让人的意志成为整个宇宙的意志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如何让人和整个世界有一个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这可能是我们对所谓最危险的这样一个“最”字有一个思考。“最危险”涉及整个人类物种的生死存亡，而不是个体。对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这才是我们所焦虑的一个对象。

成卓

失控的控制欲是个问题，我觉得不用争论它是否是“最危险”的问题，我理解论坛问的“人类最危险的思想是什么”，应该是个开放式的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刚才几位老师谈到的都是各种危险，其实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包括科学角度、哲学角度，历史角度、文学艺术角度，来谈我们认为的什么是人类最危险的思想。我想这个参会者担心的 “失控”或者是控制欲的扩大化，无边界的扩大，可以理解为如果有人想扮演“上帝”来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或者是人类的生存方式，那是很危险的，包括刚才雷老师谈到人的隐私、私权和政府的公权的矛盾等，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到的问题，都会是对人类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问题。

翟振明

我多说一句，这种危险性就是自己做了危险的事，自己还不知道，比如说意识被抹除了，大家的意识都被抹除，互相看着都很正常，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是真人，都成了“机器”，这样的话地球上就是看起来好像有文明在发展，其实都是行尸走肉！这就是自己做了还不知道自己在做，这是危险的。

顾振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