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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乘客倒地猝死,北京地铁请收起你的大爷范儿

边城蝴蝶梦 有好报 2023-07-25


9月25日早上7点59分,一个45岁的山西男人,在人潮人海中,在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轰然倒下。

这个做销售的男人,在去往东直门站的扶梯处突然晕倒,后被乘客抬上站台。6名警察很快来到现场疏导客流,期间,两名乘客也先后轮流对他进行不间断的心肺复苏。


8点30分,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将他送往医院,但已经抢救不及。

北京有媒体报道称,“对于死因为猝死,家属表示无异议。”

家属“无异议”,不过有184万粉丝的微博大V“急诊夜鹰”,长期工作在急诊一线的医生、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王西富,却有异议。


他在微博上表示,“心脏骤停急救,不是没有有效的急救措施!有效的急救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就你北京地铁不知道。北京地铁,其实你知道,你只是在装傻。北京是什么地方?首都啊,全国百姓瞩目的地方,堂堂北京地铁容不下一个小小的AED吗?你们在犹豫什么,在公众急救这个领域,你们的作业已经晚了20年。“

AED,是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的缩写,即“自动体外除颤器”。这种傻瓜级设备操作非常简便,专供普通民众使用。发生在医院外的心脏骤停,多是心源性心脏骤停,通常表现为室颤。AED电击除颤是最有效的急救方式,每延迟除颤1分钟救活率下降7%-10%。

按照这位拥有丰富急救经验的专业医生的说法,那位山西中年男人其实本有望救活,如果北京地铁配备足够的AED的话。

倒在北京地铁的,已经不止一个乘客。

2016年6月29日晚上7点40分左右,时年34岁的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晕倒在了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的站台上。虽然有多名乘客紧急施救,但由于现场没有AED可用,等到50多分钟后急救人员到场时,金波已经回天乏术。


金波妻子的哥哥叫邓飞,是著名的公益人。悲痛之余,邓飞多方呼吁、募集资金,推动在地铁等公共场所配置AED。

邓飞团队曾经和北京地铁公司多次沟通,希望在地铁站安装AED设备,但进展不顺。邓飞说,北京市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管理严格,民间组织要介入其中发展公众急救很困难。

北京市急救科普达人张元春认为,社会机构如果顺利进入地铁站、机场等大型公共场所安置AED并培训工作人员,会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这是有关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2019年,中国红十字会愿意提供AED并负责部分管理,恳请北京地铁允许AED进入,也被拒绝了。


社会机构进不去,自己又做不好,后果就是在人流巨大的北京地铁里,频繁出现有人倒地不醒。

2019年3月8日一早,29岁的小张在北京昌平东关地铁站准备乘车,身体不适突然晕倒。当急救人员到达时,小张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家属称在等待急救人员到达前的30分钟内,地铁公司未及时抢救,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要求索赔150万。而北京地铁方面辨称,“猝死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有效的急救措施,为了防止二次伤害,我们不能采取更多行动,毕竟我们不是医疗单位。小张自从倒地后就没有过任何动作,立刻丧失了意识。公共场所的急救义务仅限于普通的摔伤、身体不适,小张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一般公共场所的职责范围,作为非专业人员不能擅自处理。

2019年11月29日下午1时50分许,北京地铁2号线一名男性乘客突发心脏病,于和平门站开往前门站区间倒下,抢救无效,67分钟后被宣布死亡。新京报记者多次向地铁站站长、多名地铁站工作人员确认,该站没有AED紧急救助装置。一名乘警也向记者证实,地铁站未设置AED。

在北京的地下,一个又一个人,无声倒下,然后死去。

2019年3月,新京报记者曾探访北京25个人流密集场所,发现仅9个配AED ,在多个地铁站,均未发现安装AED。

一年多过去后,又有一个乘客因为施救不及时而去世。在北京的地铁里配备AED,为何这么难?

2019年11月30日,新京报曾发表评论称,一些公共场所在急救方面消极应对,或与怕担责任有很大关系。

设备安装了,平时就要负责看管;如果出现故障还要牵头找人维修;地铁工作人员要定期培训急救技能;一旦发生猝死,没救活可能还要但责。少做少错,不做没错。于是,不管社会有多大热情,北京地铁就是拒绝AED进场。这种大爷范儿,也是没谁了。

我坐过北京、广州、深圳、上海、南京等不少城市的地铁,据我个人体验,北京地铁是管理最糟糕的地铁,广州、深圳较好。

在北京地铁,老破旧不说,毕竟是国内第一个开通地铁的城市。设施可以陈旧,但管理不应该落后。很多直梯都是锁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手扶电梯又总是一个方向,年轻人倒无所谓,但老弱病残以及带行李箱的乘客,就太难了。在北京地铁里,也很少看到有推婴儿车的,因为到处都是台阶,太不方便了。

深圳地铁虽然只有十几年历史,但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据新华社今年1月12日的报道,深圳地铁各线路已配备500多台AED,累计成功救人6起。


深圳地铁不光全线配备AED,母婴室、家庭卫生间、平行电梯,都一应俱全。残疾人还可以让工作人员帮忙推轮椅。推婴儿车进地铁,更是非常方便。

深圳地铁还联合深圳市急救中心共组织开展急救培训40多批次,有3200名工作人员完成急救培训,并获得由深圳市急救中心颁发的初级救护员证。据说,如果地铁员工出手救人,还会获得公司奖励。

南京地铁也很重视AED的配备。今年6月18日,南京市红十字会和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启动第二批AED投放,预计未来两个月内,南京地铁站点AED将实现全覆盖。

今年4月30日晚,南京地铁里的AED还成功挽救过一位市民的生命。当晚7点多,南京苜蓿园地铁站附近一健身馆,一位女子突发意识丧失并濒死喘息。


健身教练跑去地铁站找到民警借用车站的AED,民警来不及扫码取AED,直接砸破玻璃,和值站人员一起赶往健身馆。

19时35分至19时55分,经过心肺复苏和AED除颤急救,这位女子脉搏平稳,于19时57被120接走。根据AED导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一次电击后,女子的心律随即恢复正常。在120到达之前,她的心脏就已经复跳。

甚至在四线小城安徽宿州,都在车展上、学校等80多处公共场所安装了AED。

作为国内较早开通地铁的城市,广州地铁管理一向不错,地面干净整洁,服务态度上佳,指示标志明确,但在AED配备方面,广州是有缺失的。“急诊夜莺”甚至很不客气地说,广州地铁是个“怂货”。


9月26日上午,我打电话给广州地铁方面,询问AED配备情况。工号116的接线员,态度很好,但他不了解这个问题,也没有回答的权限。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负责宣传的。电话那头让我直接联系卫计委,说这类设施都是由上而下部署的。

下午,我特意在东山口地铁站看了一下,几百米走下来,没看到一台AED。从体育中心站下车出站,走到地面的过程中,也没看到有AED。

广州地铁的管理,在国内一向领先,但在AED配备方面,要补足短板。

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明,如果在心脏停止跳动的4分钟内,使用AED设备与进行心肺复苏,能够大幅度地提高救活率。这短暂的“黄金4分钟”,就是急救的关键时刻。

201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泛血管医学研究院院长葛均波在世界临床医学综合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说,中国心脏猝死的人数每年约55万,每日至少1500人心脏骤停位居全球之冠。其中不足1%的人成功获救,仅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急救知识普及率高,公共场所AED配置率高。据四年前的统计,各国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日本235台、美国317台、澳大利亚44.5台、英国25.6台、德国17.6台、香港地区10台。

中国每10万人的AED数量,这方面没有搜到具体数字,但一定是非常少的。

一台AED虽然价格不菲,一般都要上万元,但是北京等城市的地铁不配备或少配备这种救命仪器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没钱。

一台地铁安检机的价格,比AED贵多了,但每一个城市的地铁入口处都有安检机、安检员。公共安全固然重要,但一个需要挤地铁的普通人的生命也是无价的。

如果像深圳和南京地铁那样重视乘客的生命安全,倒在北京地铁里的那些人,也许现在还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子女的好父亲。

今天倒下去的是别人,谁又能说,明天倒下去的不是你呢?看上去,我们是在救他人,其实,我们是在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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